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宝林《卖艺生涯》（二）

汪荣照

  我是怎样离开天桥的    我在天桥的学艺生活是艰苦的，主要是饿。你想，中午12点钟我们就得上地去唱，一直唱到吃晚饭，哪能不饿呀？下午4点钟以后就觉得饿了。三角市场虽然有白记豆腐脑、鸡蛋饼这些好吃的东西，但我是个学徒，吃不起。有的听戏的人喜欢小孩儿，给你两个铜板，可以买个烧饼吃。那我们也不敢，得老老实实地交给老师。老师说了声：“去买个烧饼吃吧！”才行。要是不说话，那我就只好饿着。这样就锻炼成了一天吃两顿饭老挨饿的习惯。老师家人口少，油水大，他们吃两顿饭不觉得饿。我不行，我以前要过饭，吃得多，他们就说我饭量大。后来师娘总闹病，也没功夫做饭，就叫我到外边买饭吃，每顿饭给十个大铜板。十个大铜板，真要让我自己支配，可以吃饱肚子了。两大枚一个饼子，吃四个，再来一大枚的粥，一大枚的咸菜，可以吃饱了。但她不让你吃，她嫌你吃那个寒碜。她让你吃炒饼。这样，她和人说起来就可以说，“我的徒弟在饭馆吃饭”，觉得好听。十个铜板正好半斤炒饼。那时粮食贵，菜便宜，饭馆掌柜往炒饼里掺绿豆芽，一抓一大把，一炒一股水，吃不饱。回想起来，那时生活真难熬呀！我在老师家学了两年半的徒，因为老师和“云里飞”闹翻了，我就离开了天桥。我学艺的合同上写的学徒时间是三年零一节，那“零一节”指的是过五月节以后，所以实际上是三年半。我离开天桥时，还没有学满师。为什么两家闹翻了呢？那年出了一件事。有个外国人来中国拍电影，这部电影名叫《世界各地》或《世界见闻》之类的名称，他要拍摄“云里飞”那场子，“云里飞”要的钱多，外国人给钱少，“云里飞”就不让拍。后来，张宝忠应下来了。张宝忠的场子在三角市场东北墙外那地方，他耍大刀，拍电影时需要胡琴给大刀伴奏，我老师应下来了。大概也就给十元或二十元钱，不多。我老师拉的《夜深沉》，我打的板，就这样拍了电影。我没见过这部电影，只是听说过。这事挺有意思，要是有人能找到这部电影片子，那就可以看到我当初的“庐山真面目”了。就因这，“云里飞”跟我老师闹翻了，我们就离开了他那场子。后来跟“云里飞”拉胡琴的是张世贵，后来又有张世贵的外甥叫朱培基。
8 G+ }: |1 ]8 S& f' l& O    当时在天桥唱段儿戏的有三份儿：“云里飞”是一份；楼外楼①地方有一份，是姓刘的夫妻俩带几个小孩在那唱；三角市场东南有一份，是个姓林的老太太带着两个孙女在那唱，我跟林老太太也搭过伙。后来刘醒民、周玉奎等都出来了。最后出现的是王兆林，带着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一家子唱，我也跟他们搭过伙。唱段儿戏，前面都得有个“前脸儿”，就是在唱段儿戏以前跟观众随便聊会儿，抓个哏啦，逗个笑啦。再有，生、旦、净、末、丑都得会，缺什么角色就来一个。这种角色叫“前脸儿”。“前脸儿”是个多能的演员。莲花落、“什不闲”②都有“前脸儿”，“云里飞”那场子也有“前脸儿”，我就充那“前脸儿”。我唱戏的基础就是那两年当“前脸儿”打下的。后来的刘醒民等也搞“前脸儿”，那就是学我的了，因为我跟他们都搭过伙。我老师带着我和师兄离开“云里飞”后，又找了几个人自个儿干，那就赚不到钱了。要讲赚钱，老师就是在跟“云里飞”这两年里，赚了几百元钱。一块大洋先是能换五十六吊铜钱，就是五百六十个子儿；后来能换四十六吊铜钱。我跟老师学徒这两年，每隔三四天我就端着钱板跟老师到红楼茶馆北边金麟班(原来给宫里演大木偶戏的戏班)对面一个兑换所，去换一次银元，满一钱板是二千个子儿，整二百吊钱，铜子儿换银元，每块大洋要贴给人家两大枚到三大枚铜板，二百吊钱能换回四元钱。托着两板去能换回八元，刨去开支，能剩个四五元钱。一月能赚三十元钱。这还不算串妓院挣来的钱，串妓院卖唱挣的是票子，他都攒起来了。我在老师家呆两年，他足足赚了将近一千元。我们离开“云里飞”之后，就赚不到钱了。正好那时有人组织一台杂耍到山西太原去，要找个拉单弦的，“单弦拉戏”和现在的“大擂拉戏”差不多，单弦比大擂小。当时有个邵雅轩能拉单弦，需要找个胡琴伴奏，就找到我老师，我老师跟着他到太原去了。家里停下来了，停下来，不能白吃饭，我老师就告诉我：你走吧！回家吧！当时有个规矩，学徒没有满师，老师不能介绍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不光是我老师这样做，其他人也这样做。不介绍地方不要紧，我老师还到“云里飞”那去说：“我这徒弟没学满师，你别用他。”这句话可要命了，一下就断送了我的生活的道路，我今后到哪里去生活呢？
4 p1 W7 I0 P# v    就在这当儿，我的母亲死了。这天，我父亲给我来送信，我们正好在老魏这地上上地。唱完了戏，老师领着我到茶馆给老魏叩了个头，说：“这孩子他妈死了，您行个好吧！”老魏给了我一块银元。我老师还让我在茶馆唱，唱完后让我跪在地上，老师说：“我们这孩子他妈死了，诸位别走，大家掏点钱行个好，帮忙埋了吧！”这样又敛了五十多个铜板。这些钱他没给我，只给我四大枚铜板，让我回家去。四大枚车钱，我回不了家啊！我家住在北皇城根福寿里。我从天桥一直走到前门，才坐上白牌儿有轨电车③。从那坐车到西单，就要四大枚；从西单到福寿里，还得四大枚。我手里倒是攥着一元钱，但我不能花，我不敢。我只能走回家。这边走半截路，那边走半截路，回到家已经半夜了，我还饿着肚子，没吃饭。第二天，老师来到我家，给了一元钱。埋葬母亲买棺材等费用都是舅舅拿的。
" L0 C* R/ y" X/ _    老师到山西去了，我也被打发回了家，这已经是秋天。我到家，只有身上穿的一身裤褂、一件蓝布大褂、一双鞋、一双袜子。
    ①地名。在天桥北边，即今友谊医院门诊部一带。
* A$ N4 k& [: i0 O& }& L    ②“什不闲”是种民间说唱艺术。锣鼓和镲嵌置在木架上。艺人居中，左手夹两鼓槌，敲打单皮和大鼓；右手拉绳敲小锣；脚蹬绳，可以敲响大镲和小镲。艺人表演时连拉带打带唱，群众叫他“什不闲”。这种艺术现已失传。
    ③ 北京的电车始于1942年12月，由官商集股合办建立北京电车股份有限公司。最早的有轨电车有四路，分挂红、黄、蓝、白四种牌儿。白牌电车是环行路，四路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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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鼓楼市场
9 T8 |) ?8 ^5 k4 I: ]) e    父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知道我学徒苦，见我回家，没责备我，还说：“你先玩儿两天吧！”我总归是个孩子，连饭都没得吃，也还有心思玩儿。离开家那么久，像鼓楼那地方就可以好好玩玩。我就到了鼓楼那儿。钟楼前、鼓楼后有个市场。一进市场有个说书的，说书的旁边是个茶馆——石记茶馆，茶馆门口有个唱戏的摊儿。我就在戏摊旁边站着，人家那儿正唱《捉放曹》，唱完了一段，一打鼓，要钱了，“嘣，嘣，嘣……”就跟我在《三棒鼓》相声里说的一样，那时要钱都打鼓。要完钱要开戏了，那个打大锣的上厕所了，厕所在钟楼底下，远一点，没人打大锣。
) W( O- i7 Y' ^4 ^    “嗳，大锣谁打？”没人答应。
    “我打吧！”我说。
    我把大锣拿起，把整个《捉放宿店》打下来了。打完后，那场子差不多每个人都惊奇了。嗳，这小孩儿，会打大锣？我过去在天桥学艺，像鼓啊，大锣、小锣啊，钹啊，我什么都学过，甚至有时我坐那打一通鼓。我打完锣，大伙儿很喜欢。那班主叫李四，就问我：
    “小孩，姓什么的？”
    “姓侯。”
    “你会唱不会？”
$ N  u+ n5 `+ `    “会。”
    “你现在在哪儿？”他以为我是戏班的。
; t: R' a9 u! t    “没事儿。”
# D0 d4 ~( D. ~    “那你跟我们这儿干行不行？”
    “行啊。”我说。
    头天出去我就找着工作了，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就像我们那邻居老太太说的：“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就这样，我在鼓楼搭上班，第二天就“走马上任”了。合着我只休息了一天，其实这一天我也没怎么休息，我一直在那帮人家打锣。
" b) P% w1 L  ]5 i; s" x    我又重新找到了活命的机会。
    在鼓楼市场这地方，我唱了一年多。这一年多，我跟人家搭班唱戏，比我在老师家学的戏要多得多。我学了几十出戏，所有我们那场子唱的戏，几乎没有我不会唱的，而且生、旦、净、末、丑都会。唱《辕门斩子》，我一个人唱两个角色，一会儿在这边，是杨六郎；一会儿跑到那边，就唱老旦。比方说《牧虎关》这出折子戏，我从高来、杨八姐、鞑婆、老旦、小生，一直唱到高旺，没有一个我不会的。我唱青衣差一些，因为我的青衣嗓子不行。我是在20岁以后才会唱青衣、小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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