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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记] 笑林生涯五十秋——记著名相声演员高笑林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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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19 21:36:34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在合肥市南七里站的一幢居民宿舍楼里，我见到了他。丰满透红的脸庞，敦实的身体，举止适度，神情含蓄，颇有几分儒雅之气，这个看上去只有40出头的人，如今已经到了花甲之年。他曾经有过50年艰辛而不平的相声生涯。由于生活得豁达和乐观，人们很难找出往昔艰苦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他就是我省著名相声演员高笑林。

   主人把我们让进了他的小客厅。堂内鸟语花香，墙上挂着著名相声艺术家侯宝林手书斗大的“寿”字条幅，题款是“书赠师弟高笑林”；另一面墙上挂着侯宝林与高笑林的合影。还有一个大的镜框里面是主人的“七情照”——喜、怒、哀、呆、惊、恐、忧七种表情的照片。

   当我说明来意之后，我们很快就进入了正题。高笑林陷入了回忆之中，讲述起他一生的往事……

   苦难童年

   1926年，高笑林出生于天津一个艺人家庭里。自幼家贫，6岁丧母，他和3岁的妹妹只得依靠祖母照应。父亲高桂清是相声艺人，当时虽只有30岁，但未再娶。在高笑林10岁的时候，虽然家贫，父亲还是把他送进学校。不料，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兵慌马乱，家里连两顿棒子面也吃不上，哪里还有力量供他上学呢？为了生活，11岁的高笑林只好跟着父亲到天津东兴市场连兴茶社去学艺。旧社会的学徒是非常苦的，每天要边劳动、边学艺达十一二个小时。此外，还得在生活上伺候各位老师。而学徒的劳动所得只有两碗面条钱，仅相当于老师所得的三十分之一。童年的高笑林灾难不断，12岁吋，祖母不幸去世。他可怜的小妹妹，由于无人抚养，只好寄养在亲友家中。他白天在茶社干活，晚间在茶社睡觉。没有床，只好把四条长凳拼起来睡，没有棉被，只有用茶社的棉门帘当被子盖。挨冻受饿是经常的事。平时帮老师向观众收钱，时刻都得陪着小心，弄不好就惹出祸事。有一次，幼小的高笑林无意中向一个便衣特务收钱，不料被那家伙臭骂了一顿：“小兔崽子！你***瞎了眼！”狠狠地一巴掌，把高笑林打得头昏眼黑，一头栽倒在地。

   1939年，天津闹大水，城市被淹，茶社停业，演员纷纷逃往外地谋生。高笑林无处投奔。只好逃到郊区高地小于庄，叩求一位纱厂工头带他去当童工。这个工厂是日本人开的，每天要劳动12个小时，繁重的体力劳动，把他累得头晕眼花。为了生存，高笑林只得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待到天津水退之后，他才回到茶社，继续学相声。

   高笑林14岁时，拜在天津著名相声演员马三立门下为徒。苦难的童年生活使高笑林清楚地知道，要想摆脱贫困，只有埋头学艺，早日成才，成为一个有较高水平的相声演员，才是唯一的出路。从此，他下决心苦练。每日清晨，天不亮就起床，面对砖墙苦练基本功，为了吐字清晰有力，他把自己学会的贯口话和绕口令，连续地背练无数遍。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冬，都从不间断。这给他后来的表演，吐字清晰，发音洪亮，节奏准确，打下了良好基础。为了学习各位老师的长处，无论哪位表演，高笑林都在一旁细心地听，认真地看，反复地揣摸他们的语言特点和表演风格。这期间，他学了不少相声段子和许多相声包袱（笑料）及其表现手法。这些老师，除了马三立，还包括著名相声演员刘宝瑞、马桂元、孙少林以及自己的父亲高桂清等。对此。他还至今铭记不忘。

   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其占领下的天津实行第三次“强化治安”。百姓处境艰难，艺人生活更苦。市场粮食大批被日寇抬去做军粮，市民连最次的棒子面都买不上。一次高笑林排了夜队，只买了两斤高粱面，最后做成窝窝头一看，粗得象猪粪一样。他啼饥号寒，挣扎在死亡线上。不幸，灾难又至，小妹妹因患病没钱就医，眼巴巴地看着她悲惨地离开了人世。高笑林说：“是万恶的世道，夺走妹妹幼小的生命。如今一想起这事，总是不由得心酸。那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语，求救无门。”为了活下去，他决心出外求生。他和赵心敏结伴一起离开天津，前去投奔德州的同行王本林。临行时，因路费不够，他就买了一张儿童半票，混上了车。到锦州下车时，在出口处被查出来了。查票人揪住他的衣服，厉声问道：“你多大了？买小孩票？”他含含糊糊地说：“6岁。”“胡说，6岁那有这么高的？”他说：“我——贪长。”查票的一听，‘噗”的一声笑了。高笑林见他乐了，就乘机向他求情：“我是说相声的，买整票钱不够。对不起，抬抬手，明天请您听相声……”查票人见他是贫苦的小艺人，就放他过去了。

   世道不平，到处都一样，在德州仍然摆脱不了贫困和被人欺凌的境地。有一次，高笑林在表演相声《捉放曹》时，有这样一句台词：“哈哈，别看我官小，我管的事尤其多，来人呐！把曹操给我拉出去枪毙！”谁知这么一句引人发笑的台词，竟触犯了台下一个把手枪摆在桌上的伪警察局派出所所长。他横眉怒目地骂道：“***，你小子胆子不小，竟敢骂我！跟我走！”当即把高笑林带到伪派出所。幸亏师兄弟和茶社老板赶来求情赔不是，他才免受皮肉之苦。释放后，他在回去的路上，又目睹了一场人间的悲剧。途经马家大井时，忽然听到有人在喊：“救人哪！有人跳井啦！”人们听到声音赶去一看，原来是个姑娘投了井。这是扬州的一个乡下姑娘，被骗卖到妓院为娼，因忍受不了凌辱和毒打，含恨投井自尽了。高笑林目睹惨状，联想自己，觉得这姑娘生前忍辱含悲出买肉体，为人取乐；自己每天则是忍饥挨冻，为人逗笑，处境相似，所不同的仅仅是性别面已。他对死去的姑娘寄予深切的同情，心中涌出无限的悲愤。

   处处无家处处家。1942年到1945年这3年间，高笑林在石家庄、德州、济南、徐州等大小城市和集镇，到处演出，到处流浪，飘泊江湖，饥寒交迫，备受欺凌，他就这样度过了自己苦难的童年与少年时代。

   青年苦学

   1945年日寇投降后，为了寻找他唯一的亲人——父亲，他来到山东济南大观园晨光茶社．这是一个相声茶社，是一个正规的比较高雅的相声表演团体，聚集着孙少林、郭全宝、刘广文、王长友、李寿增、袁佩楼、王树田和他父亲高桂清等相声名家。在他们各有特色的相声艺术影响下，高笑林在艺术上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1947年，高笑林应邀赴南京演出。先后与刘宝瑞和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钧等打对台，后又与刘宝瑞同台合作。南京夫子庙一带的茶楼书场，比济南的晨光茶社又要高上一筹，观众大都是一些文人、富商、军官、乡绅等中上层人物。在这里，相声虽受欢迎，但收入有限。那时，正值国民党垮台前夕，物价猛涨，入不敷出。只有为达官贵人和富商豪门办婚、寿喜事的演出，收入才能多一点，但常常被人欺凌侮辱。在一次堂会上，主人边吃酒席边听相声。高笑林和搭挡站在门口说相声，主人在里边划拳行令，么五喝六，根本就没看他们的表演。就这样，上菜的伙计还嫌他们碍事绊脚，从他俩背后过来，边走边喊：“来啦——甲鱼——躲开！”高笑林气极了，觉得受到了侮辱。他虽然怒火中起，但在这黑暗的社会又无可奈何！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南京军管会文艺处派来干部举办艺人讲习班，组织全市艺人学习共产党的政策。高笑林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积极要求参加了南京市曲艺工作队。这是全国最早成立的曲艺队之一。他整天忙着到部队，工厂和郊区农村演出。当时演出的都是些传统段子，很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在部队文艺干部的启发下，他决心自己动手编写相声剧目。这对只上过一年学的高笑林来说，困难是很大的。他先来个旧瓶子裝新酒，把传统的《八女夸夫》改为“支援前线，解放全中国”的内容，不会写的字，先空下来，做上记号，然后向人请教。这段相声改编后不仅演出了，而且在上海《群众文艺》等报刊上发表了。《八女夸夫》的成功尝试，使他尝到了创作的甜头，更加刻苦学习，发奋创作。在他应邀去西安演出时，又配合运动创作了很多相声作品，其中大部分在西安《工人文艺》上发表了。有的作品如《幸福生活》、《王宝林结婚》等，还由北京宝文堂发行了单行本。当时，西安市文化局对他很器重，经常安排他参加重要的演出和重大的慰问活动。1952年，他曾赴天兰铁路慰问修路工人。冒着危险进入塌陷区，穿过飞石如雨的山脚，顺利地完成了慰问演出任务。

   赴朝慰问

   1953年春，高笑林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第五文工团，代表祖国人民到朝鲜去慰问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并为他们演出。4月11日，他们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象所有初到战场的新战士一样，高笑林开始有些紧张，但当他看到朝鲜国土被敌人炸成一片焦土时，满腔怒火，烧掉了他心中的胆怯和紧张。他进一步认识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性和责任感。朝鲜多山，夜间行军，汽车常常是盘山而行。遇到敌机空袭，就要赶紧熄灯滑行，而这种滑行又是十分危险的，司机稍有不慎，就有翻车的危险。为了防御炸弹爆炸的弹皮伤人，慰问团的同志把背包顶在头顶上，在敌机照明弹的照射下，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相视而笑。在慰问期间，大家虽然生活得紧张、艰苦和危险，但个个情绪高昂，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一天上午，突然传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彭德怀总司令看望慰问团的同志们来啦！大家一听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不多时，一辆小吉普开来，车上下来的正是身材魁梧的彭老总。彭总热情地和慰问团的同志一一握手，并代表志愿军全体同志，感谢祖国人民，感谢慰问团的同志们。他说：“朝鲜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也是全国人民的胜利，这功劳应属于祖国人民。没有祖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就没有志愿军的辉煌胜利！……”那天慰问团演出了一台精选的优秀节目，其中有常香玉的《断桥》、新疆歌舞和高笑林的相声《走了一趟天兰路》等。

   第二天，慰问团分几路下到营、连去演出。由于曲艺形式简单，行动方便，所以高笑林和部分同志就到最前沿的坑道里去为战士演出。他们冒着危险翻山越岭，通过敌人炮火封锁线，到了前沿坑道。坑道里，空气稀薄，呼吸困难，潮湿发霉，到处都是淌滴答答的淌水声。睡觉时，头顶上支块帆布接水，早晨用手一托，哗的一声象人造瀑布。坑道很矮，人在里面是直不起腰来的，高笑林只好坐着为战士们演出。夜晚，他和战友们走出坑道，展现在眼前的是敌我双方大炮射击和机枪喷射所构成的一幅壮观的夜战图。

   前沿坑道的演出生活，使高笑林和战士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临行时，战士们和慰问团的同志互相签名，合影留念，依依难舍。战士们把他们击落的敌机残骸、降落伞、避弹衣片等胜利品制成的各种工艺品，赠送给慰问团的同志们以示纪念。志愿军英雄们艰苦卓绝，英勇杀敌的战斗生活，可歌可泣的英雄业迹，使高笑林和慰问团的同志们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这段经历，高笑林终生难忘。

   在朝鲜战场慰问演出结束之际，停战协定签字了，抗美援朝胜利了！为了庆祝这一伟大胜利，高笑林和慰问团的同志们一起参加了在志愿军总部礼堂召开的庆祝胜利大会。胜利来之不易。为了保家卫国，有多少中华优秀儿女流血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仅慰问团在朝鲜战场4个多月里，就有常香玉的学生赵玉环、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堃、琴师程树棠等长眠在朝鲜的国土上。在这期间，高笑林的思想境界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一心一意报效祖国，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由于不畏艰险，埋头苦干，他荣获三等功。

   从西安到南京

   1954年，高笑林又参加了中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由鲁迅夫人许广平率团赴新疆慰问边防战士。从乌鲁木齐到中苏边界塔城，高笑林共演出了两个多月。同年秋，西安实验曲艺团成立，高笑林被任命为副团长。由于他工作积极能干，遭到一些人的妒嫉和诽谤。少年气盛的高笑林，一气之下，不辞而别，离开了西安。这对恶意中伤者当然是正中下怀，可是对高笑林自己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过失。

   1956年春，高笑林重返南京演出。这时，他提出了改变传统的收费方式，把零星收费改为按时收费，即现在的售票制，不但减轻了演员劳动强度，还增加了演员收入。不久，他又申请成立了群鸣相声队，使相声艺人的演出逐渐走向正规。当时，南京的各大专院校、军事院校、机关、工厂都来邀请演出。最忙时，13人的相声队，一晚上同时在三个晚会上演出。演员的收入也大大增加了。高笑林认为，这是相声演员在南京最兴旺发达最有影响的时期。

   但是，好景不长，1957年夏天大鸣大放开始了。文化局长作动员报告，要每个人写大字报，给文化局提意见，越多越好。高笑林积极响应，可是写來写去怎么也写不了多少。为了凑数，写了张“缺腿诗”的大字报：“曲艺轻骑兵，未能打冲锋，领导指挥差，——无用。”没想到这张大字报竟给他带来了“麻烦”。几天后，在批判斗争会上，有人点名说他“向党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一连批了他5天，气得他回到家中倒在床上痛哭了一场。不是叫给领导提意见吗？怎么又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幸好就在这时，合肥市筹备成立曲艺团，到南京求援。高笑林趁机要求赴皖工作。由于态度坚决，他的要求很快被批准了。

    “黄金时代”

   高笑林来到合肥后，受到省、市领导的重视，也颇受听众的欢迎。1958年底，合肥市曲艺团正式成立。高笑林成为安徽省最早参加国营团体的相声演员之一。

   1959年9月的一天，一辆小汽车突然驶到他家门口，接他去稻香楼为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毛主席在听高笑林说相声时，多次仰面大笑。晚会将要结束时，省文化局长钱丹辉走来对他说：“你准备一下，再给毛主席表演段相声。”他又给毛主席表演了一段传统相声《算命》。节目演完后，高笑林匆匆地跑到毛主席面前．毛主席站了起来，亲切地和他握手。时隔不久，高笑林又在稻香楼为贺龙元帅演出。这次他表演的相声是《昨天》，受到省、市领导的好评。

   高笑林回忆到这里，认为那段时间在安徽工作，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尤其是组织上的关心和爱护，特别是在1960年那样困难时期，党和政府给予他的较好的生活待遇和政治荣誉，使高笑林永生难忘。

   为了使相声艺术后继有人，高笑林来安徽后，先后传带了一批徒弟和学生。如合肥市曲艺团的朱文先、吴新安、王学渊，铜陵市的郑林哲等，目前都已成为他们所在团体的主要演员。此外，还有合肥的陆广波，蚌埠的吴棣、崔兵，滁县的肖和生等，也都跟他学过艺。可以说，高笑林是发展安徽相声艺术的先行者。在安徽的曲艺园地里，他洒下了自己的汗水，留下了自己坚实的足迹。

   遗憾的是，1962午，高笑林和团里主要负责同志因工作上的意见分歧，又擅自离开了合肥。从此，在高笑林的生活道路上，又开始了一段艰辛的跋涉。

   夕阳余辉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高笑林所在的蚌埠曲艺队突然被宣布解散，限令演员半月内自谋生路。这时，恰逢淮南市来人联系，要请他到淮南工作。他把家属留在蚌埠，欣然只身到了淮南。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群众分成两派，斗争相当激烈，甚至发展到武斗。高笑林由于触犯了某派头头，于是受到攻击，被关押了数年之久。这期间，多病的妻子被迫带领4个未成年的孩子，从蚌埠下放到农村劳动。高笑林从监狱中出来以后，就到了下放在淮北农村的家里。从此，他艰难地桃起了靠劳动工分来养家糊口的重担，拚命地干着地里、家里一切苦活、累活。可是，由于孩子小，缺劳力，口粮分得不多。但是为了给常年患病的妻子延医治疗，又不得不把仅有的口粮拿出一部分卖掉支付医药费。这时，高笑林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1978年，高笑林的生活有了转机。在此之前，他虽没有正式工作，却意外的得到一次机会，为万里同志演出，受到热情鼓励。不久，蚌埠市文工团请他去临时帮助工作，1979年初被正式录用。后来，在有关领导同志的关心和帮助下，孩子们的户口都迁到了自己身边。1982年，高笑杯一家又回到了合肥。高笑林调到省曲艺团工作。

   1983年，高笑林带领一个由12人组成的相声队，到基层巡回演出。刚到贵池，他就接到要他立即返回合肥的电报。原来是侯宝林来合肥讲学，提出要见见师弟高笑林。听到这消息，他激动得一夜没睡好。师兄弟在稻香楼见面了。他们有多少话要讲啊！多年阔別，种种遭遇……真是一言难尽。话题渐渐从过去转到现在，针对当时相声界的不良倾向，侯宝林说：“我说了一辈子相声，如今却不敢听相声了。”侯宝林又说：“相声演员要自尊自重。我师父过去常教导我，不要说糊涂相声，这话值得我们相声演员深思。”高笑林听后完全赞同。他认为，“不说糊涂相声”是指语言要诙谐、幽默，“包袱”要使人觉得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合情合理。演员不能贫嘴滑舌以低级庸俗的东西去博取观众廉价的笑声，更不能以丑的形态或矫揉做作的表演来逗引观众。相声演员应做到尊重自己，尊重观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笑林根据时代的要求，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反映当代生活的优秀作品。是什么力量使他这个只读过一年书的旧时代过来的老艺人，焕发出巨大的创作热情呢？还是听听他自己的回答吧！高笑林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这十年，我生活得十分美满，除了妻子在十年动乱中去世外，我的家庭比任何时候都幸福。孩子们都工作了。我万分感谢党的英明政策。我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但找还要把余热献给相声事业。”

--------------摘自《安徽文史资料》第31辑——舞台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