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载师徒情 ( 作者：贾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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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2 `; z8 v4 g, N5 l  l       我是侯先生的大弟子，经常有人提起“大师兄”，“大师兄”的， 那说的就是我。

/ n5 Y" B4 _3 v- Z( k　　我认识侯先生还是在解放前。那时我住在西城，常去西单商场、西单游艺社去游玩儿，经常观赏侯先生等人的相声，逐渐就喜欢上了这一行。后来我家搬到达智营25号，西隔壁院里住着一位说相声的叫侯一尘。我小时很淘气，爱爬墙头儿。他们院里有只大洋狗，我一爬上墙，那狗就“汪汪汪”地叫个不停。我还就爱听这狗叫。后来听说侯宝林也住在那个院儿里，可我与他没有任何接触，平时只是在园子见过他，偶尔也能在胡同里碰上，但我们没说过话，因为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当时，我们只是演员与观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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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祖辈是农民，从没有人搞文艺，我是怎么干上这行的呢？ 那是1949年的事儿。那时前门外鲜鱼口儿有个江泉澡堂子，澡堂 子要改游艺社，里边儿的设施需要改建，我到那儿去当小工儿，拆小池子，天天往外弄土。改建完工后，经理把我留下继续搞卫生。等开张后，遇上刮风下雨，演员们不出去，就让我给他们跑腿儿买东西。演员来晚了，经理就让我到别的场子里去催场。在这家迎秋游艺社演出的就有侯宝林，还有唱京韵大鼓的良小楼、唱河 南坠子的马小荣等，一共十几场。有时中午侯先生不回家，我就负责给他买饭。这样没过多久，我们就熟了。后台有个管事的，也负责检场，这人叫金子厚，跟侯先生是把兄弟，他跟侯先生说： “你看这孩子不错，你干脆收他做徒弟得了。”侯先生当时没有表态，事情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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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 }0 A9 `% ^( }3 H　　 后来我愈来愈喜欢相声，每当演出结束后，活儿也干完了，我就一个人站在台上模仿侯先生，他白天说什么，我就学他说什么、也不管对不对。前台有个职工，外号叫“小老道”（以前做过火神庙的老道），他也喜欢相声，就上台来给我量活，他演乙，我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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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C& n8 C2 _' k4 h5 I　　有一天我俩正演《口吐莲花》，相声虽然说得不怎么样，可是我用扇子打小老道脑袋的样子，别人看着挺滑稽，小老道被我打得抱着脑袋直叫，侯先生在后台听见了，就走出来站在那儿，一边儿看一边儿乐。乐的不是我，是小老道。后台的人也都来围观，我们就不说了。金子厚乘机又和侯先生说，你看这孩子，家里也没什么人，你就收下他吧。侯先生这次答应了。在众人的撺掇下，我当时就给侯先生跪下磕了个响头，算是拜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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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虽然拜了，可侯先生并没教我说相声。只是在生活上他很关心我，通过聊天儿，师傅知道我没什么文化，正好这时刚解放，相声改进小组正在筹备，地点在前门大礼纱帽胡同新中国电影院的西边儿，是个两层小楼的楼上，地方不大就三间房。每天早上九点半，大家都到这里来开会，一方面讨论相声的发展前途，一方面学文化。因为说相声的大部分是文盲，就从识字开始，我没念过书，师傅就安排我加入识字班，还让我听大家讨论有关相声的问题，提高我对相声的认识。这个小组当时有孙玉奎、罗荣寿、高凤山等人。有些人那时我还不认识，有的年纪很大，一共有二三十位。文化课由孙玉奎教，每天教10个字，都写在黑板上。我当时只管学文化，别的我也不懂，只知道他们研究的是旧相声里有哪些糟粕和不合理的地方，如何改进。

　　 过了两个多月，相声改进小组正式成立，我师傅就离开了“迎秋”，相声改进小组也搬到西单口袋胡同5号，有七八间房，还招了不少学员，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记得学员还有：赵春田、于世德、于春早、于连仲、阿双泉、辛宝珊、黄铁良、孙宝奎、王学文。这些学员大部分都住在那儿，全天学习，正规多了。早晨吊嗓子，练武功，跑圆场。每个学员都有专门的老师负责，老师有于俊波、刘德智、黄鹤来、赵蔼茹，陶湘九、陈荣起，郭启儒。孙寿斋是孙玉奎的父亲，他负责教我，他会拉胡琴、打鼓、打板。 每天给我们分别吊嗓子，有唱花脸的，有唱老生的，有唱小生的，也有唱青衣的，大家围成一圈。一个唱完一个唱，其他人听着。唱 完了，各自的老师都来了，开始教相声。当时孙玉奎和罗荣寿是相声小组的副组长，孙玉奎负责教文化课和搞改编、创作。他不在时，文化课就由席香远代教。罗荣寿负责财务和业务。我师傅侯宝林是正组长负责全面工作。其它老师教相声。例如，刘德智教《打灯迷），于俊波教《相面》，陶湘九教《拴娃娃》，反正都是口传心授。师傅怎么教，你就怎么说。上完课，下来自己练。第二天老师再给上新课。后来我师傅又让我学了几段贯口活儿，如：《地理图》，《八扇屏》，还有老舍先生改编的《维生素》。

       当我还在迎秋游艺社的时候，有一天，我师娘去了，金子厚介绍我认识师娘。从此师娘就经常让我到绒线胡同西口的家里去。有一阶段，每天中午我在相声改进小组下了课，师傅就把我带回 家去吃午饭，有时我于脆就住在师傅家里。这时东城开了个凤凰厅。吃完午饭，师傅经常带我去凤凰厅演出。我已经学会了几块“活”了。通常我们都是步行，边走边聊。师傅一边儿了解我的学习情况，一边给我说活儿。后来师傅认为光靠路上教还不够，就让我每天起床在楼下（绒线胡同房是中式二层楼）练。他还经常带我去两个地方。一个是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再一个是北海的双虹榭，这两个地方早晨都没什么人，我们走着去，从路上就开始教，到了那儿以后正式上课。当时师傅对我说的一些话至今记忆犹新，师傅说：“要想做个相声演员，就要学知识，学文化， 要勤学好问。有的东西你也许当时用不着，可总有一天你会发现用得上，在相声里什么都要演，什么都要表现。”有一次我们走到赶驴市这个地方，路南的墙多出一块，墙根儿底下用砖砌了一个慢坡儿，师傅问我：“你知道这叫什么吗？”我说不知道，师傅说：“这叫‘卧牛’，是怕这堵墙倒了，加固用的，这就是知识，也许相声里就用得上，你要走到哪儿，问到哪儿，学到哪儿。”又有一次，走到西三座门儿，那时长安街上还有三座门儿、花墙子，师傅就给我讲怎么有的三座门儿，从西三座门儿又讲到东三座门儿。你要说老北京，这些都用得着。师傅还说要想把相声说好，就得有知识，有生活，对于学习，要勤于思索，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样站在台上才能得心应手心里有底，不觉心虚。师傅就是这么一点一滴随时随地地教导我的。

　　那时我学了一段叫《医生》的段子。因为我没有医药学方面的知识，只知道生背药名，背得没滋没味儿。其中有这么二句台词，乙说：“你还懂医学？”甲说：“我不懂，我哥哥懂。”我一边儿说一边儿用大拇指往肩膀上一指。师傅看了说：“说我哥哥懂就要突出我哥哥，你的动作把自己的身份给降低了，大拇指往后一指，显得很粗鲁、村野。如果你用食指往旁边指就显得文雅多了。”师傅对我要求很严，就连一句话，一个动作都不放过。我们这些弟子就是通过严格的训练，逐步建立起自己高雅、洒脱的表演风格的。

　　 在日常生活中，师傅对我也不是过去那种封建家长式的带徒方式。我感觉他对我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一个严冬的早晨，我们邀王世臣、高凤山一起去北海双虹榭遛活，我们去得早，看见许多人在滑冰，我和师傅都很感兴趣，当时他租了一双冰鞋，试了试，不合脚。感到很遗憾。过了几天，我跟师傅在凤凰厅演出完回来，走到当时的中国百货公司，也就是后来的王府井妇女儿童商店，我们爷俩走进去，我一眼看见柜台里摆着一双冰鞋是日本僧帽牌的，我贪馋地站在那儿看，师傅走出老远，回头见我还在看冰鞋，就随手点了一支烟站在那儿等我。我知道他抽烟呢，还接着看，师傅拿着烟走过来，发现了我在看冰鞋，他问我：“你想买啊？”我说：“是啊。”他就问售货员鞋多大，多少钱，人家说三百多万（合现在三百多元）。师傅又问我有多少钱，当时我身上只有十几万元钱：师傅摸了摸身上也就有一百多万元，还差得远呢。 师傅让售货员将鞋拿过来让我试，我心说钱不够就别试了，可又一想买不起，试试也过瘾。没想到越没钱试着越合适。师傅看我真喜欢这双鞋，就让我去凤凰厅找经理取钱去，等我把钱取回来，师傅还在跟售货员聊天儿呢！他看旁边还有卖毛线袜子的，就让我再挑一双袜子，结果又花了三十多万给我买了一双毛袜子。出了商店，师傅说：“有了冰鞋，可咱们还没吃饭呢。”不远就是小小酒家，于是我抱着冰鞋随师傅进了饭馆。其实师傅当时日子并不富裕，就因为我喜欢，师傅就给我买了，那时师傅一个月的包银也就挣五六百万元钱，这一下，一个月的收入让我报销了一半多，所以我说师傅待我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这双冰鞋我一直保留着，就连“文化大革命”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也舍不得卖。师傅平时也喜欢玩儿，游泳、滑冰、划船，打台球都喜欢。师傅玩是玩，不是为了玩而玩，他是为了锻炼身体，开阔视野，他把平时的生活积累，都用在台上，用在活里。

4 l& y1 W+ v$ t/ _# H! B8 [5 X       1952年我刚出师，有一天我在前门劝业场四楼演晚场，散场后走出来，只见对面中国银行的高台阶上，有人在黑暗中吸烟，火光一闪一闪的，还没等我看清是谁，就听见师弟耀文喊我：“振良哥，振良哥。”这时我才看清抽烟的人正是师傅。原来师傅带着耀文来看我演出，事先却不告诉我。这种事不只一次，师傅经常看完演出在门口等我，指点我在演出中的不足之处。然后我和师傅溜达着走到前门，给师傅拉包月车的僧哥就在那儿等着我们，一起回家去。我心里明白：师傅一是来听我使活，二是我刚出师，师傅怕我晚上不回家，在外面学坏了。他还和剧场的经理说，这孩子在你们这儿演出，你们给看着点儿，演完了就让他回家去，有事就给我家里打电话。我当学员的时候，吃饭零花钱都是师傅给， 就连看戏的钱师傅也管。譬如师傅说，长安正演《失空斩》，你去看看对业务有好处。每回看完戏，师傅还要问我演的什么戏？谁演的？借着戏再给我说活儿。有一次师傅在台上学唱马连良的《春秋笔》，唱完后问台下的观众：“我学得像不像梁益鸣？”我当时很不理解，就问师傅：“您明明学的是马连良，为什么问观众像不像梁益鸣？”师傅说你别问，先去天桥听听梁益鸣，回来再说。 师傅给我钱，我去了好几趟才赶上梁益鸣唱《春秋笔》，可是听完了，还是不明白。后来师傅告诉我，我才明白，梁益鸣学的是马派，而我师傅在台上却把梁学马的不同之处也同时表现了出来，所以这个包袱，观众反应强烈，我师傅学谁像谁，观众服气。他见好就学，每人的特点都逃不过他的耳朵。师傅为了让我弄懂一点一滴，也下了不少功夫。花钱让徒弟去听戏，这种教学方法在当时也不多见。师傅说：“你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组织好一个包袱。”师傅对我的心是到了，功夫也下到了，只可惜我没能把师傅的技艺学到家。

　　 解放初的一天，师傅带我去东交民巷路南的一个大门里给毛主席说相声。那天还有新凤霞、喜彩莲演的评剧《借当》，有一出 《游龙戏凤》我忘了是谁演的了。还有京剧《将相和》里的一折。 我师傅演的是《戏剧杂谈》，事先我并不知道是给中央首长演出，到了剧场，师傅说，你从侧幕往台下看看，是谁在看演出呢？我看完高兴地告诉师傅：“有毛主席，刘副主席，还有朱德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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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参加抗美援朝慰问团，也是师傅让我报名的，我当时跟师傅说：“朝鲜在打仗呢！”师傅说：“打仗怕什么？人家是为谁呀，还不是为国家，为我们老百姓吗，人家志愿军能去，我们怎么去不得，去了，就是牺牲了又有什么，谁不比咱们值，咱们算得了什么。”我听了师傅的话就去霞公府文艺处报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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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我被评为北京市文教系统群英会代表。有一天早上我在前门小剧场开会，剧场把我们的照片和事迹都登出来了。还听说有人找我，我就出来了，看见一个人正背着手看我的照片呢。“师傅，您怎么来了？”“没事，我出来遛遛，有人跟我说你当了劳动模范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师傅临走又嘱咐我，不要骄傲，要听党的话，走正路。我一直把师傅送到大栅栏西口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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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 H- y) H- @) ~8 x7 q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45年来，师傅对我像对耀中、耀华、耀文一样。不仅在生活上，业务上，更主要的是在政治思想上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教育我们做正直的人，师傅常说：“你每场演出下来都要想想，你究竟给了观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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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侯宝林和他的儿女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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