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太奇与曲艺说表

汪荣照

曲艺向称最具民族民间性的“国粹”艺术，而电影则为近代科技进步后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产物。“蒙太奇”作为电影艺术的剪接组合技术与艺术表现法则，是西方人的“专利”。但在我国传统的曲艺艺术尤其是“说书”类曲艺的叙事结构手法中，这种电影艺术技巧，却也俯拾即是，随处可见。　　一般来说，传统的电影“蒙太奇”技巧包括顺叙时的自然衔接手法、详略取舍的节奏运用手法、倒叙时的闪回交代手法，以及并列手法与平行交叉演进的手法等。虽然电影艺术的“蒙太奇”手法发展到今天，已由原来一般意义上的技巧功能，被发掘升华成具有两某种意识形态性的创造手法。比如在爱森斯坦看来，“蒙太奇”不只是艺术在叙述表现时运用不同技巧所进行的多空间、多视点、同一表演时间顺延内的不同剪接与结构，而且是由“技巧”而上升到哲学的“思维”高度的观念形态，即“理性‘蒙太奇’”。换言之，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般的“镜头语言”。但是，所有这一切，与曲艺中“说书”类曲种“说唱”表演时采用的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相比，有很大的相似性。
2 a3 {9 Y# F% t! t, f　　首先我们发现，电影艺术的“蒙太奇”技巧或曰“艺术语言”，在曲艺的“说书”艺术中均有运用。评书艺人在讲评故事时，有句套话，叫做“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是典型的平行式的“蒙太奇”手法。即说完这桩事件，然后再交代那桩事件，从而显得有条不紊。而在评弹艺谚中有“先来先说”、“缘由后表”这样的话与法则，即是先“种根”(埋伏笔)、设“悬念”，然后再细表缘由，用的是“闪回”式“蒙太奇”手法。至于“见子打子”式的即兴“现挂”或“小卖”，更是兴之所至的“交叉”式“蒙太奇”运用。如说到某某大将使的“流星剑”之类时，便先按下人命关天的打斗结果不表，偏偏拆讲一番此剑的由来、命名及非凡功能等等，既吊听众胃口，又长听众知识。叙述中有拆讲，紧张中见“松弛”。拆讲评议与此不但成了插入故事与名物掌故的结构手法，而其同时包含着“说书”人出于对其艺术效果的张驰处理而吊人胃口，引人入胜的有意安排。“拆讲”因而即是“技巧”又是“思维”。即是随意出现的，又是有意安排的，亦即具有了某种“理性‘蒙太奇’”的作用。
　　同时，“说书”艺术中叙事方式及情节安排上的技巧运用，更多的是体现在长篇大书的构思安排与说表环节里面。“说书”与“电影”一样，同样具有叙事艺术受制于时间的某些特点或曰局限。电影虽然由于镜头的可跳跃与画面的可切换而呈现出灵活性，但要在两个小时左右完成叙述，必定时间有限。这样便要求有详略取舍，有穿插闪回，为了吸引人且增大艺术效力，还要讲求结构的悬念性与场景情节的戏剧性。而“说书”虽然在表演时间亦即说表时间上较电影有更大的自由，但其“表达”方式则是“线性”的而非“平面”甚或“立体”的。于是，为了使故事更吸引人，说表更有艺术性，同样要有一整套艺术上的手法。因而对“说书”人来讲，除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式的回目间大“悬念”外，还需要每个回目中有小“悬念”，即所谓“关子”与“扣子”。“卖管子”与“明关子”、“系口子”与“解扣子”的过程，也便是“说书”艺术不断制造戏剧性情节的创造过程。
　　对“说书”人来说，一部大书，人物动辄几十上百，情节往往曲折纷繁。而要用一张嘴在同一时空里说清楚各种人物关系，表现各个人物命运，“说书”艺人自有一整套的“蒙太奇”式结构手法。除上述主要介绍的几种之外，他们还常采用化繁为简的办法，先将大致的故事与主要的人物理出头绪线索，并按说表的特点重新结构组合，然后再在已重新组合过的关目里，边演边说丰富细节，组织不同的“关子”与“扣子”。用艺人们的话讲，就是“立梁子”(搭情节框架)“定柁子”(集中关目)。与电影一次拍成无法修改，因而被称为“遗憾的艺术”不同，“说书”不是一锤子卖买，而是可以在行艺中去完善，“一遍拆洗一遍新”。所以尽管都说《水浒》，但“十书九不同，个人嘴里变巧能”。比如驰名江南的扬州评话“王派《水浒》”，就是将《水浒》故事打乱，按不同的“蒙太奇”手法，组合成《武松》、《宋江》、《卢俊义》、《石秀》、《林冲》、《鲁智深》等六个“十回”(即每个人物说表“十回”)。而康国华讲说的《三国》，也被重新组合成《火烧博望坡》、《火烧赤壁》、《火烧新野》等“三把火”。这样说来，“说书”艺术中的“蒙太奇”便不仅是书情结构上多种手法的平面排列，而是一个分层分回分关目的立体性“系统工程”。因而，便集中也更丰富。
　　也许正因为如此，20世纪30至4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电影业，主要改编拍摄了相当一部分的评弹故事为电影。其间不只故事本身很适合电影表现，而且评弹艺术的叙事结构方式，无疑对当时并不成熟的电影业艺术家们之创作提供了改编中叙述结构及方式上的直接移植便利。正因为“说书”艺术与电影艺术在叙事结构方式上有着如此天然的雷同或曰相同之处。则中国电影在发展初期对“说书”艺术尤其是“评弹”文学的结构方法的依赖，或者换言之，“说书”艺术对于中国民族电影艺术的形成之贡献，是不可忽视并且值得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