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昆相声全集下载 攀登——我当相声演员以后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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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我当相声演员以后之五




写于1983年

如 果真像俗语里说的“奶奶过年，一年不如一年”，那我们就改行，该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这些话不是讨俏，是深思以后发自肺腑而说的。

自 写出《如此照相》之后，我和李文华陆陆续续创作了不少相声，但是哪一个的影响也没超过那一段。我们确实感到能保住不断地演出新的节目，就已很费力了。我们也益发感到艺术的功力和造诣与观众日益对我们高涨的要求实在是不相称的。但是，有的时候，对人们不理解我们的创作意图，也常常耿耿于怀呢。

1 981年的6月份，我和文华来到陕西的歧山，这里有一个汽车制造厂。和我同年级的许多同学，都分配在这里，他们有的当了车间主任，有的当了党支部书记，大部分同学都是这个厂里的技术骨干。我们在这个山沟里呆了近一个月，写出了相声《红茶菌与打鸡血》、《歌迷理发》和《想入非非》。回到北京一实践，《想入非非》的效果不错，我们带着这个节目参加了8月份在天津举行的全国北方片曲艺调演。

《 想入非非》这个相声，写了一个青年人一心要写电影剧本成名。他把“水浒”读成“水许”，不知道曹雪芹是男的还是女的。但他立志要把自己的剧本搬上银幕，目标是夺奥斯卡金像奖。漫无边际的幻想，促使他写了足足有四斤半稿纸的脚本。结果投稿以后，电影编辑告诉他文化水平太低，基础知识较差，没有采用他的“大作”。他埋怨这些编辑“不支持青年人的创作”，提出了“即使不采用也不要紧，可以先把稿费给我嘛”的要求。结局是一气之下扛着剧本，到废品收购站卖废纸了事。我了解这样的青年，他们看问题很敏感，他们的事业心很强。但是，他们缺乏一种讲究实际的精神，遇到挫折以后就自暴自弃。我想通过这个作品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实际些，再实际些。

我 满怀信心地来到曲乡天津。各路人马云集，济济一堂的情景，使我下决心要在汇演中放响这一炮。那个时候，从观众到曲艺界的老师和同行们，都想看一看姜昆、李文华拿出什么样的节目参加全国性的调演呢。



曲 艺界的相互观摩可是个硬碰硬的场面。全是同行，有天大的本事，十个“包袱”能“响”一半就算不错了。那天同行们观摩我们的节目，大概也有捧场的因素吧，效果还算可以。在同行中能演成这样，我们的自我感觉就已经很满足了。可是一到讨论作品时，人们对《想入非非》的异议竟是那么多，使我感到十分突然。

曲 艺界的评论家薛宝馄，曲艺作家王鸣录，都是我尊敬的老师。但我们在一起讨论作品时，却常常出现剑拔弩张的场面。这回涉及到自己的作品，我没有以诚相待，因为我怕人家说我孤芳自赏，听不得不同意见。薛宝馄说我：“这个作品的主题是两个，一个比较隐晦地嘲讽了电影界目前存在的弊病，一个是直接嘲弄了一个无知而狂妄的青年。但是两个主题没有有机地结合。”王鸣录则说：“要是我写这样的青年，我要歌颂！那么敏感的洞察力，那么坚强的毅力（指写四斤半稿纸的脚本），只要努力不懈，一定成功。你讽刺的正是希望。”虽然我仍是洗耳恭听，但心里已经是忿忿然了：这样的小伙子，我认识的有一大堆。他们完全有可能对世界知道得很多，但他们不知道中国。曾经有一位小伙子写了一篇作品给我：“姜昆同志，这是我一年多时间的血和汗汇成的相声。你如果不辜负我们这里姜昆迷及青年对你的希望，你就把它说出来！”我看后，实在对不起，辜负了他的希望。甭说别的，他写给我的信的地址是“北京体育团”，他不知道曲艺，他以为我们和体操队大概住在一块儿了。我不能把美好的想象和成功的事实当成一回事。想与成，当然有关系，但是中间有一段颇为遥远的距离。这就是我的看法，这就是我自以为是的理论。


（1982年在天津与于世德、师胜杰、李文华、侯跃文、石富宽老师在一起）

寄 希望于评比。结果是我的作品没有被评为一等奖，没有获得进京汇报的资格。和许多作品一样，我们的《想入非非》只获得了带有安慰性质的全国创作、演出二等奖。讲老实话，我是抱着夺一等奖的希望来的，落选后懊丧的心情可想而知。我真不服气。回到北京后，文化部负责演出的同志和我商量能在北京公演的时候帮忙，参加演出。我回答：“人家都是一等奖，就我是二等奖，多寒碜呀。”过了没多久，文化部着手组织国庆文艺晚会演出节目，点名让我参加。

我 执意坚持要演《想入非非》，他们答应了。演出的效果很好，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我没有用阿Q 的方法，俨然以胜利者自居。我在想：一个作品的成功与否，也许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出结论，我寄希望于将来。在这个问题上，几年来我一直是相当固执的。

1 982年的春节，我和李文华演出了反映计划生育工作的相声《祖爷爷的烦恼》。群众拍手称好，计划生育委员会大加赞赏。其实，这个作品不是我写的，它的作者是北京部队文工团的牛群和崔喜跃。


（相声演员牛群）

牛 群是个有希望的相声作者。有一次他到我家来，提起要拜我为师，把我吓坏了：“那怎么行，我还没出徒呢。再说你属牛、我属虎，你还是我的哥哥呢。”他看我推辞，只好作罢，但是我们约定：互相帮助。他从他的军用书包中一下子掏出了几篇作品给我。我当时在曲艺界写相声被人称为快手。记得在青岛时，常宝华老师他们正在慰问部队，我们和他们住在一个招待所，早上临出发以前，我和他谈了一个构思。晚上他们演出回来，我就拿出初稿向他征求意见了。第二天，又是这样写出了一篇。到了第三天，他一进门就问：“把第三篇给我念念吧！”逗得屋里的人全笑了。可是和牛群创作的作品数量一比，我自愧不如了。我选了两篇，一篇是《祖爷爷的烦恼》，一篇是《鼻子的故事》。经过修改，我和文华把这两篇作品搬上了舞台，效果都很不错。我高兴地给牛群写信：“我过去曾立志，我在舞台上只演自己的作品。看来这是个幼稚的想法。你们这两个作品真不错，推着我向前走了一大步。我还要告诉你，这两个作品还都结了丰硕的副产品了哪！”我指的副产品是：全国计划生育委员会看我的相声起到了宣传计划生育的作用，就和文联协商推选我当了全国计划生育协会理事。另一篇《鼻子的故事》发表后，也被山东《群众文艺》编辑部评为优秀作品一等奖。我在信中开玩笑地和他说：“以后有计划生育方面的问题，我帮你解决。”其实，小牛那时还没结婚呢。

我 总结了一下，包括这两个作品，我已经演出了别人写的三个节目了。我想我应该开辟更宽的道路供自己行走。以自己的创作为主，以别人的创作为辅，这样不就能满足社会对我们的日益增长的要求了吗？

我 告诉爱人：“静民，群众的来稿，我有时看得匆忙，你抽空也看，耐心一点儿，你觉得有希望的，就告诉我。”我想相声演员的妻子，对相声的了解会比一般人多一点儿。她真认认真真地给我看，并且帮助我出主意：哪一篇该用，哪一篇应该提一些具体意见供作者参考。当然，也有根本不理我她就擅自处理的。那是在接到一封上海姑娘向我求爱的信，她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连同姑娘的照片在接到信不到半个小时后就处理得利利索索了。


（1972年在上海与严顺开和丁氏娥老师拍电视小品）

每 天接到观众的来信太多了，我几次想动笔写一篇散文“信笺游”，谈一下我从那热情洋溢的来信中所获取的营养和一些感受，可刚一开头就再也搜不出词儿来描绘自己那奔放的情感了。看来我的文化水平只能对付着写我熟悉的相声，写散文的事情等我提高一下文化水平再说吧。

春 节演出《红茶菌与打鸡血》后，我收到了两封很有意思的信。说来话长，1981年的夏天，全国风行喝红茶菌饮料，一时间红茶供应紧张，泡红茶菌的罐头瓶子成了时髦品，连百货商店盛香脂的大敞口瓶都脱销了。报纸和杂志上也连篇累犊地发表了关于红茶菌功效的文章，有一些文章把红茶菌吹得神乎其神，似乎红茶菌有长生不老医治百病的功能。我依此写出了《红茶菌与打鸡血》，回顾十几年前风行的打鸡血，讽刺了这种情形。

两 封信的第一封是北京高级党校的一位教授写来的，他首先肯定了我宣传红茶菌起了一定的作用，接着就批评我不应该把红茶菌和毫无科学根据的打鸡血联系起来，他说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而且“有损红茶菌的形象”。这位热心的教授寄来了一大本关于红茶菌的资料让我学习，希望我能从正面来宣传这个新事物。后来我了解到，这位教授是我国第一个在报刊上宣传红茶菌效用的倡导者。

另 一封信是上海的一位八十六岁的老翁寄来的。这位老同志从50年代起就致力于打鸡血的推广和研究。他说：“尽管我的提议几十年来，遭到种种非议，但是我志坚意强，相信科学的打鸡血一定能为人民服务。”这位老翁一直坚持打鸡血，而且“自信能活一百岁”。他在信中批评我：“幼稚可笑，孤陋寡闻，信口开河以取众人之宠，实在可鄙。”措辞真够尖锐的。一篇作品，把我弄得个猪八戒照镜子，两头不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