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永逸:天桥街头艺人学艺的缘由及条件

汪荣照

　民间故事讲述家的形成虽然一般在农村环境中，在“无文化”(不识字)阶层中形成，而且故事家本人的身世生活境遇一般穷苦多坎坷，但一个民间故事讲述家幼时的环境多少都有些诗意和浪漫，与月夜、星空、祖母、晒场、田边地角、火炉等紧密相连。相对而言，清末与民国时期的北京前门外的天桥街头艺人学艺多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他们是一群早已或新近被自己原先所属社会、阶层、群体抛弃驱逐的人。他们不但很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通常不知道自己来自何方，父母是谁，年龄有多大，就是对自己祖先有一定印象的，最多也仅仅只能追述到祖父辈。在我的调查中，基本没有听说过这些艺人家中谁有族谱或祠堂之类的，家中也没有祖先牌位。如果说，对祖先印象还有的话，那也仅仅是由于年关的时候还要给祖先的亡灵象征性的烧烧纸。　　解放前不少在天桥卖艺，解放后享有盛名的艺术家都是如此。根据侯宝林的自传，侯宝林他不知自己生于何时何地，自言“可能是天津人”，自小没有名字，被称为“小酉八”、“豁牙子”、“小麻子”。在养父母家中，尽管养父母心地善良，但在被迫去学艺之前，他不得不捡煤核、打粥、卖冰核儿、卖报、做小本生意直至要饭，打执事，去作坊当学徒，以帮家中连自己在内的仅有的三口人维持生计。新凤霞自小生活栖身的家庭是一个家徒四壁的贫民家庭，小时候也没名字，叫“小女儿”，父亲有肺病，靠卖糖果糖葫芦为生，母亲是童养媳，比父亲小十五岁。而且，新凤霞真正的身世仍然是个谜，根据他女儿吴霜写的纪念她的文章说，有可能是被“父母”买来的。出生在河北三河县沈庄子的快板艺人高凤山，在4岁时母亲因姐姐被人贩子拐走气疯而死，父亲便带着一家老小流落到北京。仅仅一两年间，他老奶奶、父亲、哥哥便因劳累过度，连病带饿先后去世。年仅5、6岁的他就成了孤儿。在学艺之前他先后学打剃头刀，学织带子，给妓女梳头，在天桥摆小摊，直至住小店，流浪街头。车技艺人金业勤(满族)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祖父做过县知事，继祖母虐待他父亲与姑姑。他姑姑在八国联军进北京城时，被洋鬼子糟蹋而自尽。他父亲年龄还小，被继诅母赶出家门，尽管据理力争仍只分得应得的很少的一点家产，最终不得不走上街头靠修自行车为生。练把势的朱国良不知自己祖籍究竟在何方，只是听他母亲的说他爷爷是因兄弟俩抬扛(吵架)才到了北京九道湾一带。拉洋片的王学智虽然小时父母俱在，经济也尚可维持，父亲卖估衣，母亲出身旗人，但他却先天眼睛弱视。刚进私塾读书时，老师说他读书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再加之父亲也很快破产，于是他终日逗留在了天桥的撂地场子。现在在天桥福长街三条居委会担任主任的杂技魔术艺人班秀兰不知自己小时被展转卖过多少次。因每次被卖时，人贩子总是要她根据买家的需要，说自己的年龄大小，所以到现在她也弄不清自己究竟出生在何时何地，只记得在最后被卖到班家时才能吃饱饭。
* u: O3 v" @. z! k6 O$ M% x　　更早天桥街头艺人的情况，在被原先固有的文化环境抛弃这一层面上是相同的。尤其是在清朝被视为特权阶层的旗人中的下等旗人，其生活在康乾盛世就已经出现了危机。
　　康熙年间，由于沉重的兵役和人口的增加，京师部分旗人家庭生计就出现了问题。乾隆中叶以后，日益严重，到咸丰二年(1852)清廷的《旗民交产章程》正式承认旗地可卖与汉人的这一既成事实，至清亡前夕，已有数十万旗民沦为饥民。①魏源曾指出“聚数百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于京师，而莫为之所，虽竭海内之正供，不足以赡。”②但自清初以来形成的旗人的高贵与优越仍然被清廷极力维护，规定“凡旗人因贫糊口，登台卖艺，有玷旗籍者，连子孙一并销除旗籍。”③虽如此，被生计所迫的旗人在典当变卖完衣物古玩之后，不得不将以前视为悠然典雅的消闲玩艺儿变成谋生的手段，被迫走向街头。用北京琴书艺人，满族出身的关学曾老人的话说“他们什么也不会做，只有卖，然后当。”清朝的灭亡，加速加剧了这一进程，除了拉洋车、当警察，不少的旗人流落到了天桥靠卖艺为生。而且，除了卖艺、拉洋车，不少旗人妇女也沦为妓女。
　　传闻相声创始人之一的“穷不怕”朱少文(1829-1904)就是旗人出身，幼年学唱京剧旦角，后改学架子花脸，曾搭嵩祝班演出。同治元年(1862)，为给咸丰帝戴孝，清廷勒令全国一百天不准演戏、动响器，戏园子封闭。家无隔夜粮的朱少文只得流落天桥一带街头，给观众说笑话，讨几个铜板维持生活。他为了肚子，已顾不上“耗财买脸”的旗人那比命还重要的面子。在手里敲打的竹板上，他镌刻着“满腹文章穷不怕，五车史书落地贫”，另一幅竹板上刻着一首五言诗“口吃千家饭，夜宿古庙堂，不作犯法事，哪怕见君王。”从中，我们在品味到洒脱、放荡不羁的同时，不难看出其辛酸苦涩与无奈。《都门汇纂》中有诗句说他“白沙撒字作生涯，欲索钱财谑语发”，《天桥杂咏》中有诗则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信口诙谐一老翁，招财进宝写尤工。频敲竹板蹲身唱，谁道斯人不怕穷，日日街头洒白沙，不须笔墨也涂鸦。文章扫地寻常事，求得钱财为养家。”
　　被 北京内、外城人誉为“天桥一绝”的滑稽演员“云里飞”白庆林(1866-1939)是满族人。他早年也曾入嵩祝成班学京戏，因学戏不长进，到光绪25年 (1900)才同恒永通学说《西游记》，取艺名庆有轩。但靠说书难以维持生计，便带两个儿子白宝山(艺名毕来凤)、白宝亭到天桥等地撂地卖艺，将京戏生活 化贫民化，博人一笑。④
$ W- s; `0 J& g  [　　与朱少文差不多同时的张三禄也有类似的经历，而众多的掼跤艺人，练把势的艺人更是因为清廷的灭亡、时代的发展，使 以前这些在清廷善扑营维持生计的扑户，靠镖行维持生机的镖师纷纷走向天桥或其他地方谋生，他们或者自己亲身卖艺，或传徒卖艺，以传徒维持生计。如扑户出身 的宛巴老爷、镖师孟继永都是靠授徒为生，杨双恩则是带领徒弟亲自在天桥卖艺。朱国良的父亲朱寿山是孟继永的徒弟，掼跤的沈三、宝三、满宝珍等都是宛巴老爷 的徒弟。
　　在《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中，潘光旦认为在1812-1932这120年的前七八十年里，伶人多来自于乡间贫苦的农民和城市中的 仆役阶级。他根据书面材料统计的这120年的后三四十年94位伶人中，商人出身的34人，仕宦贵族出身的33人，农民11人，工役9人，医生5人，盗1 人，分析认为在三四十年中出身商业和仕宦阶级的伶人明显增多，并且他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伶人来源增多的原因。天桥街头艺人的来源明显与潘光旦的研究相 近，但又有明显的不同。成为伶人虽然多少也有些无奈，但不论怎么样，如潘光旦指出的那样，从舞台演出的过程中，仕宦出身的可以获得一种心理的满足和心态的 平衡，商人玩票下海则最初多出于娱乐的需要而到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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