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相声看侯宝林

汪荣照

1956年3月，在“春节大联欢”的纪录像片中，我第一次看见侯宝林说相声。他从一个魔术家的万宝箱里跳出来，头发梳得很亮，外罩一件西装大衣。他的动作、神态，显得灵敏、活泼而又从容不迫。在这影片里，他用相声这一犀利的武器，严肃认真地批判了那些不遵守公共秩序的人。这一次，他表演得很深刻细致，在一系列的镜头中都交织了他所独有的幽默和风趣。
　　一位和侯宝林熟悉的作家告诉我，侯宝林是解放以后创作新段子最多的相声艺人，他的新相声在广播电台播送以后有着很好的影响。因此他鼓动我去找侯宝林谈谈。最近又有人谈到侯宝林对于曲艺这种形式有深邃的见解，他的表演知识也很丰富，于是我决定去访问他，学习一些民间口头文学的知识。
- v$ ?. k$ L4 e- u　　他现在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的演员。他办公的那间房子不大，却很清洁。一开始谈话的时候，我就感到这位著名的相声演员，是一位热情、严肃的人。大约是由于习惯的缘故吧，运用了他舞台上的特殊修养，像是照顾各方面的听众一样，他谈话的声音很宏亮，伴随着一些习惯的动作和表情。他的善于运用简练、有节奏的语言谈话，在我身上引起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他的高度的综合能力和维妙维肯的摹拟动作，把我带到具有广阔性的相声艺术和现实生活中去，忘记自己是置身在这样一间小房子里。他精力充沛，谈起来滔滔不绝。在谈话时，没有设景和道具，自然他也没有思想准备要说相声，可是单凭他的生动的艺术化了的语言，却把相声的长处突出的表现出来了。
　　我们的谈话很随便，没有一定的题目。在这种随便的谈话里，我体会到他的卓越的相声艺术的修养，了解了他刻苦、认真的学习态度，听到了——不只是对于相声演员，也不只是对于曲艺界有启发作用的——精辟独到的见解。
　　曲艺是民间口头文学中的一种。全国曲艺有一百多种，每一种曲艺形式都经过前辈艺人的千百次加工，都有它的经过演唱千百遍的受群众欢迎的唱词，这都是口头文学的财富。侯宝林说：相声是曲艺的重要形式之一，解放以来，它发展很快，流行很广。这种形式已经从它的发源地——北京流行到全国，而且出现了许多比较好的作品。近几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重视下，相声演员对相声的发展方向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相声是讽刺艺术的一种，它是一把犀利的武器，它不但讽刺、打击我们的敌人，而且还揭露现实生活中腐朽、落后的事物，因此就不能把相声理解为是给人茶余酒后纵情一笑的消遣品。相声的“笑”不是目的，而是做为一种表现事物的手段，听众在笑中对于所讽刺的事物包含一种嘲笑、谴责。相声是通过“笑”的剎那间把事物的特征揭示出来，听众笑的不是演员的恶作剧，而是嘲笑那种该毁灭的事物和落后现象。
6 E0 @% v2 Q2 }. J$ \3 L) h1 x　　侯宝林有了二十多年的相声表演的历史。过去，他表演的相声主题也表现了旧中国时代人民大众遭受的不幸和苦难。相声中所引起的笑，也含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听众在这笑声后面，时常感到泪水的苦味，感到绝望和苦难的阴影。但那时相声所表演的内容，像“坟头子”、“粥挑子”、“大上寿”“哭当票”等等，大多是低级庸俗的东西。讽刺近于漫骂。它固然讽刺了当时的反动统治，但有时也敌我不分地讽刺了劳动人民。像“粥担子”和“怯拉车”等相声，就绘影绘声地描述了劳动人民生活贫困的一面，并错误地对劳动人民进行了讽刺。“今天的相声作品就不同了。”侯宝林说：相声演员今天表演的目的是宣传共产主义道德质量，因此，在表演当中，首先应当肯定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新相声“夜行记”、“打百分”，就是讽刺不遵守公共秩序和劳动纪律的人。现在经常听到人们对夜间骑自行车不点灯的人说：“好吗!夜间骑自行车不点灯，成了‘夜行记’啦!”这就说明人们在听了相声之后认识到这样是错误的。有这种缺点的人就应该改正，没有这种缺点的人也应该警惕。
　　侯宝林兴致勃勃地谈起了相声的社会基础及其存在发展的问题。他说：相声是来自民间的口头文学，它一直为人民大众所喜欢。但是在旧中国，相声长时期是在城市流行，它逐渐脱离了劳动人民，因此，它市民气很重，所以必须去糟取精，清洗其低级庸俗的趣味，使之成为传统的讽刺文学作品。这就特别需要提高相声演员的政治思想水平。没有一定的政治认识，相声演员就很难对旧段子进行分析和批判，也不能发掘现实生活中的本质，从而进行歌颂和暴露。
　　谈到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他说：有人认为相声仅仅是批评的武器，它只能对罪恶和黑暗进行暴露，不能对进步，对新事物进行歌颂。全国解放以后，人民当家作主了，文艺创造的任务，应该是歌颂光明，因此，相声的存在与否就成了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他认为用不着凭空的讨论。美好的事物已经居于统治地位而且不断地涌现，当然必须着重加以歌颂，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革命和进步的已经居于统治地位，并不就等于没有斗争。一切旧的东西，包括旧的思想意识在内，必然要进行垂死的挣扎。在今天，我们国内不但还有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而且还有新和旧的斗争，进步和落后的斗争。因此，作为打击敌人、讽刺落后的相声这武器仍然需要。他举出不久以前他创作的新段子“狗腿子”、“杜鲁门画像”和“撕下胡风的画皮”为例，这三个新段子就是对李承晚、杜鲁门和反革命分子胡风尖锐地加以揭发，明确地告诉听众他们是坏在骨头里的人，并预示着他们会被人民埋葬的前途。难道还有人说这种打击和讽刺不是正确的吗?
! g. u: j; X! v; N　　他说：所谓歌颂，就是通过艺术思想拥护什么。所谓暴露，就是反对什么。只要相声演员站稳人民立场，严肃地对待生活，能够透视生活的本质，清楚地看到什么是进步的，什么是阻碍进步应该予于毁灭的坏东西，那就能够正确地歌颂了应该歌颂的，暴露了应该暴露的，而且歌颂得可信，暴露得有力。
) A. z1 @' p1 ~　　至于一件作品之中，是不是只有歌颂，或只有暴露呢?任何一件现实主义作品，很难机械地认为：它只有歌颂或只有暴露。同一件作品常常是既有歌颂也有暴露的。在同一作品里，歌颂和暴露有主从之分，有直接和间接之分，而不能机械地使两者孤立，我们常常是这样认识：揭露了敌人和落后的事物和歌颂了进步力量，都可以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像“飞油壶”这样一些好的段子，就是二者兼而有之的作品。
. D) h. w! i, g% I　　谈到相声的讽刺问题，他提起关于“买猴儿”的争论。他说：“买猴儿”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以后，有了很大的影响，但我们内部也有肯定和否定的两种意见。我个人认为，“买猴儿”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不负责任、马马虎虎的落后的典型人物，大胆地批判了我们生活中存在的落后现象，这是对的。因此，这个作品应该肯定。至于其中某些过分夸张和不够真实的缺点，那是次要的，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2 x9 T2 R, s0 R! O* `3 w* {　　侯宝林一再强调相声的语言问题。他说：相声是一种语言艺术，这是关系相声作品的质量及其风格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195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在“正确地对待祖国的戏曲遗产”的社论中指出：“目前反映现代生活的戏曲创作的主要缺点，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概念化的倾向。那些作品往往不是客观的真实反映，而包含很多主观的编造，不是集中地刻画人物，而是无味地背诵现成的教训，因此缺乏感动人的力量。”无疑地表现现实生活的相声作品的语言，也有同样性质。这种缺点表现在语言上，就是陈词滥调、枯燥无味，或者油腔滑调，小市民气十足。其中还有一些生搬硬套、照猫画虎、拼凑字数的现象。我认为要把相声作品的质量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研究相声的语言问题，应该是重要的课题之一。
　　他认为：对待相声语言的决定关键，在于相声作者加强思想锻炼和深入生活。对生活的深刻体验，认真地向传统曲艺中现实主义的方面的优点和特点学习，决定作品语言的生动活泼，和它那种强烈的表现力量。作者的思想和生活决定作品的语言，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8 j# c: _2 o2 }2 W　　侯宝林认为：说相声主要是靠了“说”，对一个故事的叙述，对一个人物的描写，都需要借助语言的声音来告诉听众。相声演员的语言，说得更真切，更具有表达力，是非常重要的。他说：相声的本质是严肃的，但如果我们不留神，很容易把严肃的内容说成不严肃，得到相反的效果。所以相声演员的表演作风必须朴实，对内容不允许丑化和歪曲。表演新段子本来是揭露现实生活中腐朽，落后的东西，但是如果相声演员对那些旧的事物还在留恋，用旧的态度对待新事物，那么表演出来就一定软弱无力，甚至歪曲了先进人物，或是把落后的表演成为可爱的了。我们还有些相声演员错误地认为“笑”是相声表演中所追求的目的，因而在表演的时候不老实，弄噱头，出洋相，故意挤眉弄眼，油腔滑调，怪声怪气，贫嘴巴舌，企图以此来讨好某些观众，博得舞台效果，因而损害了所表达的内容，并破坏了一个喜剧演员所应该完成的任务。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解放以来，侯宝林有了许多新的创作，这些作品，犹如一个有趣的，引人入胜的完整作品中的独立的各章，它们的主题都表现了现实生活中的各个侧面。这些作品都博得社会上的好评，“这对于我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侯宝林说：根据他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相声这种曲艺只有在解放以后才获得了新的生命，而且只有在今天，相声才可能擭得这样多的听众。他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的新相声表演会、实况录音和广播的相声，受到广大听众的热烈欢迎，许多地方来信对相声表示满意，并且要求回放或寄脚本，这充分说明广大听众对相声艺术的喜爱。他说，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的演员，我认为广播是相声艺术的天使，相声只有通过广播，才可能使更多的人有欣赏它的机会，这是我们相声演员的光荣。我们应该运用这个武器，高度发挥它们的长处，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