相声坛子

标题: 侯宝林《卖艺生涯》（四） [打印本页]

作者: 汪荣照 时间: 2013-12-6 22:15:47 标题: 侯宝林《卖艺生涯》（四）

拜朱阔泉先生为师 我21岁那年，正式拜朱阔泉先生为师，学说相声。朱先生长得胖，外号“大面包”。拜师，得上饭馆，请一桌客。按照说相声的规矩，得请说评书的、唱莲花落的、变戏法的、练把式的这四门的师傅，一门各来一位。为什么？因为这几门分不开，单口相声里有评书的因素，评书里面也有相声的因素。唱莲花落前面有“说口”，就是上面提到的“前脸儿”。我们也把莲花落里有用的部分改编成相声。练把式也有说的部分，北京有句土话：“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那就是说“说”的成分很大，因为光练的话，一趟拳、一趟刀，二分钟就练完了。变戏法的也是如此，前面必须有“说”的部分。我要学相声，就得请说书的、唱莲花落的、练把式的、变戏法的，这四门每门来一位师傅。当时我哪有钱上饭馆，我拜师，就拿出一元钱，在师傅家请吃了顿炸酱面，只请了绪得贵、汤金澄两位老师，那二位没去。我冲师傅叩了三个头，吃了顿炸酱面，就算正式拜师了。当相声演员有几样小道具：手绢、扇子、醒木、唱太平歌词的小竹板，还有白沙子口袋。按传统说，拜师的时候，老师应该给徒弟两样道具：一把扇子、一块醒木。师娘给一件：手绢。白沙子口袋自己准备。我不用师傅、师娘给，早就准备了这些道具。我还在唱戏的时候，第一次唱太平歌词，我就做了副小竹板。后来我成天带着这些道具，哪儿有机会我就在哪儿说相声。据说以前说相声的道具还多，我发现和清朝著名相声演员“穷不怕”同时(也许更早些)的西城的相声演员“马麻子”，说相声时用鼓和铃铛。这恐怕是暗春①相声传统中遗留下来的东西。生活中有两种使用铃铛的情况：一种是每家门上有铃铛；一种是串铃，即驴、马脖子上挂一串铃铛，牲口走起来发出响声。说相声学到驴叫、马叫时，也把铃铛挂在脖子上发出响声，这是口技的传统。口技和相声本来是有密切联系的。用鼓作道具是为了招人注意。据说“马麻子”当初用的可能是太平鼓，文字记载说，他在开场以前右手拿鼓打了个“丹凤朝阳”，“丹风朝阳”可能是种打击乐的牌名，也可能泛指他的形体动作。从历史资料上看，还有一种打人的道具，那是唐朝参军戏的道具，“副净副末打参军”②。一直到相声，还保留着这种道具。这种道具很有名，我们叫它“托板”，托是假托的意思，说明这里有假。打人的时候听起来声音很响，很厉害，可是不太痛。董每戡先生在《说剧》一书中称这种道具叫“磕瓜”，“磕瓜”不是对外名词，是同行术语。“磕”是打的意思，“瓜”是头的意思，脑袋瓜嘛！“磕瓜”的样式可多了，谁用谁做，打上去很响，但不太痛。解放以后，我们极力反对使用这种打人的道具，以打人引人发笑是不道德的；作为艺术形式来讲，打人的形象也是不能令人喜悦的。现在好多人已经不知道还有这种打人的道具了。
拜了老师，我就能在正式的相声场子演出相声了。朱阔泉先生介绍我到西单商场北场(就是现在百货商场旁边存车处那地方)的相声场子去说相声，当时跟我们一块说相声的有高德光(高德明的哥哥)、高德亮(高德明的弟弟)、张少堂、戴少甫、我的老师朱阔泉和我六个人。我从那时起专门说相声，渐渐地就有些名声了。
在西单商场说相声的日子里，我们艺人互相帮忙，很讲义气，这就更加养成了我关心穷朋友的好习惯。比如我正在场子里说相声，有几十个人在听，有说相声的同行，像聂文治、常宝臣(比我们老一辈的)、牛连生(平辈的)等过来一看，说一句：“辛苦，回头我说一个。”那就是说他今天没场子说相声，有了困难，要借这地方说一段，回头挣的钱归他，我们的行话就叫“沾光”。这样说相声连地租都不给，挣的钱都拿走。这是为了帮他够一顿饭吃，我们乐于帮助这样的穷朋友。你说的时候，需要我给你捧哏，我给你捧哏；需要我给你逗哏，我给你逗哏；你要一人说个单的，我们就帮着你敛钱，看场子。相声艺人都是这样互相帮忙过日子的。
这时，我结婚了。我从春节起进西单这场子，干到10月，天一冷，商场没人，我们的生活混不下去了。就在这时候，老师的一个老伙伴何玉清从沈阳到北京来约我老师去东北演唱，我老师拖家带口去不了，就对我说：“你去吧！”我说：“嗳。”反正我正没有辙，我就跟我师弟李宝麒一起闯了关东。
①暗春是相声术语。相声分明春、暗春两种。春，就是说。明春是两个人站在那儿说，暗春是用布幕把人挡起来，艺人在里面模仿各种声音进行表演。这种相声，湖南、湖北叫“雨伞戏”、“被服戏”，四川叫“龙口戏”。
②唐宋两代盛行参军戏。演员只有两名：一名戴幞头穿绿衣的叫参军；一名头角有髻，穿破旧衣像僮仆似的叫苍鹘。参军就是后来戏剧角色中的副净，苍鹘就是副末。两人演出时互相取笑，酷似现在相声表演中的捧哏与逗哏；并有“打”的动作，即一人手执“磕瓜”打另一人，属于打闹的表演。

! N F; S' |! Y 闯关东
闯关东，历来是劳动人民伤心的事，到伪满洲国去，生活到底有没有着落？谁也不知道。我临走前，为了上台演出穿用，特做了件罩棉袄的布大褂，那罩衣比棉袄还长一块呢！我们是到沈阳鼓楼南面万泉茶社去演唱，我老师的老伙伴何玉清就在那儿当票头。
所谓“票头”，就是资方的助手(也有点像资方代理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实际上代表着茶社的资本家管理一切。当初东北的茶馆儿(或叫茶社)，要想请位说书先生，都是四管：管接、管送(即管出路费)、管住(即给一间民房住)、管柴(或煤)；另外还管两顿饭，所谓“上马饺子(临走时请吃顿饺子)，下马面(刚来时请吃顿面)”。说书赚的钱全部归说书艺人，茶馆就为多赚水钱。杂耍(曲艺)馆子不仅和书馆儿一样，另外谁演大轴，还要从茶水钱中抽出一小部分酬劳他。这些事儿都由票头掌握。票头要是对艺人厚道些，真按上述所说去做，艺人能够多受益；票头要是对艺人刻薄些，艺人就倒了霉。何玉清就净出坏主意坑害我们。比如我们在万泉茶社，我和李宝麒住厨房，睡土炕，被褥总是湿的。路费都要还清。不论赴什么堂会，每人只给拾元钱，他从中赚不少。他们就是这样依靠资方和当地恶势力坑害我们。票头还都是从艺人中雇用来的，他们中间有些人尽干对不起艺人的事。
1939年旧历十月底，我们到了沈阳鼓楼南万泉茶社演出。同台演出的人员中说相声的有郭瑞林(郭荣启的父亲，我的前辈)、白银耳(我的平辈)；唱单弦的有曾正庭；唱东北大鼓的有朱玺珍，那是东北挺有名的艺人。还有位赵蔼如，也是说相声，也是我的前辈。我们都是北京来的。上面讲过，我们艺人讲究义气，喜欢帮助那些有困难的朋友。到春节时候，白天没事，只能晚上演一场。北市场有个相声场，据说那场子也是北京天桥艺人、一位著名的老前辈“人人乐”若干年前闯关东时开辟的。我们在那说相声，一天能分到一两元钱奉票(当地纸币)，这就可以吃顿面、吃顿饼了。但我们不敢吃，我们还吃煎饼，为了省下钱来攒路费，什么时候瞧着不行好跑啊！
春节过后，东北的天气还很冷。我们挣钱愈来愈难，就靠在万泉茶社和中街胡同的公余茶社里卖艺度日。这时候就发生了乔立元之死的事情。
在公余茶社里卖艺的艺人，唱大鼓的有刘文霞，说相声的有李永春和张庆生，唱大鼓兼唱坠子的就是乔立元和他的妻子乔清秀。乔立元夫妻俩也是从关内来的。乔立元来后一个人唱大鼓书，乔清秀有病没唱。这时就有人说：“唉，你这个关内有名的角儿，怎么到这儿来不唱啦？”乔立元说：“不成啦！她正病着哪！多会儿走时一定唱。”果然东北这地方不好呆，汉奸特务横行霸道。乔立元夫妻俩呆不下去，呆了几个月决心要走。临别纪念唱三天，乔清秀虽然身体不好，也勉强登台演出。不知道是演出的第一天还是第二天，刚散场，宪兵队就来到公余茶社，进门就骂：
“你***在这儿唱，跟谁说啦！”
其实票早送去了，不知是嫌少呢还是存心捣乱，反正来者不善。
“他妈乔清秀这娘儿们，来这几个月也不唱，今儿个唱了。谁他妈让你唱的？谁他妈想听你的？”
乔立元是个常跑码头的人，会办事，赶紧上前说好话：
“您别生气，有事跟我说吧！”
“你是干吗的？”
“我是她男人。”
“好，跟我走一趟吧！”
乔立元到宪兵队后，立刻被灌凉水，他是个胖人，灌了凉水更“胖”了。有人还站在他肚子上踩，一踩就给踩崩了。这伙人一看，也没主意了。把人抓来本来是为了打一顿，好敲诈勒索，没打算打死，上级也没那命令。现在人死了，怎么办？他们就在厕所旁边刨个坑埋了。埋了之后，再派人到乔清秀家去要人，说什么，“乔立元越狱逃跑，你们把他藏哪儿了？交出人来！”这是讹诈。乔清秀没办法，只好花钱。一天、两天、三天、五天……过去了，有人传出话来，说乔立元早死了。乔清秀吓得没了魂。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她带着孩子上火车逃回关内了。我们一听说这事，也吓得够呛，都觉着这地方不能久呆，得想办法回去。我们要是说走，领班的准不干。我们就和他说，我们回去接家眷，接来就永远不走了。这么着，才逃回来的。我们在东北，前前后后总共呆了不过三个月时间，就遇到那么多事，真是非常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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