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观念与社会心理

汪荣照

相声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由于近年来好相声不多，粗俗乏味的相声不少，人们普遍关心相声艺术的命运。毫无疑问，一种艺术形式，只有当它的产品不断被生产又不断被消费，人们不断从事有关它的创作活动和接受活动时 ，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相声的生产与消费，客观方面取决于由经济、政治、文化变迁带来的社会心理、社会需求的变化，主观方面取决于相声艺术群体在观念上方法上对这种变化的适应。本文试图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探讨一下相声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命运。　　一、相声的发展与相声观念的变革
& t( K% c3 J. u2 b　　相声是旧社会市民阶层的产物。，过去相声艺人的地位十分低下，常能听到相声艺人招徕听客时说，“我们是您面前的欢喜虫儿，讲究说学逗唱，招您一乐，把您兜里的钱说到我们的兜里，这就是我们的德能之处。”相声不过是招人一乐的买卖玩艺儿，这便是当时大多数相声艺人的相声观念，也是社会上人们对相声的一般看法。然而，这个招人一乐，不会没有思想内容，它必然要体现出相声艺人的喜怒哀乐。相声艺人从他们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地位出发，又继承了自古以来我国优良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在创作和表演中常常能够有力地暴露和指斥旧社会的黑暗并表现出对摆脱贫困、屈辱生活的渴望。如此产生的许多传统相声优秀作品，是我国民族民间艺术的一笔宝贵财富。
7 H. }2 A0 ~; a1 V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指引下，相声改进了。老舍先生说，” 相声是人民大众所喜爱的，因为它既善讽刺，又很招笑。 若善于利用它，它可以成为很好的宣传工具。” (《相声改进了》：北京《新民报》一九五○年六月十二日）。在侯宝林先生为首的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成立一周年之际 ， 他又著文写道：“以前的老相声是只供听众哈哈一笑，而今硬要把它改成能配合政治任务，能有思想教育，岂不相当的困难么? 可是，经过几次试验以后，大家慢慢的有了信心，原来相声中的讽刺，假若用合适了，正是一种宣传的利器啊!”(《介绍北京相声改进小组》：《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一日）。相声应当成为配合政治任务和进行思想教育的宣传工具，这是当时提出的新的相声观念，但是相声改进的方向。这种新相声观念是与旧相声观念相比较、相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侯宝林先生也曾指出那时旧观念对相声改进的阻碍作用：“相声艺术仍在一部分人印象上存在一些错误认识，特别是尚有许多艺术修养年轻的相声艺人自己也认为：‘相声主要是为了逗人一乐，东拉西扯，无理取闹，它不能有什么中心和内容。’ (《相声的结构》：《相声论丛》第一辑，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应当肯定，这种新的相声观念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于相声的社会心理与社会需求的变化，从而对新相声的创造与旧相声的改造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五十年代出现了《一贯道》、《婚姻与迷信》、《夜行记》 、《买猴儿》、《英雄小八路》、《追车》、《昨天》 、《找舅舅》等一批名作，展示出新相声的创作硕果累累。
　　用今天的眼光看 ，建国初期这种为大多数人所公认的相声观念既有相对的真理性 ，也有历史的局限性。它显然受到了当时简单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某种影响，还不能全面地反映相声的本质与功能。到了六十年代，受到“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的干扰，对相声的社会心理与社会需求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一些相声工作者顺应形势把本来相对正确的相声观念推到了极端，过分强调 “相声应当说中心唱中心”、“歌颂新人新事是相声的主要任务”等。相声界在创作观念上出现了混乱。
6 Q9 v' g& }9 E6 d& M" Y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在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于北京召开的第一次相声座谈会上，终于爆发了关于相声观念的一场大辩论。这次座谈会历时十二天，有京、津两地的相声演员、作者、曲艺团队负责人参加，中心议题是相声艺术的特长和如何繁荣相声创作。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相声究竟应当以歌颂为主还是以讽刺为主，持两种对立观点的同志争执不休，相持不下。老舍先生到会并讲了话（以《多编好相声》为题，发表于《曲艺》一九六三年第一期）。他的讲话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他认为相声段子大概可分纯粹逗哏的相声(好比相声中的盆景儿，可供欣赏)、纯粹技巧表演的相声、讽刺相声、歌颂相声四种，而不仅是歌颂、讽刺两种。对于歌颂与讽刺的争论，他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 p2 W, `% N) T  K* i　　……有落后的东西，就应当以讽刺进行规劝，对新生的向上的东西，就值得歌颂。不准相声讽刺了，都搞歌颂了，这也不对。不必都歌颂，也不必都不歌颂。你编讽刺的，他编歌颂的，用不着吵架，编得好就行。不能拿讽刺的包括所有的相声，相声中有一部分歌颂的，是应当的，这就看你写得好不好了。有的歌颂的段子，是非常受欢迎的，这是事实。你是歌颂派，我是讽刺派，用不着这样分，两种都要。我觉碍我们十三年来的相声有了很大的发展，添了—种歌颂的了。我们应当继续掌握老的技巧，随时增加新的内容，叫这种艺术不断向前发展。
- Q. a4 I- n5 T　　座谈会后，关于相声歌颂与讽刺的争论没有中止。十年动乱开始，林彪、“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倒是政治替艺术作了“结论”。那时除了讽刺国外敌人和所谓“走资派”的个别段子外，讽刺相声一时销声匿迹了，相声成了歌颂段子的一统天下。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相声工作者出于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继一九六四年的《女队长》之后，又编演了《友谊颂》、《海燕》、《红梅》、《千方百计》、《好连长》、《喇叭声声》、《无限青春》等许多优秀的歌颂段子，并使歌颂段子的创作技巧得到了发展。
　　众所周知，粉碎“四人帮”后 ，顿时打开了讽刺艺术的阐门，一批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讽刺 “四人帮”的相声佳作——《如此照相》、《假大空》、《帽子工厂》、《舞台风雷》、《“特殊”生括》等喷涌而出，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带动了相声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继而出现了《不正之风》、《皆大欢喜》、《诗·歌与爱情》等各种色彩的好段子，相声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曲种。
　　在“相声热”和相声的膨胀中，已经预伏下困难的因子。三年发展后，相声成功之作锐减，作品质量和表演格调开始下降。这使得相声工作者在欣喜之余，又感到了惶惑。
9 v8 ]; A- G  z1 i+ q; m/ e* H1 K　　一九八○年五月，中国曲艺家协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相声座谈会，即相声创作座谈会。会议历时十四天，各路相声名家、学者荟萃—堂，通过学习、讨论，对相声发展的形势、成绩和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就相声工作者应当重视社会效果、提高艺术趣味、深入现实生活、丰富创作技巧、加强学习修养等问题统一了认识。关于相声的特长与功能的争论，大家基本上达成了“相声长于讽刺，也可以用来歌颂”这样一种共识，争论的热点已转向如何掌握人民内部矛盾讽刺分寸的问题了。
' ]& g9 Q0 [$ }' G6 _: V    这次相声座谈会对相声进一步健康发展 ，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然而，会后十年 ，相声的发展越来越走入困难的境地，虽则继续编演出 《农老九翻身记》、《五官争功》、《聊天儿》 、《临死之前》、《并非讽刺裁判》、《威胁》、《虎口遐想》等一些影响较大的好相声，人民群众对相声也还是表示欢迎的，但好相声渐稀，表演格调不高的现象未能得到根本的扭转，社会上啧有烦言，许多相声工作者陷入了迷惘与思索。 当然，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相声工作者理应多从相声艺术自身找一找主观原因。
　　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主义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正在经历着巨大的调整与变革，人民群众对相声这门艺术的社会心理与社会需求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而我们的思想观念还不能自觉地适应这种新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相声作品如何把握复杂纷纭的社会生活？显然，回到相声只是招入一笑的玩艺儿那种旧观念是不行的；因袭五六十年代所形成的把相声单纯视为配合政治任务和进行思想教育的宣传工具那种观念与模式也是不行的。
　　历史新时期的相声艺术，应当具有怎样的艺术观念呢?
& [; f1 v+ F" w5 K　　二、社会心态相声对相声类型化的突破
　　实践是理论的先导。在理论陷于困惑的时候，总是实践先为之释疑和校正。
　　在相声观念变革的过程中，容易发生一些形而上学的东西。承相声歌颂与讽刺大辩论的余绪，把相声完全类型化，就是这样一种绝对化的倾向。应予说明的是，把相声作品作某种类型划分，如称以讽刺为主导的相声为讽刺型相声、讽刺相声； 称以歌颂为主导的相声为歌颂型相声 、歌颂相声，或作其他类型划分，并作科学的说明，这本是无可非议的。应当反对的是把相声简单机械地完全类型化，好象相声主要就是歌颂型与讽刺型两大类型，陪衬以无关紧要的知识型、游戏型等，并使相声类型模式化。这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因为它不能反映相声整体和各类相声丰富多样的实际；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因为它会导致主题先行、倾向外露，无助于深刻地表现社会生活的底蕴，容易发生表面化与片面化的弊病。
$ a2 U! A+ K' y" r# l$ Y# A; r6 N  B* m　　在近几年相声创作的实践中，率先对这种类型化的相声观念予以突破的，是一批侧重社会心态描述的相声问世。为了说明问题，姑且将这批相声称之为社会心态相声。较早出现的社会心态相声如一九八三年牛群、李培森的《威胁》，它集中剖视了一位被“文革”耽搁了学业的“爸爸”害怕上学的小儿子发问的典型社会心理。一件件来自儿子的强烈刺激，使这“爸爸”痛感补习文化的需要，产生一种“内驱力”，激起了学习的行为，借以保持心理和环境的平衡。近几年梁左、姜昆合作的许多相声明显具有社会心态描述的趋向。《虎口遐想》是影响最大的一篇。作者以角色自白的形式，描摹一青年工人落入动物园虎洞后的种种心态，实质上是揭示今日相当多的青年对生存、性爱、交往、尊敬、成功多层次的自然需求与社会需求，以及他们的道德意识和价值取向，并且调佩地肯定了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事情是荒唐的，心理活动却是真实的、典型的。另一篇《特大新闻》生动地展现了并非恶意捏造的“谣言”得以流传这一社会心理现象。 传谣者只是为了发泄压在心底的某种情绪求得自我显示心理的满足， 便不惜有枝添叶，过甚其词，以耸人听闻，乃至推断出“天安门广场改自由市场了”这样的奇闻。这个被一些人称作谶语式的“谣言”在社会心理方面并非无因果关系可寻。由于商品关系和商品意识的发展，一些人的心理结构被打乱，崇高的与时尚的发生矛盾，于是如此奇闻便不胫而走。近期的一篇《着急》列举现实生活中个人碰到种种不协调、不惬意的事情，由此引来阵阵着急，其内涵是表现当前急剧变化着的生活内容与生活节奏，在人们心理上产生的不适应。马志明的相声《派出所见闻》说两个工人为些许小事吵到派出所，被警察搁在屋里“蹲性”，终于言归于好，也表现了一种无端浮躁心态。侯长喜的相声《没劲》则表现了一些个体户承包发财后精神空虚，导致种种悖理的行为。这样一种侧重描述社会心态的相声已显见多了起来。将这类相声归入歌颂型或讽刺型都不适宜，因为它的主旨很难说是要具体歌颂什么或讽刺什么，而是要通过对某种典型社会心态的揭露，真实地描写现实关系，以增强观众对当代社会的认识，给人们以教育和启迪。由于它变化了单纯肯定或单纯否定的主题，坚持从生活出发，着重表现典型社会心态，便能够包容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由于它的思想政治倾向由直指转向隐蔽，往往具有模糊的意趣与多义的指向。 恩格斯说过：“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四五四页、四六二页)社会心态相声写得好，同样应当具有含蓄隽永的文学意味。实际上，社会心态相声在五十年代就偶有所见。最为脍炙人口的当属赵忠、常宝华、钟艺兵的 《昨天》，它说北京解放前后一位老人一病十年不醒，忽然醒来 ，恍如隔世，处处以旧社会战战兢兢的心理对待新社会的太平环境；闹出许多笑语，给听众心理上造成了强烈的新旧反差。《昨天》 一出世，当即在相声界人士中引起了争论。 有人说它是歌颂型的，有人说它是讽刺型的，有人觉得两者都不大像。现在看来，《昨天》本是一篇以人物心态反映世相的先行之作，又何必人为地将它划入歌颂型或讽刺型呢?到了八十年代后期， 社会心态相声已然形成一股小小的潮流，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社会心态相声的完善与发展，必将有利于提高相声的文学价值与艺术价值 ，有助于相声克服“直、白、浅、露”的流弊，向社会意识的深层开掘。
) V0 C4 l2 S6 C' I: J" v% q, A& @　　社会心态相声的兴起，进一步证实了前面所引老舍先生的话，随着相声艺术的发展，是会随时增加相声的新内容、新种类的。
4 d+ p4 ?2 P  F7 M3 ^　　既然如此，在歌颂型、讽刺型等外，再增加一个社会心态型，相声的类型化不就更完善了吗?
2 C9 R0 l/ q3 ]& N- U　　问题不出在这里。相声类型化的毛病不在于类型的不完善，而在于它把相声的主体简单地归入歌颂、讽刺两类，这并不能够科学地反映相声的内涵和外延。
  U  A0 u% G+ E; V2 P    三、社会心态描述是相声重要的艺术手段
　　相声是复杂物的统一体。在相声总体中，讽刺段子与歌颂段子不过是各种各样相声中的两种，既不能囊括相声的全部，也不能囊括相声的主体。当代相声是从传统相声发展而来的。传统相声生成于旧社会市民环境，是一种为市井细民写心的艺术。绝大多数传统相声以描述社会心态见长。现在我们常说相声以讽刺见长，这也是对的(特别是相对于歌颂而言），因为讽刺确是相声种种优长之一 ，却不是相声唯一的优长。歌颂段子在传统相声中极少，主要是在传统单口相声中有一些。因为单口相声直接从民间笑话衍变而成，它保留了一些歌颂农民、市民巧斗财主、老爷、奸商、恶棍的笑话 ，如《火龙衫》 、《猫蝶图》、《朱夫子》 等等， 也保留了几篇歌颂统治阶级中机智人物巧斗权贵的笑话 ，如 《君臣斗》 、 《解学士》等。 在对口相声和群活中，歌颂段子是找不到的。 唯独能找到的一篇说穷不怕巧斗贾仁义的《主客问答》，也是从民间笑话、单口相声移植过来的。在旧社会里，相声本质上属于暴露的艺术。传统相声中的讽刺作品有一部分，可以列举出 《连升三级》、《化蜡扦儿》、《关公战秦琼》、《得胜图》 、《揣骨相》 、《牙粉袋》等不少珍品，就凭这些珍品，足以使相声艺术跻身于中国讽刺艺术之林而无愧。 但是，“相声因为必须照顾笑料，篇幅又短，讽刺作品相对地是不算多的” (孙玉奎、金明德《传统相声探索》——《传统相声集》代序，绝不能说讽刺相声构成了传统相声的主体，它只是传统相声中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有大量的传统相声作品虽然意在暴露，却不具备讽刺的品格，不能简单地将它们划入 “讽刺型”。常见的是对城市底层人民悲惨命运的自我嘲弄或互相揶揄，对小市民病态心理的剖白，或者表现某种幽默、俏皮和机趣。《开粥厂》与其说是对“马善人”自吹自擂的讽刺，毋宁说是对小市民梦想发财而不可得的心理的一种宣泄。《醋点灯》的立意也不是对人穷志短的讽刺，而是对人到穷疯饿极时种种心理活动和乖戾行为的描摹与存照。传统相声作品大多忠实于反映社会生活与社会心理，尽管还需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净化与提高，但由于它记载了一定历史时期市民阶层的心灵轨迹和社会印痕，所以能够具有长期保留的文化价值。
　　说到这里，尚待澄清有关相声观念的两个模糊认识。
6 r5 n$ R/ g% m3 G% Q　　一个是把歌颂与讽刺绝对对立起来。 歌颂与讽刺既是对立的，又是相通的，即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归根结蒂，歌颂与讽刺同是艺术家思想情感的表现。艺术家爱其所爱，写出歌颂作品，同时也就表露出对所爱反面的憎恶； 憎其所憎，写出讽刺作品，同时也就表露对所憎反面的热爱。 如果爱憎交织，也可以在同一个作品中既有歌颂，又有讽刺。王敏、于建群的相声《还礼》表现一个搞不正之风的厂长的思想转变，前边是幸辣的讽刺，后边是热情的歌颂，能够把它简单地归入讽刺型或歌颂型吗? 高尔基说：“即使是讽刺也应该是客观的，况且一个讽刺作家也不应该对黑暗中闪烁的星火闭上眼睛，因为星星之火也能够烧起熊熊之焰。”(高尔基：《俄国文学史》二一八——二一九页)马雅可夫斯基年轻时曾渴望写出关于俄国人民在世界大战中爱国主义英雄事迹的颂歌，但当他看清资产阶级出卖祖国的卑鄙勾当后，“对于富有感染力的艺术的渴望，不是在英雄颂赞中，而是在讽刺中替自己找到了出路。” (《苏联文学史》上卷二八三页)，这使他成了写作被他讥讽地称为“颂歌”(讽刺诗)的著名诗人。 试想，一个作家艺术家如果拘泥于类型化创作，能够达到歌颂或讽刺的极高成就吗?
( L7 h. B% u: I  T　　另一个是把讽刺与暴露完全等同起来。实陋上，讽刺是从属于暴露的。相声作为笑的艺术，用于暴露的有讽刺、幽默、滑稽(狭义的)、戏谑、诙谱、俏皮、机智、嘲弄、诮骂等等多种手段。这些用词互相之间在概念上多为交叉关系，有的是从属关系，由此而在理论上、应用上往往搞得很乱。这里幽默、滑稽、诙谐、俏皮、机智等不仅用于对事物的暴露与否定，也用于对事物的歌颂与肯定。讽刺与幽默，是笑的艺术中品位最高的两种。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讽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感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对于清末的谴责小说，他认为还不够讽刺的资格，“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照此要求，编演足称讽刺相声的作品决非易事。幽默相声也可以达到很高的品位。马三立先生的幽默相声，就得到了各阶层听众的普遍赞许。除了讽刺相声、幽默相声之外，各种喜剧风格的相声，只要编演得好，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实现自己的思想价值、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林语堂先生对于幽默与其他喜剧用语词意上的区别，发表过许多见解，兹摘引数则：
$ c+ }0 |& J8 [& @$ G　　幽默决不是板起面孔来专门挑剔人家，专门说俏皮、奚落、挖苦、刻薄人家的话。
　　幽默之所以异于滑稽荒唐者：一、在于同情所谑之对。……二、幽默非滑稽放诞，故作奇语以炫人。 　　作者说者之观点与人不同而已。幽默家观世察物，必先另具只眼，不肯因循，落人窠臼，而后发言立论，自然新颖。
　　因谓幽默是温厚的，超脱而同时加入悲天悯人之念，就是西洋之所谓幽默，机警犀利之讽刺，西文谓之“ 郁剔” (wit)。
( M( E2 C. o5 o　　讪笑嘲谑，是自私，而幽默却是同情的，所以幽默与谩骂不同。因为谩骂自身就欠理智的妙悟，对自身就没有反省的能力。
　　其缘由乃因幽默是出于自然，机警是出于人工。幽默是客观的，机警是主观的。幽默是冲淡的，郁剔讽刺是尖利的。
1 g3 V9 t7 U3 {& W　　(以上均见于《林语堂论中西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 V% p: Y) l9 L( o　　林语堂先生提倡幽默，对其他喜剧品格的评价不无可商榷之处，但他对幽默特性的这种比较研究，对相声创作是可供参考的。在相声创作中，讽刺的武器用于敌人是犀利的，用于人民内部的缺点、错误，有时也是尖锐而得体的；但碰到一些复杂难缠的人民内部矛盾，就苦于掌握不好分寸。如此情境，换用幽默的态度来对待，不是就会好办得多吗?
　　相声艺术历来就是百花齐放、不拘一格的。如果硬要它拘于歌颂与讽刺两端，岂不会束缚它的手脚? 　　传统相声按喜剧的风格、手段来分，可以有讽刺的、幽默的、滑稽的、戏谑的、嘲弄的等等，以及诸种杂用的，但各种花色的相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十分重视社会心态描述。可以说，社会心态描述是各种相声共通的重要艺术手段。因此，侧重社会心态描述的相声不便与各种相声作比较。在传统相声遗产中确实保留下来一些侧重社会心态描述的相声作品和作品片断，不少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与民俗价值。近年发展起来的社会心态相声即因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相声这种艺术传统，并借重现代文学艺术心理描写的一些观念与手法，正 在形成着自己的艺术特点与艺术格局，具有了广阔的发展前途。
    四、社会角色意识与相声的典型化。
　　在社会心态相声和相声作品的社会心态描述中所展现的社会心态是具体的， 而不是抽象的； 是形象的，而不是论理的。相声必须寄托于一定的社会角色(相声演员也是一种社会角色)来生动地反映社会心理的某个侧面及其背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相声也可以说是一种灵活地演示社会角色和角色关系的艺术。
　　在人生的舞台上，每一个人无心无地不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工厂里是工人，到商店里是顾客，回到家里是爸爸、丈夫、儿子。正如传统相声《醋点灯》里所表述的，一个四口之家可以论出一百零八口，依不同对象而言，仅“妈妈”就兼任着妈妈、媳妇、婆婆、奶奶、亲家、姐姐、妹妹、干妈、姥姥八种角色。各种社会角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整个社会生活。
; s2 X8 R" K7 a. T9 t5 [8 t　　相声把人生舞台上的角色扮演加以艺术化，灵活地搬到艺术舞台上。相声的任务就是要把社会上各式各样的角色扮演、角色转换、角色期望、角色冲突、角色实现，由演员用言语和形体动作形象地描述与模拟出来，再向社会反射回去，借以达到教育 、认识和审美的目的。 相声演员在演出中扮演社会角色是双重的。他既要实现相声演员这一角色，又要演示出作品内容所规定的各种社会角色。不管是演员以第三人称描述规定角色， 还是以第一人称演示规定角色， 他都要在正同他进行着情感交流的听众的众目睽暌之下，随时准确自然地完成自身角色与各种规定角色的角色转换，因而他必须具有一种随机应变的社会角色意识。 相声表演的难处就在这里，妙处也在这里。 相声作者在创作中的社会角色意识应表现为对各种相关社会角色的瞻念。他既要考虑到自已作为作者这一社会角色的社会责任，也要考虑各种描写对象（模特儿） 角色扮演的特点和人们对这种种角色的期待， 还要考虑相声演员对作品和规定角色的理解力与表现力，业师、专家 、有关领导的艺术经验与艺术眼光， 更要预测听众的社会心理和对作品的反应。只有在高瞻远瞩之中，目接八面，以情造文，才能完成作品的艺术创造。
　　以灵活的形式演示社会角色和角色关系，是相声这门艺术区别于其他表演艺术的一个特点，也是相声作品区别于一般文学作品的一个特点。
$ d, V5 j& w- r　　相声(对口相声)同于说书。说书中的叙事、代言、塑造典型等，不管演员说到书中人物时自已怎样模拟角色，跳进跳出，都是以演员的社会角色身份来表现的。相声塑造典型，可以用来身份来表现，也可以用作品规定的身份来表现。角色扮演，角色叙事，角色代言，这是说书中所没有的。
　　相声也不同于演戏。戏剧(包括戏剧小品)虽然也在演示社会角色与角色关系，却不是灵活多变的。戏剧演员在一台戏中，只能自始至终扮演一个固定角色，一言一行都不能离开剧本。相声则不然。
毫无疑义，相声创作也要遵循典型化的原则。但相声的典型化，既要遵循一般文学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指导原则，也要体现出自己的艺术特性。
, ]. c# @* p4 r: ?; m# B+ ^2 f　　相声的典型化，着重于演示各种典型的社会角色和角色关系，典型的社会心理。在一场相声中，演员可用演员本色演出，也可扮一角或多角，还可以进行角色置换与角色评价，且不必完全拘于脚本。这就给相声塑造典型，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如赵宇的相声《怎么才好》提出了当爸爸好还是当儿子好的问题，就用一对演员进行角色对换的方式，演示出一个人在刁钻的儿子与挑剔的父母面前的作难心理，较好地再现了当前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家庭矛盾。再如，相声演员在一段相声中所扮演的某个角色对这一角色的自我认知与实际发生偏离， 或者他的言行不符合公认这一角色应有的行为模式， 不符合人们对这一角色的期望，而一切似乎又在情理之中，那就容易引人发笑。原建邦的相声《非正常旅客》就是抓住人们的角色错觉， 写一大车店竟将前来投宿的县长当成了流窜犯，在褒扬 、保持廉洁朴素本色的好县长同时，深刻地揭露了不正之风为害之厉，已经使不少人对县长的角色期望发生了变异。这都是相声典型化方法的具体运用。
　　相声艺术的社会角色意识与典型化方法，植根于人们从孩提游戏就开始的长期积累起来的心理生活体验。人们喜爱相声，潜在的原因是相声能把他们已有的某种心理生活体验活生生地再现出来。这一点，正是相声这门艺术得以存在与发展的优势所在。
　　五、正确把握相声的社会心理导向
　　如前所述，随着社会需求与社会心理的变化，相声创作观念的滞后，已经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对于已显得过时的相声观念，必须充分肯定它们过去所发挥的有益作用和今天仍有合理性的部分，采取历史主义的扬弃态度。在探讨了社会心态相声的产生及相声作为多样性统一体的特性之后，理应寻求更为科学更为实际更为宽泛的相声观念。
　　从艺术形态上讲，相声似可归结为一种以“说学逗唱”为主要手段的喜剧性说唱艺术。
　　据此，当代相声的追求就不应狭隘地局限于歌颂与讽刺两种，而应象当代文学 、当代戏剧 、当代音乐、当代影视等一样，坚持社会主义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全面发挥自己拥有的教育、认识、审美各种艺术功能。
1 l+ C) w. p- m4 t　　当前，相声发展遇到困难，一些相声工作者心理失衡，莫知所适，出现了两种趋向：一种是放弃自己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 ，向旧时的相声观念倒退，甚至恢复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 ，编演相声也不讲究主题，不深入生活，找几个包袱儿，招人一笑而已；另一种是因循极左的艺术观念，将相声由艺术品降低为宣传品，不再追求相声的思想艺术质量。这都是值得注意并应认真加以扭转的。
  D9 Z  J, a( w4 \8 a　　现在不再讲相声为政治服务、为中心服务，然而相声终究是离不开社会主义政治的。相声工作者有义务坚持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发挥相声巨大的影响力， 积极引导社会心理、社会舆论、社会思潮的健康发展。
　　在改革开放更趋深入的今天，相声工作者只有时时刻刻关注着日常生活中大量的社会心理现象，观察群众情绪、社会习俗与社会思潮的变化，注意群众兴奋点，敏感点的居止与转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科学的社会心理分析，察长风之起于青苹之末，识巨潮之兴于涓流之间，才能使自己的作品和演出最好地发挥扶正祛邪、振聋发聩的功效。
1 C: x: _. n" I1 P3 m9 s　　应当提倡相声对积极的社会心理现象给予最大的关注。现在发展中的社会心态相声，较多注意描述消极的社会心理现象，而较少注意描述积极的社会心理现象。正确地对消极社会心理进行剖析，引起人们的认识和警觉，化消极为积极，当然是完全必要的。而描述积极的社会心理趋向，却是更为可贵的。在人民群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无时无处不在萌发着积极的精神现象，诸如忘我的劳动态度，无私的奉献精神，见义勇为的英雄行为，无穷无尽的创造活力，真挚、友爱的人际关系，健康有益的新时尚、新风俗、新习惯等，都应在相声艺术中得到充分的表现。
　　确信相声这门古老的民族艺术，经过对它的一番再认识、再变革，一定能够使它按照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丰富人民文化生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来源：《艺术研究》作者：戴宏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