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迟：从《买猴儿》谈起

汪荣照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存在的。相声如何正确地表现这种矛盾、现象，发挥它的特殊作用，是一个应予重视并值得研究、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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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的《买猴儿》就是一篇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相声，它产生在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之后，最初创演于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首次发表在《北京日报》上。当时，对内、对外战争结束没几年，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又对民族资本实行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我们管理国营大企业的经验还不很多。“买猴儿”这件事正是发生在一个以私人商业为底子的国营大企业里。在资本家管理时，马大哈的性格绝不会发展到那样地步，不然他的饭碗就砸了。那时候他很可能是循规蹈矩，按时上下班，只能在私人生活上有点“马大哈”到了百货公司后，马大哈也有一种解放的感觉，但由于个人主义没有很好克服，“马大哈”性格就发展起来了。在一九五三、五四年那个典型环境中出现马大哈式的人物是必然的真实的，马大哈的性格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他周围还有许多“马大哈”。首先是那个科长，此人办事马马虎虎，在空白条上盖上戳儿就算完事;那个采购员也是混事儿的，不考虑给他的通知是不是真实，上级叫怎么办他就怎么办，带点儿奴隶主义色彩。还有那个仓库主任和马大哈的爱人等，也都表现出一些“马大哈”的性格特征。
# _& p% a. h. L3 E　　《买猴儿》在结构上看来有些不合理，但相声的合理不合理在于观众承认不承认。相声不仅要放大、夸张，还允许怪诞。《买猴儿》的合理性就在于性格的真实，它没有话剧或电影那样的故事结构，结构连续性并不强，而是用一个人物的典型性格从头到尾贯穿全篇。这一点是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中学来的。《阿Q正传》的各章之间并不像一般小说似的一气呵成，但是从“优胜记略”到“大团圆”，从各方面表现了阿Q的性格。《啊Q正传》的民族形式由生活本身、语言、时代背景、典型环境和选择的题材决定的。鲁迅先生看到了那个时代统治阶级身上散发着许多腐败的东西，诸如“保存国粹，讳疾忌医，虚无缥缈，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自夸”等等。他塑造阿Q这个典型，不仅描写了一个长工出身的阿Q，更重要的是，通过对阿Q的描写鞭挞了许许多多阿Q式的人物。我写《买猴儿》就学习了这种以性格作为主线的写作方法，依据相声的特点和规律，选择题材，结构故事，塑造人物，既指出“马大哈”对社会的危害性，又注意人物的真实性。
　　《买猴儿》这段相声的题材是怎样选择的呢?当时我听了一个报告，讲到商业部门中许多骇人听闻的混乱现象。由于某些人不负责任或官僚主义，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损失。出于一种政治上的责任感，我想写一篇作品(相声、话剧或文章)批评一下。有了这样的打算，总要找到一种合适的题材来表现它。有一天大伙儿聊天，有一位同志无意中说了这样一件事：天津有个公司要买两箇(每箇约合四十箱)专擦瓷器的“猴儿牌”肥皂，却买回了两只活猴儿。我一听，感到这是一段相声题材，脑子里立刻跳出个“马大哈”来。当初我在华北军区抗敌剧社工作时，剧作家杜烽同志下部队体验生活，听战士们常说“马大哈”这个词儿。经他传到剧社，成了剧社同志们的口头禅。我选中这个题材，又考虑按真事写是不行的。只要两只猴儿，在天津就可以解决，我便改成买五十只猴儿，这样就把马大哈这个人、这件事支出去了。其实，肥皂不仅仅有猴儿牌，还有虎牌以及猪胰子等等。所以选择猴儿牌，是因为猴儿这种动物能够模拟人的动作，比较滑稽可笑。如果买五十只猪，到附近农村就有，用不着跑那么远。如果买五十只老虎，使人越听越害怕，就不成其为相声了。
　　我们常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生活既是源泉，同时也是海洋。不是从生活的海洋中舀出两勺海水就是创作题材。作为艺术工作者总是从内容和形式统一的观点看待生活，从尽可能高的思想性和尽可能高的艺术性相结合这样一个统一的观点看待生活。他在生活中有时听到一些话，看到一些形象，便觉得很有用处。如果离开内容和形式统一的观点就不容易找到合适的题材。题材是从生活里来的，但只有在头脑中加工、提炼之后，才是创作。从群众中来的是棉花，到群众中去的就是衬衣之类的成品了。
　　我所以选中“买猴儿”这个题材，因为它能够很好地表现人民内部矛盾。马大哈并没有任何搞破坏的意思。他的“马大哈”性格是自然流露出来的，这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物，而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个人主义的东西。鞭挞“马大哈”，并不是鞭挞社会主义制度，而是鞭挞旧的社会制度给我们留下的毒害。这个原则适用于所有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相声。
　　表现人民内部的矛盾还牵扯到笑是手段还是目的的问题。我认为：笑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目的和手段统一的产物。相声作者依照相声的特点和规律，以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观点观察生活，选定主题和题材，进行结构，运用语言，再经过相声演员生动的表演，就产生了笑声。不引人发笑的不能算是相声;但从头到尾充满笑料的，也不一定就是好相声。相声是曲艺的一个品种，是喜剧性很强的、以引人发笑为特点的语言和表演艺术。相声用一个题材、一条主线把许多小笑话串起来，游离于主线之外的珍珠，不管是多好的珍珠，它不是项链上的珍珠。我写《买猴儿》很注意笑料安排，特别是如何结尾的问题。这段相声的结尾是：甲说：“……我还得感谢他(马大哈)!”乙说：“干吗谢他?”“幸亏这是买‘猴儿牌肥皂’，要是买白熊香皂’，我准上北冰洋啦。”这个“底”尽管不十分可笑，但是有分量。相声的“底”不一定引起哈哈大笑，但是最好有余味，有分量，能压得住这个段子。现在有些相声的“底”偏重取笑，脱离主题或游离子主题之外，这是不可取或不十分可取的。
2 p9 C7 z( b  C) |/ N　　由于人民内部矛盾长期存在，相声也要随着矛盾的变化不断发展，一个是跟着时代的步伐往前走，一个是沿着这种艺术自身的特点提高。我不主张把相声都搞成喜剧或化妆相声。对化妆相声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在舞台上实验，但化妆相声不是相声的必然发展方向。化妆相声既达不到喜剧所能达到的深度，又不可能像以语言为主的相声那样广泛地表现社会生活。相声就是相声。特定的艺术形式有它的特定的题材、结构和表现方法。有人曾劝我把《买猴儿》改成电影，如果那样做，必定是荒谬的。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路线、政策，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我们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但不是创作的教条，要运用它来观察社会生活，分析解决具体问题。这些指导思想在一个作品中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作品的主题、题材、结构、人物，在创作中是浑然一体地出现的，而不是先有了主题，再找材料。一个艺术工作者不是拿起钢笔和稿纸才开始创作，而是无时无刻不在创作过程之中。这里我们把党的路线、政策作为指导思想，当然是指正确的路线、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并制定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正确方针，我们就要以此为指导，分析解决具体问题。同时，要考虑到文艺创作的社会效果，只能是协助党解决今天的困难，而不能提出一些党一时还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搞批判现实主义，而是要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来协助党处理今天的问题。特别是以讽刺为特长的相声创作，更必需认真考虑社会效果，不要因为打老鼠而伤了玉盘儿。党所需要的作品、人民所需要的作品和作家所要写的作品应当是一致的，创作动机和社会效果应当是一致的。只有这样，表现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相声创作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蓬勃地、健康地向前发展。(何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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