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坛子

标题: 既然这么多相声说三国，就转一个讲三国的帖子吧。就是长了些。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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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13 20:41:59     标题: 既然这么多相声说三国，就转一个讲三国的帖子吧。就是长了些。

解码三国

引言

如果问整个中国历史中哪一个时期最令后人关注、最为老百姓所熟知，我想回答多半会是三国。且不说别的，单就历史人物而言，恐怕没有几个中国人不知道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这几位大名的。

正如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中说道的那样，“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这是一些引人入胜的故事，这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正史记录，野史传说，戏剧编排，小说演义。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点，不同作品有不同的描述。是非真假众说纷纭，成败得失疑窦丛生。”不说以前，即使是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分不清众多的三国故事中，哪些是史实，哪些是虚构。

要解码三国，首先必须还原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让那些被艺术作品神化了的、丑化了的、加工了的、扭曲了的、移花接木了的、张冠李戴了的人和事回复其原貌。当然，这里所谓的原貌，恐怕并不就一定真是事实真相。易中天先生说得好，“我们已经找不到当时的原始档案，也不能起古人于地下，亲口问一问。”甚至“就算能问，他们也未必肯说实话。”要想获得确切无疑的历史真相，那唯有期待有一天能发明时间机器，让我们回到过去亲眼看一看。在此之前，我们只好依靠历史记载，依靠史学家们的考证和考古学家们的发掘。

　　然而，还原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就够了吗？不够。若要知道历史的本来面目，文化水平高的，自可去看《三国志》、《后汉书》、《晋书》、《资治通鉴》等史书，水平略次一些的，也可看近代史家的《三国史话》、《三国史》、《中国通史》等著作，最不济也可以看看现在常见的三国史普及读物。何必要我来解码？

　　历史是什么样的是一个层次，历史为什么会是这样，则是更深的一个层次。

　　很多人在分析历史为什么会这样时，往往陷入片面化和简单化的窠臼中。简单地将历史人物的选择划分为明智和愚蠢。比如柏杨先生在其对《资治通鉴》的评论中就常常斥责他们“唯利是图”、“目光短浅”甚至“白痴”（在评价平原君赵胜主张接受上党时而引发长平之战时）、“野狗”（在评价白起坑杀长平降卒时）。再如，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中也说袁绍“政治上短见，军事上弱智，组织上低能”，说他和刘表都是“漂亮的草包”。然而，事实上如果来一个换位思考，换作柏杨先生、易中天先生在赵胜、白起、袁绍、刘表的位置上，恐怕更大的可能是他们会更愚蠢、更草包。就好比我们看足球，都能骂球员臭脚，但你自己上去踢两脚就知道自己的脚有多臭。

单纯地将历史的曲折变化归因那些个人的贤愚忠奸是肤浅的。俗语云：利令智昏。又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就说明在人往往会因为涉及自身的利益而难于做出正确决断。而另一句俗语：“屁股决定脑袋”，则说明了所处的位置（在组织中的位置、处于哪个政治集团等等）对于决策的影响。此外还有制度和文化的影响。举例而言，白起难道不知“杀降不祥”的道理？但是，在以敌人首级为军功依据的秦国军功爵位制度面前，面对手下数以十万计要以这些战俘的人头去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下属。你若是白起，怎么办？

所以，要了解历史的原因，必须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制度、政治格局等多个方面综合考量。

具体到三国这段历史而言，从宏观的层面来说，为什么东汉末年会出现群雄并起的局面？为什么看似弱小的曹操能够打败袁绍，从而比较顺利地统一北方，而在强大之时却又屡败于孙刘，无法统一中国？为什么刘备能够轻而易举地从一个无用武之地的“英雄”成为“牧兼二州”的霸主？为什么东吴能够屡次战胜强敌但却始终只能偏安江东？司马氏为什么轻而易举地取代了曹魏？从微观的层面来说，为什么董卓能迅速地控制中央政府？为什么袁绍逃往冀州而非自己的家乡汝南？为什么陈宫和张邈会突然背叛曹操而投靠吕布？为什么关羽失掉荆州时刘备居然无动于衷？为什么诸葛亮在刘备决定东征东吴时根本不加劝谏？为什么诸葛亮死后魏延与杨仪会发生火并？如此等等，都有待于我们来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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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13 20:45:30

第一章 东汉的崩溃
    讲述三国的作品往往这样开头：“东汉末年，群雄并起……”
　　这是有道理的。众所周知，所谓三国，是指曹魏、蜀汉和东吴。但三国时代却绝不能以这三个国家的出现来界定。否则，像周瑜、关羽、袁绍，甚至曹操这些人就都算不得三国人物，而只能算东汉人物了。所以，一般而言，三国时代是指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这段时间。也就是说，三国其实是包括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这一段历史。
　　我们也要从东汉末年开始讲起。但不是从汉献帝这儿开始，也不是从董卓进京开始，而要往前推，推到东汉政权开始解体的那一刻讲起。那是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了。
这就是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在爆发之前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当然这种准备不可能明目张胆地进行，起义的领导者张角的办法是借助宗教的力量来发动平民百姓。他派弟子分赴各地以传道为名发动和组织贫苦百姓，“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形成三十方。其中，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所以，要谈黄巾起义，首先要谈谈黄巾军的宗教信仰——太平道。
　　太平道不是一种普通的宗教派别，而是一个异端教派。怎么这么说呢？
　　很多人认为太平道就是根据道教经典《太平经》（又名《太平清领书》）而发展起来的教派。其实不然。《太平经》作为正统的黄老神学思想成果，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的改良主义思想。
　　东汉是一个神学非常发达的时代。早在西汉时期，由于受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的影响，儒家思想就越来越神秘化，甚至有的已经发展为神学理论。到西汉末年，各种图谶流行一时，更使得儒学越发具有神性。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此后，为了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儒学与谶纬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依议郎杨终奏议，仿西汉石渠阁会议的办法，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这就进一步把儒家经义与谶纬图书等迷信东西结合起来，使儒家思想神学化。后来，当时在高层颇为流行的黄老学说也逐渐神秘化起来，老子也变成了神，到桓帝时期就产生了与儒学相结合的黄老神学。当时，桓帝“祠黄、老于濯龙宫”，又“立老子庙于苦县之赖乡”，并派高官去祭祀。
　　在皇帝的支持下，黄老神学当然具有无上权威。《太平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太平经》最初是呈献给皇帝的。《后汉书•襄楷传》上说《太平经》本是宫崇敬献给汉顺帝的神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亦有兴国广嗣之术”。但这书没有得到汉顺帝的欣赏。到襄楷手中，又再次向桓帝进献。到灵帝时，书中内容就已经得到皇帝的认可，灵帝“以楷书为然”。 从《太平经》的内容来看，基本上也是以劝人向善，劝富人多施舍一点给穷人，所谓“人贪人施”，其目的则在于“乐使王者安坐而长游”。这就充分说明了，《太平经》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为解决社会问题以维护政府的统治而作的神学著作。
　　《太平经》传到张角手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张角建立的太平道并没有把实现“太平”的希望寄托在皇帝、统治者的施舍和行善上面，而是要改天换地。大家都听说过黄巾起义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里明确地提出了要建立“黄天”。据《三国志-孙坚传》记载，张角“自称黄天太平”。 “黄天太平”正是太平道的政治纲领和理想，与代表东汉的“苍天”相对立，具有强烈地推翻东汉统治的反抗精神。
　　所以《资治通鉴》所说，“奉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妖术”二字，明确地将张角所创立的太平道列为异端、邪教。这与后来以五斗米教为代表的正统道教广泛流传并得到上流社会认可和信奉完全不同。
　　这样一种不可能得到上流社会支持的异端邪教怎么能够广泛地传播开来？一个原因在于张角本人的个人魅力起了作用。当时瘟疫横行，普通老百姓有强烈的求医需求。张角本人是一名出色的医生。《后汉书》说他治病“病者颇愈”。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导致普通百姓生不得温饱，病无力医治，生活朝不保夕，痛恨东汉政府以及依附于政府的地方豪强的压迫但又无计可施，最终只能求助于宗教迷信。太平道所宣传的平均思想、反政府的思想，正好迎合了这种社会需要，所以深得普通百姓的认同。结果在张角的宣传、组织之下，太平道发展非常迅猛，信徒很多。
　　古往今来，任何政府都不会允许公开反对政府的极端教派大肆发展。太平道如此猖狂地发展，难道东汉政府就没有察觉吗？绝对不是。早在灵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太平道的发展就已经惊动了政府高层，时任太尉的杨赐就专门上书灵帝谈如何控制太平道。他指出：“张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到光和六年（公元183年）的时候，更多的地方官吏上报“张角支党不可胜计”。但是，这些建议和信息没有受到重视。
　　为什么呢？因为东汉的统治者们正在忙着做一件事，那就是内斗。
　　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是一个以豪强地主为基础的政权。最初，这个政权分为三个层次。皇帝在顶层，他的旁边是军功集团和后族（即皇后的家族），但这两支势力都属于架空状态，没有根基。而在皇帝的下面，是士人集团，这是政权的中坚力量。而在士人集团的下面，是以不断被儒化的地方豪族大地主为核心的整个地主阶级。
　　但是，到东汉中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皇帝太小，所以皇帝身边的后族占据了政权的制高点。皇帝太小，是整个问题的起因。但皇帝不会总是那么小，他总是会长大。皇帝长大之后必然会和掌权的这些后族（他的舅舅们）发生冲突。怎么办？得找个帮手。找谁呢？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作为皇帝，父母是指望不上了。老爹肯定死掉了，老妈本来就是后族的核心成员。至于朋友，整天在宫里的皇帝只能结识宦官。于是，皇帝和宦官结合起来对付后族。当后族被打倒之后，宦官又得势了。
　　同时，皇帝长大了，也该结婚了。一结婚，新的后族又产生了。这个时候，如果长大了的皇帝一直手握大权也便罢了。没料到，东汉后期的皇帝不知什么原因，一个个比着先死。请看几个实际掌过权的皇帝的情况：和帝，终年27；安帝，终年32；顺帝，终年30；桓帝，终年35；灵帝，终年33。于是后族、宦官轮流上台。
　　结果，到东汉末期，东汉政权的政权结构变成了皇帝在上，身边是后族和宦官，下面是以士人集团。后族、宦官、士人集团，这三支政治势力为了获取政权展开了激烈地斗争。这场斗争的巅峰就是著名的党锢之祸。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就是指这一段时间。
　　当时，由于桓帝凭借宦官的帮忙除掉了不可一世的梁氏后族集团，因此格外重用宦官。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及小黄门左悺、唐衡，因参与谋诛梁冀有功，五人同日封侯，人称“五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
　　这些宦官没有执政能力，只知贪污受贿，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大臣陈蕃在给桓帝的上疏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当时“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 面对这一危急的形势，士人集团分裂为两个派别，一部分人，既不愿与宦官集团同流合污，又无力去积极干预，于是拒不合作，消极避世，不再出来做官。等于说是主动抛弃了东汉政权。另一部分以杨秉、陈蕃和李膺和广大太学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采取积极抗争的态度。他们同情人民的疾苦，担忧政局不稳，愤怒揭露并打击宦官集团。
　　这些人以清流自命。他们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团的人物视为浊流，对宦官进行猛烈的攻击。他们攻击宦官的手段是向皇帝上书，揭露宦官擅权的弊端与罪恶，对他们加以弹劾。有的时候，还直接利用职权进行打压。
　　桓帝时“五侯”专权，官僚集团中的杨秉、陈蕃、李膺等多次搬出“高祖之约”和汉家“旧典”苦谏，希望桓帝“遵用旧章，退贪财，塞灾谤”。杨秉揭露专权的宦官“猥受过宠，执政操权。其阿谀取容者，则因公褒举，以报私惠；有忤逆于心者，必求事中伤，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拟国家”。另外，士人们还对宦官进行舆论抨击。太学生聚集在一起，议论朝政，指斥宦官，太学变成了抨击宦官的舆论阵地。太学生还和各州郡的学生，甚至和官吏经常发生联系，互为声援。
　　知识分子们的努力多少得到了一些回报。比如太尉杨秉劾奏益州刺史侯参的暴虐罪行，侯参在押往京都途中畏罪自杀。杨秉进而弹劾其兄大宦官侯览，结果桓帝只好免去侯览的官职。再如，司隶校尉韩縯告发“五侯”之一的左悺和他的哥哥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左悺、左称都畏罪自杀。打击宦官最大胆、最有力的是李膺。他担任司隶校尉时，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县令，贪残无道，甚至杀害孕妇。李膺下令抓捕，张朔畏罪潜逃至洛阳，藏匿在张让宅中。李膺亲自带着从吏到张让宅中搜捕张朔，交付洛阳狱，取得供辞后立即处决。一时间宦官们甚至不敢再出宫门。
　　面对知识分子集团的攻势，宦官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他们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这个攻击打中了皇帝的要害。皇帝最怕的就是大臣们结党反对自己，于是桓帝震怒， “班下郡国，逮捕党人”，下令逮捕李膺、林密、陈寔等二百多人。宦官集团大事网罗，一时间“使者四出，相望于道”，甚至不惜“悬金购募”。太尉陈蕃由于拒绝签署捕捉党人的命令，并极力劝谏，也遭受到宦官集团的强烈攻击而被罢官。
　　第二年，由于士大夫的奋力营救，和迫于舆论压力，桓帝不得已才释放党人，但是仍然对他们实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处罚。
　　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从这一次激烈地交锋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控制了皇帝，宦官势力极大；但是知识分子集团的后面是地方豪强势力，其能量也不小，双方基本上是势均力敌。而当时由于旧的后族梁氏刚刚倒台不久，新的后族势力根基不稳，因此没有参与到斗争之中。
　　第一次党锢之祸，并未完全打垮知识分子集团。很快，知识分子集团就又东山再起。这一次，他们还得到了另一支强大政治势力后族的支援。这一次后族怎么加入进来了呢？因为桓帝死了。他的皇后窦氏就成了皇太后。窦太后的父亲窦武以大将军的身份辅政，大权在握。后族的势力就因此而大大增强。窦武本人虽是外戚，但也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在他的支持之下，原先被打击、禁锢的党人又重新复职。后族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
　　于是，在建宁元年（公元168 年）五月，窦武等人以日食为借口，请求窦太后诛除宦官，并先下手诛了中常侍管霸、苏康，并要动手杀曹节。就在这个时候，窦太后犹豫了。到了这一年的八月，有人劝窦武、陈蕃立即动手，以防意外之变。但窦武等人并没有急于诛除宦官首脑，仍然通过上奏等正常手段来对付宦官集团。结果，宦官们利用他们能够控制皇帝、皇太后的优势，发动政变。一场大战下来，窦武等人失败被杀。宦官们立即发动反攻倒算，兴起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党锢之祸。
　　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 年），宦官侯览指使人奏告官僚李膺、杜密等人“皆为钩党”，结果所有被告都被捕杀，妻儿都被流放边疆，亲戚朋友也都被剥夺政治权利。紧接着，宦官又大肆株连。一个牵连一个，一时之间，所有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被牵连进去了。史称：“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这还不算完，有些人就借着这个机会陷害政敌，凡是和自己作对的，都说他是“党人”。因此而被杀被流放的六七百人。
　　宦官集团在打击反对派上还真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三年后，他们又把株连扩大到太学生，一下子就抓了太学生一千多人。又过了几年，到熹平五年（公元176 年），干脆直接下令“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只要和党人沾点儿边的，仕途就此终止。在这场延续十余年的大动乱中，无数正直的士人其及亲属朋友被杀。
　　大家想想看，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谁还顾得上张角他们？只要他们不公开造反，那就由他们去了。
　　眼看着就要到公元184年三月五日这个约定好的起义的日子，出了一个变故。张角的弟子中有个叫唐周的向政府告密，将起义计划全部泄露。东汉政府这才行动起来，逮捕了京师地区太平道的首领马元义，并在洛阳将他车裂，同时也大肆捕杀太平道的信徒。
　　在这种情况下，张角不得不“晨夜驰敕诸方”下达了提前起义的命令，黄巾大起义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史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遐迩摇荡，八州并发，烟炎绛天”，数十万农民同时拿起武器，反抗东汉朝庭。起义军所到之处，“燔烧官府，劫掠聚邑”，地方政府无力抵抗，“长吏多逃亡”。
　　面对黄巾起义的熊熊烈火，面对政权即将倒台的严峻局势，东汉政府做了三件事。其一，解除党禁。当年三月，汉灵帝下诏“赦天下党人”。这就有效地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防止士人集团倒向起义军。其二，强化地方武装力量。据《汉书•皇甫嵩传》记载，当时为了对付黄巾军命令各州郡加强军事力量，“诏敕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自函谷、大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诸关，并置都尉。”其三，组织军队平定起义。一方面是紧急征募将士，“诏公卿出马、弩，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车”。另一方面，任命皇甫嵩、朱儁为左、右中郎将，任命卢植为北中郎将，分别率军镇压颍川和河北的黄巾军。
　　东汉政府的这三个对策非常奏效。皇甫嵩、朱儁率领的中央军主力很快就打败了颍川黄巾军。之后，两人兵分两路，朱儁率军南下镇压南阳的黄巾军，而皇甫嵩则率领另一部分中央军北上与卢植一起围剿张角直接领导的河北黄巾军。到这一年的十一月，黄巾军主力基本上全部镇压下去。黄巾起义失败。
　　这次大起义规模空前，但是它并没有像以前的陈胜、吴广起义（含刘、项等人的起义）摧毁秦帝国或者赤眉、绿林起义摧毁新莽政权那样摧毁西汉政权而建立一个新的政权，甚至没有能够支撑得时间更长一些。原因何在？
　　第一，东汉政权的根基深厚。
　　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最初是一个以地方豪族大地主为基础、以士人为中坚、以皇帝为顶尖（架空的后族和军功阶层在皇帝两侧）的类似金字塔的结构。到了东汉后期，在尖子上，皇帝的权力旁落到后族和宦官手里，党锢之祸将士人从金字塔的中层驱逐出去取而代之的是依附后族或宦官的官僚。上面两层已经面目全非，但是下层的地方家族大地主却不但没有变化，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其本身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一是这些地主个人及家族财富比东汉初年大幅增加；二是田庄经济的发展，包括田庄普遍出现、田庄规模的扩大和内部结构的完善；三是与田庄经济发展相对应的地主私人武装力量的发展。
　　第二，黄巾起义没有得到士人集团的支持。
　　这有三个原因。其一，从士人本身来讲，由于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士人们忠字当头，忠于汉室。比如大家熟知的诸葛亮，至死不忘“复兴汉室”。另外，士人中大多数人是地主出身，他们不可能反对封建制度本身。其二，从东汉朝庭来讲，黄巾大起义爆发后，北地太守皇甫嵩就提出解除“党禁”，而且很快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当年三月，下诏“赦天下党人”，而且还开始求贤“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车”。其三，黄巾大起义指导思想是太平道。太平道不但是与官方主流神学思想相违背的异端，而且有许多怪力乱神的东西。这种思想与士人的意识形态是有冲突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得到士人的支持。
　　第三，黄巾军自身无组织、无计划。
　　很多人说张角统一指挥各方黄巾，向洛阳进击。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各方黄巾都是在自己所在的地区攻城夺地。比如张角直接指挥的巨鹿郡黄巾军，直到卢植率军前来镇压，从未离开巨鹿。再比如波才率领的颍川郡黄巾军直到被中央军消灭也未曾离开颍川半步。由此可知，虽然是共同举事，但却没有明确的进攻方向，根本没有进攻洛阳的打算。
　　更要命的是，黄巾军相互之间没有联系，无论哪方有难，都互不救助。比如离洛阳最近的颍川黄巾军与皇甫嵩率领的中央军展开激战，损失数万人，但邻近的汝南、陈国、东郡、南阳四地的黄巾军竟然没有派一兵一卒前去支援，坐视颍川黄巾军被中央军消灭。更典型的例子则是巨鹿的黄巾军。张角病死之后，巨鹿黄巾军分别由张角的弟弟张宝、张梁率领。张宝守下曲阳，张梁守广宗。皇甫嵩先打张梁，将张梁围困在广宗，而此时拥兵十余万的张宝却坐视不理，并未前往援救。最后，两人被皇甫嵩个个击破。同在一郡的兄弟尚且如此，其他黄巾军之间的联系可想而知。
　　虽然黄巾起义的主力被镇压下去了，但是这场大起义却没有就此终结。各地还有很多黄巾军和其他农民武装在对抗政府。据《资治通鉴》记载，“自张角之乱，所在盗贼并起，博陵张牛角、常山褚飞燕及黄龙、左校、于氐根、张白骑、刘石、左髭文八、平汉大计、司隶缘城、雷公、浮云、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蝤之徒，不可胜数，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人。”
　　就在这种情况下，东汉政府自认为最大的威胁已经解除，反而变本加厉地横征暴敛起来。
　　其实，早在黄巾起义之前东汉政府就已经腐败不堪了。比如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就已经公开卖官。据记载，当时的官价是二千石的官（大约相当现在的正部级）二千万，四百石的官（大约相当现在的正厅级）四百万。黄巾起义的时候，由于忙于战争，可能收敛了一点。这个损失灵帝及其身边的这些贪官污吏们决心要被回来。于是就在黄巾军主力刚被镇压下去的第二年，灵帝下诏全国田赋每亩增加十钱，用来修建宫殿和铸铜人。大家知道搞工程是最容易捞钱的地方，这些贪官污吏哪里会放过这种机会？在修建宫殿的过程中，一层层加紧盘剥，人民不胜其苦。史称：“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
　　即使是这么折腾，东汉政权虽然危机四伏，但也还没有倒掉。无论是各地的农民起义，还是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比如羌人的起义都没有冲破东汉政权的统治，建立新的政权。事实上，东汉政权最危险的敌人在内部。
　　早在东汉初年，刘秀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就采取了强干弱枝的战略。一是罢除非边境地区的都尉官，地方政府里没有了军官的编制。而且国内统一战争一结束，刘秀就下令裁军，大大削减了地方武装部队的人数。二是将郡国化整为零。东汉时，刘氏皇族也被分封，但是，封的人数多，封的地盘少，许多封国的地盘连一个郡都不到。封国小，郡也不大。秦时全国是三十六郡，而到东汉时，据统计郡有七十多个。三是地方受制于中央。东汉时，无论郡或封国，行政首长和一些主要官员均由中央任命，受中央监督。
　　这个情况一直到黄巾起义之前都基本没有改变。就拿地方官的乌纱帽来说，当时是要花钱买的。买官的钱全部交到西园，供皇室私用。一般情况是皇帝的使臣一手拿着任命状，一手就要钱。如果钱不够，甚至还可以像现在买房一样，先交点儿首付，上任后再分期还清。当时有个叫司马直的，被任命当太守(相当于地级市的市长，官也不算小了)。他交不起钱，也不愿上任后从地方上捞钱来还款。皇帝还不让他辞职，他叹道：“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自杀了。这固然说明当时政府的腐败，但也说明政治资源掌控在中央政府手里，否则拿什么卖？
　　黄巾起义爆发，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个强干弱枝的部署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对地方反抗势力的控制力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东汉政府做了两件事。
　　第一是前面提到的，命令各州郡加强军事力量，“诏敕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自函谷、大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诸关，并置都尉。”各地方政府都组织起了军队。
　　第二就是增加刺史的权力，甚至在一些重要的州设置州牧。最初刺史只不过是一个监察官，后来权力有所加强，甚至有时也让刺史带兵。但直到汉灵帝以前，刺史都还不是一级政府的首脑。黄巾起义之后，刘焉向灵帝建议说，四方动荡不安，就是因为刺史的权力太小，而且所用非人，不如“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这样一来，州牧或者刺史就成为总领一州军政大权的实权人物。
　　这两个措施都加强了地方的实力。地方实力强了，自然控制力也就强了。其反作用就是，反抗中央政府的能力也强了。
　　不过在汉灵帝时期，地方政府还是比较听话的。因为，汉灵帝在加强地方实力的同时，也强化了中央的力量。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为了加强中央的军事实力，汉灵帝组建了一支新军。司令部就设在西园。一共设置了八个校尉，其中以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统帅全军。
　　中央和地方的这种平衡关系没能保持太久。就在组建新军的第二年，汉灵帝驾崩了。这下子，依附于汉灵帝的宦官们慌了手脚。没有皇帝撑腰，他们很难与后族抗衡。于是以蹇硕为首的宦官集团密谋发动政变，诛杀何氏后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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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13 20:46:24

我错了！太多了。。。求版主删帖！我还是发到日志里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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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黛玉焚稿逢宝玉    时间: 2011-7-13 20:51:47

这是标准的论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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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13 20:53:55

回复 4 # 黛玉焚稿逢宝玉 的帖子

对啊！所以发到日志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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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14 16:38:06

回复 6 # 朱砂少来 的帖子

好吧。我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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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14 16:39:23

回复 4 # 黛玉焚稿逢宝玉 的帖子

系列？此话怎讲？发很多个帖子吗？要是一个帖子很多楼就算了。。。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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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黛玉焚稿逢宝玉    时间: 2011-7-14 17:07:38

回复 8 # 于神马 的帖子

就像你以前发的那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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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ock199    时间: 2011-7-14 17:15:34

{:cry:}我搞的资源连载根本没人捧场，要么伸手，要么不屑啊，于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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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wx3664    时间: 2011-7-14 17:57:19

好像很长的样子，有兴趣的就看看吧，三国的人气还是比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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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14 19:08:50

回复 9 # 黛玉焚稿逢宝玉 的帖子

以前那样？那就是一个帖子一群楼了？可是太长了啊！得分部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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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14 19:09:56

回复 10 # rock199 的帖子

可以发个链接给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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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14 19:11:09

回复 11 # lwx3664 的帖子

发现了。可是就是愁怎么发啊！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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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14 22:17:52



回复 4 # 黛玉焚稿逢宝玉 的帖子

http://www.tquyi.com/thread-1700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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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14 22:18:41

回复 6 # 朱砂少来 的帖子

http://www.tquyi.com/thread-1707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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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14 22:19:19

回复 10 # rock199 的帖子

http://www.tquyi.com/thread-1707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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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14 22:20:31

回复 11 # lwx3664 的帖子

http://www.tquyi.com/thread-1707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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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钟离长青    时间: 2011-7-16 20:23:47

神马兄，麻烦您把这系列的帖子在同一贴中分楼层发布，感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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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1 19:36:37

第一章
东汉的崩溃

讲述三国的作品往往这样开头：“东汉末年，群雄并起……”

　　这是有道理的。众所周知，所谓三国，是指曹魏、蜀汉和东吴。但三国时代却绝不能以这三个国家的出现来界定。否则，像周瑜、关羽、袁绍，甚至曹操这些人就都算不得三国人物，而只能算东汉人物了。所以，一般而言，三国时代是指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这段时间。也就是说，三国其实是包括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这一段历史。

　　我们也要从东汉末年开始讲起。但不是从汉献帝这儿开始，也不是从董卓进京开始，而要往前推，推到东汉政权开始解体的那一刻讲起。那是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了。

这就是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在爆发之前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当然这种准备不可能明目张胆地进行，起义的领导者张角的办法是借助宗教的力量来发动平民百姓。他派弟子分赴各地以传道为名发动和组织贫苦百姓，“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形成三十方。其中，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所以，要谈黄巾起义，首先要谈谈黄巾军的宗教信仰——太平道。

　　太平道不是一种普通的宗教派别，而是一个异端教派。怎么这么说呢？

　　很多人认为太平道就是根据道教经典《太平经》（又名《太平清领书》）而发展起来的教派。其实不然。《太平经》作为正统的黄老神学思想成果，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的改良主义思想。

　　东汉是一个神学非常发达的时代。早在西汉时期，由于受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的影响，儒家思想就越来越神秘化，甚至有的已经发展为神学理论。到西汉末年，各种图谶流行一时，更使得儒学越发具有神性。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此后，为了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儒学与谶纬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依议郎杨终奏议，仿西汉石渠阁会议的办法，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这就进一步把儒家经义与谶纬图书等迷信东西结合起来，使儒家思想神学化。后来，当时在高层颇为流行的黄老学说也逐渐神秘化起来，老子也变成了神，到桓帝时期就产生了与儒学相结合的黄老神学。当时，桓帝“祠黄、老于濯龙宫”，又“立老子庙于苦县之赖乡”，并派高官去祭祀。

　　在皇帝的支持下，黄老神学当然具有无上权威。《太平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太平经》最初是呈献给皇帝的。《后汉书•襄楷传》上说《太平经》本是宫崇敬献给汉顺帝的神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亦有兴国广嗣之术”。但这书没有得到汉顺帝的欣赏。到襄楷手中，又再次向桓帝进献。到灵帝时，书中内容就已经得到皇帝的认可，灵帝“以楷书为然”。
从《太平经》的内容来看，基本上也是以劝人向善，劝富人多施舍一点给穷人，所谓“人贪人施”，其目的则在于“乐使王者安坐而长游”。这就充分说明了，《太平经》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为解决社会问题以维护政府的统治而作的神学著作。

　　《太平经》传到张角手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张角建立的太平道并没有把实现“太平”的希望寄托在皇帝、统治者的施舍和行善上面，而是要改天换地。大家都听说过黄巾起义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里明确地提出了要建立“黄天”。据《三国志-孙坚传》记载，张角“自称黄天太平”。
“黄天太平”正是太平道的政治纲领和理想，与代表东汉的“苍天”相对立，具有强烈地推翻东汉统治的反抗精神。

　　所以《资治通鉴》所说，“奉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妖术”二字，明确地将张角所创立的太平道列为异端、邪教。这与后来以五斗米教为代表的正统道教广泛流传并得到上流社会认可和信奉完全不同。

　　这样一种不可能得到上流社会支持的异端邪教怎么能够广泛地传播开来？一个原因在于张角本人的个人魅力起了作用。当时瘟疫横行，普通老百姓有强烈的求医需求。张角本人是一名出色的医生。《后汉书》说他治病“病者颇愈”。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导致普通百姓生不得温饱，病无力医治，生活朝不保夕，痛恨东汉政府以及依附于政府的地方豪强的压迫但又无计可施，最终只能求助于宗教迷信。太平道所宣传的平均思想、反政府的思想，正好迎合了这种社会需要，所以深得普通百姓的认同。结果在张角的宣传、组织之下，太平道发展非常迅猛，信徒很多。

　　古往今来，任何政府都不会允许公开反对政府的极端教派大肆发展。太平道如此猖狂地发展，难道东汉政府就没有察觉吗？绝对不是。早在灵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太平道的发展就已经惊动了政府高层，时任太尉的杨赐就专门上书灵帝谈如何控制太平道。他指出：“张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到光和六年（公元183年）的时候，更多的地方官吏上报“张角支党不可胜计”。但是，这些建议和信息没有受到重视。

　　为什么呢？因为东汉的统治者们正在忙着做一件事，那就是内斗。

　　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是一个以豪强地主为基础的政权。最初，这个政权分为三个层次。皇帝在顶层，他的旁边是军功集团和后族（即皇后的家族），但这两支势力都属于架空状态，没有根基。而在皇帝的下面，是士人集团，这是政权的中坚力量。而在士人集团的下面，是以不断被儒化的地方豪族大地主为核心的整个地主阶级。

　　但是，到东汉中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皇帝太小，所以皇帝身边的后族占据了政权的制高点。皇帝太小，是整个问题的起因。但皇帝不会总是那么小，他总是会长大。皇帝长大之后必然会和掌权的这些后族（他的舅舅们）发生冲突。怎么办？得找个帮手。找谁呢？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作为皇帝，父母是指望不上了。老爹肯定死掉了，老妈本来就是后族的核心成员。至于朋友，整天在宫里的皇帝只能结识宦官。于是，皇帝和宦官结合起来对付后族。当后族被打倒之后，宦官又得势了。

　　同时，皇帝长大了，也该结婚了。一结婚，新的后族又产生了。这个时候，如果长大了的皇帝一直手握大权也便罢了。没料到，东汉后期的皇帝不知什么原因，一个个比着先死。请看几个实际掌过权的皇帝的情况：和帝，终年27；安帝，终年32；顺帝，终年30；桓帝，终年35；灵帝，终年33。于是后族、宦官轮流上台。

　　结果，到东汉末期，东汉政权的政权结构变成了皇帝在上，身边是后族和宦官，下面是以士人集团。后族、宦官、士人集团，这三支政治势力为了获取政权展开了激烈地斗争。这场斗争的巅峰就是著名的党锢之祸。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就是指这一段时间。

　　当时，由于桓帝凭借宦官的帮忙除掉了不可一世的梁氏后族集团，因此格外重用宦官。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及小黄门左悺、唐衡，因参与谋诛梁冀有功，五人同日封侯，人称“五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

　　这些宦官没有执政能力，只知贪污受贿，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大臣陈蕃在给桓帝的上疏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当时“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
面对这一危急的形势，士人集团分裂为两个派别，一部分人，既不愿与宦官集团同流合污，又无力去积极干预，于是拒不合作，消极避世，不再出来做官。等于说是主动抛弃了东汉政权。另一部分以杨秉、陈蕃和李膺和广大太学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采取积极抗争的态度。他们同情人民的疾苦，担忧政局不稳，愤怒揭露并打击宦官集团。

　　这些人以清流自命。他们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团的人物视为浊流，对宦官进行猛烈的攻击。他们攻击宦官的手段是向皇帝上书，揭露宦官擅权的弊端与罪恶，对他们加以弹劾。有的时候，还直接利用职权进行打压。

　　桓帝时“五侯”专权，官僚集团中的杨秉、陈蕃、李膺等多次搬出“高祖之约”和汉家“旧典”苦谏，希望桓帝“遵用旧章，退贪财，塞灾谤”。杨秉揭露专权的宦官“猥受过宠，执政操权。其阿谀取容者，则因公褒举，以报私惠；有忤逆于心者，必求事中伤，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拟国家”。另外，士人们还对宦官进行舆论抨击。太学生聚集在一起，议论朝政，指斥宦官，太学变成了抨击宦官的舆论阵地。太学生还和各州郡的学生，甚至和官吏经常发生联系，互为声援。

　　知识分子们的努力多少得到了一些回报。比如太尉杨秉劾奏益州刺史侯参的暴虐罪行，侯参在押往京都途中畏罪自杀。杨秉进而弹劾其兄大宦官侯览，结果桓帝只好免去侯览的官职。再如，司隶校尉韩縯告发“五侯”之一的左悺和他的哥哥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左悺、左称都畏罪自杀。打击宦官最大胆、最有力的是李膺。他担任司隶校尉时，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县令，贪残无道，甚至杀害孕妇。李膺下令抓捕，张朔畏罪潜逃至洛阳，藏匿在张让宅中。李膺亲自带着从吏到张让宅中搜捕张朔，交付洛阳狱，取得供辞后立即处决。一时间宦官们甚至不敢再出宫门。

　　面对知识分子集团的攻势，宦官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他们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这个攻击打中了皇帝的要害。皇帝最怕的就是大臣们结党反对自己，于是桓帝震怒，
“班下郡国，逮捕党人”，下令逮捕李膺、林密、陈寔等二百多人。宦官集团大事网罗，一时间“使者四出，相望于道”，甚至不惜“悬金购募”。太尉陈蕃由于拒绝签署捕捉党人的命令，并极力劝谏，也遭受到宦官集团的强烈攻击而被罢官。

　　第二年，由于士大夫的奋力营救，和迫于舆论压力，桓帝不得已才释放党人，但是仍然对他们实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处罚。

　　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从这一次激烈地交锋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控制了皇帝，宦官势力极大；但是知识分子集团的后面是地方豪强势力，其能量也不小，双方基本上是势均力敌。而当时由于旧的后族梁氏刚刚倒台不久，新的后族势力根基不稳，因此没有参与到斗争之中。

　　第一次党锢之祸，并未完全打垮知识分子集团。很快，知识分子集团就又东山再起。这一次，他们还得到了另一支强大政治势力后族的支援。这一次后族怎么加入进来了呢？因为桓帝死了。他的皇后窦氏就成了皇太后。窦太后的父亲窦武以大将军的身份辅政，大权在握。后族的势力就因此而大大增强。窦武本人虽是外戚，但也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在他的支持之下，原先被打击、禁锢的党人又重新复职。后族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

　　于是，在建宁元年（公元168 年）五月，窦武等人以日食为借口，请求窦太后诛除宦官，并先下手诛了中常侍管霸、苏康，并要动手杀曹节。就在这个时候，窦太后犹豫了。到了这一年的八月，有人劝窦武、陈蕃立即动手，以防意外之变。但窦武等人并没有急于诛除宦官首脑，仍然通过上奏等正常手段来对付宦官集团。结果，宦官们利用他们能够控制皇帝、皇太后的优势，发动政变。一场大战下来，窦武等人失败被杀。宦官们立即发动反攻倒算，兴起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党锢之祸。

　　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 年），宦官侯览指使人奏告官僚李膺、杜密等人“皆为钩党”，结果所有被告都被捕杀，妻儿都被流放边疆，亲戚朋友也都被剥夺政治权利。紧接着，宦官又大肆株连。一个牵连一个，一时之间，所有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被牵连进去了。史称：“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这还不算完，有些人就借着这个机会陷害政敌，凡是和自己作对的，都说他是“党人”。因此而被杀被流放的六七百人。

　　宦官集团在打击反对派上还真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三年后，他们又把株连扩大到太学生，一下子就抓了太学生一千多人。又过了几年，到熹平五年（公元176 年），干脆直接下令“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只要和党人沾点儿边的，仕途就此终止。在这场延续十余年的大动乱中，无数正直的士人其及亲属朋友被杀。

　　大家想想看，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谁还顾得上张角他们？只要他们不公开造反，那就由他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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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1 19:38:04

　　眼看着就要到公元184年三月五日这个约定好的起义的日子，出了一个变故。张角的弟子中有个叫唐周的向政府告密，将起义计划全部泄露。东汉政府这才行动起来，逮捕了京师地区太平道的首领马元义，并在洛阳将他车裂，同时也大肆捕杀太平道的信徒。

　　在这种情况下，张角不得不“晨夜驰敕诸方”下达了提前起义的命令，黄巾大起义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史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遐迩摇荡，八州并发，烟炎绛天”，数十万农民同时拿起武器，反抗东汉朝庭。起义军所到之处，“燔烧官府，劫掠聚邑”，地方政府无力抵抗，“长吏多逃亡”。

　　面对黄巾起义的熊熊烈火，面对政权即将倒台的严峻局势，东汉政府做了三件事。其一，解除党禁。当年三月，汉灵帝下诏“赦天下党人”。这就有效地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防止士人集团倒向起义军。其二，强化地方武装力量。据《汉书•皇甫嵩传》记载，当时为了对付黄巾军命令各州郡加强军事力量，“诏敕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自函谷、大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诸关，并置都尉。”其三，组织军队平定起义。一方面是紧急征募将士，“诏公卿出马、弩，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车”。另一方面，任命皇甫嵩、朱儁为左、右中郎将，任命卢植为北中郎将，分别率军镇压颍川和河北的黄巾军。

　　东汉政府的这三个对策非常奏效。皇甫嵩、朱儁率领的中央军主力很快就打败了颍川黄巾军。之后，两人兵分两路，朱儁率军南下镇压南阳的黄巾军，而皇甫嵩则率领另一部分中央军北上与卢植一起围剿张角直接领导的河北黄巾军。到这一年的十一月，黄巾军主力基本上全部镇压下去。黄巾起义失败。

　　这次大起义规模空前，但是它并没有像以前的陈胜、吴广起义（含刘、项等人的起义）摧毁秦帝国或者赤眉、绿林起义摧毁新莽政权那样摧毁西汉政权而建立一个新的政权，甚至没有能够支撑得时间更长一些。原因何在？

　　第一，东汉政权的根基深厚。

　　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最初是一个以地方豪族大地主为基础、以士人为中坚、以皇帝为顶尖（架空的后族和军功阶层在皇帝两侧）的类似金字塔的结构。到了东汉后期，在尖子上，皇帝的权力旁落到后族和宦官手里，党锢之祸将士人从金字塔的中层驱逐出去取而代之的是依附后族或宦官的官僚。上面两层已经面目全非，但是下层的地方家族大地主却不但没有变化，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其本身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一是这些地主个人及家族财富比东汉初年大幅增加；二是田庄经济的发展，包括田庄普遍出现、田庄规模的扩大和内部结构的完善；三是与田庄经济发展相对应的地主私人武装力量的发展。

　　第二，黄巾起义没有得到士人集团的支持。

　　这有三个原因。其一，从士人本身来讲，由于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士人们忠字当头，忠于汉室。比如大家熟知的诸葛亮，至死不忘“复兴汉室”。另外，士人中大多数人是地主出身，他们不可能反对封建制度本身。其二，从东汉朝庭来讲，黄巾大起义爆发后，北地太守皇甫嵩就提出解除“党禁”，而且很快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当年三月，下诏“赦天下党人”，而且还开始求贤“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车”。其三，黄巾大起义指导思想是太平道。太平道不但是与官方主流神学思想相违背的异端，而且有许多怪力乱神的东西。这种思想与士人的意识形态是有冲突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得到士人的支持。

　　第三，黄巾军自身无组织、无计划。

　　很多人说张角统一指挥各方黄巾，向洛阳进击。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各方黄巾都是在自己所在的地区攻城夺地。比如张角直接指挥的巨鹿郡黄巾军，直到卢植率军前来镇压，从未离开巨鹿。再比如波才率领的颍川郡黄巾军直到被中央军消灭也未曾离开颍川半步。由此可知，虽然是共同举事，但却没有明确的进攻方向，根本没有进攻洛阳的打算。

　　更要命的是，黄巾军相互之间没有联系，无论哪方有难，都互不救助。比如离洛阳最近的颍川黄巾军与皇甫嵩率领的中央军展开激战，损失数万人，但邻近的汝南、陈国、东郡、南阳四地的黄巾军竟然没有派一兵一卒前去支援，坐视颍川黄巾军被中央军消灭。更典型的例子则是巨鹿的黄巾军。张角病死之后，巨鹿黄巾军分别由张角的弟弟张宝、张梁率领。张宝守下曲阳，张梁守广宗。皇甫嵩先打张梁，将张梁围困在广宗，而此时拥兵十余万的张宝却坐视不理，并未前往援救。最后，两人被皇甫嵩个个击破。同在一郡的兄弟尚且如此，其他黄巾军之间的联系可想而知。

　　虽然黄巾起义的主力被镇压下去了，但是这场大起义却没有就此终结。各地还有很多黄巾军和其他农民武装在对抗政府。据《资治通鉴》记载，“自张角之乱，所在盗贼并起，博陵张牛角、常山褚飞燕及黄龙、左校、于氐根、张白骑、刘石、左髭文八、平汉大计、司隶缘城、雷公、浮云、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蝤之徒，不可胜数，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人。”

　　就在这种情况下，东汉政府自认为最大的威胁已经解除，反而变本加厉地横征暴敛起来。

　　其实，早在黄巾起义之前东汉政府就已经腐败不堪了。比如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就已经公开卖官。据记载，当时的官价是二千石的官（大约相当现在的正部级）二千万，四百石的官（大约相当现在的正厅级）四百万。黄巾起义的时候，由于忙于战争，可能收敛了一点。这个损失灵帝及其身边的这些贪官污吏们决心要被回来。于是就在黄巾军主力刚被镇压下去的第二年，灵帝下诏全国田赋每亩增加十钱，用来修建宫殿和铸铜人。大家知道搞工程是最容易捞钱的地方，这些贪官污吏哪里会放过这种机会？在修建宫殿的过程中，一层层加紧盘剥，人民不胜其苦。史称：“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

　　即使是这么折腾，东汉政权虽然危机四伏，但也还没有倒掉。无论是各地的农民起义，还是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比如羌人的起义都没有冲破东汉政权的统治，建立新的政权。事实上，东汉政权最危险的敌人在内部。

　　早在东汉初年，刘秀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就采取了强干弱枝的战略。一是罢除非边境地区的都尉官，地方政府里没有了军官的编制。而且国内统一战争一结束，刘秀就下令裁军，大大削减了地方武装部队的人数。二是将郡国化整为零。东汉时，刘氏皇族也被分封，但是，封的人数多，封的地盘少，许多封国的地盘连一个郡都不到。封国小，郡也不大。秦时全国是三十六郡，而到东汉时，据统计郡有七十多个。三是地方受制于中央。东汉时，无论郡或封国，行政首长和一些主要官员均由中央任命，受中央监督。

　　这个情况一直到黄巾起义之前都基本没有改变。就拿地方官的乌纱帽来说，当时是要花钱买的。买官的钱全部交到西园，供皇室私用。一般情况是皇帝的使臣一手拿着任命状，一手就要钱。如果钱不够，甚至还可以像现在买房一样，先交点儿首付，上任后再分期还清。当时有个叫司马直的，被任命当太守(相当于地级市的市长，官也不算小了)。他交不起钱，也不愿上任后从地方上捞钱来还款。皇帝还不让他辞职，他叹道：“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自杀了。这固然说明当时政府的腐败，但也说明政治资源掌控在中央政府手里，否则拿什么卖？

　　黄巾起义爆发，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个强干弱枝的部署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对地方反抗势力的控制力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东汉政府做了两件事。

　　第一是前面提到的，命令各州郡加强军事力量，“诏敕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自函谷、大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诸关，并置都尉。”各地方政府都组织起了军队。

　　第二就是增加刺史的权力，甚至在一些重要的州设置州牧。最初刺史只不过是一个监察官，后来权力有所加强，甚至有时也让刺史带兵。但直到汉灵帝以前，刺史都还不是一级政府的首脑。黄巾起义之后，刘焉向灵帝建议说，四方动荡不安，就是因为刺史的权力太小，而且所用非人，不如“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这样一来，州牧或者刺史就成为总领一州军政大权的实权人物。

　　这两个措施都加强了地方的实力。地方实力强了，自然控制力也就强了。其反作用就是，反抗中央政府的能力也强了。

　　不过在汉灵帝时期，地方政府还是比较听话的。因为，汉灵帝在加强地方实力的同时，也强化了中央的力量。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为了加强中央的军事实力，汉灵帝组建了一支新军。司令部就设在西园。一共设置了八个校尉，其中以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统帅全军。

　　中央和地方的这种平衡关系没能保持太久。就在组建新军的第二年，汉灵帝驾崩了。这下子，依附于汉灵帝的宦官们慌了手脚。没有皇帝撑腰，他们很难与后族抗衡。于是以蹇硕为首的宦官集团密谋发动政变，诛杀何氏后族。

　　当时，蹇硕把持在内庭，灵帝死的时候，他在身边。此前，灵帝并没有立太子。何皇后的儿子刘辩按《后汉书-何进传》的说法是：“轻佻无威仪，不可为人主”，所以灵帝更喜欢王贵人所生的儿子刘协（日后的汉献帝）。这个观点和后来的董卓是一致的。可见，抛开其他因素不谈，汉献帝刘协恐怕的确比汉少帝刘辩优秀。不过，灵帝考虑到何氏后族的实力比较强（虽然他们家是屠户，我估计不是杀猪的个体户而是开屠宰场的大老板，但是自从何皇后得宠以来，何进兄弟步步高升，“居重权”），废太子可能会激起何氏后族的反抗。所以，灵帝没有急着决定。毕竟，当时他还很年轻，也就三十出头，还不急于安排后事。

　　没料到，人有旦夕祸福。年仅三十三岁的汉灵帝居然就一病不起，一命呜呼了。谁接灵帝的班？皇帝有没有遗诏，不知道。即使有让刘辩继任的遗诏也没用，因为遗诏的拟稿和发布都被蹇硕等宦官控制着。蹇硕是什么态度呢？他要先杀何进，然后立刘协为帝。

　　对于蹇硕而言，这种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一方面，当时对于宦官集团威胁最大的并不是士人集团而是后族集团。东汉后期这两大集团就好比现在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一直是轮流执政。后族势力越大，宦官就越难控制朝政。刘辩的母亲是何皇后，两个舅舅分别是大将军何进和车骑将军何苗，势力很大。而刘协这边，母亲王贵人已经被杀了，王氏后族的势力非常弱。在这种情况下，宦官集团选择刘协就少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另一方面，刘协是庶出，按照传统的继承方式，轮不上他当皇帝。如果蹇硕等人拥立他为皇帝，那就有拥立之功。这样就有利于蹇硕等人得到新皇帝的宠信。对于宦官集团而言，皇帝的宠信无疑是最大的政治资本。

　　但是要立刘协为帝，必须除掉何进等何氏后族。否则，很容易导致手握重兵的何氏起兵反抗。在这种情况下，何氏起兵反抗也很理直气壮。刘辩是嫡长子，理应继承皇位。遗诏大家都没见着，也没有有威望的老臣作见证，谁知真假？何氏如果举兵反抗，宦官集团自己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蹇硕打算趁何进进宫的时候，把他干掉。

　　玩阴的是宦官们的强项。皇帝死了，何进肯定得进宫奔丧，而且肯定也不能带兵。宫中军队都是宦官集团的人，何进一进宫来，那还不有去无回？在这个时候，以蹇硕为首的宦官集团的胜面是很大的。但是，蹇硕没有料到的是，自己身边出了奸细。

　　蹇硕手下有一个司马名叫潘隐，和何进关系不错。看见何进从宫外进来了，就向何进使了个眼色。何进估计在进不进宫这个问题上也是心里直打鼓的，见到这个明确的信号，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掉头就跑，直接躲到自己的军营里去，“称疾不入”。这等于就是告诉蹇硕等宦官，你们要是敢立刘协，老子就跟你们动家伙。

　　蹇硕等人没有办法，传下遗诏来，刘辩继位。刘辩一当上皇帝，何皇后就变成了何太后，掌握了朝政大权。于是，让何进和袁隗（袁绍的叔叔）辅政。这个安排意味着后族集团与士人集团的结盟。而事实上，何进也确实与袁家走得很近，对袁绍、袁术兄弟都是“厚待之”。此外，何进还大量网罗士人作为智囊，比如逄纪、何颙、荀攸、郑太等人。

　　在与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后族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已经占据了上风。

　　蹇硕发现，事态在向着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坐不住了。他写信给另外几个宦官头目中常侍赵忠、张让、郭胜等人，建议发动政变将何进杀掉。

　　可是，对于是否发动政变，宦官集团内部意见并不统一。以郭胜为代表的一派不同意发动政变，而且提出来以除掉蹇硕为筹码换取何进的信任。最终，赵忠等宦官集团的首领决定牺牲蹇硕以自保。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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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1 19:39:41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任何集团（尤其是政治集团）都不是铁板一块。不是说宦官一定就帮宦官，士人就一定帮士人。作为个体，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其他宦官居然会选择牺牲自己的同伴。

　　其次，我们必须看到当时的政治力量对比是后族强而宦官弱。

　　宦官集团在与后族集团的对抗中是曾经发动过政变的。窦武不就是被曹节等宦官给干掉的吗？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年窦武虽然与何进一样都是大将军，名义上是全军统帅。但是，窦武从来没有带兵打过仗，他对军权的掌控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军队的这些将领不见得就真替他卖命。而何进不一样，黄巾大起义的时候，何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镇京师”，而他的弟弟何苗也作镇压黄巾军的主力之一，“攻破群贼，平定而还”。这个势力非窦武可比。此其一。

　　其二，窦武和皇帝没有血缘关系。汉灵帝刘宏不是窦太后和汉桓帝的儿子，而是他们的堂侄。所以，当宦官们声称窦武谋反的时候，皇帝和军队是有可能相信的。事实是当宦官们这样宣传的时候，窦武的军队一哄而散。而现在的皇帝汉少帝刘辩是何太后的亲生儿子。何进是皇帝的亲舅舅。宦官再说他们谋反，有谁会信呢？

　　其三，现在站在后族一边的士人集团不但有文官，而且由于镇压黄巾军，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手握兵权，比如在京城的袁绍、袁术等人手下都有兵。这与当时的情况完全不同。

　　所以说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宦官集团的这些头目们作出了弃车保帅的决定。牺牲掉已经和何进势同水火的蹇硕，以期缓和与何氏后族的矛盾。其中有些人比如郭盛，由于原来就和何氏关系不错，甚至可能希望傍上何氏这个“大款”。

　　就这样，蹇硕被抓起来杀掉了。何进同时也接管了蹇硕的军队。

　　蹇硕一死，其他宦官都没有兵权，只能依靠何太后。宦官集团其实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势力了。这个时候，政权已经落入到了后族手里。看上去，新的一轮宦官后族轮流掌权的循环又要开始。但是情况却有所不同。

　　什么不同呢？作为后族核心人物的大将军何进误判了当时的形势，他高估了敌人而低估了自己。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他本人的政治水平不高。《后汉书》在评价他的时候就有“智不足而权有余”的论断。大家注意，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与从事政治活动相关的知识普通人基本上接触不到，从而具备较高政治水平是很难的。当时和现在不同，普通百姓（包括像何氏这样的大财主）没有读书学习的权利，也根本无法得到政治类的书籍。刘备在给刘禅的遗诏里这样说：“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像刘备父子这样的帝王要读“申、韩、管子、六韬”这类的政治学名著还要请诸葛亮抄写，可见当时这些书籍是多么稀有。再加上当时并没有出现像后来《三国演义》之类的通俗历史小说也没有相应的戏曲、评书（这些艺术作品很多时候都被当作政治、军事教材来读），所以像何进这样的非士人、非贵族出身的人政治水平不高（尤其不懂宫庭政治）就很正常了。

　　第二个原因其实《后汉书-何进传》里面说得很清楚：“中官在省闼者或数十年，封侯贵宠，胶固内外。进新当重任，素敬惮之，虽外收大名而内不能断，故事久不决。”说白了，何进就好比一个暴发户，而那些宦官就好比老贵族。暴发户在这些老贵族们面前总觉得自己低一等，心理上自卑。这种自卑就导致他老想寻求外部势力的帮助。

　　由于何进自身能力不足，又想得到外界的帮助，于是就拼命拉拢老牌官僚袁氏家族。然后又正是因为他本人政治水平不高，没有分辨政治策略优劣的能力，所以他就选择彻底相信袁绍。这下就踏上不归路了。

　　袁绍这人我们以后还要讲，他的政治水平也是有限的。他给何进出的主意基本上是馊主意。他先是要把宦官尽数废黜，说是“中官亲近至尊，出入号令，今不悉废，后必为患”。这个改革，动作太大，何太后不同意。何太后是整个后族的首领，是何氏后族的政治靠山。她不同意，何进就没办法。

　　接着，袁绍就出主意让何进“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后向京城，以胁太后”。用易中天先生的话说：“这实在是馊主意。连老百姓都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何况是董卓这样的凶神？只怕是引狼入室。更何况根本就没有必要。”

　　其实早在当时就有好多人看出来这办法是要惹大乱子的。曹操就是其中之一，他一听到袁绍的这个主意就笑道：“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如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这话大概只是私下说说。不知什么原因，曹操并没有去劝何进不要这么做。

　　曹操不劝，有人劝。何进手下的谋士陈琳就劝何进说：“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此犹鼓洪炉燎毛发耳。夫违经合道，天人所顺，而反委释利器，更征外助。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秖为乱阶。”陈琳说了两层意思。一是你何进对付几个宦官就像用大火炉烧毛发一样是很容易的事情。二是你请外面的军队到京城来，你控制不住，到时候谁兵力大谁就能称雄。何进不听。

　　除了陈琳，郑太也站出来反对召董卓等进京。他说：“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猒。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将恣凶欲，必危朝庭。明公以亲德之重，据阿衡之权，秉意独断，诛除有罪，诚不宜假卓以为资援也。且事留生变，殷鉴不远。”这里，郑太特别提醒何进小心夜长梦多。何进还是不听。大概是因为袁绍毕竟是名门之后，所以更能得到何进的认可。

　　何进最终命令董卓、王匡、丁原、桥瑁、鲍信等地方势力打着诛杀宦官的旗号威逼京城。这个举动有两个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宦官们发现自己左右是一死，无奈之下发动了政变，杀死了何进。宦官集团在蹇硕死后其实就已经没有什么势力了，当时整个洛阳的军政大权就在何进等人的手中。所以，这次政变宦官集团只是困兽之斗，结果也只是拉了何进垫背。在一场混战之后，后族集团和宦官集团同归于尽。

　　第二个后果是，中央政府的权威大打折扣，地方势力发现中央控制不住自己了。可以说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地方政府转变成了地方军阀。东汉政权解体了。

　　当然，这个时候解体才刚刚开始，还没有到覆水难收的地步。中央政府依然占有极大优势。如果控制中央政府的人策略得当，那么局面是可以扭转过来的。但是，实际情况是在动乱结束之后，并没有一支势力控制住了中央政府。政权落入到了以董卓、丁原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和以袁绍、曹操为代表的世家大族手里。而这些人并没有和平相处，很快又一场激烈地争斗又开始了。

　　正如最初陈琳所言：“大兵聚会，强者为雄”，这个时候谁军队力量强，谁就是老大。这个道理，董卓明白。所以，他一进京就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虚张声势。刚入京的时候，董卓手下也不过三千人马，要对付袁绍等人统率的中央近卫军，并不占优势。怎么办？董卓想了个办法，他让自己的手下在天黑以后偷偷地溜出城去，然后第二天再大张旗鼓地进城。连着几天下来，把城里的人都给唬住了，“谓卓兵不可胜数”。

　　第二件，接收散兵游勇。哪儿来的散兵游勇呢？大家别忘了，何进兄弟被杀，他们手下的部队（有中央军也有他们的私人部队）现在是群龙无首啊。董卓一进洛阳，就立即把这些军队给接收了过来。

　　第三件，吞并丁原。丁原是并州刺史、武猛都尉，后来就兼任执金吾（也就是京城警备司令），也是何进招来的“外援”之一，可以算作是董卓的竞争对手。董卓趁着丁原刚入京城，立足未稳，暗中拉拢了丁原手下的心腹吕布，发动兵变。结果一举杀了丁原，吞并了丁原的部队。

　　董卓这三件事做得非常漂亮。那么有能力与他争夺中央政府控制权的其他实力派人物在做什么呢？一言以蔽之，什么都没做。

　　我们先看曹操。他当时是西园八校尉之一，而且早在袁绍出主意招来董卓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事态会变得很糟糕。但是，在整个董卓获得朝中大权的过程中，没有见到任何关于曹操的历史记载。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在董卓大权在握之后，拉拢曹操，推举他为骁骑校尉，“欲于计事”。但曹操没有答应，反而改名换姓，逃了。

　　曹操不是一般人，是既有才能又有胆略的英雄或者奸雄，而且据易中天先生分析，他当时“决心在这个国家危难、民族危亡的时候，以区区一己之躯，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且不说这话对不对，至少我们都知道曹操不是个明哲保身的人）。为什么居然没有任何动作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的那个“校尉”只是个虚衔，手上没兵。有证据吗？有一点旁证。大家注意，在何进被杀后，洛阳城大乱。带兵的主要是何苗、袁绍、袁术、吴匡、张璋五个人。而这五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与何进关系密切。何苗是何进的亲弟弟；袁氏兄弟素来为何进所敬重，史称“厚待之”；吴匡、张璋是何进的部曲（也就是私人部队）的将领。

　　那么这五个人应该就是何进死后，掌握着中央军的实权人物。与曹操不同，他们是有实力与董卓抗衡的。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何苗不用提了，由于他和宦官的关系比较好，结果在混战中被吴匡等人杀死了。

　　与曹操同为西园八校尉之一的袁绍，手握重兵。在何进被杀后，立即“引兵屯朱雀阙下，捕得赵忠等，斩之”。接着，又领着兵在洛阳城里到处追杀太监，凡是见到没长胡子的男子，也不多问，刀剑就砍上去了。结果弄得一些年轻人“自发露形体而后得免”。谁要是裤子脱得稍慢，恐怕脑袋就要不保。袁绍这一路杀下来，总共杀了两千多人，逼得张让等人带着皇帝逃出京城。

　　但是当袁绍面对董卓的时候，他就没有这么猖狂了。不但不敢猖狂，而且是一动也不敢动。当时，骑都尉鲍信给袁绍出主意说：“董卓拥制强兵，将有异志，今不早图，必为所制。及其新至疲劳，袭之可禽也。”说这话的时候，董卓手上也就三千人马，而且刚进京城，立足未稳。当时如果袁绍发难，董卓恐怕很难抵挡得住。可是，袁绍没有那胆量，被董卓那每天进一趟城的三千人马给唬住了。《后汉书》用了六个字：“绍畏卓，不敢发”。

　　袁术从他在混战中的表现来看，只参与了进攻南宫九龙门的战斗，兵力应该不多。董卓来以后，也没有什么表现。

　　另外两个吴匡和张璋倒是有所表现，那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董卓进京后做的第二件事。他们归顺董卓了。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们个人能力和威望都还不足以掌控何进留下来的军队，必须依附一个有威望的领袖。而早在吴匡在攻杀何苗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与董卓的弟弟董旻合兵一处了。后来成为董家军的一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

　　董卓自己表现出色，加上对手表现不佳，结果董卓很轻松地就取得了对京城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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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1 19:40:19

　　拿到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以后，接下来就是稳定政权，控制整个天下的问题了。董卓做了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呢？做了，而且是软硬兼施。

　　《三国演义》这一类的艺术作品让我们总有一种印象，觉得董卓就是一个大魔头。比如易中天先生就说：“董卓一伙，在当时的士大夫们看来简直就不是人。董卓是虎，吕布是狼，他们的部下则是野狗。”其实我们如果仔细读一读史书上对董卓的记载，我们就能发现董卓这个人也能算是一个豪杰。《三国志》上说他从小就浪迹于甘肃、青海这些羌人聚居的地区，与羌人首领结交。羌人首领到他家做客，他把家里的耕牛都杀了招待客人。后来他因战功而升官，他把得到的赏赐9000匹高档布料“缣”，“悉分与吏士”。对待朋友、手下真是好。从这一点，就给人感觉董卓有一股子豪气，是个性情中人。后来在与袁绍等人争夺京城的控制权时，也展现了董卓的能力。但是，当董卓控制了京城以后，他发现自己在政坛上发展有两个重大的缺陷。

　　一个是他本人没有政治活动的经验。我们如果看看董卓的履历，我们就能发现，董卓并非名门之后，是以军功从军司马、郎中一类的底层军官一步步爬起来的，而且一直担任武职。即使到后来当上并州刺史、并州牧这样的省级领导，主要工作仍然是打仗。并州本来就是胡汉杂居地区，和中原地区不同，这里的地方长官主要任务就是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据《三国志》裴松之注转引《英雄记》的记载说他在并州期间，“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既没有在地方上治理百姓的经验，又没有在中央政府任职的经历，政坛的资历近乎于零。

　　董卓从政的另一个巨大的缺陷就是他本人没有良好的人缘，朝中高官原先就没有一个和他关系好的。一方面，他不比袁绍、曹操等官宦子弟，有上辈留下来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常年少数民族地区，也很难有机会接触到中央高官，有一些机会还没有抓住。比如，边章、韩遂起兵造反的时候，中央政府派司空、车骑将军张温作为统帅前去镇压。董卓归张温指挥，但董卓没有借此机会与张温搞好关系，不但不听指挥，而且还恶语相向。再比如董卓和皇甫嵩共事的时候，也和皇甫嵩闹别扭。

　　由于有这两个缺陷，董卓虽然手握重兵，但是没有人真的服他，他也知道自己没有威信。既然没有威信，那就得立威。

　　怎么立？杀人。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在古代，新上台的官员为了立威而杀人也是很普遍的事。一贯仁义无双的孔老夫子，不是上台刚七天就杀了少正卯吗？只不过董卓有的时候杀人杀得莫名其妙。比如，有一个名叫扰龙宗的侍御史，因为和董卓谈事情的时候没有把腰里的佩剑解下来，就被董卓认为是对他不敬，当场打死。这件事震动很大，也就成为后来董卓被妖魔化为喜欢“随机地从宴席中拉出一位官员当场打死”的一个根源。其实董卓不是精神病，他不会没来由地杀人。他杀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他的反对派。杀反对派是他立威的主要手段。比如大名鼎鼎的卢植就因为和董卓意见不一致而差点掉了脑袋。

　　除了硬的这一手以外，董卓也用软的一手。董卓首先是给党人平反，把恢复陈蕃、窦武等人的名誉、官爵。这只是一纸诏书的事，很容易办。然后，就是以高官厚禄笼络士人和实力派人物。《后汉书-董卓传》记载：“卓素闻天下同疾阉官诛杀忠良，及其在事，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

　　董卓还真请到了一些当时的名士出来做官。比如蔡邕，是东汉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当时的名士。在董卓进京之前，他是个什么状态呢？按《资治通鉴》的说法是：“亡命江海”。
由于当时朝中实在太乱，蔡邕自己不愿意出来做官。但是，董卓说了：“我能族人！”这话一说出来，蔡邕就不能不去。不去，全家人的命都没了。结果一去，蔡邕就被任命为祭酒（相当于现在中央党校的常务副校长），而且很受尊重。接着，三天之内就“周历三台”，在中央三个关键部门任职，最后被任命为侍中，成为董卓的高级顾问。

　　再比如荀爽。他是荀氏八龙之一，很有才华。后来曹操的首席谋士荀彧就是他的侄儿。董卓任命他当平原相，还没到任又晋升为部长级的高官光禄勋，刚到任三天，就被拜为司空。从平民到三公，总共历时九十三天。

　　对于这些文人，董卓希望能用高官厚禄来笼络他们；对于当时政坛的实力派人物，董卓也是尽力拉拢的。比如曹操，董卓就推荐他当骁骑校尉。再比如袁术，董卓推荐他为后将军。

　　但是，董卓没有料到的是，不到一年就天下皆反，他自己成为万夫所指的恶魔。就在董卓进京的第二年，公元190年，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渤海太守袁绍等董卓亲封的高官同时起兵，组成联军，讨伐董卓。

　　为什么董卓的软硬兼施没有取得成效？为什么以袁术、袁绍等人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开始公开对抗中央了呢？原因是董卓在施政方面有重大失误。

　　董卓虽然任用了一些士人，但是在施政方面却施行的是不折不扣的暴政。董卓和他的军队，在整个洛阳地区大肆掠夺。抢什么人呢？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普通百姓，无一幸免。当时，作为东汉帝国的首都，洛阳城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是富豪云集的地区。董卓的手下都是大西北穷地方来的，都是穷人，而前面提到了，董卓对待手下又特别豪爽。于是“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还有一次，董卓的军队路过阳城，正好遇上当地百姓聚会。董卓一时性起，下令把男人都杀了，女人和财物全抢走，分发给手下士兵。不光普通百姓被抢，连皇帝都逃不出被抢劫的命运。不但皇宫里的宝贝早就被董卓霸占了，而且就连皇帝的大小老婆、女儿们也都成为董卓他们掌上的玩物。甚至，皇陵里的宝贝都被挖了出来。这种暴政又怎么能不大失民心？作为地方军阀入主中央的董卓，政治根基本来就不牢固，这不就是给其他地方实力派反抗中央的口实吗？

　　董卓的错误还不止如此，他在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上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什么问题呢？皇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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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1 19:46:50

第二章皇帝问题
　　在帝国时代，皇帝不仅是国家的元首，国家机器的最高领导人，而且是国家的所有者和政府一切权力的根源。所以说，在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直到末代皇帝溥仪退位，谁当皇帝和怎么对待现任皇帝一直是中国政治最核心的问题。
　　到东汉末年的时候，这个问题难倒了无数英雄好汉。各路诸侯是怎么对待皇帝的呢？
　　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你承不承认现任皇帝是国家的最高领袖。两种选择，一是承认，二是不承认。我们先看那些不承认现任皇帝是国家最高领袖的诸侯是怎么做的。
　　有哪些诸侯不承认现任皇帝是最高领袖呢？最典型的有两个半。两个是董卓和袁术，半个是袁绍。之所以说袁绍是半个，因为他由于外部条件的约束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汉献帝的统治地位了。
　　易中天先生很精辟地总结了这三位诸侯的策略，董卓废立，袁绍另立，袁术自立。
　　我们先谈“董卓废立”。
　　在董卓之前也有人想废掉皇帝，只不过他想废掉的是刘辩的老爸汉灵帝。这个人就是冀州刺史王芬。他在汉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的时候，准备趁灵帝北巡时，以防黑山贼为由发动兵变，废掉汉灵帝，而改立合肥侯的皇帝。
　　在王芬准备发动政变的时候，王芬曾经找过曹操，希望他能够加入进来。曹操没有答应，他说：“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讬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势，昌邑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臣，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大家注意曹操对这件事的态度。他反对换皇帝，但反对的原因不是现在的皇帝好或者说他认为换皇帝是不忠的行为，而是换皇帝这件事很难成功。在曹操看来，王芬等人没有伊尹、霍光这样的地位和权威，换皇帝肯定失败。
　　事实正如曹操所料的那样，汉灵帝不知道是因为听到了风声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没有去北巡，而且欶令王芬罢兵，并召他入朝。王芬估计阴谋已经败露，畏罪自杀。
　　王芬只是一个不成气候的小人物，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胆量来干这件事，据说是因为听了术士之言，说什么“天文不利宦者”，其实也就是被人忽悠了。
　　再次提出换皇帝的董卓可非王芬所能比，他的大军已经牢牢控制了京城洛阳。就在进京后的第四天，董卓就废掉了原来的皇帝汉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为皇帝。
　　董卓为什么要这样做？四点理由。
　　第一，刘协比刘辩聪明。宦官杀了何进以后，洛阳城大乱。张让等宦官趁着夜色，挟持年仅十四岁的皇帝刘辩和他九岁的弟弟陈留王刘协，逃出洛阳城，逃到了小平津。这时，被卢植和闵贡追上。张让等投河自尽，皇帝和陈留王兄弟俩又跟着卢植和闵贡往京城走。走到半路上，遇上带着大队人马前来迎接他们的董卓。当时刘协吓坏了，也不知道眼前这人到底是不是好人，想把自己怎么样，哆里哆嗦说不出话来，哭得稀里花拉。史书上记载是：“恐怖涕泣”，“不能辞对”。董卓问皇帝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但和陈留王刘协说了会儿话，发现刘协这孩子比他哥哥强多了，语言流利，事情经过说得一清二楚，“卓以王为贤”。所以，三天之后，董卓就在朝堂上公开提出来，“皇帝暗弱，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要立陈留王刘协为帝。
　　第二，董卓认为刘协和他比较亲近。这话得从汉灵帝的老婆何皇后说起。何皇后是个相当强悍的醋坛子，史称“性忌强，后宫莫不震慑”。她不允许皇宫其他女人跟皇帝生孩子。可没料到有位王美人，就把刘协给生了出来。这还得了？刚生完孩子，何皇后就派人把她给毒死了。刘协没了母亲，就从小由奶奶董太后抚养。董太后，除了姓董，和董卓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她是河间人，董卓是陇西人，最多也就是五百年前是一家。可是，董卓他自己认这亲戚。甚至有记载说，一见面就把刘协抱在了怀中。
　　第三，树立威望。用易中天先生的话来讲：“董卓的想法很简单：你们不是都怕皇帝，都听皇帝的吗？如果我连皇帝都能换，还怕你们不听我的？”也许当时董卓的想法并不这么简单，但是换皇帝可以树立董卓的权威却是肯定的。当董卓提出来要换皇帝的时候，满朝文武都惊呆了，只有一个人敢公开提出异议。这个人就是卢植。他说，当年被伊尹废掉的太甲和被霍光废掉的昌邑王那都是昏君，“今上富于春秋，行无失德，非前事之比也。”不就是被吓着了，不能回答你的问题吗？怎么能说废就废呢？董卓当即下令要杀卢植。好在有其他人求情，卢植这才免了一死，只是被罢官。这么一闹，还有谁敢反对董卓？董卓的权威当然也就树起来了。
　　第四，防止何氏后族卷土重来。如果不废掉少帝刘辩，何太后就依然会是政府的头号人物。何太后的存在，对于董卓是个巨大的威胁。我们现在不知道何氏家族里面，除了何进、何苗兄弟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人。即使没有，董卓本人也很难长期控制何太后。而控制不了何太后，就不能控制政府。相反，只要废掉刘辩改立刘协为皇帝，那么何太后就是死路一条。大家别忘了，皇帝的生母王美人就是这位何太后毒死的。而且，何太后干的坏事还不只这一件。把刘协拉扯大的董老太后也是她给害死的。有这两件血案，不死都难。
　　所以说，董卓的这个做法从他的角度来看，是很高明的。他也确实得到了他想达到的目的。自从换了皇帝，董卓就牢牢地将中央政府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了。他的反对派，无论是袁绍、袁术还是曹操，都无力和他争夺中央政府的控制权。
　　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他这么一做，把自己变成了“天下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的全民公敌。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没有理由。董卓废皇帝的理由是：“皇帝暗弱”。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他能有多英明神武？这哪里算得上理由？所以，董卓一提出要废皇帝来，卢植就站起来反对。他说了：“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过千余，故有废立之事。今上富于春秋，行无失德，非前事之比也。”意思很简明：皇帝又没过错，你废他干嘛？董卓根本不听，差点还就把卢植杀了。
　　第二，没人支持。俗话说得好：一个好汉三个帮。废立皇帝这么大的事，哪能由你董卓一个人说了算？你至少得有几个得力的支持者吧。董卓也不是不想找，只是找不到。他事前跟袁绍商量过，但袁绍不干，理由和卢植后来说的基本一样。董卓想以武力相威胁，袁绍不吃这一套，把刀一横，撂下句狠话：“天下健者，岂惟董公！”
　　第三，没有资格。董卓说得很清楚，“欲依伊尹、霍光故事”。但他没想想，伊尹和霍光可是你董卓能比的？伊尹是商朝的开国重臣，相当于西汉的萧何、张良。到太甲继位的时候，伊尹已经主掌朝政几十年了。再说霍光。霍光是汉武帝、汉昭帝两朝重臣，又通过政治斗争在昭帝中后期独掌朝纲，从中央到地方无处没有霍光的势力。你董卓不过就是一个进了京城的地方军阀头子，怎么能和这两个位政坛巨头相比？
　　董卓没有理由，没人支持，也没有资格，但由于他手里有军队，他就把这事办成了。问题在于，军队不是只有你董卓一个人有，各州的长官谁没有三五千军队？原先之所以不敢怎么样，就是因为头顶上有个皇帝，大家从名义上讲都是皇帝的部下。皇帝只要下了命令，不管这命令是不是皇帝本人的意思，谁也不敢公然反对。但自从董卓把皇帝给废掉以后，各地方政府的长官就可以完全抛开董卓立的那个皇帝不管，也就完全不必理会中央政府的号令。
　　这是董卓没有想到的。
　　当他通过废立皇帝完全掌握了中央政府之后，他发现，他的所谓中央政府其实已经变成了控制着西北到洛阳一带的地方政府，变成了群雄中的一支。
　　东汉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关东各州郡都以讨伐董卓为名起兵，并公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参加关东义军的有自号车骑将军的袁绍、河内太守王匡、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后将军袁术，以及当时还是通缉犯的曹操。
　　这些人起兵，大多数不是为了匡扶汉室，也不是为了要打跑董卓，只不过是借此机会正式宣布与中央政府脱离关系。
　　董卓废立的最终结果是失去了对天下的控制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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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1 19:47:56

　　接下来我们来看“袁绍另立”。
　　所谓“另立”，就是不承认现任皇帝，另外立一个皇帝。立谁呢？袁绍选择的候选人是幽州牧刘虞。袁绍认为：“朝廷幼冲，逼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也就是说，皇帝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即使还活着，由于受到董卓的逼迫又远隔千里，也不可能统治天下。而刘虞是“宗室长者”，人品好，名声好，不如让他来当皇帝。
　　袁绍想得很好。如果能够另立一人当皇帝，他就有拥立之功，肯定就能位极人臣，以天子的名义号令天下群雄，比盟主要管用得多。
　　关于这个设想，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
       在史书上指名道姓提到的支持拥立刘虞的，有冀州牧韩馥。韩馥是没什么头脑也没什么担当的人。起先各路诸侯相互联系起兵的时候，东郡太守桥瑁假借京师三公的名义写信给他说：“企望义兵，解国忧患”。韩馥看完信后，拿不定主意，居然问手下说：我们是应该帮袁绍还是帮董卓呀？除了他以外，支持拥立刘虞的再就是“关东诸将”，没名没姓，也不知道是谁。
        反对拥立刘虞的有三个重量级人物。一个是曹操，曹操说了：“吾等所以举兵而远近莫不响应者，以义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非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第二个是袁术，他也是理直气壮：“圣主聪睿，有周成之质。贼卓因危乱之际，威服百寮，此乃汉家小厄之会，乃云今上‘无血脉之属’，岂不诬乎！又曰‘室家见戮，可复北面’，此卓所为，岂国家哉！慺慺赤心，志在灭卓，不识其他！”第三个是刘虞本人，他回答道：“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戮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污邪！”
　　三个人都是义正辞严，但出发点却不同。
　　曹操是和袁绍等人一起讨论的时候站出来反对的，从他的用词我们能够感觉到当时他是少数派。他说：“诸君北面，我自西向”，大有“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的意思。他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而又被袁绍等人忽视的问题：如果这么做了，天下怎么安定得下来？
　　大家要知道，当时刘氏宗室非常多，据《汉书•平帝纪》记载，“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王之后，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在西汉末年就已经有十几万人了，到东汉末年，可想而知那得有多少？连编过草鞋的刘备都自称汉景帝的儿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刘虞虽然是宗室，但也不过是这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姓刘的之中的一个，和皇帝早就已经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如果把他立为皇帝，难保别人不抬出其他宗室来当皇帝。像刘备这样的不说，益州的刘焉和荆州的刘表这两位也是“宗室长者”，难保没人支持。所以曹操就指出：唯有汉献帝刘协是正儿八经的帝室血脉，不拥护他是说不通的，是不义的，是没有政治号召力的。
　　就从这一点上，曹操就确实比袁绍等人有政治头脑。
　　袁术也反对拥立刘虞。史书上说他是因为有了不臣之心了，所以才不同意的。实际上恐怕也就是如此。他在写给袁绍的信中写道：“慺慺赤心，志在灭卓，不识其他！”可谓是义正辞严，但实际做起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自从董卓挟持皇帝躲到关中以后，袁绍就一门心思发展自己的势力，哪有“灭卓”的打算？
　　刘虞自己不干是出于什么原因呢？第一种可能是刘虞不敢。易中天先生认为：“刘虞是何等精明的人，他很清楚，如果贸然答应了这事，自己立马就会变成一个靶子，非万箭穿心不可。”这倒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成为别人的靶子恐怕绝对不是最可怕的事。刘虞的根据地在幽州，要当皇帝可不能呆在幽州这种边疆地区，你得到中原去。既然是袁绍等人拥立你，你就得到袁绍那儿去。这不就等于羊入虎口吗？是当一个傀儡皇帝还是当一个手握重兵的边关大员，刘虞怎么会选错？
　　除此之外，还有第二种可能：刘虞真的忠于汉室，没有这个野心。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从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开始，东汉政府一直鼓励宗室读儒家经典，成为儒士。儒家强调“君君臣臣”。自幼学儒家经典的刘虞，会不会这种观念当作信仰他的信仰呢？我们不能随便否定这种可能。毕竟，刘虞是在东汉末年一位难得的好官，道德高尚，“为政仁爱”，有很多善政。他死后，史载幽州百姓“莫不痛惜”。而且后来董卓死后，汉献帝想回洛阳，派刘虞的儿子刘和去向刘虞求救。刘虞二话不说就派数千骑前往奉迎天子，可惜被袁术挡住了，没有去成。
　　不管什么原因，反正这三位都不同意。尤其是刘虞不同意，那袁绍就没办法。此事只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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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1 19:48:41

　　我们再来看“袁术自立”。
　　袁术是名门之后。大家都知道，袁家四世三公，也就是连续四代都有人位列三公。袁安是章帝时的司徒，这是第一世；比袁安矮一辈的袁敞当过司空，这是第二世；再下一辈，有袁汤历任司空、司徒和太尉；第四世也就是袁绍和袁术的父亲这一辈，袁逢是司空，袁隗是太傅。
　　袁术是袁逢与其正妻生的儿子。你说袁术的出身好不好？
　　袁术出身如此之好，于是就有点目空一切了。正赶上当时刘氏政权崩溃，他就起了当皇帝的心。其实在建安之前，各路诸侯，无论实力强弱，有心当皇帝的，恐怕就只有袁术一人。就说董卓。董卓那么狂，那么凶悍，但是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有心取代汉献帝。《三国演义》里面讲董卓死在去受禅台的路上，这是虚构的。事实上，董卓并没有把汉献帝怎么样，他根本就没把皇帝放在眼里。董卓大权在握以后，在距长安260里的地方筑了座城，名叫郿坞，积存了大量的粮草兵器。用董卓的话说：“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从这个事，就可以看出董卓是个典型的山大王，既没有匡扶天下的志向也没有取代汉献帝自己称帝的野心，是一个没有政治理想的人。
　　那么袁术怎么就起了当皇帝的心呢？
　　两个原因。其一，袁术看到一种谶书，上面说“代汉者，当涂高也”。谶书就是预言书，类似于现在挺流行的《推背图》一类的。所谓“当涂高”，也就是“当途高”，意思是正当大路又高大的。袁术认为自己的字“公路”就是这个“当途高”。其二是袁氏出自陈，陈是舜的后人，五行属土，颜色是黄。汉代是火德，颜色是红色。在袁术看来以土代火，以黄代赤，是合乎五德终始学说的。
　　真是封建迷信害死人，由于心里有了这两个想法，袁术就起了自己当皇帝的心了。
　　为了当皇帝，袁术也不是一点儿准备都没做。首先，他通过挟持孙坚的妻子，从孙坚那里把传国玉玺给要了过来。这个没有什么难度，孙坚本来就是他的部下，况且传国玉玺在当时也没有多少实际用途。孙坚拿着它也没多大用处。
　　接着，袁术就开始做舆论上、人事上的准备。但是，出乎袁术的意料，这个事不怎么顺利。袁术先后把自立为皇帝的打算透露给不少人，可是得到的几乎都是反对意见。
　　最先袁术给自己儿时的哥儿们时任沛国相的陈珪写信说：“昔秦失其政，天下群雄争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归。今世事纷扰，复有瓦解之势矣，诚英乂有为之时也。与足下旧交岂肯左右乎？若集大事，子实为吾心膂。”陈珪回答得很硬气，他说：“以为足下当戮力同心，匡翼汉室，而阴谋不轨，以身试祸，岂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备旧知，故陈至情，虽逆于耳，骨肉之惠也。欲吾营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就是死，也不跟着你袁术干这事。
　　后来袁术又和手下人商量，他说：“今刘氏微弱，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意如何？”一句话把手下都给说傻了，谁也没料到他有这心思。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答，“莫敢对”。这时主簿阎象站出来了，说：“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积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明公虽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汉室虽微，未若殷纣之暴也。”
　　袁术还不死心，又去问张范。张范称病不出，由弟弟张承代答。张承说：“在德不在众。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虽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无度，干时而动，众之所弃，谁能兴之！”能不能当皇帝，既和你姓啥叫啥没关系，也和你出身高低没关系。
　　甚至袁术手下最得力的战将孙策也写信来劝他：“使君五世相承，为汉宰辅，荣宠之盛，莫与为比，宜效忠守节，以报王室。时人多惑图纬之言，妄牵非类之文，苟以悦主为美，不顾成败之计，古今所慎，可不孰虑！”谶书上面写的东西哪能相信？还是忠于汉室吧！
　　可是袁术不管这些，在建安二年（公元197年），“置公卿，祠南北郊”，正式称帝。
　　称帝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孙策带着他的军队公开宣布与袁术决裂。接着，吕布拒绝了袁术的提亲，而且将袁术的使者抓起来送到汉献帝那里，以实际行动反对袁术称帝。袁术派兵讨伐，又大败而归。之后又被曹操讨伐，结果“兵弱，大将死，众情离叛”。
　　袁术的自立，除了自己过了一回当皇帝的瘾以外，什么好处也没捞着。为什么会这样呢？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袁术误判了形势。袁术多次提到“秦失其政”，显然是将当时的情况与秦末相提并论。但正如当时很多人指出的那样，当时和秦末有很大的区别。
　　区别一：皇帝非暴君。大家都知道，无论是秦始皇还是他的儿子秦二世胡亥都可以算作不惜民力的暴君。相反，即使是被刘备、诸葛亮等人“叹息痛恨”的桓、灵二帝也算不上暴君，更别说汉少帝和汉献帝了。所以陈珪就在回复袁术的信中写道：“今虽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乱也。”孙策也说：“今主上非有恶于天下，徒以幼小胁于强臣”，“天下虽未被其恩，咸归心焉”。
　　区别二：宗室力量强。后人在总结秦帝国二世而亡的教训的时候常常归因于未实行分封制。比如贾谊就说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应当“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而司马迁也支持他的说法。在这里我们不去管这种观点对不对，但是这个观点起码反映了秦帝国宗室的力量很弱的现实。而汉朝则不同，宗室力量非常强大，最初甚至弄出了一个七国之乱。即便是后来不断弱化诸侯国的势力之后，刘氏宗室的力量仍然很强。在汉献帝初期，至少有四个实力很强的刘氏宗室，益州的刘焉，荆州的刘表，幽州的刘虞和扬州的刘繇。除了这四位，还有一个刘备后来居上。这些宗室势力的存在，巩固了汉帝国的基础。
　　区别三：汉未失“鹿”。在《史记-淮阴侯列传》里引述了蒯通的一段话，话中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之语。于是就有了“秦失其鹿”、“逐鹿中原”这样的成语。这个“鹿”是什么意思呢？上百度一查，很多人解释为“帝位”。这个说法是不对的。“鹿”是指统治权，而统治权来源于被人们认可的暴力。光有暴力，不行；还得人们认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得民心者得天下”。“秦失其鹿”，事实上是失去了人们对其暴力的认可。而这种情况在东汉末年是不存在的，汉献帝为首的汉朝政府依然是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合法的暴力机器。一大批士人依然忠于汉室。比如曹操的首席谋士荀彧，他就是个拥汉派。当他发现曹操想要取汉献帝而代之的时候，就站出来反对，最终不明不白地死了。
　　由于这三个区别，所以当时任何人都不能像反秦那样公然反对以汉献帝为代表的汉朝政府，因此也就不可能自立为皇帝。袁术的选择是一条死路。
　　最后在周围所有割据势力的围追堵截之下，袁术的皇帝当不下去了。怎么办呢？想想袁绍好歹也是袁家人，于是就准备把帝号让给袁绍。他写信给袁绍说：“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卒强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民户百尤，以强则无与比大，论德则无与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已灭乎？”从这段话里，我们还是能看出来这位袁家公子对形势的判断仍然有误，而且固执地认为袁家应该受命为王。真是悲剧啊！
　　袁术脑子不太清楚，袁绍的想法是怎么样呢？当他最初另立皇帝的计划破产之后，他是怎么做的呢？袁绍毕竟比袁术脑子清醒一点，当他看到袁术的惨状以后，绝对不会步袁术的后尘。所以史书上的记载是“阴然之”，心里认同但嘴上不说。
　　对于现任皇帝的统治地位，只有承认和不承认两种选择。袁绍既然不愿步袁术的后尘，成为众矢之的，又不能找出另一个刘氏宗亲来当皇帝，那么他所能做的就只有承认现任皇帝汉献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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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1 19:50:25

回复 19 # 钟离长青 的帖子

正在发。麻烦把http://www.tquyi.com/thread-17052-1-1.html删了吧。有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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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1 19:51:19

回复 16 # 于神马 的帖子

我的错，那就在这里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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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1 19:52:09

回复 20 # jyzh1 的帖子

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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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1 19:55:04

　　不承认皇帝的统治，有废立、另立、自立三种选择；承认皇帝的统治，也不是只有一种选择。至少有两种：一是迎奉天子，“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奉天子以令不臣”，其实差不多；二是不迎奉天子，对皇帝敬而远之。
　　做出第一种选择的代表人物是曹操。对于曹操的这个选择很多人是大加赞赏的。比如易中天先生就说：“曹操的做法显然高明得多。他既不废立，也不另立，更不自立，而是把现任皇帝迎接到自己的根据地，客客气气地供奉起来。然后利用现任皇帝的旗号，以国家的名义号令天下，征讨四方。”
　　但是，如果以为只有曹操一个人迎奉了天子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曹操之前，即便抛开董卓不算，掌控汉献帝的大臣至少也有四五个。
　　汉献帝最早是被董卓拥立为皇帝的，因此一上台就是在董卓的控制之下。董卓受到关东义军的逼迫，觉得洛阳不安全，于是向西撤退，挟持汉献帝到了长安。汉献帝住在未央宫，身边没有任何忠于自己而又有实力的人物。一切都由董卓说了算。
　　如果汉献帝就一直这么被董卓控制着，恐怕生活还比较安定。可是，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夏四月，也就是到长安的第三年的夏天，司徒王允联合董卓的卫队长吕布发动了政变，把董卓干掉了。这件事情在《三国演义》里面大加渲染，虚构了一个后来被列为四大美人之一的貂蝉，说是王允施的计策。其实没那么回事。不过吕布与董卓的女人有一腿恐怕是事实，董卓因为一些小事大发雷霆，抓起兵器打吕布也是事实。所以，当王允找到吕布让他杀董卓的时候，吕布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
　　吕布在董卓上朝的路上，发动袭击，杀掉了董卓。这件事一传开，可谓大快人心，长安城里上上下下都相互道喜，“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董卓一死，朝中大权自然也就落在了王允的手里。我们完全可以说，此时王允奉天子以令诸侯。
　　王允和董卓不同，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小时候就被人称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十九岁进入政府工作，成为扫除本地恶霸的急先锋。后来又被三公同时征召，进入中央工作。黄巾军起义后，王允被选派为豫州刺史，镇压黄巾起义。何进掌权以后，又回京任职。在董卓手下，官至司徒，总揽内政。
　　从王允的从政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既当过地方掌官，又在中央高层任过实职，久经官场、政治经验十分丰富的人。该硬的时候，他非常强硬，完全将生死置之度外。比如，灵帝时，王允发现宦官头子张让与黄巾军有联系，立即加以弹劾，结果没有告倒张让，反被张让打击报复，差点没命。该软的时候，他又非常有策略。董卓掌权以后，他“矫情屈意，每相承附”，最后拉拢吕布将董卓除掉。
　　就是这样一位很有政治经验的人却没有能够稳定住局面，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混乱。董卓死后不到两个月，董卓的部下李傕、郭汜率兵攻陷长安，王允等人被杀，吕布逃走。汉献帝刚出了董卓的虎口，又落入狼群之中。
　　王允为什么这么快就失败呢？易中天先生认为：“胜利之后的王允也犯了和袁绍相同的错误，那就是大开杀戒”，“打击一大片”，“这就逼得董卓的旧部铤而走险，杀回长安。”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事实上，王允没有杀多少人，王允也不可能大开杀戒。因为他自己本人就是董卓的亲信，董卓对他是推心置腹，“不生乖疑”，“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在外人看来，王允可以说就是董卓集团的二把手。大家想想看，王允他凭什么对其他依附于董卓的人大开杀戒？所以，董卓死后，王允杀的主要是董卓的家人，除此之外史书上有记载的也就是杀了一个蔡邕。
　　蔡邕之死，绝对是个冤案。据说，蔡邕之所以会被杀，是因为听说董卓死了，没有欢呼鹊跃，反而“有叹惜之音”。王允当时也在场，一下子就火了，说：“卓，国之大贼，杀主残臣，天地所不佑，人神所同疾。君为王臣，世受汉恩，国主危难，曾不倒戈，卓受天诛，而更嗟痛乎？”马上叫人把蔡邕抓了起来。当时很多人替蔡邕求情，可王允就是不答应，还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并受谤议。”最后把蔡邕给杀掉了。
　　蔡邕是不是叹惜了，是不确定的。裴松之就认为这不可能是事实。他指出：“蔡邕虽为卓所亲任，情必不党。宁不知卓之奸凶，为天下所毒，闻其死亡，理无叹惜。纵复令然，不应反言于王允之坐。”蔡邕在王允面前对董卓的死表示惋惜，这的确不合逻辑。那么，王允为什么要杀蔡邕呢？柏杨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思路。
　　柏杨先生说：“王允坚持非杀蔡邕不可，他说的那些理由，至堪玩味。如果因为蔡邕侍奉过董卓，王允也侍奉过董卓。如果因为蔡邕受到董卓亲信倚重，王允也同样受到董卓亲信倚重。如果因为蔡邕是董卓所征召，王允也是董卓所擢升。仅只因一声惊叹，罪何至死？只有两种解释是合理的，一是王允妒忌蔡邕史学上的成就，另一是王允本属于董卓的摇尾系统，他如果不把董卓的马屁拍得舒舒服服，董卓焉能把中央大权全部托付，其中一些丑态毕露的行为，蔡邕可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王允不得不预防蔡邕泄露他的底细。他抨击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谤书’，充分显示出他恐惧什么——恐惧蔡邕的‘谤书’。”
　　到底王允为什么坚持杀掉蔡邕，真相恐怕已不可考证。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王允在对待董卓的手下时，并没有像易中天先生所说的那样举起屠刀，“逼得董卓的旧部铤而走险”。相反，当吕布提出“尽杀董卓部曲”时，王允的回答是：“此辈无罪，不可。”
　　那么，王允为什么会失败呢？
　　在我看来，王允失败的根源在于他瞧不起军人。如果我们再追问一句王允为什么会轻视这些军人呢？我想，这与王允的出身有很大关系。王允出身于山西太原望族王氏，是士族人物。在他的身上已经体现出士族重视门第，不把寒门放在眼里的特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举个例子。比如吕布，勇冠三军，被当时人称为“飞将”。用陈寿的话说，虽然此人“无英奇之略”，但是“有虓虎之勇”。因此，他的几位领导都十分器重他。在丁原那里，吕布“大见亲待”，“见信于原”；在董卓那里，董卓“以布为骑督尉，甚爱信之，誓为父子”。到了王允这儿，待遇大不相同了。王允“素轻布”，没把他当成多了不起的人物，“以剑客遇之”。结果，吕布“既失意望，渐不相平”，心里老大个不乐意。对吕布这种在诛董卓的过程中立下大功的猛将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对于其他将领王允是个什么态度。
　　对军人的轻视就导致王允没有把如何安抚董卓的部下当作最重要的事情来做，他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然也就不会想着去了解这些人会怎么想、怎么做。于是，就一错再错，进而三错，最终身死人手。
　　他犯了哪几个错误呢？
　　第一个错误，不发赦令。
　　诛杀了董卓之后，包括吕布在内的很多人就提出来要发赦令赦免董卓的手下。王允想来想去，没同意。他说：“此辈无罪，从其主耳。今若名为恶逆而特赦之，适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这话就是说，这些人本来就没罪，我为什么要赦免他们？如果我赦免他们，那就意味着认定他们有罪，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这个说法从法理上讲是站得住脚的。所谓赦免，是免除刑罚，不是宣判无罪。既然无罪，就不必赦免。而且根据现代法理精神，在没有被法院宣判有罪之前，都是无罪的。王允恐怕也有类似的思想。在他看来，政府没有说你们有罪，你们就无罪。
　　可是王允忽略了一条，以李傕、郭汜等人为首的这帮凉州兵不是法律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不懂什么叫有罪，什么叫无罪，他们也不在乎有罪没罪，他们在乎的是会不会受到刑罚。而只要你一天不明确表示不处罚他们，他们就一天放不下心来。
　　如果光是不发赦令，也还罢了。只要一切如故，时间一长，李傕等人也就放松下来了。可是，没等他们悬着的心落下来，王允又犯了第二个错误：解散他们的军队。
　　王允是太不了解军阀了，他或许以为解除这些将领的兵权，不过就是调动一下职务，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哪里知道，军队是军阀们的命根子，解散军队对于军阀而言几乎就等于要他们的命。我们不必找太远的例子，就说董卓。前面提到了董卓在和皇甫嵩共事的时候曾经闹过别扭，其中一件最激烈的争斗就是围绕着军权而展开的。当时，汉灵帝下诏让董卓把军队交给皇甫嵩，董卓居然不理会皇帝的圣旨和指责，就是不交兵权。李傕他们本来心里有总担心政府要杀自己，现在下令解除他们的兵权，他们能不一下子跳起来吗？
　　王允身边也不是一个了解军阀的人都没有，当时就有人指出：“今若一旦解兵，则必人人自危。”建议王允以皇甫嵩为将军，把董卓留下的这支军队给管起来，暂时驻扎在陕县（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当时李傕等人就驻扎于此），等以后再慢慢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正确的意见没有得到王允的同意。这倒不是因为王允担心皇甫嵩不忠心或者没有能力安抚这支军队，而是因为王允认定安抚这支军队是个小问题。他说：“今若距险屯陕，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甚不可也。”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在王允看来，这支董卓留下来的军队不如关东诸侯重要。
　　由于王允既不发布赦令，又要解除这些人的兵权，结果董卓原先手下的其他军队将领，也人人自危。在他们看来，“今日解兵，明日当复为鱼肉矣”，于是“皆拥兵自守”。最终，李傕和郭汜统率的这支被王允所忽视的军队，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况下，悍然发动了叛乱，直扑长安而来。
　　面对扑面而来的叛军，王允犯了第三个错误：激化矛盾。
　　当李傕和郭汜的叛军向长安扑来的时候，王允是可以用和平的手段化解这场危机的。因为李傕等人不过是为了保命而作困兽之斗，根本就不是真的想控制朝庭。如果不是贾诩劝阻，他们很可能就放弃军队逃回老家了。贾诩是个能人，陈寿说他“算无遗策，经达权变”，可以与张良、陈平相媲美。他指出：现在解散部队回老家去，只要一个小小的亭长就能把我们抓了、杀了，倒不如打到长安去。打赢了，“奉国家以征天下”，成为虎视天下的霸主；打输了，再逃也不晚。事后贾诩自己也承认这只是“救命之计”。如果王允认识到这一点，也许只要一纸赦令，就能平息这次叛乱。
　　即使不下赦令，你派人去好好安抚一下，把误会解释清楚也行啊。大家听听王允是怎么跟派去的人说的。王允知道胡文才、杨整修两位是凉州德高望重的人物，于是派他们去解释一下。这个人选没问题，可是对这两位王允也没给好脸色（他一贯看不起他们），而且说：“关东鼠子，欲何为邪？卿往呼之！”这个态度怎么能化解矛盾？胡文才、杨整修估计在王允这儿闹了一肚子火，不但不做解释工作，而且还鼓励李傕造反，甚至可能还做了一些动员工作。结果，李傕、郭汜从最初一支几千人的小部队，一下子就聚集成了十万人的大军。
　　最后王允自食恶果，全族被杀。皇帝落入了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人的手里。
　　由于李傕、郭汜以及后来加入进来的樊稠、张济等人本来是为了自己活命而发动叛乱的，一旦攻入长安，他们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把王允等人杀掉以后，就开始胡作非为。原来这些人都是董卓的部下，董卓在的时候，董卓是老大，一切董卓说了算。现在董卓死了，内部没有公认的领袖；共同的敌人王允被杀了，关东义军也散了摊子，外部没有共同的敌人。这个集团自然也就分裂了。
　　第二年，李傕刺杀了樊稠，这就让郭汜等人更紧张了。终于，双方演出了一场“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的闹剧。
　　怎么回事呢？李傕杀了樊稠以后，其他将领都紧张起来了，害怕自己成为第二个樊稠。尤其紧张的是郭汜。这其中还有个故事。原先郭汜和李傕两人关系不错，李傕经常请郭汜到家里吃饭，有的时候，酒喝多了就留宿在李傕家。郭汜的老婆对此很不满，于是就跟做了个局，诬陷李傕对郭汜下毒，而且对郭汜说：“一栖不二雄，我固疑将军之信李公也。”从中挑拨离间。最终这两位凉州军的统帅带着自己的部队在长安打起来了。
　　郭汜想请皇帝到他那儿去，作为自己的后盾。李傕发现了之后，抢先一步，派人直接把皇宫一围，把皇帝和大臣们全弄他的军营中去了。皇帝到了李傕那儿以后，就派太尉杨彪与司空张喜等一班大臣前往郭汜营中，让郭汜别闹了，与李傕和平相处。郭汜不干，反而把杨彪、张喜等人给扣了起来。结果一边挟持着皇帝，一边绑架着大臣，双方就这么打了几个月的仗。
　　怎么回事呢？李傕杀了樊稠以后，其他将领都紧张起来了，害怕自己成为第二个樊稠。尤其紧张的是郭汜。这其中还有个故事。原先郭汜和李傕两人关系不错，李傕经常请郭汜到家里吃饭，有的时候，酒喝多了就留宿在李傕家。郭汜的老婆对此很不满，于是就跟做了个局，诬陷李傕对郭汜下毒，而且对郭汜说：“一栖不二雄，我固疑将军之信李公也。”从中挑拨离间。最终这两位凉州军的统帅带着自己的部队在长安打起来了。
　　郭汜想请皇帝到他那儿去，作为自己的后盾。李傕发现了之后，抢先一步，派人直接把皇宫一围，把皇帝和大臣们全弄他的军营中去了。皇帝到了李傕那儿以后，就派太尉杨彪与司空张喜等一班大臣前往郭汜营中，让郭汜别闹了，与李傕和平相处。郭汜不干，反而把杨彪、张喜等人给扣了起来。结果一边挟持着皇帝，一边绑架着大臣，双方就这么打了几个月的仗。
　　不过无论是李傕还是郭汜，都是土匪头子一类的人物，没有政治头脑，也没有多大野心。他们把皇帝抓到手上不过是一时兴起，所以在张济的调解下讲和以后，也都没真把皇帝当回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答应了汉献帝的请求，让他带着百官回洛阳。
　　皇帝和百官还没到洛阳，李傕和郭汜两位又后悔了，带着兵从后面追了上来。这个时候，皇帝身边有董承、杨奉等几位，也是凉州军团的将领，只是没有李傕和郭汜势力大。他们既然把皇帝抓到手里，当然也就不愿意再还给李傕和郭汜。一通混战之后，杨奉和董承等人带着皇帝、皇后等少数人逃过了黄河，百官宫女都被李傕、郭汜给俘虏了。后来还是托人找关系、走后门，李傕、郭汜才把百官和部分宫女给放了，还归还了一些器物。
　　长安由于李傕、郭汜的混战，已经成为一片废墟，而洛阳可能还不如长安。当初董卓在离开洛阳的时候，实行了焦土政策。所以，到了洛阳以后，皇帝和百官过得真叫苦，几乎和丐帮有一比。当时由于“宫室烧尽”，所以汉献帝先是住在老太监赵忠的宅子里，后来又搬到临时修复的南宫杨安殿，而“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司局级以下的官员全得自己出去挖野菜吃，饿死或者被乱兵杀死的也不是一个两个。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前来“奉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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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1 19:56:15

　　当然，要把天子弄到自己手里也还是要花些功夫的。李傕和郭汜不是想抢都没抢着吗？曹操没有硬抢，而是成功地忽悠了皇帝身边的军阀头子杨奉。曹操写信给杨奉说洛阳没有粮食了，天子要暂时到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住一段时间。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得把当时的地理情况交待一下。当时皇帝在北边的洛阳。曹操的根据地在南边的许县（今河南许昌）。杨奉的军队驻扎在梁县（今河南省汝州市），正好挡在曹操和皇帝之间，而鲁阳则在梁县的南边一点点的地方。于是，让皇帝到鲁阳就能够越过杨奉的驻地，但又因为距离杨奉所在的梁县很近，不会引起杨奉警觉。
　　结果，汉献帝一过了杨奉的防区，就直接奔了曹操的许县。等杨奉发现，再追，已经晚了。就这样，曹操把皇帝弄到了手。而且这弄到手，就再也没让他离开自己的控制范围。虽然后来袁绍曾经借口许县低湿、洛阳残破，要求曹操把皇帝迁到离自己较近鄄城（今山东省鄄城县）；孙策也曾经有过趁曹操不备偷袭许县，劫夺天子的打算。但是，最终都没能变成现实。而曹操也由于有了皇帝这张王牌，“收河南地，关中皆附”。当诸葛亮在为刘备策划大业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此诚不可与争锋”。
　　当时皇帝只有一个，是不是迎奉天子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呢？不然。也有选择第二条路，对皇帝敬而远之，而且做这样选择的不乏成就显著之人。
　　比如刘焉。
　　刘焉是刘氏宗室，历任雒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在汉灵帝时已是朝中重臣。他看到灵帝时朝政的混乱，对于中央政权已经失去了信心，而且担心留在中央会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到时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住。
　　于是，他就向汉灵帝建议选一些有能力、有名望的重臣到地方上去任各州的州牧，而自己就请求到交阯去任职。交阯就是现在越南北部一带，在当时算是鸟不拉屎的地方，刘焉居然主动要求到那儿去。可见他离开京城的愿望有多强烈。之所以选择一个这么远的地方，显然是觉得中原也不安全，能躲多远躲多远。
　　不过，刘焉最终并没有到交阯去，他改主意了。有一个叫董扶的人对刘焉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刘焉于是就转而要求到益州去当州牧。益州包括现在的四川、重庆、陕西汉中、贵州、云南这一带。当时的益州刺史郤俭横征暴敛民怨很大，中央对他也有意见。于是也就同意了刘焉的建议，派刘焉就到益州担任益州牧，同时让他把郤俭治罪。
　　刘焉带着皇帝的诏书出发了，但是还没等他到益州，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益州暴发了农民起义。马相、赵祗等人在绵竹“合聚疲役之民”，拉起了一支数千人的起义军，也号称是黄巾军。起义一发动，就杀掉了绵竹的地方长官绵竹令李升。攻陷了绵竹城之后，起义军接着又攻陷了雒县，把郤俭给杀了。然后，又接连攻陷了蜀郡和犍为郡，“旬月之间，破坏三郡”。
　　马相、赵祗等人领导的这次农民起义虽然来势很猛，但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不久就被当地的地主武装给镇压下去了。这时，刘焉才得到进入益州。
　　刘焉到了益州以后，对于益州内部的事务，刘焉是软硬兼施，完全掌控了局势。在对于中央政府这方面，刘焉玩了一个小花招。他让张鲁在汉中建立政权，然后“断绝谷阁，杀害汉使”。张鲁是五斗米教的领袖，对外是一个独立的政权。所以，刘焉自己并不算犯上作乱，他向中央上书说：“米贼断道，不得复通。”将一切责任全推到了张鲁身上。这样一来，他就成了益州的土皇帝，至于中央是汉灵帝、汉少帝还是汉献帝，掌权的是何进、董卓还是曹操，跟他都没关系。所以，当天下群雄借董卓擅自废立皇帝而兴起义兵的时候，刘焉也没有参与，“不与天下讨董卓，保州自守”而已。
　　一直到刘备入蜀，益州一直在刘焉和他儿子刘璋的控制之下，割据的时间也算是比较长的。
　　再比如公孙度。
　　公孙度在三国里面不能算作知名人士，远不如和他同姓的公孙瓒名气大。但是，事实上公孙度比公孙瓒混得好。
　　公孙度出生于辽东，家里也没有出过什么高官，是一个普通干部子女。不过很巧的是，他与玄菟（今沈阳、抚顺一带）太守公孙琙早夭的儿子同名同姓而且一样大。公孙琙见了他之后，觉得这简直就是我儿子，把一腔父爱都给了公孙度，认了他当干儿子，出钱供他读书，为他娶妻。
　　身份一变，仕途的大门也就打开了。不久之后，公孙度就当上了尚书郎，接着又成为冀州刺史。这些都发生在黄巾起义之前，这时的刺史和后来权倾一时的刺史不是一回事，只是一个普通的监察官，并不握有实权。
　　冀州刺史没当多久，公孙度就因为一些风言风语被免官了。一直到董卓掌权，公孙度才再次迎来政治上的春天。他的同乡好友徐荣在董卓手下当中郎将。经徐荣的推荐，公孙度当上了辽东太守。从此就成了辽东的土皇帝。在辽东只要敢和他作对的，全部屠杀得干干净净。
　　比如，当时有一个叫李敏的，当过河内太守，是辽东的知名人士。他对公孙度的所作所为非常反感，公孙度当然不会放过他。他走投无路之下，举家逃往海外。就是这样，公孙度也没放过他们家。挖了他们家的祖坟，“剖棺焚尸”，而且把没来得及逃走的李家宗族都给杀了。
　　对于中央政府，公孙度虽然没有公开反对皇帝，但仗着天高皇帝远，也没把皇帝放在眼里。他对手下人说：“汉朝就快完蛋了。我现在就是为你们当王当侯。”于是就自立为辽东侯。后来，曹操表公孙度为武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可公孙度根本不领情，说：“老子早就是辽东王了，永宁乡侯算什么东西？”
　　公孙度死后，传位给儿子公孙康。公孙康死后传位于弟弟公孙恭，公孙恭后来又传位给公孙康的儿子公孙渊。直到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这个割据政权才被消灭，前后历时整整五十年。
　　那么刘焉、公孙度他们为什么不去逐鹿中原呢？不去抢皇帝呢？有两个原因。
　　第一，没有野心。刘焉到益州为官的目的是什么？首先是避祸，其次是割据一方。如果他真想要在中原有所作为的话，他最初就不会想着去交阯。如果他没有割据一方的想法，他不会要求设立州牧这个职位，而且让自己来担任州牧。可见，他的想法就是当一个割据一方的山大王，而且他最后也当成了。你不能说这种想法就是错的。
　　第二，没有实力。最初没有野心的人多了，除了袁术，最早还真没几个想当皇帝的。曹操在《述志令》里面不也说自己最初也就想当个好地方官、好将军吗？刘焉入蜀的时候即使不是一个兵都没有，至少手下没有多少军队。后来在将南阳、关中一带逃难到益州的老百姓编为“东州军”之后才算是有了一点资本。但是，由于刘焉与益州本地人士有利益冲突，结果益州内部始终不稳定。刘焉始终将精力放在内耗上，放在怎么把益州牢牢地统治住上，东州兵还得用来防益州本地人。所以，刘焉集团的实力是很弱的，不可能对外扩张。公孙度就更不用说了，说破天也就控制着一个郡，拿什么争天下？
　　心和力缺一个都不行。当时和刘焉、公孙度做同样选择的人很多，比如刘繇、刘虞、刘表、陶谦、公孙瓒、刘备、孙策等等。建安元年之前，他们在心和力这两方面，至少缺上一样，所以只能选择敬天子而远之。
　　但也有既有野心又有实力但却没有迎奉天子的人。此人就是袁绍。
　　关于他和曹操的话题，我们下一章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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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2 15:24:43

第三章曹操与袁绍
　　曹操和袁绍是三国前期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对于这二位历史评价不一。
　　曹操自从晋代开始就是有褒有贬。陈寿说他“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唐太宗说他：“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则评价曹操“罪百田常，祸于王莽”。到宋代一些文艺作品流传开来以后，曹操的形象就不那么好了。苏轼在《志林》中就说当时市井说书，听众“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南宋以后，对于曹操的评价开始一边倒地偏向负面，用易中天先生的话说：“此后元明清，曹操背的基本上是骂名。说好话的也有，不多。到十八世纪中，乾隆一锤定音，曹操被定为‘篡逆’，再也翻不过身来。”可是到了近代，由于传统儒家受到空前的批判，“篡逆”这个压在曹操身上的大山不再被普通人认为是多大的罪过，于是开始出现歌颂曹操的声音。比如鲁迅先生就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郭沫若先生则说：“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当代史学泰斗翦伯赞先生更提出要“替曹操恢复名誉”，称他为“中国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易中天先生更直接说曹操是个“可爱的奸雄”。
　　而对于袁绍，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对其评价都不算高。在当时，就有不少人不看好袁绍。比如郭嘉在袁绍手下时对袁绍的评价就是：“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等他到了曹操手下，更是抛出了曹操与袁绍相比有“十胜”。《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价袁绍时说他：“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所以其失败“非不幸也”。后世也基本上没有高看袁绍。如果说张大可先生评价袁绍“是一个英雄，但离领袖还差那么一丁点”算是比较抬举袁绍的，那么易中天先生对于袁绍的评价则可谓极力贬低了。易先生说袁绍是“漂亮的草包”，也许是认为这么说有些过分，又补充道：“这个人还是有本事的，不能完全说是‘草包’。只不过他遇到了一个比他更强的对手，就显得像‘草包’了。”
　　正如电视剧《三国演义》片尾曲中所唱到的那样：“担当了生前事，何计身后评”。后世对他们如何评价其实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曹操和袁绍是三国初期的主角，是东汉诸多割据势力中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两个。其他人，无论是后来建立蜀汉的刘备还是东吴基业的缔造者孙坚父子，在这个时期都只是配角。曹操和袁绍之间的斗争是三国初期的主旋律。因此如何看待两人之间的斗争，就成为正确认识三国初期这段历史的关键。
　　对于曹操和袁绍的斗争，近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指出：“东汉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并指出前者的代表就是袁绍，而后者的代表则是曹操。陈先生指出，曹袁两人之间的决战官渡之战的意义在于：“此战实亦决定东汉中晚以后掌握政权儒士与阉宦两大社会阶级之胜负升降也。”田余庄先生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认为：“曹袁之争在思想上是儒法之争，其焦点是对待世家大族的态度”，“是地主阶级内部两个阶层、两种势力之争”。这种观点近几年由于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国》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这个观点对吗？我认为，不对。袁绍和曹操其实是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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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2 15:25:17

　　从身世来看，袁绍和曹操两人同为高官之后，但出身又并不太好。从经历来看，两人在灵帝末年同为朝中重臣，但又都受制于宦官。董卓废少帝以后，两人同为一方诸侯，并力讨伐董卓。董卓退入关中以后，两人开始分头抢地盘。在双方兵戎相见之前，其实所作所为相差无几。
　　我们先看身世。
　　袁绍的身世，大家都说是名门之后，“四世三公”嘛。但其实他的身世是不太清楚的。袁绍到底是谁生的，历史上有疑问。根据《后汉书•袁绍传》，袁绍是袁汤的孙子。袁汤总共四个儿子，从长到幼依次是袁平、袁成、袁逢、袁隗。后来位列三公的是袁逢和袁隗，袁平和袁成都死得比较早。《后汉书》说袁绍就是袁成的儿子。但是根据《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魏书》，袁绍是袁逢和小老婆生的儿子，过继给了袁成。也就是说，袁成并非袁绍生父。两者有矛盾。而且矛盾还不止于此。同样是裴松之引用的《英雄记》里却又有“绍生而父死，二公爱之”的话，这显然是说袁逢不是袁绍的生父。《英雄记》里又记载，袁绍曾因为母亲去世而离职守孝，守孝期满袁逢又去世了，又替袁逢守孝。这个事情就很怪。哪有侄儿为叔叔守孝的道理？否定了《英雄记》，按《魏书》的记载也不对。如果袁绍是袁逢的庶子，后来过继给了袁成，那么袁逢死后，按礼法，袁绍也不应该守孝。既然袁绍守了孝，那么要不就是没过继给袁成，要不就是袁绍是袁成亲生儿子而过继给了袁逢。但既然袁逢有袁术这个儿子，怎么会又从袁成那儿过继一个过来呢？这真是一团乱麻，连裴松之都不知道该信谁的，不得不承认：“二书未详孰是”。
　　其实不止裴松之不知道袁绍到底是谁的儿子，恐怕就连《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也弄不清楚这个问题。关于袁绍的身世，陈寿只写了一句话：“高祖父安，为汉司徒。”《三国志-袁术传》里，则清楚地写道：“袁术字公路，司空逢子，绍之从弟也”。 所谓“从弟”，也就是同族的弟弟，可能同一个曾祖父，也可能同一个祖父。也就是说，从《三国志》正文里，只能确定袁绍是袁氏家族的一员，高祖父是袁安，甚至连祖父是不是袁汤都不确定。
　　这是怎么回事呢？雄霸一方的袁绍怎么就有出身的疑问呢？这和袁术有点关系。袁术对外界宣传说：“绍非袁氏子”，称袁绍是“吾家奴”。袁术当时的社会地位很高，他这么说，谁又能轻易否定呢？可以想像，袁术提出这个说法一定会抛出一些论据（无论是编的故事还是事实）来证明这个观点，只不过是史书没有记录下来而已。
　　袁术为什么这么做呢？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忌妒袁绍。袁绍自小就比袁术有号召力，《后汉书》记载：“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骈柴毂，填接街陌。”就跟战国时期的孟尝君一样。相反，袁术是个公子哥儿，说好听点是“以侠气闻”，不好听点就是古惑仔、问题少年，平时就是“与诸公子飞鹰走狗”。所以，何进对付宦官的时候，找袁绍商量，董卓想废皇帝的时候，也是先征求袁绍的意见。袁术自认为自己出身比袁绍高贵，但是大家都去找袁绍，心里当然会不平衡，于是就恶意中伤。另一方面原因在于两个人的政治观点不同。袁绍是准备另立刘虞为皇帝，自己辅政。袁术想的是自立为皇帝。由于这个原因，“衅隙遂成”。结果袁术联合袁绍北边的公孙瓒牵制袁绍，而袁绍则联合袁术南边的刘表牵制袁术。
　　除了袁术的反面宣传，与袁绍敌对的公孙瓒更是极尽诋毁之能事。据《典略》载公孙瓒讨伐袁绍的檄文中称：“绍母亲为婢使，绍实微贱，不可以为人后”。陈、田、易三位先生和很多历史学家都常引用袁绍讨伐曹操的檄文上“赘阉遗丑”一词来形容曹操，怎么就对上面这段话视而不见，不说袁绍“实微贱”呢？
　　这些话是真是假，恐怕只有袁绍、袁术两兄弟自己清楚。别人要想弄清楚，很难。可以想像，摊上这事，袁绍本人也是百口莫辩。当时又没有DNA鉴定，爹妈早就死了，找谁证明去？到后来修史书的时候，袁家人基本死得差不多了，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史家当然也都弄不清楚。
　　袁绍的这种身世上的疑问对他有没有影响呢？肯定有。我们只要去看看《红楼梦》就知道古代人对庶出的儿子是什么看法。庶出的贾环之于嫡出的贾宝玉就是有天渊之别。袁绍不但是庶出而且是爹是谁都不清楚的庶出，这出身怎么能算高贵呢？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袁家“四世三公”，就认为他“出身显贵”。更不能因此就认定袁绍能够得到世家大族的支持。如果单就出身贵贱而论，袁术比袁绍要强得多，何以“豪杰多附于绍”呢？所以说，袁绍虽是袁氏之后，但由于庶出而且有疑问，身世既好又不好。
　　曹操的身世又如何呢？可以说也是既好又不好。
　　说他出身好，理由很简单，他的父亲曹嵩官至太尉，三公之一。你不管他的官位是怎么来的，毕竟是当过“公”的人。所以说，曹操也是高干子弟，比起袁绍这位三公的侄子来，并不逊色多少，比起同时期的孙坚、公孙瓒、刘备甚至于刘表、刘繇都要强。
　　说他出身不好，理由也非常简单，曹操的爷爷是宦官。他的父亲曹嵩是东汉晚期大宦官曹腾的养子。曹嵩自己亲生父亲按《三国志》的记载是“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不太清楚是什么人，有记载说是出自夏侯氏，不过近来又有专家说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后来陈琳为袁绍讨伐曹操而写的檄文里，就骂曹操是“赘阉遗丑”。这个词，后来就被陈寅恪、田余庆、易中天三位先生先后引用，作为证明曹魏是寒族法家的一个证据。
　　咱们先不管袁绍和曹操这样既好又不好的出身对于他们后来的政治生涯有什么影响，至少在他们的青少年时代，由于有父亲、叔叔罩着，所以一个是“好游侠”，一个是“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当时的高干子弟大多都是这样，袁术也“以侠气闻”。
　　如果按照后来科举制度的选拔方式，像曹操、袁绍这些人恐怕是难以进入官僚队伍的。但是在东汉时期，朝庭选拔官员的方式主要是察举，也就是地方官员推荐。最初汉武帝建立这个制度目的是要从民间选拔人才，但由于是以地方官员推荐这个方式，到后来就逐渐变味，成为高官的后代入朝为官的一条通天大道。当时有民谣就说：“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可见当时举秀才和孝廉其实就是靠拉关系、走后门、弄虚作假。所以，即使曹操是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但依然凭借父亲的关系被举为孝廉担任郎官（相当于中央政府的普通办事员），从而踏入了政坛，而袁绍更是直接被任命为郎。
　　初入政坛的曹操可谓锋芒毕露，在他担任洛阳北部尉的时候做了一件极轰动的事。汉灵帝宠信的宦官蹇硕的叔叔，依仗蹇硕的权势公然违禁夜行。曹操执法不避权贵，将其棒杀。这件事震动很大，一时间“京师敛迹，莫敢犯者”。结果，朝中权贵觉得他在京城比较碍事，于是外放到顿丘（今河南省清丰县）当县令去了。之后又历任骑都尉、济南相。作为地方官的曹操，大力整顿社会秩序，一时间“郡界肃然”。
　　如果一切就这样平平常常地进行下去，曹操恐怕也就如同他在《述志令》里所说的那样“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了。但是，当时“权臣当朝，贵戚横恣”，朝政混乱不堪。曹操几次上书也都没有结果，而且还受到朝中权贵们的打击报复。曹操“知不可匡正，遂不复献言”，并且谢绝了朝廷让他当东郡太守的任命，称病回到家乡，筑室城外，读书、习武。
　　经过几年的离职充电以后，曹操再一次进入官场。这时，他的官职为典军校尉，是皇帝新组建的军队的八位头领西园八校尉之一，排在第四位。这八校尉为首的就是被曹操杀掉叔叔的蹇硕，此外还有少年时的伙伴袁绍排在第二，为中军校尉。
　　曹操怎么就能一下子当上八校尉中的第四号人物？原因很简单，他老爹曹嵩就是在这西园八校尉的前几个月刚从太尉的位置上退下来的，朝中应该有些关系。
　　那么袁绍又是怎么跃居高位的呢？一方面他有个很大牌的叔叔袁隗。当时，袁隗是后将军，位高权重。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提大将军何进的帮忙。袁绍的从政经历也很曲折。最初和曹操一样也是以郎官起家，不久就被外派到濮阳县当县长。后来回家守孝，一守就是六年。此后也曾经有段时间“不应辟命”，拒绝出来做官。后来在叔叔袁隗的驱使下，出山到何进的手下作幕僚，从此成为何进的亲信。有了叔叔袁隗和大将军何进为后台，袁绍当然也就平步青云了。
　　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来，曹操和袁绍在汉灵帝时代基本上是一路人，都是凭借父辈关系而跻身于中央高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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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2 15:26:57

　　董卓进京以后，两人的举动也是如出一辙。
　　最初，董卓进京以后还是拉拢曹操和袁绍的。曹操和袁绍两人在对于董卓的态度上非常一致，都觉得不能跟着董卓混。两人都选择了逃离洛阳。
　　曹操向老家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逃，逃到陈留的时候，得到陈留太守张邈和一个叫卫兹的孝廉资助，再加上曹操自己的家财，于是就拉起一支队伍，在己吾（在今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起兵。这就是所谓“首举义兵”。
　　几乎和曹操出逃同时，袁绍也逃出了洛阳。史书说他逃往冀州。这个逃亡的方向很值得琢磨。一般人逃亡都是往家乡逃，曹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袁绍是汝南郡人，汝南郡管辖着在今天河南省东南部和安徽省西北部，在洛阳的东南方向。按理说，袁绍应该往东南方向逃。同样是袁氏家族的袁术就是往南跑的，之所以没有回到汝南，和曹操的情况类似，是因为在半路上，具体说是跑到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的时候，遇到了长沙太守孙坚。这个时候，孙坚已经杀了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太守张咨，袁术于是就在孙坚的帮助之下在南阳一带站稳了脚跟。不往家乡跑，也可以投奔自己的亲朋好友。冀州牧韩馥是袁绍的亲朋好友吗？显然不是。袁绍到勃海以后，韩馥“恐其兴兵”，派人把他看起来，让他动弹不得。当东郡太守桥瑁假借京师三公之名写信给韩馥希望他起兵的时候，他居然问手下：“今当助袁氏邪，助董卓邪？”可见韩馥和袁绍之间是没有什么友情可言的。
　　这就奇怪了，为什么袁绍不往家乡方向东南方跑而要往东北方的冀州跑呢？大概有三个原因。
　　第一，袁绍在家乡恐怕是没有什么势力的。曹操的手下中，来自曹操家乡谯县的人非常多，其中夏侯氏、曹氏更是曹操政权最可依赖的主力，比如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真等。反观袁绍的手下，谋士田丰是巨鹿人（一称勃海人），郭图是颍川人，审配是魏郡人，沮授是广平人；武将淳于琼是颍川人，颜良是堂阳人，张郃是河间人，没有一个来自袁绍的家乡汝南。在袁术死之前，袁绍与汝南也没有任何联系。这么看来，袁绍可能在袁氏家族内部地位并不高，甚至正如袁术所说的那样，袁绍并非袁汤之后，可能是袁氏其他支系的后代过继到袁成这边来的。所以他不回老家。
　　第二，往东北方跑有熟人照应。从洛阳出来后往东北跑，过了黄河就到了河内郡（今河南省焦作东南一带）。当时河内太守是王匡。王匡与袁绍起先都是在大将军何进的府里当差，可以算是老同事。当初何进让地方势力打着诛杀宦官的旗号威逼京城，其中一支人马就是王匡的军队。只不过王匡的队伍没有来得及进京何进就被杀了，董卓占了洛阳之后，他就屯兵于河内。袁绍逃到王匡那儿，恐怕有借王匡的兵力来对付董卓的想法。而事实也是山东诸侯起兵讨伐董卓的时候，袁绍和王匡就都屯兵河内。
　　第三，袁绍曾经当过当过濮阳县（今河南濮阳）的县长，而且“有清名”，在濮阳一带恐怕有些势力。在王匡这儿呆不住，可以继续向东北方往濮阳跑。濮阳在今天河南省的东北部，当时虽然属兖州，但是紧挨着冀州。往濮阳跑也可以说是往冀州跑。
　　所以，袁绍恐怕并不是想跑到冀州去（他在那儿谁也不认识，去干嘛），而就是往东北方向跑。这个方向近的有王匡所在的河内，远的有曾经治理过的濮阳，对于他个人而言，是最有利的。
　　由于袁氏家族的势力很大，为了拉拢袁绍，没等袁绍跑远，董卓就下令任命袁绍为勃海太守。这样一来，袁绍才名正言顺地入驻冀州的勃海郡（辖区在今天天津南部及河北沧州市一带）。出乎董卓意料的是，袁绍一到勃海郡，就拉起队伍来反对董卓，而且成为关东义军的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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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2 15:27:56

　　在起兵之后，两人的表现也不能说反差特别大。
　　曹操在讨伐董卓的时候，虽然手下兵不多，但却极力主张进攻。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当时董卓兵力强盛，“绍等莫敢先进”。曹操就说：“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曹操向众人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可是没人听他的，只有张邈派卫兹带了一支小部队支援他。曹操就带着自己的五千人马和卫兹的这支小股部队去进攻荥阳，结果被董卓手下的徐荣打得大败。曹操回到驻地酸枣（今河南延津西），结果看见各路诸侯聚兵十余万人，但是却“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易中天先生生动地称之为：“整天开派对，泡酒吧，玩电子游戏”。
　　曹操简直要气死了。他知道大家都不想与董卓拼命，于是又提出各路大军步步紧逼，包围董卓，但不与之决战的战略。这个战略也没能得到采纳。曹操悲愤地说：“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曹操对这帮诸侯可谓失望至极。
　　在此我们要问，这里的诸侯中是否包括袁绍呢？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包括了。其实未必。
　　我们如果复原一下当时整个战场的形势就会发现，身为盟主的袁绍，并没有稳坐中军大账，而是冲锋到了最前沿。我们来看看当时各支军队离洛阳的距离就清楚了。当时张邈、刘岱、桥瑁、袁遗屯兵酸枣。曹操当时是跟随张邈的，应该也在酸枣。酸枣距洛阳直线距离145公里。袁术屯兵南阳，他的前锋孙坚屯兵鲁阳（今河南鲁山县），鲁阳距洛阳直线距离120公里，南阳距洛阳将近200公里。孔伷屯兵颍川（今河南禹县），距洛阳直线距离105公里。韩馥躲得最远，在邺城（今河北磁县南），距洛阳直线距离250公里。而盟主袁绍屯兵河内（今河南怀县），距洛阳直线距离75公里，是距洛阳最近的一路诸侯。与河内隔河相望的，就是曹操孤军深入与徐荣展开激战的荥阳。
　　从各路诸侯所在的位置我们还能看出大多数人是没有远离自己根据地的，唯有孙坚和袁绍两人跑得比较远。孙坚是长沙太守，从湖南跑到河南，够远的了。袁绍也不近。他是勃海太守。勃海就是今天渤海湾这一带，治所在南皮（今河北沧州南），最北边已经挨着天津了。
　　也许有人还会说袁绍没有像曹操、孙坚那样进攻董卓。这事恐怕也未必。《三国志•董卓传》中明确记载“河内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阳津，将以图卓”。结果被董卓的精锐部队偷渡黄河“绕击其后，大破之津北，死者略尽”。这是一场在河内郡境内进行的大战，当时王匡与袁绍同在河内，而且从后来王匡奉袁绍命杀胡母班可看出来，王匡是听命于袁绍的。虽然袁绍没有亲自冲锋上阵，也不能说这不是袁绍与董卓的一次直接较量。
　　同时，还要注意，曹操两次指责各路诸侯观望不前，都是在酸枣。没有任何史料证明当时袁绍曾离开河内到过酸枣，也没有任何史料证明当时曹操离开酸枣到过河内。所以，曹操话里的“诸君”显然不包括袁绍，而是指张邈等人。
　　当然，袁绍和曹操还是有区别的。他并没有像曹操那样积极地讨伐董卓，他对于董卓手下那如狼似虎的西凉兵是相当害怕的。当河阳津一战失利之后，袁绍也就只是固守河内，不再向董卓发动进攻。
　　就在这段董卓的关西军与关东义军对峙的时间里，曹操又跑到扬州去征兵，经过几番周折，总算集结了千余人的部队。曹操不是傻子，知道这千把人去讨董卓只能是以卵击石，所以没有带着这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队伍去进攻董卓。可能是由于他对张邈等人确实失去信心了，他引兵进屯河内，与袁绍兵合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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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2 15:29:00

　　在河内，袁曹二人发生了第一次严重分歧。分歧在于我们上一章讲的皇帝问题，是拥护汉献帝，还是另立刘虞为皇帝。在这以前，曹操并非一直同意袁绍的观点，比如在袁绍给何进出主意引外将入京的时候，曹操就不同意。但是，当时曹操没有站出来反对。而当袁绍想要立刘虞为皇帝的时候，曹操不但站了出来，说话根本不留余地，从“诸君北面，我自西向”这话里就能听出来，这是要和袁绍分道扬镳了。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当时袁绍曾经得到一块玉印，偷偷地给曹操看了一下，意思大概是说：“天命在此”。《魏书》说后来袁绍又派人游说曹操，说：“今袁公势盛兵强，二子已长，天下群英，孰逾于此？”曹操没有答理，在心里却已起了诛除袁绍之心。
　　这段记载未必是真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的袁绍实力其实比曹操强不到哪儿去。我们且看韩馥的手下是怎么形容袁绍的。耿武、闵纯和李历说：“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赵浮、程奂说：“袁本初军无斗粮，各欲离散，虽有张杨、於扶罗新附，未肯为用，不足敌也。”赵浮和程奂是带着军队从袁绍驻地旁经过了的，对袁绍的实力究竟如何应该看得比较清楚。其实袁绍也承认自己实力不强，他在问计于逢纪的时候说：“冀州兵强，吾士饥乏”。以袁绍当时这种没有自己的地盘，“仰人资给”的状况，他首先要解决的是抢占属于自己的地盘，而不是称王称帝。
　　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是曹操、袁绍以及后来的刘备所遇到的共同难题。尤其对于袁绍和曹操两个人更是大难题。因为三国初期，东汉政府虽然已经丧失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但是还没有到名存实亡的地步，各路诸侯还不是相互敌对的，因此就不好明着抢。当时虽然已经发生了兖州刺史刘岱攻杀东郡太守桥瑁的事件，但是东郡是兖州的一部分，刺史有权监察太守的言行。因此这个事件可以解释为一次先斩后奏（当然现实情况是没法儿上奏皇帝），好歹也有那么一点正当性。袁绍作为一个太守，如果离开自己的辖区勃海郡去兼并别的郡县；曹操作为一个代理将军（行奋武将军），如果去攻击地方政府，那就是兴兵造反，从道义上说不过去，根本没有正当性可言。
　　怎么办呢？必须借助外力。袁绍借助了北方的军阀头子公孙瓒而夺取了冀州，曹操则借助了中原的农民起义军之力而夺取了兖州。
　　我们先看袁绍是怎么夺取冀州的。
　　袁绍当时只是勃海太守，手中只有一个比较偏远的郡。这肯定不行。袁绍手下的谋士逢纪就说：“不据一州，无以自全。”连自保都做不到，怎么成就大事呢？袁绍心里知道逢纪的意思，就是让他夺取冀州。这也和袁绍“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的战略构思相吻合。可是，袁绍认为自己的实力不足，如果冒然去争夺冀州，一旦失败，就更没有容身之地了。逢纪就出主意说：可以去找公孙瓒，让他来攻击冀州。公孙瓒一来，韩馥肯定害怕。这个时候再派人去游说韩馥，就能让他把冀州让出来。
　　袁绍按这个计策实施，果然公孙瓒就来了。公孙瓒的经历和董卓类似，可以算是一类人。有人招引他南来，哪有不来的道理？于是打着讨伐董卓的旗号南下了。公孙瓒南下的理由很充分，又兵强马壮的。韩馥派兵挡了一下，没能挡住，因此非常紧张。
　　这个时候，袁绍的说客到了。他们对韩馥说：“公孙提燕、代之卒，其锋不可当。袁氏一时之杰，必不为将军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资也，若两雄并力，兵交于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将军之旧，且同盟也，当今为将军计，莫若举冀州以让袁氏。袁氏得冀州，则瓒不能与之争，必厚德将军。冀州入于亲交，是将军有让贤之名，而身安于泰山也。愿将军勿疑！”这话三层意思。第一层，你韩馥的冀州肯定是守不住的。即便只有公孙瓒或者只有袁绍，也够你喝一壶的。现在他们两个都来抢你的冀州，如果两人达成同盟，你不死定了吗？第二层，袁绍得冀州比公孙瓒得冀州好。袁氏不是门生故吏遍天下吗？韩馥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就在最近的反董卓的同盟中，韩馥是同盟成员，袁绍是盟主。虽然韩馥和袁绍之间没有什么友情可言，但好歹比八杆子打不着的公孙瓒要近乎一些。第三层，把冀州让给袁绍名利双收。既有让贤的美名，又能保全自己的性命。
　　这话，韩馥听进去了。于是，袁绍就没动一兵一卒得了一个大州。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袁绍夺冀州应该算是一个典范。
　　相比于袁绍上兵伐谋，曹操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
　　当袁绍北取冀州的时候，于毒、白绕领导的“黑山贼”（也就是农民起义军）攻击了了魏郡和东郡。东郡太守原来是桥瑁。桥瑁被刘岱杀了之后，让王肱当东郡太守。王肱对这支农民起义军无能为力，结果东郡就进入了无政府状态。曹操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带着队伍过去把白绕的起义军镇压了下去。就这样，曹操当上了东郡太守。
　　好运来了，门板都挡不住。第二年，青州黄巾军进了兖州。在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兖州刺史刘岱兵败被杀了，整个兖州群龙无首。这个时候，在陈宫、鲍信、万潜等人的帮助下，曹操当上了兖州牧。
　　袁绍和曹操两人没有花费太大的气力就分别当了冀州牧和兖州牧。但是，州牧并不好当。袁绍要防备对冀州虎视眈眈的公孙瓒，而曹操则要尽快剿灭百万青州黄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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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2 15:29:45

　　公孙瓒引兵入冀州，白忙活了一场，结果是为人作嫁衣裳，自己什么好处也没捞着。换谁心里也平衡不了。再加上公孙瓒的弟弟公孙越在关东义军对付董卓的时候，因为袁绍和袁术两支军队之间的矛盾、磨擦而意外身亡，公孙瓒恨袁绍恨到了骨头里。
　　为了平息公孙瓒的怒气，袁绍任命公孙瓒的从弟公孙范为勃海太守。可是，公孙瓒并不领情。而公孙范带着勃海郡的军队也倒向了哥哥公孙瓒。
　　就在这年（公元191年）的冬天，公孙瓒携此前大破黄巾的余威，南下争夺冀州，“冀州诸城无不望风响应”。袁绍此时已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亲率大军与公孙瓒在界桥（今河北威县东）展开激战。
　　这一战袁绍打出了威风。据《后汉书-袁绍传》记载，在战斗过程袁绍曾经被公孙瓒的骑兵围攻，“围绍数重，射矢雨下”。当时袁绍身边只有一两百人，而对方有一千多人。在这个危急关头，袁绍的谋士田丰扶着袁绍，让他躲到断垣残壁的后面去。袁绍却说：“大丈夫当前斗死，而反逃垣墙间邪？”亲自督促手下以强弩还击，支撑到援兵到来，最终击退了敌人。公孙瓒败退回了幽州。
　　第二年，公孙瓒卷土重来，结果再次被袁绍打败。至此，袁绍才算是坐稳了冀州牧的宝座。
　　曹操那边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当初陈宫、鲍信等人为什么奉曹操为兖州牧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相信“若迎以牧州，必宁生民”。当前头等大事就是把起义军给镇压下去，安定整个兖州的统治秩序。曹操在之前自己只有上千人的军队，接管兖州以后军队肯定会多一些，但是由于兖州本地的军队已经被黄巾军击败过一次，所以实力也不会特别强。面对百万青州黄巾军（其中战斗部队可能有三四十万人），曹操处于绝对劣势。怎么办？曹操亲自上阵，披坚执锐，“亲巡将士，明劝赏罚”，然后一面劝降对手，“开示降路”，一面用计，“设奇伏”。经过几天的作战，终于击退了黄巾军。曹操乘胜追击，一举将这股黄巾军全部降伏，“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对投降的黄巾军，曹操加以整编，“收其精锐者”，建立了一支新军，称为“青州兵”。这支军队，日后就成为曹操南征北战的主力部队。
　　刚把黄巾军镇压下去，袁术又来了。袁术不是在孙坚的支持下当上了南阳太守吗？南阳是荆州的一部分。作为荆州牧的刘表当然不会允许他长期占着自己的地盘。双方发生了冲突，结果袁术被刘表击败，孙坚也是这个时候被刘表部将黄祖所杀。到初平四年（公元193年）的时候，袁术在南阳呆不住了，于是向北方走，进入了兖州境内的陈留郡。
　　荆州牧刘表容不下你袁术，兖州牧曹操就容得下你？于是，双方立即展开激战。袁术连刘表都打不赢，又哪里是曹操的对手？袁术连战连败。曹操一路追，袁术一路逃。一直把袁术撵到了扬州的九江郡（今安徽淮南、蚌埠、合肥一带）才算完。
　　平定了青州黄巾，撵走了袁术以后，曹操这个兖州牧才算是名至实归。
　　曹操和袁术都是胸怀大志的人，他们都不会满足于只当一个州牧。当他们拥有了一州之地以后，下一步就是如何以这一州为根据地来实现平定天下、征服四方的雄心。一般在这个时候都会有顶级谋士为他们提供一个总体的战略规划。
　　为袁绍进行战略规划的是沮授。沮授原来是韩馥的手下，袁绍入主冀州之后，让沮授担任别驾一职，大概就相当于今天的顾问。沮授为袁绍作了一个总体的战略规划。他说：“将军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值为立之际，忠义奋发，单骑出奔，董卓怀惧，济河而北，勃海稽服。拥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举军东向，则黄巾可埽；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师北首，则公孙必禽；震胁戎狄，则匈奴立定。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长安，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诛讨未服。以此争锋，谁能御之！比及数年，其功不难。”
　　沮授这一大段话，其实就两层意思。第一层就夸袁绍了不起，马屁拍得袁绍非常舒服。第二层是讲在战略上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扩张地盘，第二步迎奉天子，第三步号令天下。而在扩张地盘上，又很明确地指出了四个攻击方向，分别是东方青州（今山东半岛一带）的黄巾军，北方幽州（包括今河北北部、京津地区及辽东地区）的公孙瓒，在冀州、并州（今山西一带）交界一带（即太行山一带）活动的张燕等领导的黑山军，在并州、幽州一带活动的匈奴。沮授这个选择很高明。一方面保证了袁绍在政治上正确。这四个征服对象中，两个是反政府武装，一个是异族，只有公孙瓒算是政府军，但又是个不服从幽州牧刘虞管的军阀。可以说，征服这四支势力，袁绍在道义上都是绝对占上风，具备政治优势。另一方面，避开了中原四战之地。一旦袁绍拿下了冀、青、幽、并四州，南下争天下，可以说后顾无忧。
　　在定下了这个战略方针之后，袁绍对南方的诸侯主要采取“和”的战略，而集中精力对东、北、西三方用兵。经过几年的努力，袁绍的确做到了“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拥百万之众”。然而，在后面迎奉天子这一步上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曹操把天子弄去了。
　　几乎就在沮授为袁绍规划未来宏图的同时，毛玠也为曹操制定了平定天下的方略。毛玠说：“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众民强，皆无经无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毛玠提出了“奉天子”、“修耕植”、“畜军资”三项建议。这个方略被易中天先生赞为“‘曹操版’或‘毛玠版’的《隆中对》”。
　　虽然史载曹操“敬纳其言”，但是是否立即实行了呢？很难说。这三项建议中，第一项是迎奉天子，当时天子远在关中，被如狼似虎的关西军包围着，没法儿迎奉。第二项、第三项，一般认为是要实行屯田或者类似的鼓励生产的措施。曹操什么时候开始屯田的，历史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认为按照《三国志-武帝纪》的记载，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始兴屯田”。另一部分人认为在此之前的初平、兴平年间（公元190年至公元195年）曹操就已经开始屯田了。谁是谁非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曹操确实实行了屯田，但是屯田并不是曹操能够统一北方的主要原因。我们不能完全相信《魏书》里说的屯田以后，“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大家不妨回想一下（不管回想的是正史还是《三国演义》）官渡之战中谁的粮草快没了，是曹操还是袁绍？
　　如果我们去对比诸葛亮在《隆中对》里为刘备进行的战略规划，我们就能发现，无论是沮授还是毛玠（包括后来为孙权作战略规划的鲁肃）都没有把这个战略规划做得很完善。他们相比诸葛亮是有差距的。沮授的问题在于没有提及内政，而毛玠的问题则是只有内政，没有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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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2 15:30:39

　　事实是，在内政方面没有明确的指导方针的情况下，袁绍集团在内政是比较差的。《三国志-王修传》记载：“袁氏政宽，在职势者多畜聚。”《三国志-崔琰传》也有“时士卒横暴，掘发丘陇”之语，崔琰本人后来也说：“袁族富强，公子宽放，盘游滋侈，义声不闻”。所以田余庆先生就说：“袁绍左右是一个腐朽的大地主集团。袁绍当道，人民苦难无穷。”
　　反观曹操，在没有人为他制定明确的对外方针的情况下，他的对外政策是怎样的呢？会不会出现重大失误呢？
　　曹操首先选择的攻击方向是东方的徐州。曹操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理由有三。
　　其一，占据徐州的陶谦是最弱的对手。我们来看看兖州所处的地理位置就明白了。兖州，北面是冀州，东北面是青州，东边是徐州，南边是豫州，西面是司隶也就是中央直辖区。这六个地区中，三个州有明确的主人，冀州和青州是袁绍的地盘，徐州是陶谦的地盘。司隶和豫州表面上看是无主的。按理说，抢无主的地盘比抢有主的地盘要容易。但是，司隶和豫州又有自己的特殊情况。
　　司隶虽然是无主之地，但是非常乱，是受战争破坏最严重的地区。这块地方不但已经被董卓烧杀抢掠而成了废墟，而且在董卓死后，他手下的那些西凉兵等乱兵还有不少在这一带出没。后来皇帝回到洛阳以后，还有大臣在外出时被乱兵所杀。可以说，这是一块难以治理且没有什么油水的地方。
　　那么豫州的情况如何呢？豫州的情况更特殊。我们知道，在陈宫、张邈等联合吕布背叛曹操的时候，有一个叫郭贡的豫州刺史，带着兵到兖州来过。但是这个人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行动，既没有记载说他进攻过谁，也没有记载说他被谁进攻过。这个人，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后来刘备也被“表”为豫州刺史，但是也没有真正掌控过豫州。这是怎么回事呢？
　　豫州包括颍川郡、汝南郡、梁国、沛国、陈国、鲁国两郡四国。其中，汝南郡三十七城，沛国二十一城，加起来占到了整个豫州一半以上。可以说谁控制这两个郡国，谁就控制了豫州。沛国即使不能说是曹操的，也必然是倾向于曹操的；汝南即使不能说是袁术的，也必然是倾向袁术的。大家不要忘了，曹操是沛国人，袁术是汝南人，曹家在沛国的势力很大，袁家在汝南的势力也很大。曹操和袁术各控制着豫州的一个重量级地区，其他的几个郡国也都必然是依附于这两家。对于曹操来讲，夺豫州就是打袁术、打袁家。而袁家四世三公，根深蒂固，不是那么好打的。
　　陶谦和袁氏兄弟相比，实力肯定要差一些。柿子捡软的捏，当然打陶谦比较合适。
　　其二，私人恩怨。曹操的父亲曹嵩原本在徐州辖区内的琅邪躲避战乱。曹操当了兖州牧以后，派人去把自己父亲接到兖州，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曹嵩及其家人都被陶谦的兵杀了。至于具体的时间、地点、详细的经过以及陶谦本人事先是否知情，历史记载不一。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曹嵩是在陶谦的地盘上被陶谦的手下杀了。俗话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不打先你陶谦，打谁？
　　其三，打陶谦有正当理由。前面已经说过，当时各路诸侯还不是相互敌对的，不找个正当理由，是不好下手的。私人恩怨还不能成为讨伐的正当理由，否则就是因私而废公，不是政治家的做派。曹操讨伐陶谦是有正当理由的。历史上的陶谦不像《三国演义》里面写的那么善良，史书上说他：“背道任情”，“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当然，如果他仅仅是这样，曹操也没有充分的理由讨伐他。陶谦最授人以柄的事情是他和反贼有联系。当时，下邳有个叫阙宣的人聚众起兵造反，自称天子。陶谦身为徐州牧，不但没有镇压，反而和他联合起来，四处抢掠（很有可能曹嵩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杀的）。虽然陶谦后来找机会把阙宣杀了，吞并了他的人马，但是造反的恶名却是洗不掉的。
　　曹操首先打徐州，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出人意料的是，曹操不但没有打下徐州，反而差点连兖州都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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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2 15:31:21

　　曹操首先打徐州，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出人意料的是，曹操不但没有打下徐州，反而差点连兖州都丢了。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正当曹操率大军进攻徐州之时，后院起火。张邈、陈宫等人发动叛乱，联合吕布夺取了曹操的根据地兖州。
　　张邈和陈宫都是曹操的老朋友。曹操当初之所以在陈留起兵反对董卓，就是因为有张邈的支持。曹操外出打仗时，家人都托付给张邈。可见两人友情深厚。陈宫也为曹操出过大力，如果没有他，曹操未必能当人兖州牧。然而，就是这两位却突然反叛了。这是为什么呢？
　　按《三国演义》的解释，是因为曹操杀了吕伯奢一家，而且居然还大言不惭地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觉得曹操太残暴，所以才反对他。这纯粹是小说家言。史实并不如此。
　　一个比较流行的解释是因为曹操杀了边让，从而引发了世家大族的不满。这种说法来源于陈琳为袁绍讨伐曹操而写的檄文。檄文写道：“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论不阿谄，身首被枭悬之戮，妻孥受灰灭之咎。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也就是说，由于曹操杀了边让，所以兖州的士大夫们都对曹操不满，于是就发动了叛乱。田余庆先生进一步解释道：“显然，这不是个别人兴风作浪，而是站在边让一起的兖州世家大族向曹操发动了突然袭击。”
　　这个解释正确吗？张邈和陈宫等人发动的叛乱是否真是世家大族对曹操的突然袭击呢？
　　不能这么说。
　　首先，因为边让是世家大族，从而曹操杀边让就是就是反对世家大族，这在逻辑上说不通。如果上述逻辑成立，那么同理，因为边让是男人，所以曹操杀边让就是反对男人。这个结论多荒唐？所以，我们必须弄明白曹操为什么杀边让？是不是因为要向世家大族示威？显然不是。曹操之所以杀边让，是因为边让“讥议”曹操。至于讥讽、议论曹操什么，史无明文。因此，我们就不能得出世家大族会反对曹操的结论，而只能说那些赞同边让言论的人反对曹操。
　　其次，张邈和陈宫以及他们联合的吕布都不能代表世家大族。张邈、陈宫二位都算不上名门之后，《三国志》（包括裴松之的注）对于其先辈只字未提，只是说陈宫“少与海内知名之士皆相连结”。与之相比较，当时曹操手下的荀彧、荀攸、曹仁、曹洪都明确指出其祖父、父亲是当官的。吕布就更不用说了，典型的军阀一个。
　　再次，兖州郡县纷纷倒戈也不能说明世家大族反对曹操。有人认为，如果不是世家大族联合起来对曹操发动突然袭击，怎么会出现“举州同声”的情况？怎么会让夏侯惇连杀十几个阴谋反叛者才稳住局势？其实，在当时的形势下，很多人都是骑墙派，见风驶舵是常有的事。比如公孙瓒第一次进攻袁绍的时候，史书记载：“冀州长吏无不望风响应，开门受之”。难道袁绍也得罪冀州的世家大族了？另一个例子是，曹操征服张鲁之后，“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之而不能安”。当时张邈、陈宫和吕布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而曹操的大军又远在徐州，各郡县的长官望风而降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那么张邈和陈宫为什么会背叛曹操呢？
　　从史料记载来看，张邈是因为他和袁绍不和，因而担心曹操会听袁绍的话而杀了自己，再加上陈宫的教唆才背叛曹操的。这话吕思勉先生就认为前者“不近情理”。因为，曹操根本就没听袁绍的，而且对张邈还非常信任。可见，最关键的因素是陈宫的说词。
　　陈宫对张邈说：“今雄杰并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眄，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制于人，不以鄙乎！今州军东征，其处空虚，吕布壮士，善战无前，若权迎之，共牧兖州，观天下形势，俟时事之变通，此亦纵横之一时也。”这段话，关键点其实就一个：你张邈凭什么位居曹操之下？这正点中了张邈的要害。曹操是在张邈的支持下起兵的，最初是张邈的下属。下属一跃而成自己的上级，张邈的心里能平衡吗？所谓一山难容二虎，这个矛盾，早就有人看出来了。高柔就曾说过：“曹将军虽据兖州，本有四方之图，未得安坐守也。而张府君先得志于陈留，吾恐变乘间作也。”陈宫利用了张邈的这个心理，一下子就打动了张邈。
　　与张邈被人引诱着参加叛乱不同，陈宫是这次叛乱的主谋。作为曹操的心腹，作为当初认定曹操是“命世之才”，当上兖州牧后“必安生民”的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史书上用了两个字来解释其原因，“自疑”。也就是说，他怀疑曹操会对自己不利。那么，他为什么会“自疑”呢？他做了什么或者说曹操做了什么让他觉得曹操会对自己不利？
　　应该是与边让被杀一案有关，有人这样猜测：“史书上说陈宫本来就是东郡人，年轻是就喜欢和知名人士交往，象边让这样鼎鼎大名又近在咫尺的名士，想必陈宫一定不会错过交往的机会。陈宫‘自疑’的原因很可能是边让这种名士们在一起‘讥议’曹操的时候，陈宫在场却事后没有向曹操汇报。等到边让被杀之时，陈宫害怕受到株连，整天心神不定，所以乘着曹操东征陶谦挺而走险，伙同张邈等人其兵叛乱。”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是陈宫并非酒囊饭袋，怎么会做出这种被后人称为“庸人自扰”、“自取其祸”的事来？依我看来，陈宫在私下做的事情恐怕不是“没有向曹操汇报”这么简单。甚至，他本人也参与“讥议”曹操。
　　这可能吗？曹操有什么值得“讥议”的呢？
　　士大夫们“讥议”的，绝对不是他的出身。兖州官吏拥立曹操为兖州牧的时候，都知道曹操是宦官的孙子，他们当时拥护曹操，显然没有考虑门第出身，否则何不去请冀州的袁绍、南阳的袁术？或者直接就近让张邈当兖州牧呢？
　　士大夫们“讥议”的也绝对不是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确是不受世家大族喜欢，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曹操明确提出“唯才是举”的方针是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即使是在建安初年，曹操迎奉天子后，网罗了大量人才，张作耀先生依然指出“从思想的角度考察，似乎尚乏重大建树”。在曹操刚当兖州牧的时候，还没有明确的用人政策，怎么可能会引起世家大族的不满呢？
　　真正引起士大夫们不满的，应该是曹操在徐州的大屠杀。曹操进攻徐州时，据《后汉书》的记载：“过拔取虑（今江苏濉宁西南）、濉陵（今江苏濉宁）、夏丘（今安徽泗县），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是按照《三国志》所言，也是“死者万数”，“所过多所残戮”。这种作为，用张作耀先生的话说：“这次复仇与拓地之战把他（曹操）诡诈、多疑、残忍、嗜杀之性完全暴露出来，从而大失民心”。
　　按照史书对陈宫的评价“刚直壮烈”，他背后对曹操在徐州的所作所为进行批评、指责，不是很正常的事吗？而当同样批评曹操和名士边让被杀之后，陈宫就不能不担心自己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被杀。于是，他先下手为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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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2 15:31:56

　　陈宫并没有依靠张邈，而是转投到吕布帐下。陈宫早就看出来张邈不是什么有能耐的人，所谓让张邈与吕布“共牧兖州”只是忽悠张邈的话。倒是吕布，军事才能不低，有和曹操一较高下的潜质。
　　吕布在《三国演义》里被张飞骂作三姓家奴，这个说法其实是很难说服人的。当时像吕布这样没有自己根据地而不得不依附于其他势力的人很多。刘备也是其中之一。这些人所依靠的不是某一个地盘，而是手中掌握的一支军事力量。
　　有军事力量，而又有野心，就一定会找机会抢地盘。董卓死后，吕布就好比一个怀揣着简历的大学毕业生，一直在到处找机会。可是却经历了一系列不如意，无论是跟着王允还是袁术、袁绍，都没能落着好，还差点被袁绍给做了。
　　怎么回事呢？吕布到袁绍那儿应聘，袁绍开始很高兴，带着他一起去打太行山一带的黑山匪首张燕。一仗打下来，袁绍发现吕布太厉害了。他带着手下冲锋陷阵，所向无敌。张燕被打得根本找不着北。吕布能打，所以在战争中人马越打越多。袁绍心想，这家伙我哪儿控制得住？于是就设了一个陷阱，派了二三十人到吕布营中，假装送吕布到外地去驻防，想在晚上把吕布给杀了。可是，吕布也不是大老粗一个，窝里斗的事儿他干得多了，杀丁原、杀董卓他都是主力，想杀他可没那么容易。他派人在自己账里弹琴，让袁绍派来的这些人以为他在帐里，他自己却偷偷地溜了出去。半夜袁绍派来的杀手冲进吕布帐中一通乱砍，结果只可惜了那些被窝被剁得稀烂。这事一出，吕布知道在袁绍这儿肯定待不住，带着人马逃到了河内，依附张扬。
　　张扬既不敢把吕布怎么样，也不可能相信吕布。吕布在河内的地位也很尴尬。直到张邈、陈宫叛变，迎接吕布去当兖州牧，吕布才终于等到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吕布确实是很厉害的角色，一下子把曹操手下的名将夏侯惇打得大败，攻占了他驻守的濮阳，而且夺得了夏侯惇的辎重。整个兖州除鄄城、范县和东阿三城，全部叛降吕布。
　　曹操听说老巢被端了，立即从徐州回师夺兖州。于是，曹操与吕布在兖州展开了两年激战。这个过程中，有好几次曹操都险些被吕布干掉了。
　　一次是在濮阳城。吕布以他的精锐骑兵突击曹操的青州兵，青州兵崩溃，曹军大乱，曹操和众将都失散了，他本人也受了伤。《献帝春秋》里记载了一个情节，说当时吕布的骑兵已经把曹操给抓住了，但他们不认得曹操，就问他：“曹操在哪儿？”曹操急中生智，一指前面那个骑黄马的，说：“那个骑黄马的就是。”吕布这帮饭桶手下就把曹操扔在一边，追那骑黄马的去了。这事不管是真是假，都说明当时曹操的处境非常危险。
　　还有一次是乘氏（今山东省巨野县西南）。当时曹操的部队大部分都下乡收麦子去了，手里只有不到千人的守城部队，没想到吕布带着一万多军队攻了过来。曹操情急之下，不但把所有的兵都派上，而且让城里的妇女都到城上去站岗。吕布见了，心中暗想：曹操在搞什么飞机呀？是不是个陷阱啊？稳妥起见，没有立即进兵。第二天，曹操在外面收麦子的军队已经回来了。吕布一看，城上人比较多了，也没有娘子军了，放心进攻。结果没料到，曹操偏偏还就真在城外设了个伏兵，一下子把吕布杀得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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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2 15:32:35

　　在这头曹操和吕布打得正热火朝天，袁绍也没有闲着。他在把主要力量用于平定冀、幽、青、并四州的同时，也没忘了最危险的竞争对手曹操。根据袁的战略规划，兖州之战他是不会插手的，否则就会陷入四面作战的境地。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利用曹操的不利处境打压曹操。
　　就在兖州叛乱这一年的九月，袁绍见曹操只剩下三座城池，处境艰难，就拿出当年对付韩馥的办法来对付曹操。他派人跟曹操说：你还是依附于我吧，把家人送到邺城来。曹操当时真还就差点儿按袁绍说的办了。幸好有程昱劝阻。程昱说：“当年田横不过是齐国一个壮士，刘邦得了天下以后，还耻于为汉臣。现在我听说你准备把家人都送到袁绍那儿去，臣服于他。以你的聪明神武，反而不羞为袁绍之下，你的志向怎么连田横都不如啊！我真替你脸红。如今兖州虽然残破，但也还有三座城池。手下的部队，也不下万人。以你的神武，再加上我和荀彧等人的辅佐，成就霸王之业有什么难的呢？您再好好想想吧！”
　　曹操想来想去，最终没有答应袁绍，继续在兖州艰苦奋斗。袁绍本来也就是试一试，成功最好，不成功也无所畏。所以，此事就这么算完了。
　　曹操和吕布正在兖州相持着，突然传来消息，陶谦死了。前面说过，曹操对外作战没有整体规划，陶谦一死，曹操就又动起徐州的脑筋了。他想先把徐州拿下，回过头来再对付吕布。
　　这可是犯了大错误了。如果曹操真的这么做了，曹魏政权十有八九就胎死腹中了。还好，曹操的首席谋士荀彧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站出来反对了。
　　荀彧提出了四条反对的理由。
　　第一，兖州是根据地，必须先稳定下来。荀彧指出：当年汉高祖刘邦以关中为根据地，汉光武帝刘秀以河内河内为根据地，进足以战胜敌人，退足以坚守，所以才虽然遇到挫折但最终成就大业。你曹操在兖州首倡义兵，又平定了入侵兖州的黄巾军，老百姓对您是心悦诚服。而且，兖州是天下要地，就是您的关中、河内呀。不可以不先定！
　　第二，吕布并不难打败。荀彧清醒地认识到曹操之所以想舍吕布而去打徐州，主要就是这两年和吕布打得太辛苦了，几次都差点死在吕布手里。所以，荀彧及时地给曹操打气，他说：只要我们分兵东击陈宫，趁机搞好生产，积蓄粮草，“一举而布可破也”。
　　第三，攻徐州就很难保证兖州的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一条，打徐州准备带多少人吧？人带少了，肯定不够用。带多了，留下的人就只能守城。这样一来，就没人搞生产了。吕布再趁机来侵略，兖州就没有多少地方能保得住。如果徐州打不下来，到哪儿立足去？
　　第四，徐州不那么好打。荀彧当着曹操的面只轻轻地说了一句“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实是说你曹操和徐州百姓有血海深仇，你再去人家必定“人自为守，无降心”，大家齐心协力，坚壁清野，对付你。到时候，你攻不下城，也掠不到东西，即使有所斩获，也得不到民心的支持。
　　曹操最大的优点就是听人劝。荀彧这么一说，曹操才打消了东进徐州的主意，全力对付吕布。终于又花了一年的时间把吕布赶走，很快又消灭了张邈的势力，最终平定了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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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2 15:33:16

　　把兖州稳定下来之后，曹操按照规划，用计谋把皇帝弄到了手里，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奉天子以令不臣）。
　　在曹操迎奉天子之前，袁绍是有机会先于曹操迎奉天子的。根据沮授为他订立的战略规划，也是要迎奉天子的。但是，当袁绍在冀州站稳脚跟之后，却在是否迎奉天子这个问题上犹豫了。犹豫的原因是有人说：“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尤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这话究竟是谁说的，《三国志-袁绍传》和裴松之注引的《献帝传》说法不一致。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袁绍听进去了。
　　对此，易中天先生就评价道：“典型的山大王意识，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而吕思勉先生则不以为然，说：“袁曹的成败，始终和挟天子与否无关，所以这也算不得袁绍的失策。”要分辨两位先生的观点谁更正确，必须分析迎奉天子的利弊。
　　迎奉天子好处肯定是的，而非吕思勉先生所言的“当时挟着一个天子，实际并无用处”。
　　首先是取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地位。虽然这时的官位已经不能有着多大的实际作用，早已是“郡郡作帝，县县自王”，但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命令总是要更理直气壮一些，打击对手的效果也要更好一些。
　　其次，有利于提高个人的政治声望。前面已经说过，统治权来源于被人们认可的暴力。能否被人们所认可，关键在于政治声望。匡扶汉室，在当时来看，是最正义的事情。沮授就说：“今迎朝廷，至义也”。荀彧也说：“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
　　再次，有利于招揽人才。在中央政府当官和在地方政府当官毕竟还是有区别的。皇帝在颠沛流离的情况下，还有那么一大帮文武大臣跟着，可见皇帝本身就能吸引人才。正如易中天先生所言：“替皇帝效劳总比替诸侯效劳正当，而替皇帝效劳和替曹操（迎奉天子的人）效劳实在难以区分”。
　　最后，有利于拉拢中间势力。当时不少地方势力选择的是敬天子而远之的策略。对于这些中间势力，有皇帝在手上，一方面是多一层防火墙。进攻中央政府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不能轻易出手。比如后来袁绍进攻曹操前，沮授和崔琰就说：“天子在许”，攻打许都“于义则违”。另一方面，很容易得到名义上的拥护。曹操迎奉天子以后所谓“关中皆附”，其实就是关中的马腾、韩遂等人名义上归顺了。这些人虽然只是名义上归顺，但是也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官渡之战的时候，钟繇就从关中弄了两千匹战马来。
　　迎奉天子除了有好处以外，其实，也不是一点儿弊端也没有。至少有以下这么几条：
　　第一，政治路线受制于人。一旦迎奉天子，你就不能再有逐鹿中原的想法，而要匡扶汉室，别想自己当帝王。这个政治责任确实太重大，一般人难以承担。对此，袁绍身边的一些谋士就说：“今欲兴之，不亦难乎！”
　　第二，皇帝就这一个，如果抢到手上，就可能成为众矢之的。一些想要在政治上进一步发展的人，一定会打皇帝的主意。比如袁绍就以许都低湿、洛阳残破为由，要求曹操把皇帝迁到鄄城。他手下的谋士田丰甚至建议偷袭许都，把皇帝抢到手。搞得曹操从前线紧急撤兵，还被张绣从后面咬了一口。孙策据说也有偷袭许都的计划，只不过未及实施就遇刺身亡了。
　　第三，对待皇帝如果出现失误，那就丧失了政治上的优势，而且还给自己内部带来不稳定的因素。也就是袁绍身边人说的：“动辄表奏，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曹操在赤壁之战的时候，政治上不但没有优势，而且是劣势。当时孙刘联军说他“托名汉相，其实汉贼”。而且后期曹操一直是两线作战，对外是孙、刘、马等人，对内则是拥汉的反对派，非常被动。
　　是利大还是弊大，关键要看当时的形势。当时天下分崩，无论是匡扶汉室，还是建立新的帝国都要求统一。挟天子不会影响你发动统一战争，相反会为发动统一战争提供一面正义的旗帜。也就是说，匡扶汉室与逐鹿中原在对外的形式上是一致的。当时的皇帝，第一，年纪很小，才十六岁；第二，没有依靠，父母双亡，也没有得力的亲戚；第三，朝不保夕，完全生活在惊恐之中。把处于这种状态下的皇帝弄到手中，还用担心会在对待他的方面有什么失误？只要稍微对他好一点，那就OK了。同时，当时认识到迎奉天子是件有利可图的事的人没有几个，倒是对皇帝敬而远之的人一抓一大把。所以说，在当时看来，利绝对是大于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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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2 15:36:15

　　曹操棋高一招。但是，迎奉天子，并没有使曹操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借用中国象棋里的话来讲，曹操只是得了先手，而袁绍依然有子力的优势。
　　袁绍在曹操迎奉天子的第二年，即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被任命为大将军，“兼督冀、青、幽、并四州”，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一支势力。而当时曹操只有兖州和豫州的一部分，官位也比袁绍低一点，是司空并代理车骑将军。这个时候，虽然双方都将对方视为自己的潜在对手，但还没有发展兵戎相见的地步。双方都还有自己的事要做，就是稳定和扩张自己的地盘。
　　袁绍虽然名义上“兼督冀、青、幽、并四州”，但是，幽州的公孙瓒，太行山一带的以张燕为首的黑山军都还没有平定。曹操这边，还要对付吕布、张绣、袁术这些人。
　　先看袁绍是如何平定公孙瓒和张燕的。
　　严格地讲，公孙瓒不是幽州的地方官。他不过是一支驻守于幽州的边防军的长官。真正的幽州最高行政长官是刘虞。刘虞用袁绍的话说，是宗室长者，作为一个地方官，是称职的。在对待北方少数民族的问题上，刘虞主张采用怀柔政策。这项政策，效果非常明显。当时本来就是官逼民反，少数民族起兵也多半是由于受不了政府的盘剥。刘虞在幽州广树恩信，安抚游牧部落的首领，很快就把北方平定下来了。这对于国家、百姓都是好事。但是对于公孙瓒来讲，却是坏事。没仗打就没军功，没军功他就不能往上爬。不但如此，公孙瓒的部队军纪很坏，往往以打仗为名到处抢掠。这种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也遭到刘虞的痛斥，并加以严禁。所以，公孙瓒对刘虞非常不满，基本上不听刘虞的，还暗地里使坏，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局。
　　公孙瓒和刘虞的斗争对于袁绍而言是好事。袁绍特别希望两人斗个两败俱伤，自己能够不费气力地控制冀州。结果正朝着袁绍希望的方向发展，双方最初是相互上奏折指责对手，打嘴巴官司，到后来还真就发展到兵戎相见了。
　　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刘虞率十万大军突袭公孙瓒。当时，公孙瓒的部队都分散在外面，身边只有几百人。按理说，公孙瓒应该无力抵抗刘虞的大军，只能束手就擒。但是，刘虞真是一点儿也不会打仗，太过于仁慈。他竟然下令：只杀公孙瓒一人就行，不要伤及无辜。
　　当时那年月，又没有精确制导武器，打仗怎么可能不伤及无辜？有人建议放火烧公孙瓒，刘虞也不同意，说：这些都是老百姓的房子，怎么能一把火就烧了呢？刘虞的手下简直要晕掉了，这也不许，那也不行，打得是哪门子打仗？
　　公孙瓒倒是百无禁忌，顺风纵火，借着火势一突，就冲出了包围。一冲出包围，公孙瓒召集他散布于外面的军队进行反攻，反而把刘虞杀得大败。刘虞也被公孙瓒抓起来，杀了。
　　公孙瓒虽然杀死了刘虞，但一来刘虞的势力并没有被完全消灭，二来自己背负了杀好官的恶名，表面上“尽有幽州之地”，但其实不但没有占倒什么便宜，反而有所损失。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刘虞的部下鲜于辅、齐周、鲜于银等人推举阎柔为首领，带着军队来为刘虞报仇。当时乌桓王由于受过刘虞的恩德，也出兵和阎柔、鲜于辅等人一起南下迎接刘虞的儿子刘和。袁绍当然也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派手下大将麹义率大军和刘和一道北伐。几股势力合在一起，公孙瓒哪里抵挡得住？连连败北，最终逃回老巢易京（河北省雄县西北）死守。
　　易京是公孙瓒经营多年之处，防守攻事修得十分坚固。公孙瓒觉得可以高枕无忧，以此终老了。但袁绍深知“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的道理，连年派兵进攻。
　　在袁绍的持续打击之下，公孙瓒终于挺不住了。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绍军队的地道挖到了易京城下，破坏了城楼的地基。易京就这样被攻陷了，公孙瓒全家自杀。与此同时，一直和他勾勾搭搭的黑山张燕也被袁绍击败。袁绍终于把自己的后方基本平定了。
　　在袁绍平定幽州的同时，曹操也在扫清他身边的敌对势力。
　　曹操身边最厉害的敌对势力是吕布。这家伙打仗很厉害。曹操好不容易把他赶出了兖州，没料到他又在徐州死灰复燃。曹操对徐州这片沃土一直是垂涎三尺，对于吕布又十分痛恨，按理说应该先对吕布发动进攻。但曹操并没有这么做。原因很简单，有一个比吕布更该收拾的家伙——袁术。
　　袁术和曹操本来关系也还算马虎。袁术自从最初“误入”兖州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以来，就根本不敢打曹操的主意，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打击的对象只有刘备、刘繇这些在他看来不入流的角色。可是，袁术总想着自己当皇帝，到建安二年（公元197年）的时候，终于按捺不住，设置百官，自称天子了。
　　曹操当时已经迎奉了天子。你袁术敢不承认汉献帝的统治地位，那曹操哪能答应？由于吕布自己没想明白，居然并未与袁术同流合污，于是曹操就联合吕布，亲率大军讨伐袁术。袁术见识过曹操的厉害，又见吕布也带着兵杀过来了，这简直就是南帝北丐联手对付欧阳克嘛，当即吓得半死，留下张勋、桥蕤抵挡曹操，自己渡淮河向南逃跑。
　　打跑了袁术，曹操按理说应该打吕布的主意了。但是，吕布此时已经完全占据了徐州，要消灭他并不容易。曹操身边还有一个较弱的势力张绣，要对付吕布这个劲敌，就不能让他在背后动手脚。而且，这个张绣也是和曹操有仇的。
　　张绣是董卓系关中军阀张济的儿子。关中这些军阀不从事生产，只知道烧杀抢掠，时间一长，关中就呆不住了。张济带着军队到荆州找吃的，结果在进攻穰城（今河南邓县）的时候战死了。张绣带着父亲的人马，驻扎在南阳一带，依附于刘表。在曹操亲征袁术之前，曾经南下准备进攻张绣。张绣一看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知道根本不是对手。干脆打都不打，直接交枪投降了。
　　可是，曹操接受了张绣的投降以后，做得比较过分。他把张济的老婆（估计是张绣的后妈）霸占了，并且拉拢张绣手下的猛将胡车儿。张绣无端地多出一爹来，又担心曹操拉拢胡车儿是准备害自己（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少，比如董卓拉拢吕布而灭丁原），所以，把心一横，反了！
　　张绣这一反，曹操一点儿准备都没有，要不是心腹爱将典韦和大儿子曹昂拼了命保护，差点儿没死在乱军之中。这一战，曹操损失了一个儿子、一个侄儿和一员爱将，这种血海深仇，岂能不报？
　　建安二年、建安三年（公元197年、198年）曹操连续两次征讨张绣，两次都取得了胜利。不过，由于张绣依附于荆州牧刘表，要彻底消灭张绣就会与刘表发生全方位的冲突。本来北有袁绍、东有吕布就够麻烦的，如果又激化和刘表的矛盾，那不是把自己陷于四面受敌的境地吗？曹操没有被仇恨冲昏头脑，在取得一系列胜利震慑了张绣和刘表以后，并没有过分逼迫他们。这时，他矛头一转，对准了早就想消灭的对手——吕布。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九月，曹操率大军亲征吕布。这一仗打得非常激烈，曹操虽然连续击败吕布的军队，并将吕布包围在下邳，但却久攻不下。这个时候曹操已经有些灰心了，又担心张绣、袁绍在背后搞偷袭，于是准备撤兵。荀攸、郭嘉等人劝阻道：“吕布有勇无谋，现在连战连败，已经没有锐气了。主帅都没了锐气，整个军队肯定也是士气低落。陈宫虽有智谋，但谋划迟缓。现在正好趁吕布情绪低落、陈宫计谋未定之机，猛烈进攻。吕布的军队一定崩溃。”
　　曹操听从了手下谋士的计策，发动总攻，吕布的部队果然崩溃。一些人抓了吕布、陈宫等投降了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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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2 15:36:54

　　消灭了吕布以后，没过多久，在贾诩的运作之下，张绣也投降了。贾诩在劝张绣投降曹操的时候，说了三条理由。第一，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投降他名正言顺；第二，袁绍人多、曹操人少，投靠曹操，必然被看重，比较有利；第三，曹操是个有志于成就霸业的人，一定不会斤斤计较个人恩怨，反倒会故意尽释前嫌，向天下人表现他的宽宏大度。
　　这事儿应该有些史书未载的隐情。
　　一方面，贾诩劝张绣降曹肯定不是因为他认同曹操的政治路线。因为我们知道，贾诩不是什么忠义人士，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谋士，只负责帮助君主实现其目标，至于这个目标是什么，他不管。当初就是他给李傕、郭汜出主意反攻长安，搞得关中大乱；后来张绣反曹操时也是他，给张绣出主意，差点把曹操置于死地。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的时候，就对陈寿把他和荀彧、荀攸放在一个传里大为不满，认为以贾诩的人品根本就不配和二荀同列，只能和程昱、郭嘉归为一类。
　　另一方面，贾诩劝张绣降曹肯定也不是为了张绣好。虽然一开始一切都与贾诩估计的丝毫不差，曹操对张绣真的既往不咎，加以重用，但是，以贾诩的智慧，不会想不到，为了做秀可以一时不报仇，但不能保证这仇真的一笔勾销。毕竟，死的是亲儿子。果然，仅仅八年之后，张绣就在出征乌桓的路不明不白地死了。按《魏略》的说法，正是曹丕重提当年杀兄之事，张绣吓得自杀了。到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连张绣的儿子也没有放过。
　　那么，贾诩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从这件事的后果来推论，除了曹操，贾诩自己才是最大的受益人。此后，他在曹操阵营中一直稳居高级谋士之列，最终官至太尉。不过这一切，只是结果来推论，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已无从考证。
　　无论怎么说，到了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曹双方都把自己周边的敌人收拾得差不多了。袁绍尽有冀、青、幽、并四州之地，曹操则控制着兖、豫、徐三州和司隶地区。一场大决战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就是著名的官渡之战。关于这场大战的话题，我们下一章再讲。



第四章双雄争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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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黛玉焚稿逢宝玉    时间: 2011-7-22 16:36:02

我先插个楼，你是要把整个三国都转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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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2 16:49:54

回复 46 # 黛玉焚稿逢宝玉 的帖子

嗯。把这16部分都转完。我知道这样会占很多楼，可是分开转的后果就是删帖，尽管我不在乎扣积分降级，可是删帖以后就没法再看了。。。发日志又不能推广。。。只有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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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3 13:59:53

第四章
双雄争霸

　　曹操和袁绍是三国前期的两位枭雄。当这二位基本上收拾掉了周围的异己势力如公孙瓒、吕布、张绣、张燕等之后，两人的决战就拉开了序幕。

　　这是在汉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在这一年的三月，袁绍彻底消灭了公孙瓒的势力，沉重地打击了张燕黑山军的势力。而在此几个月之前，建安三年（公元198年）的十一月，曹操已消灭了身边的劲敌吕布。因此，双方就都将对方作为下一个必须消灭的敌人，这已经成为双方阵营的共识。比如曹操身边的人就明确表示：“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

　　既然双方都将对方视为头号敌人，那么战争当然就不可避免。于是，就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

　　对于这场战争，有三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

　　其一，应不应该发动这场战争？

　　一般人都认为是袁绍发动了官渡之战。这个说法其实是不确切的。因为整个战争事实上是由曹操先挑起的。

　　长期以来，曹操和袁绍两方都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虽然双方外亲内疏，明争暗斗，但从未兵戎相见。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建安四年（公元199年）的二月。这时，在河内郡出了一个变故。

　　河内是谁的地盘呢？既不是曹操，也不是袁绍，而是张杨的地盘。

　　张杨原本是并州刺史丁原的手下，和吕布是同事。在董卓吞并丁原的时候，张杨正好被派出去募兵，所以就留在了上党（今山西省东南部）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没有像吕布一样跟着董卓走。后来，他加入了袁绍为首的关东义军，和袁绍、王匡一起屯兵河内。从此就一直在河内一带活动。后来因为帮助汉献帝还都洛阳，被拜为大司马。张杨和吕布关系很好，所以在曹操与吕布的战争中，他是站在吕布一方反对曹操的。

　　张大可先生说张杨支持吕布的行动得到了袁绍的支持，这是可能的。但袁绍毕竟没有直接动手。对于这个张杨，曹操也没有直接进攻，而是策反了他手下的大将杨丑。杨丑杀了张杨，归顺曹操。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杨丑又被张杨的另一个手下眭固给杀了，而眭固则公开宣布归顺袁绍。

　　这一年的四月，曹操派史涣和曹仁率军渡河进攻已经公开宣布归顺袁绍的眭固。

　　这样看来，首先挑起战端的是袁绍还是曹操？

　　那么曹操为什么要进攻河内呢？我想，两个原因。其一，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一方面，袁绍此时正率大军在幽州围剿公孙瓒，对于河内鞭长莫及。如果等到袁绍消灭了公孙瓒，回到冀州，再想进攻河内难度就大了。另一方面，张杨集团内部连续发生内乱，很不稳定，正是最好打的时候。等到眭固把内部稳定下来了，想打恐怕也有一定难度。所谓机不可失，曹操没有理由放过这样的战机。其二，河内郡的地理位置很重要。河内郡包括今天河南省安阳、鹤壁、焦作、新乡一带。其东北面是冀州，西北边是并州，东面是兖州，南面是河南郡。对曹操而言，控制河内就把势力扩张到了黄河以北，等于在冀州和并州之间插入了一个楔子。而对于袁绍而言，控制河内就可以直接以此为基地对许都发动进攻。

　　曹操不但趁着袁绍北伐公孙瓒的时候夺取了河内，而且在这一年的八月，又亲自率军到了黎阳（今河南省浚县），已经把军队开到了冀州的边上。同时，曹操还派臧霸率军进攻袁绍统治下的青州，攻入齐国、北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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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3 14:00:33

　　而直到此时，袁绍方面还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只是“将进军攻许”（《三国志》）或“欲进军攻许”（《后汉书》）。唯一做的就是对于是否派大军南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以田丰、沮授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师出历年，百姓疲弊，仓庾无积，赋役方殷，此国之深忧也。宜先遣使献捷天子，务农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治器械，分遣精骑，钞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并指出：“盖救乱诛暴，谓之义兵；恃众凭强，谓之骄兵。兵义无敌，骄者先灭。曹氏迎天子安宫许都，今举兵南向，於义则违。且庙胜之策，不在强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练，非公孙瓚坐受围者也。今弃万安之术，而兴无名之兵，窃为公惧之！”他们是反对大举南征的，总结起来，理由有这么几条。第一，军民疲惫；第二，师出无名；第三，曹操厉害。

　　相反，以郭图、审配为首的一派认为：“兵书之法，十围五攻，敌则能战。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强众，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时取，后难图也。”“且公师武臣（竭）力，将士愤怒，人思自骋，而不及时早定大业，虑之失也。夫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吴之所以亡也。监军之计，计在持牢，而非见时知机之变也。”在他们看来，本方实力远强于曹操，现在趁着曹操羽翼未丰，赶紧将他灭掉。

　　最后，袁绍听了郭图、审配的话，大举南征，结果在官渡惨败而归。如果我们纯粹以成败论英雄，那么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郭图、审配一派是错误的而田丰、沮授是正确的。很多人就是这样分析历史的。这种方法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没有许攸的叛逃并把关于乌巢粮仓的重要军事情报送给曹操，曹操这一仗能打得赢吗？如果曹操被袁绍打败了、消灭了，是不是又要说郭图他们正确而田丰、沮授错误呢？

　　我们必须分析两派意见的实质分歧在什么地方。

　　双方最显著的分歧在于伐曹策略上。大家要注意，双方的分歧不在于打不打曹操，而在于怎么打。田丰、沮授一派的观点是打持久战，稳扎稳打；郭图、审配一派的观点是速决战，毕其功于一役。这个分歧来源于他们对敌多双方实力的不同认知。

　　一方面，双方对于袁绍自身的实力认识有分歧。在田丰和沮授看来，由于连年征战，内部积蓄已经耗尽，老百姓过得很苦，急需休养生息，所以没有足够的实力发动大规模的战争。相反，郭图和审配等人认为，一方面本方兵多将广，具备人数上的优势；另一方面，由于刚刚战胜了公孙瓒，“武臣竭力，将士愤怒，人思自聘”，可谓士气高昂。所以，正好一鼓作气消灭曹操。现在我手头上没有历史资料能够说明两种观点谁对谁错，也就无法评论谁是谁非。不过，从后来战争的过程来看，袁绍方面倒并没有显出疲态来，可见郭图和审配的观点至少不是很离谱。

　　另一方面，双方对于曹操实力的认识有分歧。沮授明确指出曹操手下军队能征善战，实力并不弱，和公孙瓒不在一个级别上。相反，郭图等人认为消灭曹操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这显然是太低估曹操方面的能量了。其后果就是导致袁绍军团轻敌冒进，结果一战失败，就一蹶不振。

　　此外，双方对于出征的正义性问题上有分歧。田丰和沮授认为天子在许都，向许都发动进攻是不义之举。而审配和郭图一派的观点是：“武王伐纣，不曰不义，况兵加曹氏而云无名！”我进攻的是曹操又不是天子，即使进攻天子，还有武王伐纣的先例呢。仅以天子在许都就不能讨伐曹操，迂腐得很。而以武王伐纣来类比三国初期的形势，则完全是强词夺理。

　　但其实田丰、沮授不是迂腐之徒，他们建议先礼而后兵，先向皇帝报告平定幽州的大捷，可能借此机会请皇帝到冀州来视察或者提出其他的一些要求（比如要更大的地盘）。皇帝当然不会来，这些要求曹操恐怕也不会答应。这样就可以借口曹操专权而讨伐曹操。这的确是一条比较好的计策。但是，郭图等人虽说有些强词夺理，但那顶多是在会议上抬杠时说一说而已，不会真的把汉献帝当作殷纣王。他们当然也知道不能师出无名。只不过他们的办法更简单，有名没名，写篇好的檄文不就成了吗？身边又不是没有写文章的高手？于是陈琳给写了一篇，把曹操骂得体无完肤，而且效果还真的很不错。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田丰、沮授一派的建议，其风险在于曹操与袁绍的实力差距会不会因为所谓“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的策略而进一步拉大。如果不能进一步拉大，甚至因为曹操治国有方而使双方实力差距逐渐缩小，那么这种建议就会导致袁绍方面的被动。但是，由于袁绍自身实力很强，所以即使陷于被动地位，也足以自守。这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策略，是保证自己不失败的“万安之术”。用足球场上常说的词来形容叫作：保平争胜。相反，郭图和审配一派的建议则是积极主动的。他们的风险在于，这仗不一定能打赢？他们没有考虑战败的风险。

　　袁绍最终选择了积极进攻的路线。他的选择错了吗？没有。

　　第一，在官渡之战中，袁绍不但并非没有胜机，而且胜面很大。众所周知，当时曹操的统治已经是岌岌可危，手下人都写信给袁绍为自己留后路了。而曹操在事后也不得不承认：“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可见袁绍在官渡败于曹操可算得上是一个冷门。

　　第二，袁绍虽败，但未失根本。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袁绍的势力在官渡之战战败后就被曹操给消灭了。其实不然。袁绍虽然战败，但一直到他死之前，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冀、青、幽、并四州。这与后世苻坚淝水一败而失天下，是截然不同的。官渡之战后，的确有一些郡县叛降曹操，而曹操也曾趁胜北伐，但是结果是“绍归，复收散卒，攻定诸叛郡县。”只不过，因为战败，袁绍窝了一肚子火，一病不起，在建安七年（公元202年）病死了。此后，诸子争立，袁绍集团在内耗中分崩离析，而曹操借机统一了中国北方。这就不能说是官渡之败的结果了。

　　由此可见，袁绍其实在大的战略方向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错误。唯一可以称得上错误的问题就在于他可能低估了曹操的实力。于是，我们就要谈第二个话题：双方的实力对比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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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3 14:01:27

　　实力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经济实力，一个是军事实力。

　　我们先看袁曹双方的经济实力对比。

　　经济实力在不同历史时期评价指标不同，现在主要看GDP、人均GDP、工业总产值等等，而在三国那个年代，首先要看人口数量。因为人口是征收税赋的基础，人口越多，能够收的税也就越多。

　　袁绍控制着冀、青、幽、并四州，人口有多少呢？按照《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冀州有人口593万，青州有人口371万，幽州有人口204万，并州有人口70万，总共加起来是1238万人口。曹操控制着兖、豫、徐三州和司隶地区。同样按照《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兖州有人口405万，豫州有人口618万，徐州有人口279万，司隶地区有人口328万，总计1630万人口。

　　从这上面来看，曹操的经济实力要强一些。但是不要忘记当时是战乱年间，而上述人口数字是和平时期的数字。当时，中原一带，像豫州、兖州、司隶、青州等地都长期受到战乱的影响，人口损失都非常大。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袁绍虽然名义上控制着冀、青、幽、并四州，但是并不是说这四州真的都听他的。比如，幽州是刚打下来的，而且还有辽东公孙度这样的割据势力。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曹操的身上，比如说徐州虽然被曹操苦战之后拿下了，但是根据田余庆先生的考证，以臧霸为代表的青徐豪霸势力其实是一种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势力，所谓曹操“割青徐二州委之于霸”，其实不过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

　　地盘大小不确定，每个地方人口多少也不确定，所以从关于人口记载中，我们不可能比较出双方经济实力的强弱来。定量不行，定性分析可不可以呢？

　　我们发现史料有冲突。根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转引《魏书》的话：“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而曹操自从屯田之后“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从这一条来看，好像曹操集团的经济实力要雄厚一些。但是，在官渡之战时，《三国志-武帝纪》却分明记载着：“公与绍相拒连月，虽比战斩将，然众少粮尽，士卒疲乏”。而《三国志-荀彧传》则更明确地写着：“太祖军粮方尽”。由此来看，曹操在经济实力上应该是弱于袁绍的。

　　怎么理解这个矛盾呢？主要是双方所依赖的根基不同。

　　对于曹操而言，虽然名义上控制着三个州外加一个直辖区，但事实上真正能够依靠的只有长期统治的兖州以及豫州的颍川郡和沛国。其他地区如徐州是个半独立地区，汝南是袁家的老巢，叛乱不断。所以，曹丕后来说得很明白：“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远近顾望，而此郡（颍川）守义，丁壮荷戈，老弱负粮。”这三个地区的人口加起来有多少呢？按《后汉书》的记载，总共是493万人，比袁绍的根据地冀州少整整一百万口。而且，兖州、颍川和沛国受到战争冲击的程度要超过冀州。比如颍川，据《三国志•荀彧传》里就记载荀彧说：“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因此劝乡亲们迁徒到别处。很多人由于故士难离，不愿背井离乡，结果，董卓“遣李傕等出关东，所过虏略，至颍川、陈留（属兖州）而还。乡人留者多见杀略”。而荀彧举家迁往了冀州，可见当时冀州是相对比较安定的。所以，虽然曹操推行屯田，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全力支持他的地区太小，仍然不敌受到整个冀州支持的袁绍。

　　除了经济实力，战争更是双方军事实力的直接较量。军事实力可以分为帅、将和兵三个角度来分析。

　　我们先来比较双方的帅，曹操和袁绍。荀彧和郭嘉都是看好曹操的。荀彧指出曹操对袁绍有四胜，他说：“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原为用，此德胜也。”

　　郭嘉更是一口气说出了十胜：“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汉末政失於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四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原为用，此德胜六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於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八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

　　这些话，着实当不得真，就连对曹操极为称赞的田余庆先生也说这“有面谀的嫌疑”。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荀彧和郭嘉都是从袁绍那里跳槽的曹操这边来的。而且，他们之所以跳槽，并不像许攸那样是因为家里人被审配捉了，一怒之下投了曹操。他们都认为袁绍不如曹操。荀彧认为袁绍“终不能成大事”，投靠曹操。郭嘉在离开袁绍时对人说：“袁公（袁绍）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而在见了曹操之后说：“真吾主也。”所以，张作耀先生就说荀彧和郭嘉的四胜和十胜“基本内容和整体精神是符合实际的”。也就是说，虽然曹操未必比袁绍强很多，但一定强过袁绍。

　　在帅的比拼方面，曹操方面更胜一筹。

　　在将的方面，情况怎么样呢？先看曹操，曹操手下可谓能人如云。文臣有荀彧、荀攸、郭嘉、程昱、贾诩、毛玠、钟繇等人，都是有名的谋士；武将则有夏侯惇、夏侯渊、曹仁、许禇、于禁、张辽等名将。这些人大家都比较熟悉，也不必多加介绍。

　　袁绍这边情况也不差，用孔融的话说是：“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也，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除了孔融提到的这六位以外，还有崔琰、郭图、陈琳、沮授、张郃、高览、荀谌、淳于琼等，也非泛泛之辈。比如沮授，曹操在将他俘获之后就说：“孤早相得，天下不足虑”，可见的确是个人才。

　　所以说，在将的方面，双方可以打个平手。

　　兵力情况又如何呢？

　　袁绍的军队大约是几十万人，可以投入南征的有十多万。有几条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第一条证据是《三国志-武帝纪》中说：“袁绍既并公孙瓚，兼四州之地，众十馀万，将进军攻许”第二条证据是《三国志-袁绍传》中记载：袁绍“众数十万，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谌、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率，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第三条证据是《三国志-武帝纪》中裴松之的注中记载：“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光杀就杀了七八万人，可见袁绍至少也带过来十多万人。第四条证据是《三国志-崔琰传》记载，曹操拿下冀州之后对崔琰说：“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可见光一个冀州就能征兵三十万人。

　　袁绍的兵力比较清楚，几个证据相互应证。曹操的兵力就没这么清楚了。有的记载说曹操兵力非常少，只有袁绍的十分之一。《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三国志-荀彧传》记载荀彧给曹操的信中说：“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

　　对此，裴松之就表示怀疑，他说：“臣松之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馀万，馀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夫结营相守，异於摧锋决战。本纪云：‘绍众十馀万，屯营东西数十里。’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绍若有十倍之众，理应当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往还，曾无抵阂，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按锺繇传云：‘公与绍相持，繇为司隶，送马二千馀匹以给军。’本纪及世语并云公时有骑六百馀匹，繇马为安在哉？”

　　裴松之提出的几条理由是很有说服力的。

　　第一，曹操最初收降了三十万黄巾军，编成青州军。这支部队作为曹操南征北战的主力，虽然有所损失，但由于曹操打仗以胜仗居多，所以不可能有太大消耗。即使在兖州叛乱后曹操最艰难的时期，其实力也不容小视。据《三国志-荀彧传》记载，荀彧当时劝曹操不要打徐州而集中精力打吕布时这样说：“将军攻之不拔，略之无获，不出十日，则十万之众未战而自困耳”。可见在吕布未灭、徐州未得时已有军队十万左右，在吞并吕布、夺了徐州之后，总兵力怎么可能只有区区万人呢？

　　第二，从官渡之战的作战形势上来看，如果双方兵力比例达到十比一，那么袁绍就完全可以把曹操围起来，怎么可能让他带兵溜出去偷袭运粮车和乌巢粮仓呢？而且，按史书记载，曹操偷袭乌巢带了五千精兵。如果真按“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来算，剩下的不就只有一两千人是健康的吗？在这种情况下，带着袁绍军主力的高览、张郃居然攻不下曹军的大营，岂不是太脓包了？

　　第三，从战果来看，袁绍军被曹操斩杀了七八万人，这也不是区区万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以少胜多，可以把对手击溃，但将对手全歼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三国志•袁绍传》说：“馀众伪降，尽坑之。”可见这七八万人也不是在慌乱中被赶到河里淹死了。当时又没有机关枪，坑杀七八万人，哪有那么容易？

　　第四，《三国志-钟繇传》中记载当时钟繇从关中给曹操送来两千匹战马，这也与《世语》及《三国志-武帝纪》中关于曹操手中骑兵数量有矛盾。

　　但裴松之忽视了一个问题，曹操的总兵力并不等于他投入在官渡的兵力。所以，曹操的总兵力恐怕的确在十几万到二十万，但是由于曹操的地盘处于四战之地，而且各地还有农民起义未完全平定，因此能够投入到官渡之战的兵力恐怕只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正如袁绍不能将手下三四十万人全部带过来进攻曹操一样。

　　具体曹操在官渡之战投入了多少兵力，现在恐怕已经无法确切计算，《中国历代战争史》提出：曹操当时集中了三万人在官渡与袁绍的十一万八千人作战。这个数字可以作个参考。个人猜测，曹操总兵力在十五万左右，官渡之战投入三到五万精兵的可能性较大。

　　无论怎么算，可以肯定的是：曹操的兵力少于袁绍。

　　但是，数量只是一个方面，质量也很重要。而军队的素质方面，曹操的军队要强于袁绍。对此，双方都是看得很清楚的。袁绍的谋士沮授说：“北兵数多而不及南兵之精”。而曹操的首席智囊荀彧说：“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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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3 14:02:31

　　所以，综合考量将帅以及军队的数量和质量等多个方面，其实袁曹双方在军事实力上是旗鼓相当的。如果加上经济实力，袁绍总的实力略强于曹操，但优势其实并不明显，强弱可以随时发生转化。而强弱相互转化的关键就在于曹操的智力和军队的质量能否弥补军队数量上和经济实力上的劣势。

　　正如诸葛亮评价的那样：“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于是，我们必须进而分析一下第三个话题，曹操为什么能战胜袁绍？

　　关于官渡之战的胜败原因，历来就是大家热议的话题之一。

　　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中花了整整一章来分析官渡之战是“胜败有凭”的。他总结出袁绍方面有“六失”，即所谓“政治失利，道义失理，战略失策，指挥失误，用人失当，组织失和”。是这么回事吗？要分析官渡之战的胜败原因，得从这场战争的过程说起。

　　这场战争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是遭遇阶段。

　　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袁绍进兵黎阳（今河南省浚县），并派大将颜良和郭图、淳于琼一起率先头部队渡河攻击白马（黎阳东南，今河南省滑县东）。四月，曹操佯装从延津渡河进攻袁绍后方，却亲自带着关羽、张辽等率轻骑兵奇袭在白马城外的颜良军。于是，出现了众所周知的关公斩颜良的故事。

　　击斩颜良之后，曹操将白马的百姓迁往延津。

　　在此顺便说一句，易中天先生对曹操这么做的解释是：“曹操解救了白马以后，料定袁绍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反扑，也一定会拿白马的老百姓出气——屠城。于是带着白马人民沿着黄河往西走（人们都知道刘备撤退的时候带着百姓，不知道曹操也是这样的）。”其实史书上没有袁绍屠过城的记载，倒是曹操屠徐州世人皆知，而且还制定过屠城的政策。《三国志》中对曹操的做法称之为“徒其民”，是属于强制迁徒。这与刘备败走当阳时“琮左右及荆州士人多归先主”这种主动跟随是两码事。曹操这么做的原因在于，人口本来就是进行战争的资本，倒不是怕被袁绍给杀了。

　　就在延津，曹操又设计诱杀了袁绍手下的另一员大将文丑。这一仗打得非常精彩。当时刘备和文丑率大军追到延津南部，在军队人数上远多于曹操。曹操的侦察兵就说了，对方骑兵很多，步兵不可胜数。众将都劝曹操退保营垒。唯有荀攸说，这正是诱歼敌军的好机会，怎么能走呢？这话和曹操的想法是一致的。曹操下令把辎重全扔在道上，作为诱饵，军队则退到一边。刘备和文丑带着军队一过来，见满地都是战利品，高兴坏了。将士全去抢战利品去了。这一下子，军队阵型就乱了。这时，曹操率军突袭，一下子就斩杀了袁绍的大将文丑。主将一死，袁军当然也就崩溃了。曹操取得了第二场战斗的胜利。

　　在遭遇阶段，曹操连斩袁绍手下两员大将，但曹操没有因为初战告捷而沾沾自喜，主动放弃白马和延津，全军退回官渡。袁绍方面，初战连续失利，全军“大震”。在这种情况下，袁绍开始重视曹操起来，不再想一口吃掉曹操，而更趋谨慎。

　　很多人认为袁绍从始至终都没把曹操放在眼里，都认为能够很轻松地一战而胜。比如易中天先生就说：袁绍“喜欢听部下吹捧他‘势不可挡’、‘所向无敌’。因此，曹操一撤退，他就挺进了，全然没有想到曹操是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他们的观点大概来源于《三国志-袁绍传》中记载，沮授提出：“宜徐持久，旷以日月。”而袁绍“不从”。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吕思勉先生就指出：“袁绍四月里和曹操相持，直到八月才进攻曹营，可谓已充分利用持久之计。”吕先生的话是很有根据的，我很赞同。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
可见，袁绍并没有一下子直接扑上去，而是步步为营。

　　曹操方面是虽胜而不骄，袁绍方面是因败而谨慎。于是，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

　　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八月开始，双方相持于官渡。两边都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和战法。袁绍这边，筑起高楼，堆起土山，居高临下向曹营里放箭。曹军死伤惨重，平时在营里活动都得头顶盾牌，个个胆战心惊。曹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使用了炮车，把石头用杠杆原理给扔出去，天天向着袁绍的阵地下流星雨。袁绍又派军队挖地道，曹操也在阵地前挖壕沟。

　　打来打去，双方基本上是一个平手。但是，打持久战对于袁绍是有利的。用沮授的话说：“北兵数众而果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货财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缓搏。”

　　持久战的结果是曹操这边“百姓疲乏，多叛应绍，军食乏”，难以支持下去了。主帅曹操的信心也动摇了。他写信给留守许都（今河南许昌）的荀彧商议退守许都。荀彧回信给曹操。一方面是给曹操分析当前的形势，他说：袁绍此次兵临官渡是倾巢而出想与你一决雌雄，“绍悉众聚官渡，欲与公决胜败”；你现在的的形势是“以至弱当至强”，如果不能制约对方，就会兵败如山倒，“若不能制，必为所乘”，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此天下之大机也”。另一方面，荀彧也在为曹操打气，他说：袁绍不过“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成不了大器，而以曹操你的“神武明哲”，再加上“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大顺”之势，一定能够战胜他。

　　袁绍这边兵多粮足，知道曹操快要撑不下去了。有些得意忘形。因此，袁绍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没有派重兵保护乌巢粮仓。而正是这个错误，导致曹操上演了一出类似足球比赛里伤停补时阶段决杀淘汰对手的好戏。

　　这也就是第三个阶段，转折阶段。

　　转折阶段的关键词只有一个，即“乌巢”。

　　乌巢是什么地方呢？乌巢在袁绍大营北边四十里。当时袁绍派遣淳于琼等人率军从北方运来粮草，正好屯积于乌巢。如此重要的地方怎么就被曹操给偷袭了呢？

　　首先，袁绍失误。

　　在淳于琼率兵运粮屯于乌巢的时候，袁绍手下的谋士沮授就提议说，派一支军队在周边进行保护。但袁绍没有同意。其原因，一方面大概是轻视曹操，认为很快就可以把曹操拿下，不必多此一举。另一方面，对淳于琼所率领的这支部队估计过高。此前，曹操已经派徐晃、史涣去截了一次粮道。因此袁绍才派淳于琼等率领的一万多人北上迎接运粮队。在袁绍看来，保护粮草的兵力已有一万多人，难道还不够吗？

　　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失误。《孙子兵法》上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作战首先要想到的是保住自己，而不是仅想着如何消灭对手。在当时的情况下，曹操能够取胜的唯一希望就是攻击你袁绍的要害部位。而军队中的要害部位就两个，一是司令部，二是粮仓。这两个地方，派多少人防守都不嫌多。

　　事实证明，淳于琼的那一万多人，守不住乌巢。

　　其次，许攸叛变。

　　许攸是袁绍手下一个很重要的谋士，也整个官渡之战中最关键的人物之一。许攸为什么会叛变袁绍投靠曹操？历史上有三种说法。

　　《三国志-武帝纪》的说法是“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也就是说，许攸是因为其贪欲在袁绍那里得不到满足而投靠到曹操这边来的。这是第一种说法。《三国志-荀彧传》的说法是，“审配以许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而叛绍”。许攸叛变的原因是因为家人做了不法之事，被“检察机关”抓捕，所以才叛逃敌国。这是第二种说法。除了这两种来源于《三国志》的说法以外，还有一种说法，是许攸为袁绍出谋划策而袁绍不听，所以许攸才投靠曹操。许攸出的什么主意呢？按照习凿齿《汉晋春秋》的说法是，许攸建议以一部分军队牵制曹操，而派另外一支军队直接从小路去抄曹操的老巢许都，把天子抢到手。如此则大功告成。另外据《魏略》，许攸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进攻曹操。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许攸弃暗投明了。

　　这几种说法其实也并不冲突，我们大可全部采信。

　　许攸的到来，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他带来了重要的军事情报：袁绍的辎重粮草都在乌巢，而守军只有淳于琼的一万多人。他建议曹操率军直扑乌巢，拿下乌巢，则用不了几天，袁绍就会全军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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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3 14:03:04

　　最后，曹操搏命。

　　许攸的叛变，给曹操方面送来了关于乌巢的重要军事情报。问题摆在了曹操的面前，偷不偷袭乌巢呢？曹操犹豫了。

　　我们必须了解，曹操偷袭乌巢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第一，曹操无法确定许攸带来的情报是真是假。许攸虽然和曹操是故交，但毕竟是跟了袁绍多年的人。临阵变脸，谁能保证不是诈降？第二，乌巢并不是那么容易攻取的。一方面淳于琼手下有一万多人，人数并不少，不能说没有重兵把守。另一方面，进攻乌巢必须绕过袁绍的大营，而且还不能被发现。

　　所以曹操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咨询了贾诩的意见。贾诩说：你各方面都胜过袁绍，但相持这么久还是不能击败对手的原因，就在于你用兵总是太保守，不敢冒风险。只要抓住机遇，一战便可大破袁绍。曹操这才下定决心赌一把。

　　为了一战而胜，曹操在全军选拔了五千精锐。可以说，这五千人个个都是许三多式的特种兵，即使不能以一敌十，以一敌三、敌五那是不在话下。然后，曹操率领着这五千精锐，化装成袁军（这恐怕又得依靠许攸，只有他能知道袁绍军队的口令之类的），趁着夜色，绕过袁绍大营，直扑乌巢。打响了火烧乌巢之战。

　　当袁绍得知曹操偷袭乌巢之后，他没有派重兵去救乌巢，而是以轻兵救乌巢，以张郃、高览率重兵进攻曹操大营。一般人认为，这是一个重大失误。也有认为不算失误的，比如吕思勉先生就认为并不是不救，而是来不及救。

　　这种两种认识，其实都忽视了一个事实：乌巢据袁绍大营四十里。

　　不要小看这四十里的距离。著名的军事著作《战争论》上说：“常行军时一日行程为三普里”，“在不是连续行军的情况下，一日行程达五普里，最多达六普里”。一普里等于7532.48米，大约相当于十五里。一天正常行军只能走四十五里，强行军最多也只能走九十里。《孙子兵法》里也说：“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可见，在没有摩托化运兵设备的情况下，普通步兵如果行军速度超过每日五十里，就会失去战斗力。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打仗是要靠力气的。跑完几十里路，还有力气打吗？我们来看一看曹操袭击乌巢时行军的情况就更清楚了。整个行程大约也就五六十里，曹操夜里出兵，但是到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才到，也花了七八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在分析偷袭乌巢一战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行军的时间计算在内。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计算一下，整个战役的时间。

　　根据史料，曹操向乌巢发动进攻的时间，大约是在天要亮没亮的时候，就当早上五点钟。按人骑马一小时行二十里路速度算，从曹操开始对驻守乌巢的淳于琼的军队发动进攻到袁绍得到曹操袭击乌巢的消息，要两个小时。袁绍大约是在早上七点得到了乌巢遇袭的消息。

　　从袁绍得到消息再到袁绍的军队抵达乌巢，即使不算袁绍集结部队的时间，如果是派步兵去，最快也要半天（五六个小时）的时间。也就是说，抵达战场得到中午十二点左右。曹操在袁绍援兵到来之前，有大约七八个小时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已经足够消灭淳于琼了。相反，如果袁绍派的全是骑兵，那么大约只要两个小时，即早上九点左右就能抵达战场，这对于救援乌巢是很有利的。

　　所以，面对这种局面，袁绍的选择是没有错的。他派遣轻骑救援淳于琼，同时派重兵去进攻曹操的大本营，可谓双管齐下。大家要注意，所谓“轻兵”并不是说这支部队不重要、人少、战斗力弱，而是指所携带的装备比较轻便、行动快捷。比如在白马斩颜良一战中，曹操就是“轻兵袭白马”。

　　事实上，这一招险些取得了效果。

　　根据《三国志-武帝纪》的记载，曹操还没有攻下乌巢的时候，袁绍的援兵已经迫近曹操的身后。当时形势是很紧急的。曹操身边有人建议“分兵拒之”。如果曹操分兵，那么乌巢的压力立即就减轻了。乌巢也可能就守住了。曹操在这个时候展现了他的胆魄，他大怒道：“等他们到了背后再说！”不理袁绍的援军，全力进攻。他这孤注一掷，取得了效果。在袁军的前后夹击之下，大家都拼死向前进攻，最终攻破了淳于琼的大营，占领了乌巢。

　　当曹操占领了乌巢之后，整个战局就发生了重大转折。战争进入第四个阶段：终局阶段。

　　乌巢被占领的消息传到袁军大营，袁绍军团顿时军心大乱。张郃、高览率军队投降了。对此，《三国志-张郃传》的解释是：在乌巢遇袭的消息传到袁绍大营时，张郃主张立即增援，郭图反对。郭图建议去攻曹操大营。曹操听说大营被攻，一定回师救援，乌巢就“不救而自解”了。张郃就反驳说：“曹操营垒坚固，哪是那么容易攻陷的？肯定攻不下来。如果淳于琼被擒，我们就都完了。”可是，袁绍不听，以轻骑救淳于琼，以重兵攻曹营。结果，攻曹营不下，而曹操那边把乌巢拿下了。为了推卸责任，郭图在袁绍面前说张郃的坏话，说张郃幸灾乐祸，出言不逊。消息传到张郃那里，张郃知道袁绍肯定不能放过自己，就投降了。

　　这一段虽然出自《三国志》，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不是事实。首先，关于以轻骑救乌巢而以重兵攻曹营的问题，前面已经说了，没有错。张郃不可能不知道，以重兵救乌巢已经来不及了。第二，袁绍手下十万大军，又不是分不开？在救乌巢的同时进攻曹营有什么不可以的？因此，张郃与郭图的建议本身根本就没有冲突，完全可以同时进行。第三，张郃当时正率军进攻曹操的大营，张郃说什么郭图怎么听到的？绍再蠢也不会连这点事也分辨不出来吧。反过来，郭图跟袁绍说的话，张郃又是怎么听到的？难道袁绍身边有人能给他打手机？第四，不要以为正史上记载的都是事实。《三国志-荀攸传》记载，当时张郃来降，曹洪不敢相信，荀攸就说：“张郃的计谋没被采纳，因此一怒而降，将军何必怀疑呢？”莫非荀攸在袁绍大帐里安了窃听器？否则，他怎么能知道张郃的建议没被采纳呢？

　　事实应该是，乌巢兵败的消息传来，张郃知道袁军已无法与曹军长时间抗衡，同时他又已发现曹营坚固不能很快攻占，于是料定袁绍大势已去，就与高览等决定临阵倒戈，投降了曹操。

　　张郃等一降，袁绍就彻底失败了。除袁绍带着不多的亲兵逃回冀州外，其余人非死即降。官渡之战以袁绍的战败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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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3 14:03:43

　　从战争的全过程来看，我们看到曹操之所以胜利，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偶然因素是有必然因素决定的。

　　曹操的胜利，从根本上说，一方面是由于他本人的能力超过袁绍，另一方面是由于袁绍集团内部不团结。

　　在官渡之战中，曹操在几个方面表现出他强于袁绍的地方。

　　首先是胜不骄、败不馁，心理素质强于袁绍。曹操并没有因为首战告捷而轻视对手，也没有因为后来交锋不利而退回许都。反观袁绍，一朝得势，就忘乎所以，轻视对手，而乌巢一败，就全军崩溃，只带着儿子袁谭“单骑退渡河”。所以，吕思勉先生在评论这场战争时就一再强调曹操能够获胜的关键在于能够咬紧牙关，坚持到底。

　　其次是曹操果敢，比袁绍有魄力。如果没有魄力，曹操岂敢听信许攸的一面之词，偷袭乌巢？在进攻乌巢之时，曹操的魄力又表现在，不顾袁绍的缓兵已然迫近，倾全力进攻。如果没有这点魄力，如果分兵抵卸，不可能最终获胜。相反，当得知曹操突袭乌巢之后，袁绍并没有殊死一搏，没有亲率大军攻击曹操的大本营，而是很轻描淡写地对儿子袁谭说：“就算曹操攻破淳于琼，我们攻占他们的老巢，他们就完蛋了！”

　　再次，曹操比袁绍善于听取属下的意见和建议。先是听取了荀攸的计谋，轻兵袭白马，斩了颜良。后来，又听取荀彧的建议，扼守官渡，寸步不让。再后来，又是在荀攸和贾诩的鼓励下，冒险偷袭乌巢。相反，袁绍那边，我们常常看见的字眼是“绍不从”。虽然，我们分析袁绍并不是真的没有听进谋士们的意见。比如，沮授说要打持久战，史书上写的是“绍不从”，但袁绍实际上也没有轻兵冒进，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才抵达官渡。再比如，许攸献计说要派一支军队绕道进攻许都，史书上又写“绍不从”，但实际上刘备不就是受袁绍之命到许都周围骚扰的吗？但是，我们可以推论在当这些谋士提出建议的时候，袁绍是没有明确同意的。由于他嘴上不说同意，功劳也就落不到这些谋士头上，这当然会打击谋士的积极性。所以，在听取下属建议方面，袁绍比曹操差了一个档次。

　　除了自身能力低于曹操，袁绍失败的一条关键原因就是集团内部不和。

　　早在袁绍出兵之前，会议上沮授和郭图发生冲突，结果郭图就在会下打小报告说沮授“监统内外，威震三军”，如果不加以控制，搞不好就会尾大不掉。袁绍起了疑心，就把沮授的兵权分了一部分给郭图和淳于琼。

　　后来，许攸之所以叛变，一种说法就是审配因为许攸家人犯法，而把他们给抓了。许攸“贪而不治”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审配你要查他，早干嘛去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查办他的家人，不是不顾大局么？

　　再就是张郃的投降。史书上说是因为郭图（又是他）打小报告，我前面已经分析了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但是，如果张郃真正地团结在以袁绍同志为核心的冀州集团中央周围，怎么会临阵倒戈？

　　事实上，袁绍集团内部分裂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袁绍有三个儿子，长子袁谭，次子袁熙，幼子袁尚。三个人为争夺继承人而明争暗斗。审配、逢纪支持袁尚，郭图、辛评支持袁谭。袁绍本人比较喜欢小儿子袁尚，但又没法决定。于是在官渡之战前，就派三个儿子外加外甥高干各守一州。这下子，就更加引起手下众谋臣武将们的猜疑了。人人都会想，到底跟谁呀？可千万别跟错了人啊！所以沮授就对袁绍说：你这存心制造矛盾，“必为祸始”。袁绍不听。

　　这两个必然的因素导致了许攸叛变、乌巢被袭、张郃倒戈这三个偶然事件的接连发生。于是，袁绍的惨败也就顺理成章了。

　　不过，官渡之战的惨败并没有导致袁绍集团的彻底失败。袁绍在逃回河北之后，依然控制着原先的地盘。如果他能够励精图治，也不是没有与曹操分庭抗礼的可能。可惜，他一回到冀州所想的第一件事不是如何改正错误、重振旗鼓，而是面子问题。因为面子问题，怕被耻笑，袁绍杀了劝他不将胜负定在一场战争上的田丰。从这一点上看，袁绍就缺少大政治家的气度。

　　气度不仅是政治家应该有的，我们普通也要有点气度。人干任何事情，都要拿得起，放得下，心胸一定要开阔。千万不要因为工作、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搞得心情烦闷，否则很容易影响身体健康。袁绍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官渡之战打了败仗以后，袁绍成天就想着这场败仗，结果就病了，而且是一病不起，支撑了两年的时间，死了。

　　袁绍的这个情况与猇亭之战以后的刘备有相似之处，不过他不如刘备之处在于后事没有安排好。他的集团里，缺一个诸葛亮式的人物。他一死，袁氏集团立即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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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3 14:07:05

　　袁绍一共三个儿子，袁谭、袁熙、袁尚，外加一个外甥高干，四个人各占着一个州。这是在袁绍发动官渡之战前就已经部署好的。这个部署，当初就有人不同意。沮授就说：“一只兔子跑到十字路口，大家都来追。一旦有人把兔子抓住了，大家就都不追了。因为，名分已经定了。按古代的规矩，年纪相当选贤明的，贤德相当，那就抽签决定。您好好想想，赶紧把接班人的问题给定下来。”袁绍说：“让他们四个各管一个州，公平竞争，我看谁真正有本事。”沮授出来之后就说：“大祸恐怕就从今天开始了。”

　　其实，沮授说的也不全对，袁绍让四个后辈各管一州，公平竞争也没有大错。如果说有错，错就错在他自己死得太早。就好比一场足球比赛，比赛还没结束，裁判死了。那不乱套才怪呢。据说袁绍是想立袁尚为接班人的，但没有公开。没公开就是没有定，没有定就是大家都有机会。谁不想坐头把交椅？不过当时这些人还有那么一点清醒，知道曹操在一旁盯着呢，没有立即打起来。

　　不过，所谓利欲熏心，这个清醒并没有保持太久。曹操大军一退，袁谭和袁尚这哥儿俩就打起来了。当时曹操听从了郭嘉的建议，将军队往南一调，装作要打刘表的样子。曹操军队刚到西平（今河南省舞阳县东南），袁尚就亲率大军进攻袁谭了。

　　袁谭打不过他弟弟，居然向曹操求救来了。这种好机会，竟然还有人视而不见。这些人对曹操说：刘表强大，应该先把他消灭，袁氏集团已经是些残渣余孽，用不着管他们。荀攸这个时候站了出来，说：“刘表这人没什么大志向，尽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了，根本不用放在眼里。倒是袁氏集团占据四个州，军队数十万，势力依然强大。如果现在不趁着他们内耗的时候把他们消灭，等到他们统一了领导，再来对付就难了。这种机会，不能放弃。”郭嘉、辛毗等人也劝曹操立即挥师北上。

　　曹操当然是听著名谋士荀攸、郭嘉他们的话，而不会听那些无名氏的建议了。于是曹操率大军北上讨伐袁尚。在袁谭的帮助下，曹操没有花太大力气就打败了袁尚，攻占了冀州首府袁氏集团经营多年的根据地邺城。袁尚投奔他二哥袁熙去了。占据并州的高干投降了。

　　刚把袁尚打垮，曹操立马卸磨杀驴，掉转枪头就来打袁谭，袁谭哪里是曹操的对手，仅一个月就被搞定了。

　　冀州丢了，袁谭也死了。袁熙手下的两员大将焦触、张南一见这情况，知道袁氏已经不行了，立即弃暗投明，造反了。袁熙、袁尚两兄弟没办法，继续往北逃，逃到了乌丸。可是，曹操还不放过他们，又亲征乌丸。苦命的哥儿俩只好跑到辽东公孙康那里去，可即使跑了这么远，还是没能活命，被公孙康杀了。

　　至此，整个中国再没有一支势力能够单独与曹操抗衡。统一天下的那一天似乎已经在向曹操招手。然而，曹操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对手其实还很多，还很强。

　　请看下一章：刘氏宗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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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3 14:33:31

回复 46 # 黛玉焚稿逢宝玉 的帖子

谢啦~~~~~{:biggrin:}{:l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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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4 14:25:33

第五章　刘氏宗亲
　　在三国群雄中，有一个人看上去没有多大本事，但却常被人看作英雄；从未打过什么像样的胜仗，却最终与曹操分庭抗礼。他的一生就好比一支黑马股，长期在底部横盘整理，却突然连续十几个涨停板，一飞冲天。这个人就是刘备。
　　在三国群雄中，刘备的家庭出身很是奇特。
　　刘备是涿郡（今河北涿州）人。据说祖上是有人当过皇帝的，是帝室之胄。按这一条来讲，履历表上家庭出身这一条上应该写上：“皇族”。不过，若是追问：祖上谁当过皇帝呢？答：西汉高祖刘邦、文帝刘恒、景帝刘启。再往下，没了。因为，刘备不是汉武帝这一支，而是汉景帝另一个儿子中山靖王刘胜（也就是上世纪墓中出土了金缕玉衣的那位）这一支传下来的。刘备和东汉的这些皇帝们有关系吗？有一点。我们知道，东汉皇族也不是汉武帝的后代，也是从汉景帝这儿传下来的，是汉景帝另外一个儿子长沙定王刘发的后代。汉景帝死于公元前141年，到汉献帝这会儿已经过去了三百多年了，这是典型的三百年前是一家。“皇族”这种家庭出身，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家庭出身真正能给人带来一点实惠的，只能是近几代人，父亲、祖父，最多算到曾祖父这一代。这么算的话，刘备的出身也还不错。他的祖父刘雄和父亲刘弘，都是当官的。从这一点看，履历表上家庭出身这一条上应该写上：“干部”。只不过他们的官当得不大，刘雄只做到县令，算不得高干。刘弘还不如他爹，而且死得早。到刘备这儿，应该说已是家道中落了。别说比起曹操、袁绍、袁术这样的高干子弟差得远了，就连曹仁、诸葛亮这些郡长的后代都不如。“干部”的出身似乎也不贴切。
　　其实从小刘备就跟着母亲做小生意，编席子、贩草鞋。从这一情况来看，似乎将家庭出身定为“个体工商户”更为合理。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想出人投地，难！怎么办呢？和现在（确切说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农村孩子为了跳出“农门”而参加高考读大学一样，刘备十五岁的时候，受母亲之命，出门求学，来到了本郡名士曾任九江太守的卢植门下。
　　到卢植门下，相当于进了现在的名牌大学。既学到了知识，又开扩了眼界，还结识了朋友。在这里，刘备结识了一位后来在中国北方兴风作浪的人物——公孙瓒，而且成为了好友。刘备把公孙瓒当作自己的大哥。
　　黄巾大起义爆发以后，刘备在大商人张世平、苏双的资助之下，也拉起了一支队伍。所谓“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刘备这支部队的主要任务当然是打击起义军，保护本地治安，保证张世平、苏双他们的万贯家财别被起义军给抢了。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刘备被任命为安喜尉。
　　可是刚当上安喜尉这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没多久，朝廷搞机构改革，凡是因为军功而当官的，全部要被裁掉。刘备就是因军功而当官的，听说上面派了个特派员（督邮）到安喜县，知道肯定是来罢自己官的。于是想走个后门，求这位督邮网开一面。可是这位督邮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根本不给刘备送礼、求情的机会，见都不见刘备。刘备气坏了，心想：不就是当不了官吗？打你一顿解解气也好。于是带着人冲进督邮的住所，就在床上把督邮捆了个结结实实，拉到门外，绑在树上就是一顿猛揍。直打得督邮满脸桃花开，哭爹喊娘，哀求告饶，这才算完。顺便说一句，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企事业单位，宣布裁员决定的时候可别趾高气扬的，得做好说服工作 ，晓知以理，动之以情，否则小心碰上个刘备式的人物。
　　刘备打了督邮之后，官当然也就丢了。不过当时兵荒马乱的，像刘备这样能带兵打仗的想混个一官半职也还容易。没过多久，刘备就又因为在下邳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军而当了下密丞，还是个副县级的小官。不过这一次也没当多久，不知什么原因，就又被免官了。刘备毕竟不是甘于回家种田的人，第三次出山，又当了高唐尉。这一次，终于是往上爬了一级，当上了县令。可惜好景不长，刚当上县令不久又遇上黄巾军来袭。一仗打下来，没打赢，高唐县被黄巾军占领了。
　　至此，刘备在仕途上已是三起三落。但坎坷的从政道路并没有使刘备放弃，他想到了大学时的同窗好友，他的大哥公孙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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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4 14:26:26

　　有道是：朝中无人莫当官。投靠了公孙瓒的刘备就算是在朝中找到人了。此时公孙瓒已是中郎将而且封都亭侯，算得上是一方诸侯。公孙瓒以刘备为别部司马，大概相当于别动队司令。
　　不过，刘备并不满足在公孙瓒手下当一个别动队司令。他是有大志向的人。想当年，和同村的孩子们过家家时，刘备就坐在树下说：“我今后一定要乘‘羽葆盖车’。”这“羽葆盖车”，大概相当于今天国庆阅兵时候国家领导人坐的红旗阅兵车。现在这种话说说无妨，但在当时，那是大逆不道啊。刘备这话一说出来，把他叔叔吓了一跳，连忙呵斥道：“别瞎说，这是要灭门的。”
　　正巧，公孙瓒和袁绍争夺冀州。公孙瓒派刘备带着军队和公孙瓒任命的青州刺史田楷一起到青州去牵制袁绍。刘备于是就到了青州的平原郡，并且当上了平原相。在平原郡刘备礼贤下士，治理有方，很得人心。但是，刘备发现他并不可能以平原郡为根据地崛起。他敏锐地观察到，袁绍对这里是志在必得，以自己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斗得过袁绍。青州不是久留之地。于是，刘备就开始寻找机会另谋发展。
　　机会说来就来。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第二次率兵讨伐徐州。徐州牧陶谦知道自己无力抵挡，于是向旁边青州的田楷和刘备求救。借着这个机会，刘备率军进入徐州，又从陶谦那儿要了四千人马。正好曹操由于后院起火，返回兖州平叛，徐州危机解除。刘备就带着从平原带来的几千人和陶谦给的四千人马，一共万把人，屯兵小沛（今江苏沛县）。为了感谢刘备的帮忙，陶谦上了一道奏折，推荐刘备为豫州牧。就这样，刘备也跻身省部级高官的行列了，只不过这个豫州牧是个虚名。前面已经讲过，豫州一半是曹操的，一半是袁术的，别人根本插不上手。
　　不过，刘备的运气也不差。不久之后，陶谦病死了。徐州众官僚糜竺、陈登等人力主刘备执掌徐州。这一段故事，在《三国演义》里面就演绎成了“三让徐州”，突出表现刘备的仁德。刘备让徐州确有其事，但原因不在于他仁德无双，而在于他有顾虑。
　　其实听到陶谦和他的手下让自己掌管徐州的消息，刘备心里当然高兴，不费一兵一卒拿下一州，谁不愿意？但是刘备是个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做事很稳健。他知道以自己现在的实力要想掌控徐州，难度挺大的。徐州这块肥肉，早就有人盯着了，别人不说，光曹操就来两回了，要不是被吕布绊住了，陶谦一死，他肯定又来了。所以，刘备就说：“袁术不就在旁边的寿春吗？他四世五公，名满天下。你们不如让他来管徐州。”
　　这明显是试探的话。刘备清楚得很，徐州这地方不只曹操盯着，袁术也盯着呢。曹操在徐州杀了那么多人，徐州士人不会支持他，但袁术不一样，他在世家大族中的影响力不容小视。刘备最怕的是，等自己当上徐州州长以后，袁术一来，手下这些个官僚们在自己背后捅刀子。如果真是这样，倒还不如就直接让袁术过来算了。
　　听了这话，陈登明白刘备的意思，回答道：“袁术既自以为是，又蛮不讲理，哪儿懂得治理地方政务，把徐州引上正轨？”陈登也知道刘备是个心怀大志的人，于是就又劝道：“如今我们愿意为你筹措十万大军，上可以匡扶汉室，周济天下百姓，成五霸之业，下可以割据一方，守境安民，让功绩永载史册。”
　　北海相孔融也劝刘备主持徐州的工作。孔融是受过刘备大恩的人，如果没有刘备的帮助，他的北海恐怕早就被黄巾军给占了。孔融说：“袁术就是个自私鬼，只想着自己，哪里会管天下百姓？所谓‘四世五公’，那都是上几代人的事，你何必在意这些死人？现在百姓希望你掌管徐州，这是多好的机会？现在不取，将来追悔莫及。”
　　听了这些话，刘备心里才算踏实下来，以豫州牧的身份治理徐州。
　　在刘备领了徐州的时候，袁绍手上实实在在能够控制得住的只有一个冀州，而且正和北边的公孙瓒打得不可开交。曹操更糟糕，根据地兖州都没有完全平定，吕布、张邈的势力还没有消除。可见刘备与他们的差距并不大，甚至比曹操的处境还要好。为什么到后来，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袁绍“兼督四州”的时候，刘备却再次沦落到寄人篱下的悲惨境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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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4 14:27:34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人给他做战略规划。大家都知道，给刘备做战略规划的人叫诸葛亮，此时这位年仅十四岁的卧龙先生还跟着他叔叔在章豫（今江西南昌）读初中呢。刘备身边唯一一个有水平的谋士就是陈登。但可惜此人虽然文武兼备，但缺乏战略眼光，只是个将才而非帅才。因此也不可能为刘备拟定战略方针。
　　拟定战略方针在这个时候真的有这么重要吗？有。
　　从内政上讲，徐州经过曹操两次屠杀后破坏十分严重，必须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内政方针来恢复生产。从对外政策上讲，当时的形势和徐州的地理位置都要求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后者，对于乱世之中的各路诸侯更是极其重要，必须弄清楚：联合谁？打击谁？先打谁？后打谁？以曹操的军事实力，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对外作战规划，不但经常在打不打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而且好几次都差点出错。刘备军事实力不如曹操，情况之糟，也就不难想像了。
　　具体说来，当时刘备周围主要有四支势力：冀州、青州一带的袁绍，扬州、豫州一带的袁术，兖州、豫州一带的曹操以及正在与曹操争夺兖州的吕布。对这四支势力联合谁？打击谁？刘备没分清楚。
　　从实际行动上来看，刘备的选择是，联合袁绍、曹操和吕布，对付袁术。
　　刘备一执掌徐州，就立即派人到袁绍那儿去寻求袁绍的支持。徐州对袁绍而言，根本不在进攻的目标之列。袁绍心想：徐州谁管？爱谁是谁，反正我不管。于是，袁绍就做了个顺水人情，说：“刘备德才兼备，深受徐州人民爱戴，我相信他一定能不负众望，治理好徐州。”
　　这个时候，曹操把吕布击败了，吕布带着残兵败将投靠刘备。怎么对待曹操和吕布呢？刘备选择了收容吕布，同时又和好曹操。作为回报，曹操就表刘备为镇东将军，并封宜城亭侯。
　　刘备想得挺美，有了吕布作为帮手，军事实力就大大增强了，与袁绍和曹操这两大强手和平共处，于是就可以安心地对付南边的袁术了。
　　可是他想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呢？他错看了吕布。曹操对吕布有八个字的评价：“狼子野心，诚难久养”。这个评价非常中肯。吕布哪里是甘愿为你刘备看家护院的？当他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他能对你好，也就是说，你要养他，就别为他解除威胁，让他有求于你，让他成天和别人斗。如果不这样，当威胁一解除，他就随时可能咬你一口。
　　刘备与曹操搞好关系，其实就为吕布解除了威胁。吕布一旦不必担心曹操的进攻，眼睛就盯着徐州了。正巧袁术派军来攻徐州，刘备带兵抵御。吕布就趁着这个机会偷袭徐州，打了留守下邳的张飞一个措手不及，不但夺了徐州，而且连刘备的家眷也都被俘虏了。
　　丢了根据地，刘备急忙回师去打下邳。吕布威名远扬，刘备手下这些士兵心想，我们哪里是他的对手？还没到下邳，军队就溃散了。刘备没敢回下邳，带着残兵就奔了广陵。结果又被袁术击败，再逃往海西。这一路上，刘备的日子过得真叫苦，手下士兵没吃的，竟然打起了战友的主意，靠吃人维持。
　　刘备走投无路，向吕布请降。吕布倒也没有赶尽杀绝，就让刘备率兵屯于小沛。
　　吕布怎么这么好心呢？吕布也有他的考虑。一方面，他在落难之时投靠刘备，刘备对他有恩。再加上刘备这人还是比较得徐州的人心，他如果对刘备赶尽杀绝，不利于他在徐州站稳脚跟。另一方面，袁术和曹操都对徐州虎视眈眈，刘备的存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袁术。所以，当袁术进攻刘备的时候，吕布手下有人说正好可以借袁术的手杀刘备。吕布不同意。吕布说：“要是袁术灭了刘备，那他和北边太山诸将的势力就连成了一片，把我给围住了。非救刘备不可。”
　　吕布是“狼子野心，诚难久养”，刘备又何尝不是呢？吕布手下就说他“反覆难养”。吕布当然不会对刘备全无戒心。当他发现刘备到了小沛之后，偷偷摸摸地发展势力，又聚集了上万人马，心里就不由得起了杀心。趁着刘备羽翼未丰，吕布先下手为强。刘备当然不是对手，只好逃往曹操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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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4 14:28:31

　　对于这位如同丧家之犬的刘皇叔，曹操拿他怎么办呢？
　　用人，首先一条是此人必须有可用之处。一个人，要么有名气，要么有能力，要么有资源，三者至少得一个，才能算得上有用。
　　先说名气。有的时候，领导人用的是人的名气而非其能力。他借你的名气来展现一种姿态或者达到某种特殊的目的。比如三国初期，董卓大力提拔了蔡邕、荀爽等一批名士，用的就是他们的名气。再比如，刘备后来以许靖为左将军长史、太傅、司徒，用的也是他的名气。这种事情，现在也存在。比如一些电影请大牌明星加盟，有的不过是客串一下，友情出演，为的不也就是利用这些明星的名气来赚取票房吗？
　　刘备有名气吗？刘备的名气不大。袁术就曾很不屑地对吕布说：“我从生下来到如今，就没听说过刘备这个人。”这虽然肯定不是事实（事实是当时他正和刘备打仗呢），但可想而知刘备在以袁术为代表的这些世家大族眼中地位不高。另外有则史料也很说明问题。据《后汉书-孔融传》记载，大名士孔融任北海相的时候，被黄巾军攻击，无奈之下派人向在屯兵于平原的刘备求救。刘备很吃惊地道：“孔融还知道天下有个刘备呀！”可见，刘备本人也知道自己名气不大。治理徐州以后，刘备名气大了很多，但是毕竟是新贵，比不得老贵族根基深厚。
　　不过，有名气的人不见得有能力，有能力的人也不见得有名气。用人最重要的还是看能力。所以，真正最受领导重用的还是有能力的人。古往今来，都是如此。有的人也许会说，有些位居高位的人就没能力，全靠拍马屁。错！人的能力是多方面的，拍马屁也是一种能力。不会拍马屁的人，要么一不留神就拍到马蹄子上去了，要么拍得让被拍的人都觉得恶心。会拍马屁的人，语言精妙、用词恰当，拍得人如沐春风而且浑然不觉。当然，对领导人有用，不见得就对组织有用，如果只用那些歪门斜道上能力超群的人，那就是“亲小人，远贤臣”，诸葛亮总结得好，后汉就是这么垮掉的。曹操不是桓灵二帝，他看重的是帮他打天下、治天下的能力。
　　刘备有这个能力吗？从之前的经历来看，刘备不是文武双全，相反倒基本上是文武双无。文的方面，刘备一点儿建树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建树。因为刘备就没有在一个地方待上超过一年的，怎么出得了成绩？武的方面，刘备的军事能力也很一般，打起仗来胜少败多，没有像样的战功。什么“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之类的，那全是罗贯中妙笔生花，与刘备本人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唯一被刘备消灭的诸侯就是杨奉，而且还是玩阴的，靠摆鸿门宴才把杨奉干掉的。
　　如果一个人既没有名气，又没有能力，是不是就得不到重用了呢？不见得，只要他手里有资源，一样能得到重用。什么资源呢？种类很多。财富是一种资源，在现代的企业里，你如果出资达到一定比例，即使你什么都不会，谋个董事、监事之位也不是难事。社会关系是一种资源，你如果是县太爷的小舅子，在县里的机关、企业找份工作还不易如反掌吗？信息也是一种资源。你如果知道一些核心的技术信息、客户信息，很多企业都会抢着挖你。有一帮兄弟也是一种资源，如果你有一个有实力的团队跟着你，想不受重用都很难。
　　刘备手头上有没有什么值得依重的资源呢？论地盘，刘备没有；论兵力，刘备不多；论将领，只有两个，关羽、张飞；论财力、人缘，也是一无是处。
　　可以说，刘备对于曹操而言，一点儿用都没有。不但没有用，而且此人志向远大，不是愿久居人下之辈。
　　有人恐怕不服了，要问：按你这么说，刘备这么没用怎么不但被曹操所收留，而且在青梅煮酒之时将他称为天下除自己之外唯一的英雄呢？
　　青梅煮酒论英雄是《三国演义》里非常精彩的一段，而且与“三英战吕布”、“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这些精彩桥段不同，这一段还确是根据历史事实改编的，“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话，也确实是曹操说的。事实上，认为刘备是天下英雄的人，不止曹操一个。之前的陈登，之后的袁绍、刘表、诸葛亮都是把刘备当作英雄来对待的。
　　这难道不奇怪吗？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易中天先生一口气举出刘备有“英雄之志”、“英雄之气”、“英雄之魂”、“英雄之义”，说得不算错，但却没点到重点。重点在于，刘备的特长是：能知人，善聚人，会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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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4 14:29:58

　　说刘备能知人，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刘备临死前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不听，重用马谡，结果失了街亭，直接导致蜀汉的第一次北伐惨败而归。诸葛亮不能说没有识人之能，但对于马谡他就没有刘备看得准。这充分说明刘备眼力之独到。
　　说刘备善聚人，可以举很多例子。关羽、张飞、赵云三人都是世之虎将，放着那么多条件比刘备好的领导不追随，偏偏愿意跟着刘备东跑西颠的。如果说关羽千里走单骑，离开特别器重他的曹操而回到刘备身边是关羽重情重义，是一个个案。那么，还有好多类似的事情。比如赵云。赵云自从在公孙瓒手下结识了刘备，就认准了这位是自己的老大。他因为哥哥去世，回到老家常山，在家待业了好几年都不出山，刘备一到冀州，他就立即出山带着人马归附刘备。再比如黄权，猇亭之战以后，都已经由于归蜀无路而投降曹魏了，但心里却不忘旧主刘备。刘备死讯传来，魏国所有大臣都向皇帝道喜，唯独黄权不去，而且也不怕因此而丢官丧命。
　　说刘备会用人。我举《三国志-先主传》上的一段话来作为证据。陈寿在记述刘备夺取益州之后的情况时这样写道：“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瞧瞧这用人的水平，不管什么样的人，在他这儿都各安其职。
　　所以，刘备既不是“相材”，也不是“将材”，而是个地地道道的“帝材”，是个天生当领袖的料。他就好比当年的刘邦。你说刘邦是不是也文武双无？论治国安民，远不如萧何；论统兵打仗，远不如韩信；论出谋划策，远不如张良、陈平。如果你是一个领导人，刘邦这样的部下有多大用处？
　　很多人都看出了这一点，曹操的手下谋士程昱就说：“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并劝曹操干脆将他干掉。不过，曹操却没有这么做。
　　那么，曹操为什么不趁刘备羽翼未丰，把他干掉呢？官方（曹操自己）的解释是：“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曹操这个理由是站得住脚的。刘备不能杀。
　　首先，刘备无罪，杀他没理由。翻遍史书，刘备从生下来到他投靠曹操，没有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除了行贿未果而把督邮痛打一顿以外，甚至连违法的事情都没有干过。怎么看怎么是个好人。曹操不是公孙瓒，不是个愿意背负杀贤这样一个恶名的人。况且曹操还吃过苦头。当年杀了一个边让，就差点儿丢了兖州。别看刘备是个体工商户出身，他的名声并不比边让差，像孔融、陈登这些人都是很看好他的。杀了他，还不定出什么乱子呢。另外，刘备也没和曹操作对，在此前从没有和曹操直接交过锋，没有反对过曹操。现在他走投无路来投靠你曹操，你却把他杀了。这也说不过去。
　　第二，刘备是诸侯。曹操当时身居中央政府，地方也在国家的中央。他的周围各路诸侯林立。曹操必须分化这些诸侯，拉拢、收降其中的一部分。现在，刘备投靠过来，其他诸侯都看着呢。曹操如果杀了他，其他人就都会认为投降曹操是得不到好结果的，不敢投降。这就不利于曹操统一天下的大业。事实上，曹操对于主动臣服的各路诸侯基本上不杀，比如张绣、张鲁、刘琮、臧霸，就连吕布这种战败被俘的诸侯也差点免于一死。
　　第三，刘备没威胁。刘备文武全无，搞阴谋诡计的水平也不高，只有领导能力出众，但问题是现在他没人领导，当时手下也就关张二人，军队更少得可怜。刘备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曹操根本不可能造成威胁。
　　第四，可以利用刘备对付吕布。对于曹操而言，吕布是仅次于袁绍的第二号敌人。吕布集团的军事力量很强，但是政治影响力比较弱，根基不牢。在徐州刘备比吕布更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利用刘备去对付吕布，既不怕刘备占领徐州，因为他根本就打不过吕布，又可以达到削弱吕布的目的。等到吕布的军队疲劳了，刘备的军队消耗完了，曹操再出手消灭吕布的时机也就到了。
　　所以，曹操首先就给了刘备一些粮草和士兵，让刘备去徐州，收拾残兵，进攻吕布。不出意料，刘备又被吕布给收拾了。曹操派夏侯惇去救，也吃了败仗。但是紧接着曹操亲率大军东征，就连战连捷，最终消灭了吕布的势力。在平定了吕布之后，又升了刘备的官，但从此就把他留在身边，没事时喝喝酒、聊聊天，把他养着。为了给其他诸侯投降做榜样，曹操对刘备真是不错，《三国志》上说“出则同舆，坐则同席”，简直就把刘备当铁哥儿们了。
　　无论曹操对刘备真好还是假好，刘备对曹操都不敢放心。他一方面韬光养晦，不敢到处搞串联，一门心思在家种大头菜；另一方面，不时地寻找脱身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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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4 14:30:52

　　就在刘备寄身于曹操麾下的这段时间，出了“衣带诏”一案。据说刘备也参与了。是这样吗？
　　“衣带诏”的故事《三国演义》里写得颇为精彩。这事不是罗贯中自己编的。据《后汉书-献帝纪》记载，董承等人受到皇帝的密诏，要他们诛杀曹操。《三国志-先主传》则言之凿凿地说，密诏藏在衣带之中，而且刘备还参与了这个事。
　　不过，正史上记载的事情，并不一定都是真的。这个案子就十分蹊跷。
　　首先，汉献帝为什么给董承密诏？《三国志》上给董承加的名号是“汉献帝舅车骑将军”，按照裴松之的注，这个“舅”并不是现在所说的舅舅。裴松之说，董承是汉献帝奶奶董太后的侄儿（还不知道是不是亲的），按现在的叫法应该是表叔。不过，董承并不是什么好人，当年是依附于董卓的女婿牛辅，应该算是董卓的余党。所以吕思勉先生就说他“哪里是公忠体国的人？”汉献帝找他来对付曹操，似乎有点傻吧。
　　其次，董承找刘备也值得怀疑。董承和刘备在此之前应该是没什么交情，甚至面都没见过。董承此前一直在关中到洛阳这一带活动，基本是围绕着皇帝转；而刘备则远在冀州、青州和徐州，投靠曹操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央。搞政变，一定得找自己信得过的人，哪能去找自己不熟悉的人呢？况且，此时的刘备不过挂着个左将军的虚衔，手中并无实权，把他拉过来难道是要他利用与曹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的机会当刺客把曹操干掉？不大可能吧。
　　第三，刘备答应参与政变的可能性应该也不大。关于刘备为什么答应参与政变，《三国志-先主传》的解释是，因为曹操在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说出了“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话，点破了刘备的心事，所以刘备才参与。这个逻辑好像经不起推理。因为，既然曹操已经说出了这个话，那就是敲山震虎、打草惊蛇，一定会时刻关注刘备的动向。刘备是何等聪明之人，怎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参与到董承的密谋中去？那不是找死吗？此时对于刘备来说，最佳选择还是安心在家种菜，然后找机会溜走。即使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刘备参与密谋的可能性也很小。这个事情风险太大，但与风险不成比例的是，收益非常小。一方面，参与密谋的这些人，不但手中的实力非常有限，而且没有一个是有能力、有影响的人，在民众、士人中的支持率还不如曹操。我们往往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认为曹操是个大白脸。但其实在当时，曹操一没有篡位的举动，二没有表现出篡位的心思，三不具备篡位的实力，还是一个地道的忠臣形象。反曹操在当时很难得到广泛支持。另一方面，即使能够杀了曹操，也控制不住曹操集团。王允在诛杀了董卓以后尚且控制不住董卓手下的凉州兵团，刘备就能控制得住夏侯惇、曹仁、于禁这些人？就能顺利接管他们的军队？所以，即使成功，也难以在政治上、军事上获得什么利益。刘备怎么会干这种傻事？
　　我们要知道，史书作者不可能亲身经历这些政治密谋，其资料来源大多是知情人士（比如案件的审理者、刘备本人）的报料和政府档案（比如董承等人的口供）。而事实上，这件事，无论董承、刘备都可能说谎。对于董承等人而言，密谋已经泄露，严刑拷打之下，随便说出些人来并非没有可能，况且刘备当时确实已经造反了，说他参与也不算冤案。对于刘备而言，事后承认参与密谋也没有什么损失，反倒证明他一直是反对曹操这个“汉贼”的。
　　所以，更大的可能是，这件事刘备就没掺和进去，只不过恰好在这同时他到徐州发动兵变，所以被想当然地牵连进去了。
　　曹操在对待刘备的问题上，犯的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就是放走了他。当时，袁术在淮南已经待不下去了，准备途经下邳北上去投靠他最看不起的哥哥袁绍（毕竟再大的矛盾也是内部矛盾嘛）。为了防止二袁合流，就需要有人去拦截袁术。这是个好机会，刘备主动请缨，而曹操居然就答应了。等到程昱、董昭、郭嘉等人知道消息赶来劝阻的时候，刘备已经带着人马走了。曹操追之不及。
　　这一念之差，最终铸成了大错。《三国演义》里刘备就讲：“吾乃笼中鸟，网中鱼，此一行如鱼入大海，鸟上青霄，不受笼网之羁绊。”历史中的刘备虽然未必说过这话，但这种心情是一定有的。
　　袁术集团那时已是山穷水尽，根本不堪一击，还没走到下邳就散伙了，袁术自己也一命呜呼。刘备也借着这个由头，把曹操派来的朱灵等人打发回许都了。自己则进驻下邳，接着就袭杀徐州刺史车胄，重新占领了下邳和小沛等地，公开反曹操了。
　　可能是由于要对付袁绍，曹操一开始只派刘岱、王忠前去征讨，这些人哪里是刘备的对手？用刘备的话说：“像你们这样的，来一百个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曹操自己来还差不多。”说这话的时候，刘备以为曹操正和袁绍对峙，肯定不会自己来。但他没料到曹操真的就来了。
　　刘备一见曹操亲自来了，知道根本不是对手，连抵抗都不抵抗，也来不及带家眷，带着手下亲兵，转身就逃，去投奔袁绍去了。关羽没料到他大哥跑得这么快，关键时刻未能和大哥保持一致，被曹操围在了下邳。无奈之下，关羽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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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4 14:32:11

　　刘备到了袁绍那里，最初也受到了热情的款待。袁绍甚至出城二百里相迎。但是，刘备并没有久留。为什么呢？史书上没说，后人分析大概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袁绍对刘备不好，刘备待不住，只好辞职。前面说了，刘备是个好领导，但不是一个好部下，要文没文，要武没武。到袁绍阵营里所取得的成绩就是打了两场败仗。第一个败仗是在官渡之战的初期，和文丑一起到白马追击曹操，结果被曹操打得大败。后来，汝南的刘辟发动叛乱，袁绍又派刘备带着人马去支援刘辟，威胁曹操的后方。这一次的结果是又被曹仁打得大败。对此，袁绍可能会有些意见。不过，刘备不是根据别人脸色决定自己去留的人。他早就习惯了寄人篱下，怎么会因为袁绍有点不满就走人呢？况且这两场败仗其实怪不得刘备。第一仗，主将是文丑，刘备不可能负主要责任。第二仗，用曹仁的说法是：“备新将绍兵，未能得其用”，也就是说袁绍的兵刘备用不好。所以，这种可能其实不大。
　　第二种可能是刘备已经预感到了袁绍的失败。这种意见是易中天先生提出来的，他说：“刘备在政治上是很敏感的。他就像海轮上的那些耗子一样，知道这条船会不会沉。看来，刘备已经意识到，袁绍这里已危机四伏，最好一走了之”。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但是有几点疑问。一是袁绍之败前面已经分析过，有很大的偶然性。谁又能在几个月前就算准袁绍必败呢？二是刘备本人并非如易先生所言那么敏感，那么知道“船会不会沉”，后来刘琮投降曹操，他就一点儿也没料到嘛。所以，我要提出第三种可能。
　　第三种可能是刘备本来就不甘于为别人打工，而要自立山头。我们回顾一下刘备的经历，他从来没有真正臣服于任何人，一旦稳定下来，就想着发展自己的势力。在公孙瓒手下没待多久就去了平原发展。觉得平原发展空间不大就去了陶谦的徐州。徐州被吕布占了以后，依附于吕布，但仍不忘发展自己，结果因此为吕布所不容。投靠曹操也是找个机会就逃。这次再离开袁绍自己到汝南发展，不是很合前面的规律吗？
　　不过，与前几次不同，这次在袁绍这里时间虽然不长，但收获却比较大。刘备在袁绍那里不但得到了赵云和他募集了几百精兵，而且投降曹操的关羽也又回到了身边。刘备说服袁绍，带着关、张、赵三员猛将和自己的嫡系部队，南下汝阳。
　　不过，刘备由于人手实在太少，在汝阳并没能站稳脚跟。曹操一击败袁绍，立即调转枪头来打刘备。刘备没办法，只能再往南跑，投靠刘表。
　　刘表和刘备一样是宗室，其祖上也是出自西汉景帝，是鲁恭王刘余这一支。但是，与刘备不同，刘表是货真价实的士大夫出身，年轻时代就已名气很大，和另上七位青年才俊一道被人并称为“八俊”或“八友”、“八顾”。
　　刘表也确实也有点本事。董卓之乱的时候，孙坚杀了荆州刺史王叡，荆州无主，刘表被中央政府任命为荆州刺史。虽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任命，但是能不能当得上这个荆州刺史却不一定。毕竟当时中央政府已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权。
　　刘表单枪匹马地到了荆州，可荆州各郡谁都不听他的。袁术占据着南阳，苏代占据着长沙，其余各郡也都被当地的土豪（宗贼）把持着。面对这种情况，刘表一方面拉拢了当地豪族蔡氏，另一方面听从了手下谋士蒯良、蒯越的建议，引诱各地宗贼头目前来开会，就在会上把到会的这些人（《后汉书》说是十五人，《三国志》裴松之注转引司马彪的《战略》说是五十五人）全部斩杀，然后将他们的军队兼并。然后，广施恩德，笼络人心。趁着北方各路诸侯还在想着讨伐董卓的功夫，刘表通过这样一系列地举措，在荆州站稳了脚跟。
　　脚跟站稳了以后，刘表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土皇帝生涯。他和他的远房亲戚益州牧刘焉一样，只想保住自己这一亩三分地，根本不图进取。他的这种行为，让很多后人都看不起。不过，正是因为他的保守，才让荆州地区在三国前期的十几年的时间里远离战乱，成为一方安乐之乡。中原各地的士人逃到荆州来避难的，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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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4 14:32:53

　　刘备其实也算一个。刘备来到荆州后，刘表像对待其他士人一样给了他不错的待遇，把他当作上宾，并让他屯兵新野。在这里刘备总算找到了一个安心发展自己势力的机会。
　　这个机会真是来之不易。早年在青州，是袁绍和公孙瓒争夺的前线。后来在徐州，刚想发展就被吕布在背后捅了一刀。再后来在小沛刚起步，就又被吕布扼杀于摇篮之中。接着到了曹操那里，被束之高阁，挂着虚职，所辖的领地也就够种种大头菜。好不容易逃出牢笼，到了袁绍那里，就跟着卷入了官渡之战。现在到了刘表这儿，总算是趁着曹操在北边收拾袁家班的功夫好好发展一下。
　　那么刘表能允许刘备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壮大起来吗？会不会像吕布那样发现一点苗头就一把掐死呢？
　　《三国志》在评论刘表时说他“外宽内忌”，并非能容人之人。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在官渡之战进入相持阶段的时候，刘表的手下韩嵩、刘先、蒯越等人都劝刘表归附曹操。刘表有些犹豫，于是就派韩嵩到曹操那里去打探虚实。韩嵩在临走之前对刘表说：“我觉得曹操肯定会成就大业。您如果想归附他，我就去；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到了京师，天子授给我官职，我就成了天子之臣，不再是您的手下，也就不能为您卖命了。您考虑一下。”刘表认为这是韩嵩不敢去，根本不听，非要他启程不可。结果韩嵩一去，果然就被任命为侍中（相当于政府办公厅秘书）兼任零陵（今湖南永州一带，属荆州）太守。韩嵩回荆州以后，就说曹操的好话，劝刘表把儿子送到许都去作人质，归附曹操。刘表认为韩嵩对他有二心，把韩嵩抓了起来，好在有人劝阻，又没从随行人员那里拷问出什么罪证，刘表这才没有杀他，但依旧给判了个无期徒刑。
　　对于刘备这位在自己身边悄然崛起的英雄，刘表怎么办呢？有记载说刘表曾设计杀刘备，但没有杀成。
　　这个故事记载在《世语》里面，说刘表请刘备赴宴，蒯越、蔡瑁准备在宴席上杀掉刘备，被刘备察觉。刘备假装上厕所，偷偷地溜走了。逃跑的路上不小心掉进了城西的檀溪水中，幸亏当时骑着一匹宝马的卢。这马一跃三丈，跳过了檀溪。这就是《三国演义》中刘皇叔跃马过檀溪这则故事的来源。
　　这个记载是不靠谱的。东晋史学家孙盛就反驳说：如果有这种事，刘备和刘表还能在一起相安无事六七年之久吗？可见这是“世俗妄说”，不是事实。
　　《三国志》的记载是“阴御之”，也就是对于刘备只是暗中提防，并没有痛下杀手。刘表虽然并不重用刘备，刘备几次提出建议，他也都没有采纳，但是也并没有任何限制刘备的部署，既没派人盯着刘备，也没派兵守着刘备，只是暗中防备着刘备，不让刘备大规模扩军也就是了。
　　在这种较为宽松的环境下，刘备得以在新野发展壮大起来。
　　荆州是中原士人的避难之处，知识分子很多。刘备在这里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招揽人才。其中最著名的人才当然就是卧龙先生诸葛亮。下一章我们就来讲讲这位卧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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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4 14:37:17

插个楼先——曹操第一个严重错误：放走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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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5 12:20:12

那么多人都走了。。。家庭就这么破裂了。。。“天灾”好可怕！！http://www.tquyi.com/thread-1740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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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5 12:21:12

第六章三顾茅庐
　　谈到诸葛亮出山这个事，用现在英语的说法是需要讲明白五“W”一“H”六大要素：When（什么时候）, What（什么事情）, Who（谁）, Where（什么地方）, Why（为什么）, How（怎么做的）。时间（建安十二年，即公元207年前后）、地点（荆州南阳郡境内）、人物（诸葛亮和刘备）、事件（加入刘备集团，并提出三分天下的战略）都基本上是比较清楚的，即使有争议，也不大。比如诸葛亮隐居的具体地点到底在现在的南阳还是襄阳，其实就是小问题。反正也隔得不远。况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但是，关于Why和How的问题，却很值得一谈。
　　我们先谈：诸葛亮是怎么到刘备那儿去的？
　　对于诸葛亮是怎么到刘备帐下的，历史上却有不同记载。
　　一种说法是大家几乎都知道的，刘备三顾茅庐去请诸葛亮。据《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载，在诸葛亮与刘备相见之前，刘备就已听说了诸葛亮的大名。当时荆州的名士水镜先生司马德超和深受刘备器重的徐庶都在刘备面前称赞诸葛亮的才华。
　　刘备是个爱才的人，于是就对徐庶说：“你赶快把他找来。”徐庶摇了摇头，说：“这个人怠慢不得，你最好亲自去请。”听了这话，刘备就亲自去找诸葛亮，而且去了三次才找着人。见了面一谈，诸葛亮就抛出了著名的《隆中对》（这个名字有些人可能不赞同，咱们后面再说）。刘备当即被诸葛亮的才华所折服，于是和诸葛亮“情好日密”，搞得老部下关羽、张飞还一度吃起醋来了。刘备就向他们解释道：“我有了孔明先生的辅佐，真是如鱼得水。”
　　从此诸葛亮就一心辅佐刘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另一种说法来源于《魏略》和《九州春秋》，说是诸葛亮主动跑去找的刘备。《魏略》说，曹操平定河北以后，诸葛亮知道曹操下一步就要向荆州下手了，而刘表性子慢又不懂军事，所以北上去找刘备。刘备并不重视诸葛亮，只把他当作普通的儒生，并未单独接待他。诸葛亮一直等到其他人都走了，刘备也没主动问他话，居然自己做起手工活来了，拿着个牛尾巴毛在那编织工艺品。电影《赤壁》里刘备没事编草鞋的桥段大概就出自于此。
　　诸葛亮见刘备不理自己，就上前说：“您应该有大志向，不会只想着做手工活吧？”刘备把手头的东西一扔，道：“这是什么话呀？我不过是借此忘忧而已。”诸葛亮接着就问刘备：“你觉得你自己和刘表比不比得上曹操？”刘备当然回答：“不如”。诸葛亮就说了：“既然如此，你军队不过千人，还在这儿编工艺品，不做准备？”刘备苦笑道：“我也发愁啊，但没办法呀！能怎么办呢？”于是，诸葛亮就给刘备出主意，说荆州有很多人都不在户藉里，搞一个人口普查不就能充实户口，从而多征兵了吗？
　　刘备一听，觉得是个好办法，依计而行，果然实力大为扩充。从此就把诸葛亮当作上宾了。
　　两种说法背道而驰。
　　绝大多数人都采信第一种说法。比如裴松之就在摘录了这些记载之后说，很明显不是诸葛亮先去找的刘备，能产生这种说法，真是太奇怪了。相信第一种说法的人，理由非常简单。因为诸葛亮的《出师表》上明明白白地写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出师表》是初中语文课文，大家都比较熟悉，不必多作解释。这不是诸葛亮写的自传，可以随便说说，自我炒作，这是给皇帝的奏折，能说假话吗？如果没有这事，诸葛亮编出来忽悠后主刘禅，那是欺君之罪。别忘了，刘备当时的老部下还有不少人活着呢，比如赵云。他们对这事清楚得很，诸葛亮能瞎编吗？既然不是瞎编，那么三顾茅庐之事，就肯定是事实。
　　但是，也有一些人支持后一种说法。比如有个叫刘啸的人就写了一篇《“三顾茅庐”质疑》。这篇文章里摆了三条理由。第一，诸葛亮肯定要出山，而刘备则是他最愿意选择的老板。如果一定要等刘备三顾茅庐才肯出山，这不等于说：“你刘备不来请我三次，我就在南阳种地算了。”这是说不通的。第二，刘备虽然急需人才，但是作为领袖，他需要的是一群人，并不一定非得是谁不可；而诸葛亮作为谋士，需要的是一个领袖，在当时看来只有刘备。所以说诸葛亮的选择余地比刘备小。第三，诸葛亮发现刘备应该比刘备发现诸葛亮早。既然机会难得，他怎么能在家里坐等“三顾”？当时形势危急，诸葛亮怎么会在隆中摆架子？
　　易中天先生认为，后面一种说法“也是轻易否定不了的”。所以他就提出一种折衷的说法，即先是诸葛亮“登门自荐”，但刘备虽然采纳了他的建议，但并没有重视诸葛亮。诸葛亮求职未果，就又回去了。等到刘备意识到诸葛亮是个人才，才“三顾茅庐”。这个猜想连易先生自己也承认“太大胆了一点”。
　　其实，大家认为“三顾茅庐”于情理不符，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认定诸葛亮必定出山。我们要反问一句，为什么诸葛亮就一定要出山呢？当时有很多终身不仕的隐士，《后汉书-逸民列传》里有很多这样的人物。在诸葛亮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人，比如水镜先生。
　　有人提出，诸葛亮不是自比管仲、乐毅吗？管仲是齐国名相，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乐毅是战国时期的名将，率燕国大军几乎灭掉了强大的齐国。这志向很明确，就是要辅佐明君，平治天下。既然有这么大的志向，怎么会呆在家里不出山呢？
　　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事实，即齐桓公用管仲和燕昭王用乐毅正是君主礼贤下士的典范。
　　管仲最初并非齐桓公的手下，而是于齐桓公争位的公子纠的手下。为了争夺继承权，管仲还射了齐桓公一箭，如果不是被衣服上的带钩挡住了，齐桓公就死在管仲手里了。齐桓公继位以后，鲁国人因为害怕齐桓公报复，就把依附于鲁国的公子纠杀了，管仲也成了阶下囚。在这种情况下，鲍叔牙向齐桓公举荐管仲，并说：“您如果想成就霸业，那非得管仲辅佐不可。”于是，齐桓公就派人告诉鲁国，说管仲和我仇深似海，我非得亲手杀了他才甘心，你们给我把他送来。就这样，齐桓公得到了管仲，并举行了很隆重的仪式任命他为大夫，主持政务。
　　乐毅的情况也差不多。当时燕昭王在幽州筑起高台求贤，求职信息传遍了大江南北。唐代诗人陈子昂写诗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说的就是此事。乐毅本来是赵国人，由于赵国发生了政变，局势不稳，所以避难于魏国。他听到了这个消息后，就想去看一看。注意，他并没有屁颠屁颠地去向燕昭王递交履历表，而是找了个机会以魏国使臣的身边出使燕国。燕昭王见到乐毅以后，发现这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对他特别好，请他留在燕国。乐毅一开始并没有同意，推辞多次以后才答应委身为臣。
　　既然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那么在他看来，他就应该得到管仲、乐毅这样的待遇，是你来找我，而不是我去找你。如果你不来找我，我就在茅庐里过一辈子，又如何呢？况且，实际情况是，刘备等不得，而诸葛亮等得。刘备已经年近半百，诸葛亮才二十出头；刘备不迅速强大起来，就被消灭，而诸葛亮等到天下太平了再出山为官又有何不可？在当时的选举制度下，以诸葛亮的名气（即使不出山，十几二十年后，他的名气也只会更大，而不会小）何愁不被朝廷征召？至于汉室是存是亡，代汉者是谁，与诸葛亮又有什么直接利益关系？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一个情况，当时存在着士人故作清高的社会风气。征辟制度是汉代的一项重要的人事选举制度，就是由朝廷聘请社会贤达出来做官。按照请帖由谁下，又分为天子征召与三公辟举。征辟一开始也确实选拔出了一些人才，但后来就成为“上则以此沽求贤之名，下则以此钓清高之誉”的形式了。许多人政府三次、四次征辟，不是称疾不就，就是连年不应，而政府方面，你越不应，我越要征，每年都下帖子。为了博了个好名声，朝廷上下忙得不亦乐乎。诸葛亮要刘备“三顾”之后才为他效命，是否也有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在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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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5 12:21:48

　　三顾茅庐的说法还有两个另个生疑的问题。第一，从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到荆州，刘备就一直呆在荆州，为什么要等到曹操大军将至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才想起来去找诸葛亮？六七年的时间，早干嘛去了？第二，《魏略》上的这则故事言之凿凿，是否应该被轻易否定呢？
　　先看第一个问题。
　　是不是找不到呢？肯定不是诸葛亮虽然隐居，但既不是躲避仇家追杀，也不是躲在无人之处练九阴真经之类的神功，他与荆州士人常有来往，怎么可能找不到？别的不说，徐庶就和诸葛亮交情很好，诸葛亮住在哪儿，问徐庶不就完了吗？为了在逻辑上给刘备寻找诸葛亮制造难度，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就来了个徐庶“走马荐诸葛”。不过，这又让人觉得徐庶很不地道，自己在刘备手下就不推荐诸葛亮，自己要跳槽走的时候才推荐。我最初看《三国演义》的时候就认为徐庶肯定是忌妒诸葛亮、怕他来跟自己抢饭碗的。后来一看正史，原来徐庶和诸葛亮其实是一起辅佐刘备，直到当阳兵败，徐庶的母亲被曹兵抓了，徐庶这才离开。
　　是不是刘备不想见呢？有人是这样认为的。当代历史学家尹韵公先生就认为，刘备虽然听说过诸葛亮，但人们的评价不一。徐庶、司马徽等人很看好他，但是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诸葛亮有多高明。同时，诸葛亮也担心刘备的圈子太严实，他插不进去。易中天先生补充了一个年龄问题，认为让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去上门拜访一个二十多岁的人是难为刘备了。也就是说，刘备不想见。
　　但是，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见一见有何不可？刘备在荆州过得比较安逸，以至于都感叹自己长出赘肉来了。难道就不能抽出一点时间去见一下这位卧龙吗？权当春游踏青也可以嘛。况且，无论诸葛亮是否真的有才华，亲自去上门拜访本身就有价值。
　　《战国策》里记载了郭隗对燕昭王讲的一则故事。说，古时候有一个君主，用千金求购千里马，但三年也没有得到。有一名官员就毛遂自荐为君主去找千里马。过了三个月，找到了一匹千里马，可惜马已经死了。这个官员，花了五百金把马头买了下来，回去复命。君主大怒，说：“我要的是活马，你买个死马脑袋回来干什么？还花了我五百金。”官员答道：“死马都花五百金买，何况活马呢？消息一传出去，天下人都知道您肯花大价钱买千里马，所以很快就有千里马送上门了。”果然，不出一年，就来了三匹千里马。
　　对于刘备而言，登门去拜访一位据说很有才华的年轻人，就像上面故事里的这位君主买死马一样，这是多好的广告啊，是多漂亮的政治秀啊。即使诸葛亮名不副实，其他真正的人才也必然愿意为刘备效力。刘备怎么会放过这种大秀自己求贤若渴风范的机会？
　　那么，既然不是找不到，也不是不想见，为什么直到来到荆州六七年以后的建安十二年才去找诸葛亮呢？答案很简单，其实，诸葛亮与刘备初次相见并非是在建安十二年。
　　最早提出他们相见是在建安十二年的人是裴松之。这个结论是由《出师表》中“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这句话推算得出来的。后人一般也就继承了这个说法。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准确。
　　一是《出师表》写于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从这一年向前推二十一年，应该是在公元206年，即建安十一年，而非建安十二年。裴松之在里只数了年头，算的是虚岁。按这种数法，如果从发生在前一年的事情算起就要写作：“尔来二年矣”，岂不可笑？当然，也不排除古人（包括诸葛亮在内）都是这么数的。这个可以存疑，关键在下面。
　　二是这二十一年未必是从两人初次见面算起的。《出师表》中写的是：“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也就是说，从诸葛亮“受任”、“奉命”为刘备效命算起是二十一年，在此前两人是否见过、谈过呢？
　　这就涉及如何理解“凡三往乃见”这句话了。我个人的理解是，“总共去了三次才见到”。有人可能会提出疑议：第一，《出师表》中写的“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和陈寿的《上〈诸葛亮集〉表》中写的“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从字面上理解，并不是只谈了一次而是三次或多次。第二，著名的《隆中对》也不可能是初次见面就这么谈的。至少，诸葛亮那让刘备从刘表手中抢占荆州的主意，岂能轻易说给人听？而刘备听到一个陌生人（这人还是刘表的亲戚）说出这话，又岂能不疑心是刘表设的局？
　　其实，说刘备总共去了三次才见到诸葛亮，并不与上面说的两条相矛盾。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三国志-诸葛亮传》里的“三往”是实指去了三次，而《出师表》和《上〈诸葛亮集〉表》中的“三顾”是虚指多次请教。也就是说，刘备去了三次才找到诸葛亮，然后又多次上门请教“当世之事”。因此，诸葛亮受到感动，这才出山辅佐刘备。出山之时，已是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至于刘备何时去找的诸葛亮，那恐怕是建安九年、十年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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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5 12:22:28

　　再看第二个问题，《魏略》上的这个故事是否应该被否定呢？
　　必须承认，《魏略》并不是一部非常严密的史书，可信度不如《三国志》。举一个例子，《魏略》上说后主刘禅是刘备在小沛的时候生的。后来在战乱中和刘备失散，被人贩子卖到了汉中。买刘禅的这个人名叫刘括。他把刘禅当作养子，还为刘禅娶妻，后来还生了一个儿子。刘禅还记得他爹叫刘玄德。后来，等到了刘备得了益州以后，派手下到汉中出差，把刘禅叫过去一问，过去的一些事都能说得差不多。于是，就把刘禅接回了成都，而且立为太子。裴松之对这一段的评价是“妄说”，也就是胡说八道。别的不说，年纪就对不上了。刘禅十七岁登基，这是有很多证据相互应证的。
　　但是，并不能因为《魏略》记载有一次胡说八道，就完全否定它提供的一些历史线索。即使是上面这则关于刘禅的传闻可能也并非空穴来风。我们知道，刘备曾经四失妻子。第一次是下邳被吕布偷袭，妻子儿女都被吕布俘获了，《三国志》的记载是“布虏先主妻子”；第二次是在投靠曹操以后进攻吕布，被吕布的手下高顺打败，“复虏先主妻子送布”，妻儿又被送到吕布那儿去了；第三次是刘备占了徐州反曹，结果曹操亲征，刘备自己先跑了，关羽和刘备的妻儿都被俘，《三国志》记载：“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第四次是在当阳，曹军一来，刘备又弃老婆儿女于不顾，“先主弃妻子”，自己先跑了，幸亏赵子龙是个负责人的卫队长，“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注意，只有最后一次所弃的“妻子”里包括刘禅（前几次他还没生）。而史书上刘禅只有两个弟弟，并没有哥哥，那么，前面三次的“妻子”里的“子”是谁？可见，刘备确实可能有儿子流落民间，尤其是妻儿被曹操所俘获的那一次。因为事实上并没有关羽送“嫂子”回到刘备身边的历史记载。
　　我既不否定《三国志》，又不否定《魏略》，但也不认可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中的猜测。我认为历史的真相是：早在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当时诸葛亮二十三岁）左右，刘备就从水镜先生和徐庶那里听说了诸葛亮很有才华，于是去拜访诸葛亮。去了三次，才见到诸葛亮。但是，双方并没有一见如故，也许诸葛亮已经认可了刘备，但刘备当时并未认可诸葛亮。毕竟诸葛亮当时太年轻，而且第一次见面也不可能深谈。
　　要注意，并不是说所有的好搭档都是像郭嘉见曹操那样一拍即合的。比如，秦孝公初次见商鞅的时候，商鞅口若悬河，但秦孝公却听得直打瞌睡。会见结束以后秦孝公对推荐商鞅的景监大发脾气，说：“你推荐的是什么人啊？根本没用！”但见过几次以后，秦孝公的态度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终其一生对商鞅信任有加。如果不是秦孝公在背后始终如一地支持，商鞅变法也不可能那么成功，那么彻底。
　　在最初的面会当中，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比如探讨的话题、会见的气氛、双方的心态等等），诸葛亮并没有让刘备眼前一亮。这次会见以后，刘备就回去了。《魏略》上说刘备与诸葛亮“非旧”，并不是说他他们相互不认识，而是没有太深的交情。两人只见过一次，谈过一次，所以“非旧”。
　　到建安十年或十一年初（公元205年、206年），即《魏略》上所说的“曹公方定河北”之时（曹操平定冀州是在建安十年的正月，平定幽州是在建安十年的八月，平定并州是在建安十一年的三月），诸葛亮出于保护荆州的目的（这一次他并不是去求职的），主动去找刘备，建议他进行人口普查，充实兵力。这个建议让刘备真正认识到诸葛亮的能力确实超群。于是，刘备才“以上客礼之”，并在此之后多次上门求教。刘备的诚心最终打动了诸葛亮。建安十一年（如果诸葛亮在写《出师表》时也是数年头，那就是在建安十二年），诸葛亮终于正式加盟刘备集团，并为刘备作出了重要的战略规划，即后世熟知的《隆中对》。
　　至此，诸葛亮是怎么到刘备那里去的，我个人的观点已经讲完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诸葛亮为什么会选择刘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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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5 12:24:27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谈一下选择标准。现代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需要有多重层次。人们作出选择就是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与之相对应，无论选择什么，包括择业、择偶、买东西的选择标准也会不同。就拿买小汽车来讲，满足代步的需要是一个层次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选择的话，那么就要求质优价廉，即耐用又便宜，我们可能会选择捷达这样的车。在满足代步需要的基础上，满足娱乐、休闲的需要，又是一个层次。以这个标准来选择的话，那么汽车的操控性、舒适性就要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时候就可能选择福克斯、高尔夫这样的车了。在这个基础上，满足体面甚至炫耀的需要，他们就得买中高档车、豪华车，比如奔驰、宝马。
　　谋士、大臣们选择效忠的对象，也是要满足他们各自不同的需要，因此有不同层次的标准。我将这些需要分作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满足基本保障的需要，也就是讨碗饭吃。他们的标准很简单，谁能给我保障，我就效忠谁。就跟很多大学生毕业找工作一样，不求未来能够怎么样，只求现在有碗饭吃或者落户在大城市。这是最低标准，也是很多水平一般的谋士都采用的标准。但也有一些高级谋士采用这个标准，比如贾诩。
　　贾诩最早是跟着董卓的女婿牛辅，牛辅死后，他向牛辅手下领兵的李傕、郭汜、张济等人建议杀回长安。李傕当权以后，贾诩在李傕手下官拜尚书、光禄大夫、宣义将军。贾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够提前意识到危险。李傕劫天子的这通胡闹让他感觉到了危险随时都会降临，于是跳槽到了将军段煨手下。在段煨手下呆了一段时间，贾诩再次跳槽，到了张绣手下。
　　在这次跳槽的过程中，贾诩毫不隐讳地讲出了他跳槽的原因。贾诩说：“段煨生性多疑，对我并不放心，虽然表面上礼敬，但时间一长，却可能暗地里对我下毒手。我跳槽走，他肯定高兴。同时，他希望我为他在外结交援军，所以肯定厚待我的家人。张绣缺的就是谋士，肯定也愿意我去帮忙。我这一去，自己和家人都安全。”可见，贾诩在择主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后来贾诩知道张绣不是曹操的对手，因此劝他投降曹操，并从此改投曹操门下，也不能说不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
　　贾诩一生都将“安全第一”放在首位，为人处世都非常低调。在李傕手下，李傕要为贾诩封侯，要任命贾诩为尚书仆射（相当于现在的副总理），贾诩都拼命推辞。在曹操手下，贾诩同样是夹着尾巴做人，社交活动很少，就连子女结婚也不结交世族豪门。
　　乱世之中，安全最重要。像贾诩这样的以保护自己及家为最高人生追求的人，被人称为“三国史上最聪明的人”，也非没有道理。但是，人的确是应该有更高追求的。在获得自身保障的同时，还有名和利的追求。这就是第二个层次的需要，对权力、地位的需要。还是拿大学生求职来作对比，就相当于找一个有前途的岗位。这是大多数高级谋士的追求。
　　比如周瑜和鲁肃。周瑜最初是袁术的手下，周瑜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袁术将来不可能有所成就，这家公司迟早要被人家兼并，于是他就找了个机会离开寿春，到居巢（今安徽省巢湖市）当县长，然后就开始跟随孙策打江山。后来他在在劝鲁肃投靠孙权的时候就说：“当年马援在回答光武帝的问话时曾说：‘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现在孙权礼贤下士，广招能人异士，而且我曾听说，承运代汉者，必兴于东南。这正是攀龙附凤的时候”。言下之意，跟着孙权这位可能成就帝业的人，就能够飞黄腾达。鲁肃被周瑜所言打动，也就归附孙权。
　　再比如郭嘉。郭嘉最早是到袁绍那里求职的，不过见了袁绍以后，他对辛评、郭图说：“聪明人要知道如何选择自己的老板，这样才能进退自如，成就功名。袁绍虽然愿学周公礼贤下士，但却没有掌握用人的精要。优柔寡断，好谋无决，想跟着这种人一起平定天下，难啊！”
　　从上面这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追求功名的这些谋士在选择效忠于谁的时候，都非常重视这位君主的能力。他们知道，跟随的这个政权没有前途，也就不可能获得权力和地位。
　　除了以上两种需要以外，极少数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是有政治信仰、政治信念的人。这些人甚至会为了自己的政治信仰而置生死于不顾，更别说功名了。
　　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这样的人。革命战争年代，那些老一辈的革命家，投身革命为的就一个信念。比如贺龙元帅，参与南昌起义之前，已经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了，从自己的功名、身家性命考虑，有什么必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参加革命？
　　在古代，在没有什么“主义”的年月，也有很多这样的人。比如方孝孺。公元1402年，明成祖朱棣推翻了侄儿明建文帝的统治，篡夺了皇位。作为建文帝的臣子，方孝孺闭门不出，拒绝承认朱棣的统治。朱棣命方孝孺拟定即位诏书，方孝孺拒不从命，最后全家被杀。临死前方孝孺写下绝命诗：“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鸣呼哀哉兮庶不我尤！”他宁可全家族都死，也不选择效忠朱棣，这就是政治信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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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5 12:25:11

补充一下：
　 在《三国志》里关羽、张飞、赵云三人就是放在一起的。

　　关于赵云，要多说几句。赵云在当时虽不像关张的名气那样大，也不像演义中那么神勇，但绝对是刘备集团中核心将领之一。至于后来在官位上未能与关张同列，主要的原因在于马超名气大且刚归附、黄忠则刚立大功，而赵云历来政治素质高，不争名夺利（这一点刘备非常清楚），所以在只有四个位置的情况下作了牺牲。

　　刘备对于赵云极其信任，在大多数时候都将家眷托付给他（赵云来之前是托付给关羽）。长坂坡时，刘备不但不相信赵云背叛自己，而且对这么说的人大打出手。“子龙一身都是胆”，也不是小说家编出来的话。

　　所以说，把赵云拔高到超过关张的地位，比如有人说应该留赵云守荆州，是不正确的；但是认为赵云远不及关张，也不恰当。

　　在所谓五虎将中，关羽当然是老大，张飞和马超基本同列（这话是诸葛亮说的），黄忠等而下之，与赵云相当（关羽就看不起黄忠，而陈寿则称“黄忠、赵云强挚壮猛，并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欤？”）。不过，在刘备集团中的实际地位，马超恐怕最低。此人自投降过来以后就没有正儿八经领兵打过仗，显然刘备只是养着他，并不重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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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5 12:25:46

　　在三国时代同样不缺乏这样的人。比如荀彧。荀彧的政治理念在他劝曹操迎奉天子的时候，说得非常清楚：“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所谓“奉主上”、“秉至公”、“扶弘义”，也就是尊奉天子、大公无私和伸张正义。谁能够遵循、实施荀彧的这种政治理念，荀彧就会支持谁、辅佐谁。最初荀彧弃袁绍而追随曹操，因为袁绍先是想另立别人为皇帝，后来又想自立为皇帝，这种不臣之心早被荀彧所看穿。而曹操在荀彧看来，不但“首倡义兵”而且“心无不在王室”，所以，荀彧当然要追随他。

　　然而随着曹操权力越来越大，野心也越来越大，荀彧和曹操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当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曹操授意手下董昭等人提出授自己公爵的提案的时候，荀彧就明确表示反对，他说：“曹操起兵本来是为了匡扶汉室，安定天下，应该忠于皇帝、懂得退让。提议封曹操公爵，是害他而不是爱他。不宜如此。”这话使曹操很不满意，不久之后，荀彧就莫名其妙地死了，而在荀彧死后的第二年，曹操就当上了魏公。

　　至于荀彧是忧郁而终还是被迫自杀，历史上没有定论。但无论怎么样，荀彧用他的死，证明了他是一个有政治理想、政治信念的人，是一个为他的政治理想、政治信念而选择了追随和辅佐曹操的人，是一个因为他所支持的人背叛了他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而走向死亡的人。

　　贾诩为了保障而先后选择了李傕、段煨、张绣和曹操；周瑜、鲁肃和郭嘉为了功名而分别选择了孙策、孙权和曹操；荀彧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信念而选择了曹操。诸葛亮选择刘备又是属于其中的哪一种情况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知道诸葛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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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5 12:28:40

　　首先，诸葛亮是一个具备极佳从政条件的人。
　　第一个有利条件是家庭出身。
　　诸葛亮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父亲诸葛珪官至郡丞（相当于现在地级市的副市长），叔叔诸葛玄也当过太守（相当于地级市的市长），与袁术、刘表的关系都不错。这样的家庭出身，一方面能够使诸葛亮从小接受比较好的教育，另一方面也保证了诸葛亮自小就衣食无忧。
　　诸葛亮虽然“躬耕于南阳”，但绝对不是一个农民，所谓“躬耕”不过是亲自参与农业生产，并非以从事农业生产为生。魏晋时期的士人，有很多是有一些业余爱好的，比如嵇康就喜欢打铁，但不能说他是铁匠吧。再比如陶渊明也在家种田，但依照其“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生产水平，恐怕也无法维持正常生活（后来陶渊明穷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火灾）。
　　这样的家庭出身，当然很有利于找工作。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和从弟诸葛诞都是三国时期赫赫有名的人物，而且一点儿也没沾诸葛亮的光。诸葛瑾是投靠了孙权，诸葛诞则是在曹魏做官。
　　第二个有利条件是长相出众。
　　史书记载诸葛亮“身长八尺，容貌甚伟”，而且有“英霸之气”。可见，不但身材好，一米八四，容貌五官长得帅气，而且很有气质。这样的外表，即使放在今天，在面试的时候也肯定是要加分的。
　　虽然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至今都一直讲不要以貌取人，但是仪表堂堂的人往往比那些容貌平平的人更容易获得用人者的青睐，更别说与那些长得很对不起观众的人相比了。
　　举一个例子，韩信当初在刘邦军中当一个小官，结果因为犯了法被判死刑。同案的十三个人都被斩了，轮到韩信的时候，韩信就对监斩的滕公说：“主上不想要天下了吗？为何要斩壮士？”滕公一听这话，心中觉得有点奇怪：“这不是一般人说的话呀”，定睛一看韩信，果然相貌堂堂，就觉得此人是条汉子。《史记》上用了三个字：“壮其貌”，于是就不但没杀韩信，而且还推荐韩信当了治粟都尉（大概相当于后勤部长）。试想，如果韩信不幸长得比较普通，那恐怕后来就不可能叱咤风云了。
　　三国时代也有因为长相而受益的人物，比如陶谦。他由于长得帅，得到了苍梧太守甘公的垂青，招为女婿。甘太守的老婆这门亲事很不满，说：“怎么能把女儿嫁给这种二流子？”甘太守解释道：“他长得一表人材，将来必成大业。”
　　第三个有利条件是有一个不错的关系网。
　　诸葛亮的丈母娘是刘表老婆的亲姐姐，出自荆州望族蔡氏。蔡氏在荆州尤其是在襄阳的势力非常大，刘表之所以能够在荆州站稳脚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及时拉拢了蔡氏，不但娶的蔡氏之女而且重用蔡瑁。诸葛亮的老丈人黄承彥，也是当时的名士，否则他也不可能娶得到蔡氏之女。
　　不光诸葛亮自己的婚姻给他带来良好的社会关系，诸葛亮姐姐们也都嫁得不错。他的大姐嫁到了当地望族蒯氏，而二姐则嫁给了当时名士和望族庞德公的儿子。
　　不但如此，诸葛亮的朋友也不是一般人。比如崔州平，是太尉崔烈的儿子。徐庶、石韬、孟建，后来也都当上省部级的高官。
　　出身于世家大族，人又长得帅气，和蔡氏、蒯氏和庞氏这荆州三大豪门都有姻亲关系，再加上有这么多优秀的同窗好友，诸葛亮想谋个一官半职会有困难吗？
　　诸葛亮的从政条件和贾诩孤身一人在狼窝里辗转腾挪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贾诩就好比一位从穷山村里考出来的大学生，只要有工作，他就去，先找到一个，再慢慢跳槽；而诸葛亮则相当于富二代里的高材生，不找工作也能过得很好。所以，贾诩式的选择标准是不适合诸葛亮的，他不会为了混口饭吃而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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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5 12:29:43

　　诸葛亮不但是一个有极佳从政条件的人，而且是一个在政治上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魏略》上讲诸葛亮曾经对他的三个朋友石韬、徐庶、孟建说，你们从政可以做到刺史、郡守。三人就反问诸葛亮：“你的志向是什么呢？”诸葛亮只是笑，并不回答。给人的感觉，潜台词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只是因为这三位是自己的朋友，不好把他们比作“燕雀”。
　　那么诸葛亮的志向是什么呢？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是说年轻时代的诸葛亮经常自比管仲、乐毅。管仲是什么人？齐国名相，帮助齐桓公取得了霸主地位。乐毅是什么人？燕国名将，以弱胜强，一举攻陷齐国七十多座城池，几乎灭掉齐国。从表面上看，既然自比名相、名将，那么诸葛亮的志向当然就是：“辅佐贤明，廓清四海，平治天下，定鼎中原”（易中天语）。
　　可是，仔细一想，也有疑问。《三国演义》里面司马徽在向刘备推荐诸葛亮的时候说：“以吾观之，不当比此二人。我欲另以二人比之。”哪二人呢？司马徽的答案是：“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也。”这就令人感到奇怪，如果说姜子牙实在太遥远了，事迹很多是神话故事，不提也罢，那么依照后来诸葛亮的成绩，他也完全可以自比张良，而事实上诸葛亮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无论当时还是后世）远胜于张良，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张良和管仲、乐毅的区别何在？
　　区别一：张良辅佐刘邦建立了新的王朝，而管仲和乐毅没有。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管仲在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口号——尊王攘夷，始终将周天子放在崇高的地位，可谓真正的“奉天子而令不臣”。
　　区别二：张良背叛了自己的君主，而管仲和乐毅没有。张良是韩国人，在反秦的起义中，最初也是在韩王成的帐下，但是他最后却跑到关中去辅佐刘邦。相反，燕昭王死后，乐毅虽然在燕国无容身之地，但却至死不与燕国为敌。
　　明白了这两个区别，我们就应该知道诸葛亮的核心政治理念是忠诚，他的志向是匡扶汉室，而不是帮助建立一个新的政权。从这个政治理想出发，就可以淘汰很多人，包括刘表、刘璋、孙权等。其中尤其要重点讲一下的就是孙权。
　　按照求功名的标准，孙权是合格的。以当时诸葛亮的能力，到孙权集团里也可以平步青云，而且兄弟二人一起为孙权效力，不但可以在感情上相互交流，避免每逢佳节倍思亲的痛苦，而且可以在政治上相互扶持。这样好的选择，诸葛亮为什么说不呢？
　　有人讲诸葛亮不到孙权那里去是因为孙权不能满足诸葛亮为首席谋士的要求。他们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据记载，赤壁之战的时候，诸葛亮出使东吴，张昭就向孙权推荐诸葛亮，但诸葛亮谢绝了。有人就问诸葛亮为什么不留下来。诸葛亮回答道：“孙权确实是一位出色的领袖，但是，‘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所以我不留在他身边。”诸葛亮给出的答案是：“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有人就理解为：孙权能够礼敬诸葛亮，但不能使诸葛亮发挥全部才能。为什么不能呢？因为诸葛亮要当首席谋士，而孙权这边张昭的首席谋士地位是无人可以撼动的。
　　这种理解，说得不好听一点，叫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裴松之在引用完这条史料之后，就发表了自己的评论，认为这话说的不是事实。他说：“诸葛亮与刘备这一对君臣，心心相应，世间少有，谁能离间他们？假如孙权能放手让诸葛亮发挥自己的才干，难道诸葛亮就会留下吗？纵观诸葛亮一生，怎么也不可能干出这事来。当年关羽在曹操那里要什么有什么，还不忘旧主，难道诸葛亮连关羽都不如吗？”裴松之认为诸葛亮一生，“忠”字当头，他选择了刘备之后，就不可能再背叛刘备另投孙权。这则史料中诸葛亮的话与诸葛亮平时的行为有比较大的反差，不太可信。
　　即使诸葛亮确实说过这话，“不能尽亮”也可以有另外的理解。既可以理解为“不能让我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也可以理解为“不能让我实现自己的理想”。我认为后一种理解可能更接近于诸葛亮的本意。
　　为什么说前一种理解并不正确呢？第一，这种理解的前提是：诸葛亮要当首席谋士。这个前提没有任何依据。诸葛亮在出山以前，没有向包括刘备在内的任何人要过待遇。他的志向“自比管仲、乐毅”，也并不能说明他一出山就要当总理吧。
　　第二，任何大人物都是从基层做起的，诸葛亮不可能因为张昭占据高位就放弃孙权。一方面，诸葛亮自己也不是一开始就挑大梁的。最初在刘备集团里他连个正式的官职都没有。在赤壁之战以后，诸葛亮被任命为军师中郎将，官阶也在关、张、赵之下，并且只负责在后方做后勤工作。刘备在前方打仗依靠的是庞统和法正。另一方面，诸葛亮根本没必要和张昭比。张昭生于公元156年，比诸葛亮年长25岁。诸葛亮将张昭当作自己的竞争对手，就好比一个刚进公司的大学毕业生和公司的副老总去比，或者一个NBA的新秀想一上来就取代科比的地位。现实吗？诸葛亮会这么目中无人吗？在东吴阵营里真正和诸葛亮可以相比的是陆逊。陆逊比诸葛亮小两岁，诸葛亮出山那会儿，还是个无名之辈，但最后却位极人臣。
　　同样的道理，那些认为在诸葛亮是因为在曹操集团里发展空间不大而不投靠曹操的观点也不正确。曹操手下确实谋士如云，但是年纪比诸葛亮小的却没有。几个主要谋士，荀彧生于163年，比诸葛亮大18岁；荀攸生于157年，比诸葛亮大24岁；程昱生于141年，比诸葛亮大40岁；贾诩生于147年，比诸葛亮大34岁；被曹操认为可托后事的郭嘉生于170年，也比诸葛亮大11岁，而且在公元207年就病死了。在曹操阵营里唯一可以与诸葛亮相提并论的是比诸葛亮大两岁的司马懿，他在赤壁之战那年才到曹操手下做事，也不过是个文学掾（相当于秘书）。
　　有人会问，当年孟建要到曹操那里去谋职的时候，诸葛亮不是说：“中原士大夫很多，何必要回去呢？”而后来，诸葛亮在听说徐庶等人在曹魏官并不大的时候又感叹说：“魏国真是多士啊，这些人怎么都没受重用啊！”
　　单独一句话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必须放到上下文里去理解。前面这话是对孟建说的。孟建在诸葛亮眼里充其量也就能当一个郡守、刺史，既然是当一个郡守，留在荆州当不是一样吗？中原像你这样能力的人多得很，裴松之就说：“这是诸葛亮为孟建考虑的。如果以为这话说的是他自己的心声，那就不对了。”后面这句话，是诸葛亮当上丞相以后说的话，一方面是在替自己的友人惋惜，另一方面也出于对曹魏人才鼎盛到浪费人才地步的忌妒。并不是说魏国人才很多，诸葛亮就不能在魏国成就功名，毕竟徐庶、石韬在诸葛亮眼中比起自己来还差得很远。正如裴松之所说的：“如果诸葛亮投身曹营，连陈群、司马懿都无法与他相比，更何况其他人？”
　　可见，如果要选择成就功名，无论投靠孙权还是投靠曹操都是比较好的选择。依诸葛亮的才能，投曹操，司马懿基本上可以靠边站了；投孙权，陆逊也上不了位。不但如此，比起刘备来，曹操和孙权的基本条件都要好得多，一个已经统一了北方，而且“挟天子而令诸侯”，另一个占有江东，“国险而民附”，论前景都比寄人篱下的刘备强，没有放弃孙曹两家而独独选择刘备的道理。
　　选择刘备，唯一的理由就是刘备与诸葛亮在政治立场上是一致的或者接近的，即复兴汉室。不过，孙权割据江东，谁都看得出他无心复兴汉室，那么曹操呢？在曹操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他可没有暴露出要篡权的野心哟。诸葛亮为什么不去投靠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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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5 12:30:44

　　我觉得可以从诸葛亮幼年的经历着手来解释这个问题。诸葛亮是瑯玡阳都（今临沂市沂南县）人，母亲死得早，八岁左右父亲也去世了，从小跟着叔叔诸葛玄在家乡生活，一直到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才跟着叔叔离开家乡到豫章（今江西南昌），后来又到了荆州。而我们知道，在诸葛亮离开家乡之前的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和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两次率军侵入徐州，并且实施了大规模的屠杀。瑯玡是徐州的一部分，在曹操第二次进攻徐州的时候，史书明确记载曹军兵锋直指瑯玡。此外，瑯玡在徐州北部，从瑯玡到豫章必然会经过被血腥屠杀过的彭城（今徐州）等地。我们试想，当时这种大屠杀之后尸横遍野、满目疮痍的场景，会给当时十三、四岁的诸葛亮留下怎样的印象？在他幼小的心目中，曹操是一个英雄还是一个坏蛋？曹操嗜杀的个性，注定不能与诸葛亮爱民如子的情怀相一致，诸葛亮当然也就不会选择他。
　　排除了众多诸侯之后，只剩下一个刘备。但是，诸葛亮并不是非出山不可，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领袖，他并非没有终身隐居于隆中的可能。郭沫若先生曾在游览古隆中之后就这样写道：“诸葛武侯隐居隆中时，躬耕自食，足与陶渊明先后媲美。然陶令隐逸终身，而武侯则以功业自见，盖时令使然。苟陶令际遇风云，未必不能使桃花源实现于世，如武侯终身隐逸，致力于诗，谅亦不逊于陶令也。”
　　那么刘备有什么吸引了诸葛亮为他终生效忠呢？
　　首先是刘氏宗亲的金字招牌。虽然在现代人看来，皇帝凭什么就只能姓刘，不能姓张、姓王？但是在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末年，在那个儒家思想统治一切的时代，相当一部分士人认定了皇帝就只能姓刘。一旦有人跳出来要篡汉自立，就一定会受到唾弃。刘备作为宗室成员，虽然这个谱系并不可靠，但他这个皇族身份还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江湖地位还在。有了这个帝室之胄的金字招牌，他就最多只能篡汉献帝的位，而不能篡汉，汉朝的牌子不会变。假如刘备真的一统天下，那么他的这个汉与刘邦的汉、刘秀的汉可以并称“三汉”（现在不是称“两汉”吗），也可以称之为汉室中兴。这个政治优势是曹操、孙权没有的。
　　其次是刘备真正能礼贤下士，得人心。刘备在平原的时候就很得人心。当时有一个名叫刘平的人，很看不起刘备，觉得这种人怎么能当平原相呢？暗中雇了一个杀手去暗杀刘备。这天，杀手就假扮一个士人来拜访刘备，想找个机会把他干掉。刘备没有防备，对待这个杀手非常好。也赶上这个杀手不是专业的，不讲职业道德，他觉得刘备这人挺好的，竟然不但不杀刘备，还把刘平雇自己来杀刘备的事告诉了刘备。后来曹操杀到荆州来的时候，刘备带着军队往南跑，十几万老百姓都主动跟着他。这种待遇，整个三国时代，也就刘备遇到过。可见他远比曹操、孙权得人心。对此习凿齿就称赞道：“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
　　第三是刘备对诸葛亮真的很好。三顾茅庐是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待遇。历史上虽然有一些名士三征五征而不至的，但那不过是皇帝、三公发来请贴而已。真正能够得到领袖人物亲自上门求教，而且三番五次的来的，诸葛亮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面对刘备这样一位渴望自己出山帮助的宗室长者，诸葛亮有什么理由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出师表》中写道：“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正是诸葛亮自己的心声啊！
　　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也为了一展自己的平生志向，诸葛亮为刘备集团的未来制定了一套明确的战略规划。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又称“草庐对”）。
　　在隆中对中，诸葛亮首先为刘备集团确定了指导思想，即“人谋”，也就是依靠自己，尽心尽力去想办法。诸葛亮举例说：“曹操相比于袁绍，论名气、人力都不是袁绍的对手，但最终能打败袁绍，由弱而转强，不仅是运气好，更重要的是自身努力谋划的结果。”诸葛亮的这番话一方面是在给刘备鼓气，要他以曹操为榜样，以弱为强，发展壮大自己；另一方面又暗示出了刘备集团的弱点就是缺乏谋划，到处碰运气。诸葛亮的话其实是在告诉刘备，为什么董卓之乱以来，豪杰并起，现在剩不下几家了呢？不是谁抢的地盘大，谁就是老大，关键还得会谋划。只要善于谋划，即使像您刘备这样无用武之地的人，未来也可以与曹操他们一争天下。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要做出正确的谋划，前提就是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诸葛亮虽然没有学习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对于这个原理他是清楚的。所以，接下来诸葛亮就为刘备详细地分析了天下各大集团的情况。在当时，其实也就只有曹操、孙权、刘表、刘璋、张鲁这五大势力，其他人如公孙康、马超、韩遂、士燮等人都地处偏远，不值一提。
　　刘备应该打谁的主意呢？诸葛亮首先否定了曹操。曹操集团有两大优势，一是实力雄厚，“拥百万之众”；二是政治上有王牌，“挟天子而令诸侯”。所以，诸葛亮对曹操集团的评语是：“此诚不可与争锋”，真的打不过他。接着，诸葛亮又否定了孙权。孙权集团也有两个优势，一是地理位置险要，有长江天险；二是根基深厚，长期占据江东，老百姓和贤能之士都已归附。所以，诸葛亮对孙权集团的评价是：“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刘表的荆州，地理位置优越，但刘表这人不行。刘璋和张鲁所在的益州，经济实力强大，有才华的人也很多，但是刘璋和张鲁这两个人不能把这么好的条件运用好。这三个，正好又挨在一起，那就是刘备你该下手的对象了。跨有荆、益二州，以此为根据地，这就是诸葛亮在分析了天下形势之后为刘备做出的初步战略规划。
　　得到一块根据地并不能保证一支势力的崛起，更不能保证这支势力能够夺取天下。刘备从陶谦那里拿到过徐州，结果又怎么样呢？诸荀亮接着就为刘备指明了拿到荆、益二州一后应该怎么办。他提出首先要巩固住自己的根据地。怎么巩固呢？诸葛亮说了二十一个字：“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这二十一个字，说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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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5 12:31:30

　　第一个方面是军事政策：“保其岩阻”。也就是说据险而守。不是说一得到荆、益二州就急急忙忙地向中原进军。有人说，后来关羽北上进攻襄樊就是在执行隆中对的既定方针。这是不对的。因为这违反了诸葛亮提出的“保其岩阻”的军事政策。
　　第二个方面是民族政策：“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历史，诸葛亮治理下的蜀汉是民族政策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诸葛亮提出的这种民族和解的政策，不但比起同时期东吴的“擒尽”政策和稍后江充提出的“徒戎”政策要先进得多，即使到了近两千年后的现在，也是值得借鉴的。这种民族政策给了蜀汉政权一个比较稳定的内部环境，也同时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进步。时至今日，依然有一些少数民族民歌保存着歌颂诸葛亮的内容。
　　第三个方面是外交政策：“外结好孙权”。政治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分清楚敌、我、友三方面，要搞清楚依靠谁、拉拢谁、打击谁。诸葛亮在这一点上思路非常清晰，不用过多解释，就是拉拢孙权集团，打击曹操集团。
　　第四个方面是内政政策：“内修政理”。至于怎么内修政理，诸葛亮没明确说。后来有个对联说得好：“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蜀地的民情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诸葛亮并不清楚，当然也就无法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方针。而当他到了益州实地“审势”以后，就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措施，将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
　　做好了这些工作以后，巩固了根据地，再就可以开始找机会北伐了，北伐的大战略就是荆、益两州同时出兵的钳型攻势。诸葛亮说：“等到合适的时机，就命令一员大将率领荆州的军队向宛、洛一带进军，而您则亲自率领益州的军队北出秦川，到时候老百姓难道敢不欢迎您的大军吗？”
　　说完这些，诸葛亮最后亮明了自己的政治目标：复兴汉室。
　　诸葛亮的这个规划思路清晰、战略恰当、步骤明确、面面俱到、可行性强，是毛玠、沮授、鲁肃等人先后提出的战略规划所无法相比的。所以隆中对被后人一再称道，也不是偶然的。至于这个规划本身有什么样的缺陷，后来在执行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变化，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后面再说。
　　在听完了诸葛亮的战略规划以后，刘备非常赞同，而且自此以后对诸葛亮信任有加。在漂泊半生以后，刘备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从此，刘备集团才真正成为能与曹操集团一争高下的敌手。
　　在刘备得到了诸葛亮辅佐的同时，曹操已经荡平了河北，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南方的荆州，指向了刘表、刘备这两位刘氏宗亲。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其实在这两位皇族成员的身边，还有一支不应该忽视的力量。
　　请看下章：江东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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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5 19:52:38

第七章　江东基业

　　诸葛亮在隆中对里将孙权集团当作自己的友方来看待。这支盘踞在江东的地方势力究竟实力如何呢？一切都要从这支势力的缔造者孙坚讲起。
　　孙坚是吴郡富春（今浙江省富阳县）人，家庭出身并不怎么样。根据《吴书》的记载，说祖上一直在吴郡做官，但是在南朝时期有记载说孙坚的父亲名叫孙钟，是个种瓜的。清代学者赵一清指出：《三国志》原文里没有提到孙坚父亲的名字，可见他不是名人，或许就是个种瓜的。而且，陈寿在《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最后的评论中特意写道孙坚“孤微发迹”。这也说明孙坚家族恐怕算不上世宦人家。
　　不过，孙坚小的时候就很有能力。十七岁那年，他随父亲搭船去钱塘，路上遇见前面有海盗刚抢完商人的财物，正在岸上分赃。这下子可把船家和旅客给吓住了，不敢向前行驶。这个时候的孙坚不过是县里的一个小小公务员，但却很有责任感。就好比一个公安干警在回家探亲的路上遇到有帮人正在抢劫，当然不能在一旁坐视不理。他看了看情况，就对自己的父亲说：“这帮海盗容易对付，我来收拾他们。”
　　听到这话，孙坚这位卖瓜的老爸吓了一跳，道：“儿吔，你管这闲事干嘛？”孙坚没有理会，提着刀就上岸了。一上岸以后，孙坚就故作声势，一边指指点的，一边大声下命令，好像在指挥人马合围过去。海盗们一见这架式，还以为被官军包围了，也顾不得许多，掉头就跑。孙坚追了上去，竟然还杀了一个跑得慢的。
　　从此，孙坚名声大振，“优秀警务工作者”、“十佳民警”之类的荣誉得了一大堆，而且被提拔为代理县公安局局长，不久又因为平定了会稽人许昌领导的农民起义，而被任命为县长。
　　这对于一个种瓜人的儿子来讲，取得这样的社会地位就已经是出人头地了。不过，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当黄巾大起义爆发以后，像孙坚这样以打海盗、镇压起义起家的官僚，立即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重用。在平定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孙坚跟随着中央军的统帅之一朱儁，披坚执锐，奋勇杀敌，有次还差点战死。由于作战勇敢，孙坚被提拔为别部司马（相当于别动队司令）。
　　黄巾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东汉帝国却并不平静，有的是仗打。孙坚先是在甘肃一带对付边章、韩遂的叛乱，后来又被调到长沙镇压区星、周朝、郭石等人的起义。这一路打下来，孙坚的官位是一路看涨，从最初的别部司马一步步升为长沙太守，封乌程侯。
　　就在这个时候，董卓进京，控制了中央政府。孙坚令人惊讶地成为了讨伐董卓的急先锋。离洛阳最远的他，居然带着军队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了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斩杀了董卓手下的大将华雄（这个功劳后来被罗贯中在未经当事人孙坚和华雄同意的情况下赐予了关羽）。
　　孙坚为什么这么积极地讨伐董卓呢？
　　可以肯定的是，孙坚这么做并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更可能是出于道义。有这么几条证据。第一条证据是，他接受了袁术的领导。当时袁术从洛阳逃了出来，本来应该是想逃回老家汝南，半路上遇到了孙坚。这个时候，袁术手里什么也没有，是在孙坚的支持下才在南阳站稳了脚跟。我们拿同时期逃出京城的曹操和袁绍来比较一下。曹操在半路上遇上了张邈。张邈就没有成为曹操的部下，而且后来还因为曹操领兖州牧成为他的上级而和曹操翻脸。袁绍到了冀州以后，被韩馥派人看了起来，动弹不得，如果不是后来借着讨伐董卓的机会脱离了韩馥的控制，袁绍还真没夺取冀州的机会。可见，孙坚比起张邈和韩馥来更大公无私，没把自己利益放在前面。
　　第二条证据是孙坚拒绝了董卓的和亲。孙坚斩了华雄以后，董卓发现孙坚很厉害，想拉拢孙坚，于是就派李傕等人来求和亲。董卓开出的条件也非常优厚。他要孙坚将自己的亲属列一个名单，把要当什么地方的郡守、刺史也写清楚，董卓按这个皇帝下旨任命。这可是个扩张自己实力的好机会。如果孙坚当时有心雄霸一方，就把自己亲友的名字列一个送上去，虽然中原恐怕控制不住，但江南一带绝对是可以轻松拿下的。比如，刘表就是在董卓执政期间被任命为荆州刺史的，不也在荆州站稳脚跟了吗？可是孙坚却义正辞严地一口回绝了。他说：“董卓你逆天无道，倾覆汉室，今天不杀光你全家，让天下人都看看，我死不瞑目，岂能和你和亲！”
　　第三条证据是孙坚亲口对袁术说出了自己起兵的目的。当时孙坚在前钱打仗，袁术却担心孙坚势力太大自己控制不住，于是扣住军粮。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带军打仗最怕被人在粮草上卡了脖子。孙坚得知袁术不给他发军粮，急了，连夜跑了一百多里地去找袁术。孙坚说：“我和董卓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打董卓，就两条原因。上是为国家讨贼，下是为将军您报仇。”当时袁术留在洛阳的亲戚都被董卓杀了，所以孙坚说是为他报仇。当着袁术的面，他这么说可谓义正辞严，虽然有一些说官话的成分，但是至少也表明了他为国出力的态度。
　　从这些事例上看，孙坚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并不过多考虑这个事情对自己是否有利。不可否认，在当时的群雄中，孙坚确实有一股义薄云天的英雄气。这种人物，在文学作品中很容易受到读者的欣赏和认同。比如《天龙八部》里的萧峰，为了救红颜知己阿朱，单枪匹马去闯聚贤庄，是何等的气魄？但是，这样意气用事的英雄往往缺乏政治谋略，因为政治不是非白即黑的，政治需要妥协、合作、包容、退让。是非太明、豪气太盛就容易被人利用，最终深陷阴谋之中而无法自拔。就拿萧峰来说，如果他不是是非太明，太重视自己身世真相，他不会失去对丐帮的控制，也不会成为武林公敌。文学作品中是如此，在现实的政治舞台上更是如此，有一股英雄气但没有政治头脑的孙坚，很快就沦为袁术手下的鹰犬，作为袁术进攻刘表的急先锋。
　　说实话，如果按照忠于汉室的标准来判断，袁术是远不如刘表的。袁术有取代汉献帝的野心，而刘表根本没有野心。口口声声要“为国家讨贼”的孙坚为什么会为袁术打刘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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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5 19:53:57

　　其实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孙坚进攻的对象，我们就会发现，孙坚以反不反董卓为其划分敌我的唯一标准，只要不反董卓的，都是敌人。
　　比如，南阳太守张咨。孙坚率大军到南阳的时候，向张咨要粮草。张咨就咨询身边法规部门的人员。法规科的回复是：“孙坚是邻郡的官，不应发放。”于是，张咨就没有答应。张咨的这个举动，应该说算得上是依法行政，但却让孙坚认为是张咨不配合自己反董卓，是董卓一伙的。于是，就把张咨给杀了。
　　刘表当荆州牧的命令也是出自董卓政府，所以，在孙坚看来，刘表也是董卓的同党，进攻他也就理所当然了。殊不知，袁术心里想的并不是反董卓，而是自立称帝。
　　结果一仗打下来，孙坚轻敌冒进，被刘表手下黄祖率兵射死了。孙坚死时年仅三十七岁，大儿子孙策这一年才十七岁，放在现在，不过是个高一的学生，没有能力继承父亲的事业。于是，孙坚一死，他的这支军队也就归了袁术所有。
　　回顾了孙坚这段历史之后，我们就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言“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孙坚虽然是吴郡人，但他在江东没有一寸领地。那么，孙氏政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占据江东的呢？是从孙策开始。
　　孙坚死后，孙策带着父亲的灵柩到了曲阿（今江苏省丹阳县），将父亲安葬后，他就定居于江都（今江苏省江都县）。在江都，孙策可没闲着，一方面是在学习政治、军事知识，另一方面是广交朋友、招揽人才。在这里，孙坚得到了两位重量级人物的帮助，一位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周瑜，一位是大家恐怕都不怎么熟悉的张纮。周瑜作为孙策最要好的朋友，后来一直跟着孙策出生入死，打天下。他的作用不用多说。我们单讲这位张纮。
　　张纮是广陵（今江苏扬州）人，是江东一带有名的知识分子，当时正好因为母亲去世，在家守孝。孙策慕名多次上门求教，也可谓三顾茅庐。最终张纮为孙策做了一个粗略的战略规划：第一步依靠舅舅丹扬太守吴景在吴郡、会稽等地发展自己的势力；第二步夺取扬州、荆州；第三步，以扬州、荆州为基地成就霸业，匡扶天下。
　　对此，有人就指出：“张纮的建议简单明了，既没有《隆中对》中所谓‘复兴汉室’的空洞口号，也没有《隆中对》中那些遥远而未必正确的战略远景，而是一针见血，为孙吴的发展指明了道路。”这种说法有点儿过誉，毕竟这个战略规划对于如何处理内政、如何处理与周边各势力的关系都只字未提，远不及《隆中对》全面。但是，这个规划给孙策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或者说，纠正了孙策一个错误思想：奋斗的目标是什么？
　　孙策说来说去，最终目标就是一个“为朝廷外籓”。这个目标，说白了就是为了江湖恩怨起事，最终达到能当个山大王的目的。这简直就是一个土匪头子的目标，太低级了。张纮就指出，怎么能只当外籓呢？应该像春秋五霸那样，纵横于天下。所以，田余庆先生也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中称赞张纮：“孙策后来鼎足欲江外，也已在张纮的筹划之中。”
　　得到了张纮和周瑜等人的支持以后，孙策将母亲和弟弟妹妹们托付给张纮，自己去寿春找袁术，希望能够把父亲孙坚原来的部下要过来。他泪流满面地对袁术说：“亡父当年从长沙起兵北上，与将军相会于南阳，同盟结好，共同讨伐董卓。不幸遇难，勋业不终。我不敢忘记先人的旧恩，愿投效将军，率领旧部，既报仇雪恨，又为将军扫除叛逆，希望将军允许。”袁术心想：你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有多大能耐？怎么能把孙坚留下的精兵强将交给你？于是就让孙策自己去丹杨（今安徽泾县一带）找舅舅帮忙征兵。
　　孙策去了丹杨，刚募集了几百士兵，就和当地的土匪祖郎打了一仗。这一仗差点要了孙策的命。不过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一仗，让袁术发觉孙策有点儿本事。当孙策再次到袁术那儿去的时候，袁术不但把孙坚旧部一千多人全部交给了孙策，而且还经常感叹：“我要是有个儿子像这样，那真是死而无憾了。”
　　虽然得到了一千多人的部队，但是孙策此时是受制于袁术的，袁术要他干啥，他就得干啥。说实话，袁术也真不是一个好领导。一个劲儿地封官许愿，又从不兑现承诺。最初袁术许诺让孙策当九江太守，可事到临头，却改任陈纪。后来，又对孙策说：“如果你能打下庐江（今安徽省怀宁县），那就让你当庐江太守。”等孙策真打下了庐江，袁术却又自食其言，改派刘勋为太守。
　　孙策本来就是想自己建立大业，不会久居人下，遇到这么个领导还不相方设法要走？他父亲的老部下朱治也劝他设法离开袁术，自己到江东去打天下。正巧，孙策的舅舅丹杨太守吴景、堂兄丹杨尉孙贲被扬州刺史刘繇所逼，放弃了丹杨，退到历阳（今安徽和县），派人向袁术求救。袁术任命惠衢为扬州刺史帮助吴景和孙贲对抗中央政府任命的扬州刺史。仗打了一年多，没有分出胜负。
　　于是，孙策就主动向袁术提出来带兵渡江去打刘繇。一方面，袁术两次食言，有愧于孙策，这次就不好拒绝。另一方面，孙策好歹在名义上还是袁术的部下，打赢了刘繇对袁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而他带的军队又是孙坚的旧部，打不赢也不能给袁术本身造成什么损失。所以，袁术就同意让孙策带着自己的人马去江东发展。
　　孙策离开袁术以后，一方面招兵买马，一方面开疆拓土，凭借着超强的战斗能力，没花几年的时间就将江东全部平定，完成了张纮为他进行的战略规划中的第一步。
　　孙策为什么能够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以一支仅千余人的部队为骨干，打下整个江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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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5 19:57:19

　　一方面是孙策自己有能力。孙策的确是一个能力超群的青年俊杰，他的能力非常全面，不偏科。
　　先看他的军事才能。
　　孙策骁勇善战在当时是闻名于世的。当时吴郡太守许贡上书朝廷的时候，就说“孙策骁雄，与项籍相似”。项籍，就是楚霸王项羽，打仗是很厉害的。因此，在江东一带，孙策被人称为“小霸王”。这个外号不是像一些武侠小说里的那些外号什么“江南第一剑”、“中原第一刀”之类的吹得很厉害，而是实至名归。事实上，孙策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史书上就没有他吃败仗的记载。
　　一个将领，能够百战百胜，肯定不是只有匹夫之勇，必须有谋略。孙策无论在战术上还是战略上，都很有一套。在战术上，他指挥作战经常是以巧取胜。比如他在进攻笮融的时候，一不留神腿上中了一箭。这本来不是一件好事，但是由于笮融情报有误，误以为孙策已死（孙策已死的假情况甚至可能是孙策故意送出去的），派手下将领向孙策的军队发动进攻。孙策立即部署了一个诱歼敌军的作战计划。他以数百骑兵迎战，而在后面设下一个伏击圈。作为诱饵的这几百骑兵和敌军刚一接触就佯装溃败，将敌军引入埋伏。这一战就斩杀敌军千余人，打得笮融不敢动弹，一个劲儿地加固城防。
　　古往今来，能征善战的将领很多，战术上有能力的人也不少，但是其中只有具备战略眼光的才能被称之为军事家。孙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起父亲孙坚，不但一样能打硬仗，能在战术层面上战胜敌人，而且在战略素养上还要高出一筹。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当时吴地里有一些地方武装，修建堡垒各自为战。这些人势力也很强，每一个堡垒都屯兵万余人。对于这些人，怎么办？孙策手下不少人认为应该先把他们解决掉，然后再向外扩张。但是孙策则认为，这些人胸无大志，成不了大气候，现在主要任务是抢地盘，不必理会他们。他选择先去打会稽（今浙江绍兴）的王朗，占领了会稽之后再来收拾这些地方武装。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对的。这些地方武装，只是自守而已，就好比钉子户。你不去抢他的地盘，他是不会有什么动作的，不会来进攻你。把他们放在一边，问题不大。如果纠缠于这一个个的钉子户，就无法迅速扩张。一旦将来北边形势发生变化，可能就会失去进攻会稽的机会。
　　第二个例子是对付刘勋。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术病死。他手下的长史杨弘、大将军陆勉准备率部投奔孙策，结果在半路上被庐江太守刘勋截击，全体被俘。同时，袁术的堂弟袁胤、女婿黄猗等人，也慑于曹操的威力，不敢守卫寿春，抬着袁术的棺木，带领袁术的家小和部曲男女，到皖城投奔刘勋。这样一来，刘勋的兵力骤然大增，但是人一多，粮草就不够了。于是刘勋就派堂弟刘偕向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华歆借粮，华歆手里没粮，但又不敢得罪刘勋，只好派人领着刘偕到海昏(今江西奉新县西)、上缭(今江西永修县)去“化缘”。这两地的守将都是刘繇的旧部，不怎么搭理原来袁术这一派的人。刘偕去了一个多月，才借得两千斛，远远不够。刘勋得到报告，心里老大不痛快，动了进攻海昏和上缭的心。
　　这事被孙策知道了。孙策觉得这正是一个除掉刘勋的大好机会。于是就写信给刘勋要求结盟，鼓动刘勋攻袭海昏、上缭。并且说：“上缭地方十分富饶，希望您能兴兵讨伐，我愿出兵做您的外援。”
　　刘勋不知是计，就真带着军队离开庐江去进攻海昏、上缭。刘勋一走，孙策立即孙贲、孙辅率领人马进驻彭泽（今江西省彭泽县），截断刘勋的退路，自己则与周瑜率兵两万进袭刘勋的大本营庐江，一举攻克，俘虏三万多人。于是，任命李术为庐江太守，拨给他三千人马保守皖城，其余人众，全部移往吴地。
　　刘勋听说孙策进攻庐江，这才知道上了大当，连忙回军救援。刚到彭泽，就被埋伏在那里的孙贲、孙辅截击，刘勋大败，只好逃往流沂(今湖北鄂城)，向黄祖求救。黄祖派他的儿子黄射率水军五千人来援。孙策乘胜追击，很快就大获全胜，又得到刘勋两千多兵士和一千多艘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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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5 19:58:00

　　一方面是孙策自己有能力。孙策的确是一个能力超群的青年俊杰，他的能力非常全面，不偏科。
　　先看他的军事才能。
　　孙策骁勇善战在当时是闻名于世的。当时吴郡太守许贡上书朝廷的时候，就说“孙策骁雄，与项籍相似”。项籍，就是楚霸王项羽，打仗是很厉害的。因此，在江东一带，孙策被人称为“小霸王”。这个外号不是像一些武侠小说里的那些外号什么“江南第一剑”、“中原第一刀”之类的吹得很厉害，而是实至名归。事实上，孙策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史书上就没有他吃败仗的记载。
　　一个将领，能够百战百胜，肯定不是只有匹夫之勇，必须有谋略。孙策无论在战术上还是战略上，都很有一套。在战术上，他指挥作战经常是以巧取胜。比如他在进攻笮融的时候，一不留神腿上中了一箭。这本来不是一件好事，但是由于笮融情报有误，误以为孙策已死（孙策已死的假情况甚至可能是孙策故意送出去的），派手下将领向孙策的军队发动进攻。孙策立即部署了一个诱歼敌军的作战计划。他以数百骑兵迎战，而在后面设下一个伏击圈。作为诱饵的这几百骑兵和敌军刚一接触就佯装溃败，将敌军引入埋伏。这一战就斩杀敌军千余人，打得笮融不敢动弹，一个劲儿地加固城防。
　　古往今来，能征善战的将领很多，战术上有能力的人也不少，但是其中只有具备战略眼光的才能被称之为军事家。孙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起父亲孙坚，不但一样能打硬仗，能在战术层面上战胜敌人，而且在战略素养上还要高出一筹。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当时吴地里有一些地方武装，修建堡垒各自为战。这些人势力也很强，每一个堡垒都屯兵万余人。对于这些人，怎么办？孙策手下不少人认为应该先把他们解决掉，然后再向外扩张。但是孙策则认为，这些人胸无大志，成不了大气候，现在主要任务是抢地盘，不必理会他们。他选择先去打会稽（今浙江绍兴）的王朗，占领了会稽之后再来收拾这些地方武装。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对的。这些地方武装，只是自守而已，就好比钉子户。你不去抢他的地盘，他是不会有什么动作的，不会来进攻你。把他们放在一边，问题不大。如果纠缠于这一个个的钉子户，就无法迅速扩张。一旦将来北边形势发生变化，可能就会失去进攻会稽的机会。
　　第二个例子是对付刘勋。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术病死。他手下的长史杨弘、大将军陆勉准备率部投奔孙策，结果在半路上被庐江太守刘勋截击，全体被俘。同时，袁术的堂弟袁胤、女婿黄猗等人，也慑于曹操的威力，不敢守卫寿春，抬着袁术的棺木，带领袁术的家小和部曲男女，到皖城投奔刘勋。这样一来，刘勋的兵力骤然大增，但是人一多，粮草就不够了。于是刘勋就派堂弟刘偕向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华歆借粮，华歆手里没粮，但又不敢得罪刘勋，只好派人领着刘偕到海昏(今江西奉新县西)、上缭(今江西永修县)去“化缘”。这两地的守将都是刘繇的旧部，不怎么搭理原来袁术这一派的人。刘偕去了一个多月，才借得两千斛，远远不够。刘勋得到报告，心里老大不痛快，动了进攻海昏和上缭的心。
　　这事被孙策知道了。孙策觉得这正是一个除掉刘勋的大好机会。于是就写信给刘勋要求结盟，鼓动刘勋攻袭海昏、上缭。并且说：“上缭地方十分富饶，希望您能兴兵讨伐，我愿出兵做您的外援。”
　　刘勋不知是计，就真带着军队离开庐江去进攻海昏、上缭。刘勋一走，孙策立即孙贲、孙辅率领人马进驻彭泽（今江西省彭泽县），截断刘勋的退路，自己则与周瑜率兵两万进袭刘勋的大本营庐江，一举攻克，俘虏三万多人。于是，任命李术为庐江太守，拨给他三千人马保守皖城，其余人众，全部移往吴地。
　　刘勋听说孙策进攻庐江，这才知道上了大当，连忙回军救援。刚到彭泽，就被埋伏在那里的孙贲、孙辅截击，刘勋大败，只好逃往流沂(今湖北鄂城)，向黄祖求救。黄祖派他的儿子黄射率水军五千人来援。孙策乘胜追击，很快就大获全胜，又得到刘勋两千多兵士和一千多艘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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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5 19:58:38

　　在三国时期，有不少军阀头子，军事上很出色，但政治上很无能。比如董卓、吕布，都是能打仗但不懂政治的人。与他们不同，孙策不但会打仗而且很懂政治。
　　一个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依靠谁、该打击谁。最早他是依靠袁术打刘繇。从正当性上来讲，孙策打这一仗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刘繇是中央政府任命的扬州刺史，而袁术那个时候已经在打自立为帝的主意了。刘繇对抗袁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正义的一方。孙策帮助袁术，是师出无名。但是，这个时候孙策要的是地盘，而不是名分。同时，至少袁术还没称帝，那么帮他也还算不上大逆不道。政治说到底就是利益的分配，从实际利益出发，孙策选择了帮袁术，这就是懂政治。而当袁术悍然称帝之时，孙策已经占据了江东，实力大增，也正想着怎么名正言顺地脱离袁术，于是当即与袁术划清界线，向汉献帝大表忠心。这个结果是曹操任命孙策为讨逆将军，并加封吴侯。这下子，孙策对江东的统治就有了中央政府的认可。这同样是懂政治。
　　另一个是他知道得人心是非常重要的。当时很多将领都好屠杀平民，喜欢纵兵抢掠。一开始，江东的老百姓们以为孙策也是这样的人。听到孙策的大军杀过来，都胆战心惊，魂消魄散，唯恐避之不及。地方的长官们也往往丢弃城池，躲到山林之中。可是后来，人们渐渐发现，孙策大军所到之处，军士们严遵将令，从不掳掠百姓，秋毫无犯。这下子，老百姓就把孙策的部队当成人民解放军了，争着用牛、酒犒劳部队。
　　孙策不但约束部队不伤害平民，而且对于敌人的阵营也采取政治手段，使之分化瓦解。他在将刘繇击败以后，发布文告，晓谕下属各县说：“刘繇、笮融的乡人和部下来投降的，一无所问；愿意从军的，可以从军，并免除全家赋税徭役；如果不愿从军，决不勉强!”文告发布后，很多原来归附于刘繇的人，由四面八方云集到孙策帐下。不长时间，就招得士兵两万多，征集马匹一千多。
　　此外，作为领导人，孙策还非常会用人。
　　会不会用人，是区分一个领导人优秀还是平庸的首要标准。孙策就是一个非常会用人的领导人。陈寿在《三国志》中直接用“善于用人”这四个字来形容他。再加上，孙策本人长得非常帅，说话又很风趣，性格比较豪爽，很有个人魅力。结果他的手下“莫不尽心，乐为致死”。孙策手下可谓人才济济。这些人中，有的是名满天下的名士，比如张昭、张纮；有的是父亲孙坚的老部下，比如程普、黄盖；有的是孙策的同窗好友，比如周瑜；有的是孙策自己发现和提拔起来猛将比如蒋钦、周泰、董袭；还有的是从敌对方投降过来的，比如太史慈。
　　比如说张昭。张昭是徐州人，流亡到江东以后就跟了孙策。孙策知道他才干超群，让他担任自己的秘书长，将军政大事全部交给张昭处理。张昭总揽全局，在中原地区的名气又很大，所以北边士大夫写信过来，总是把功劳都归在张昭名下，而不怎么提真正的老大孙策。
　　当部下的，最怕的就是功高震主，最怕被自己的上司所妒忌。即使在现在，我们看一些优秀的干部在总结的时候也总不忘说“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之类的话。张昭心里七上八下的，也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些情况向上汇报。没想到孙策知道了这些事以后，居然一点儿也没生气，反而笑着说：“当年齐桓公正因为‘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才称霸天下。现在天下都知道张昭是大贤臣，我能领导他，难道就不是我的功名吗？”孙策说的“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是一个典故。齐桓公称管仲为“仲父”（即叔叔），朝政全部交给管仲处理。无论臣下来问什么，齐桓公就一句：“去跟仲父说。”旁边就有人说了：“陛下一则告仲父，二则告仲父，当国君也太容易了吧。”齐桓公答道：“当国君有劳有逸。劳在求贤，逸在得人。没有仲父这样的贤能之臣，我就累得要死；有了仲父这样的贤臣，我就轻松了。”孙策这话，其实就是把张昭比作管仲。这一番话，不但打消了张昭的顾虑，而且将他大大表扬了一番。可以想像，张昭日后干劲肯定更足了，更加死心塌地地为孙策卖命。
　　孙策扫平江东，除了自己这方面的内因以外，外部条件有利也很重要。孙策平定江东的时间大约是从兴平二年（公元195年）至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这段时间正好是中原混战的时候，各路豪强在中原展开一场又一场的搏杀，没有一家有心思来打江东的主意。
　　当时，袁绍在河北收拾公孙瓒和张燕，曹操在兖州、徐州和吕布打得热火朝天。再加上中间隔着一个把孙策视为自己人的袁术，孙策绝对是后顾无忧，安安心心地在前面冲锋陷阵。
　　另一方面，刘繇和王朗也是平庸无能之辈。比如刘繇。孙策进攻刘繇的时候，他手下不是没有猛将，太史慈当时正好就在他那儿呢。有人知道太史慈能打仗，劝刘繇以太史慈为大将军。刘繇不干。理由非常幼稚。他说：“我如果用太史慈，许劭不就会笑话我吗？”这话说得莫名其妙，史书上也没记载许劭是如何评价太史慈的。但即使评价不高，也不妨碍你用他救救急吧。结果刘繇只让太史慈当了个侦察员。这种领导，活该被消灭。
　　孙策平定江东以后，正要大展宏图呢，可惜好景不长，风光了没两年，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策就遇刺身亡了。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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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5 19:59:58

　　前面讲了很多孙策的优点，但是孙策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缺点，那就是做事轻率，不稳重。他的轻率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动不动就杀人，丝毫不考虑杀人的后果。二是好冒险，不注意自己的安全。
　　孙策不准部下随便杀人，但他自己杀起人来是够随便的。举几个例子。吴郡有一个叫高岱的人，德才兼备，是当地的名士。孙策听说他对《左传》很有研究，请他过来和自己讨论《左传》。不知道是什么人在中间挑拨。他一面对孙策说：“高岱这个人认为您只会打仗，没文化，根本看不起您。您如果和他谈《左传》他肯定懒得搭理你，什么事都说不知道。”另一面又对高岱说：“孙策这个人最恨别人比自己强。他如果问你什么，你最好说不知道。如果你和他争论，那就危险了。”你说这种人坏不坏。结果，高岱不敢和孙策争论，真就回答“不知道”。孙策一听就火了，心中骂道：“你敢瞧不起老子？”一声令下，就把高岱给抓起来了。他把高岱一抓起来，求情的人就上了门。孙策登楼一看，黑压压一大片，心里更火了，直接下令把高岱杀了。
　　如果说杀高岱是因为有小人从中挑拨，那么杀于吉就纯属孙策的个人行为了。于吉是个道士，算是一个著名的宗教领袖，又能够替人治病。这个人按理说也没招惹谁，一点违乱纪的事都没做。可是，偏巧有一次孙策正在城楼上召集手下宾客、将领开会呢，于吉带着自己的人马一边做着法事，一边打城门这儿经过。一见于吉来了，孙策手下的这些宾客、将领，有三分之二的人会也不开了，也不顾维持秩序的司仪们的阻拦，径直离开会场，下楼参拜于吉去了。孙策这儿正做报告呢，一抬头，人少了一多半，火一下子就上来了，立马派人下楼去把于吉抓了。而且不顾自己母亲的劝阻，把于吉杀了。
　　随便杀人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尤其孙策尽杀这些很有人气的名人，就更容易引发民愤。这些人，明着斗不过你，但可以埋伏刺客暗杀你。如果孙策行事稳重、时刻注意自身安全，倒也罢了。偏偏孙策是个好冒险的人。打仗的时候，他就喜欢仗着自己武艺高强孤身上前与敌人肉搏。
　　比如《三国演义》里就有《太史慈酣斗小霸王》一章，故事写得非常精彩。这个故事不是凭空编的。根据《三国志-太史慈传》的记载，在孙策进攻刘繇的时候，刘繇不重用太史慈，只让太史慈当个侦察员。有一次太史慈带着一个骑兵正好遇上了孙策。孙策当时只带着黄盖等十三名属下巡视前线。于是，两人就扭打在一起，结果打了个平手。孙策抢了太史慈的手戟，太史慈则夺了孙策的头盔。一个主将居然和对方的一个侦察兵打起来了，而且还被人夺了头盔。这像什么样子？有损孙策的光辉形像。所以，为了使双方旗鼓相当，罗贯中故意将原本只是侦察兵的太史慈说成是刘繇手下的大将，并称他之所以只带一个骑兵（《三国演义》上写的是“一员小将”）与孙策交战是因为其他人都认为有埋伏。
　　张纮为这事就劝过孙策，他说：“主将是三军统帅，整支军队的灵魂和大脑，不宜轻自上前去和敌方的士兵搏杀。希望您珍惜自己，不要让举国上下为您担心。”可见，孙策斗小兵的事，不是一次两次。
　　在战场上这样做，往好了说，还算是身先士卒，但平时也喜欢一个人到处游猎，这就给潜在的敌人很好的暗杀机会了。所以，曹操手下的郭嘉就说：“孙策刚刚平定江东，所杀的都是其能让人拼死效忠的英雄豪杰。现在，想杀他的人多了。但他却行事轻率，一点防备都没有。虽有百万大军，也无异于独行中原。如果有刺客出现，一个人就能把他干掉。以我之见，他必死于刺客之手。”
　　结果也正如郭嘉的预料，被孙策在外游猎的时候，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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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5 20:01:28

　　关于孙策的死，按史书上的记载，凶手是许贡的门客。许贡原本是吴郡太守，他上书中央说孙策类似于项羽，最好把他召到中央去让他当高官，把他养起来，若让他在外面，一定成为祸害。这个文件没能送到中央，在半道上被孙策的部下截获了。孙策看了之后很生气，就把许贡给杀了。许贡的门客为了给许贡报仇，趁着孙策出去打猎的机会，把孙策杀了。
　　不过，这个记载却存在一定的疑问。
　　疑问一：杀人动机是怎么确定的？据《江表传》的记载，三个刺客当场都被杀了。也就是说，没有得到犯罪分子的口供。即使后来有人认出来他们是许贡的门客，但也并不能因此就断定他们刺杀孙策的目的是为许贡报仇，或者说除了为许贡报仇之外没有其他的目的。
　　疑问二：郭嘉的预测真的那么准吗？根据《三国志-郭嘉传》的记载，当曹操正与袁绍相持的时候，得到孙策有意北伐的情报。当时大家都很紧张，唯有郭嘉料定孙策“必死于匹夫之手”。裴松之的评价这个记载的时候指出：“郭嘉料定孙策行事轻率，必死于匹夫之手，确实是一针见血。但是，除非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否则不可能算准他死在哪一年。”可见，郭嘉以孙策“必死于匹夫之手”为由让大家不必担心，从逻辑上说不通。
　　假如我们从侦探破案的角度来出发，我们以现有的资料进行侦破，那么在这次事件中受益最大的曹操显然应该被当作重要的犯罪嫌疑人，尤其是他手下的谋士居然料定孙策会因为死在刺客的手上而无法对许都形成威胁。
　　我们完全有理由做如下猜测：郭嘉暗中建议曹操派刺客前往江东行刺孙策。这些刺客收买了许贡的门客或者冒充许贡的门客完成了刺杀行动。（赵骥文的话：曾经见过一个神帖讲的是杀手就是《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而《陌上桑》中的罗敷也是主要角色之一。）
　　当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这种猜测。
　　是谁杀了孙策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孙策这位开创了江东基业的青年将领死了。这对于粗具规模的孙氏集团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如果孙策在接班人这个问题不能处理得很好，那么刚刚占据江东的孙氏集团将迅速土崩瓦解。
　　孙策有一儿子，叫孙绍，有四个弟弟，分别是孙权、孙翊、孙匡和孙朗。孙策的接班人只可能在这五个人中产生。
　　孙策死时只有二十六岁，孙绍肯定年纪不大。在战争年代，以他当接班人，等于让一个三岁孩子手捧着个金娃娃走夜路，那不是爱他，而是害他。孙策不是傻子，孙绍可以PASS。孙朗是庶出，和孙策不是一个妈生的。无论按亲疏还是按贵贱，都轮不上他，也可以PASS。其他三位，都是孙策的亲兄弟。孙权最大，当时也只有十八岁；孙翊次之，十六岁；孙匡最小，肯定不会超过十五岁，还是个未成年人，也可以PASS。
　　所以，实际上能够被选为接班人的，只有孙权和孙翊两人。
　　当时，张昭等人都以为孙策会选孙翊为接班人，建议赶紧将军权交给孙翊。他们这么想是有道理的。孙翊性格刚烈果敢，和孙策非常相似。但是，孙策却选择了孙权。
　　孙策选择孙权的理由，在他的遗言里说得很清楚。他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也就是说，他选择孙权的原因在于孙权是最能保住现在江东这一亩三分地的人。
　　这个选择，在有些人看来，是因为“孙策心里很清楚，靠武力打江山，是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且这个使命已经基本上完成。以江东集团的政治资源和军事力量，其‘天下’暂时就只能这么大。下一步，只能是‘保江东’而‘观成败’。这样一来，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需要的就不是军事才能，而是政治才能，不是英勇善战，而是老成谋国了。”并称，这是“有政治眼光和政治头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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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5 20:02:46

　　其实，这个说法是有不确切之处的。孙策自己并非只想着守住江东，他并没有认为“打江山”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否则他干嘛要北上进攻许都？那么，为什么他不选择更具进攻性的孙翊，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呢？甚至，根据赵一清的《三国志注补》，孙策在死前还叮嘱“慎勿北渡”？
　　因为，一方面，一个人在部署后事的时候，往往会作最保守的安排。逝者往往更注重继任者将自己留下的财富保管好，而非取得最大收益。这是人之常情。孙策死前首先想到的一定是自己打下的江山不要落在别人手里，至于能不能扩张，这不是他考虑的问题。
　　另一方面，在孙策看来，自己的两个弟弟的能力、威望都不足以与自己相提并论（至于“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的话，更多的应该是一种鼓励而非实际认可）。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选择进攻风险非常大。孙翊虽然很像自己，但毕竟和自己有差距，如果将打下的江山交给他，让他继续对外扩张，结果很可能是失败。相反，孙权虽然进攻性不足，但足以守成，所以只能选择他。
　　孙权在接过孙策的大印之后，心情是极度复杂的。一方面是悲痛。所谓长兄如父，孙坚死时，孙权只有十来岁。此后孙权一直是生活在兄长孙策的羽翼之下，兄长的关爱可谓无处不在。现在孙策突然去世，孙权怎么能够不悲痛欲绝？另一方面是巨大的压力。以前，万事有老大顶着，孙权自己身上的担子并不重。现在，孙策一死，孙权继任为集团的领导人，千斤重担陡然压在了孙权的肩上。要知道，当时的东吴政权并不是一个稳固的政权。按照《三国志-吴主传》的说法是，孙氏集团只控制了江东的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五郡，而这五郡也只是控制住了主要城市，深山老林穷乡僻壤里还有很多敌对势力没有完全归附。即使是在城里，各路豪杰、士人也都在观望，并没有真心拥护孙氏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孙策一死，很多地方就必定生出异心。孙权接手这么一个政权，能不感到压力巨大吗？
　　由于悲痛和巨大的心理压力，孙权泣不成声。
　　在这种情况下，张昭和周瑜站了出来。张昭对孙权说：“现在是哭的时候吗？如今奸邪横行，豺狼当道。现在只想着哀悼兄长，办丧事，那就是开门揖盗了。这可不是仁义之事啊。接班人最重要的是要完成前任未竟的事业，怎么能像个小老百姓一样，在这里哭个没完呢？”于是，让孙权穿上主帅的军装，亲自将他扶上战马，摆开仪仗队，巡视三军。同时，张昭则率领其他文武重臣，站在一旁辅佐。一个新的领导班子闪亮登场。这样一来，大家知道，孙权已经接了他哥哥的班了，成为孙氏集团的新掌门。
　　很快，周瑜也从外地赶来，并留在孙权的身边，和张昭一起辅佐孙权。当时，由于孙权只不过是一个将军，所以部下对他的礼节比较随意。但是，周瑜却率先以君臣之礼来对待孙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树立和维护孙权的权威。
　　有了张昭和周瑜的支持，并不等于就能够控制住整个孙氏集团，更不等于能够牢牢地控制江东地区。为了巩固自己在江东的地位，孙权很花了一番功夫。他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截然不同的办法。
　　首先，对于孙氏集团内部的反对派，孙权采用恩威并重的政策。孙氏集团内部并不是所有人都紧密团结在孙权的周围。比如，庐陵太守孙辅。他是孙权的堂兄，也是跟随孙策南征北战的得力干将之一。他在孙策死后，担心孙权无力保住江东，于是竟然写信与曹操勾结。结果，这封信落在了孙权的手里。孙权大吃一惊，连忙和母亲以及张昭商议对策。孙权和张昭一起召见孙辅，就在会议室里，把信递给孙辅看。孙辅自知事情败露，只好认罪。孙权将孙辅左右亲信尽数诛杀，又把他的部队分给其他人，但是，对于孙辅本人，却仅仅是软禁起来。
　　再比如孙暠。他也是孙权的堂兄，和他父亲孙静一起追随孙策平定江东，功劳也不小。孙策死时，孙暠官居定武中郎将，屯兵于乌程（今浙江湖州）。他在得到孙策去世的消息之后，立即整军备战，准备攻占会稽。多亏了会稽郡的功曹虞翻及时得到情报，一面通知孙权，一面写信给孙暠说：“孙策将军不幸去世，孙权已经继承了他的位置。我虞翻已经和一郡的将士固守城防，你要真敢悖理行事的话，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孙暠见会稽郡已归附孙权，并且做好了作战的准备，这才没有发动叛乱。对于孙暠，孙权考虑到他拥兵在外，要想追究，难免要打上一仗，不利于稳定整个局势。于是，采取了息事宁人的策略。鉴于他没有真正起兵，不加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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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5 20:06:18

　　对于潜藏在集团内部的对手，孙权恩威并重，消除反侧于未萌之中。而对于那些公开跳出来反对孙氏集团的势力，孙权可就没那么温柔了，相反他举起了屠刀。江东各郡县、家族之所以会归附于孙策，很大程度上是被孙策打怕了。所以，当缺少了“小霸王”孙策这个“核武器”的威慑，孙氏集团对于江东的控制力就大幅下降。很多原先归附于孙氏集团的势力闹起独立来了。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庐江的李术。他原本是孙策任命的庐江太守，孙策死后，他拒不承认孙权的统治，而且收留聚集了一批反对孙权的人。对于这样公开反对自己的势力，孙权只有一个招数，那就是讨伐。孙策也不是生下来就被称为“小霸王的”，他的名声是打出来的。只要能够打得赢，孙权也一样可能被称为“小霸王二代”。结果，这一仗孙权不但打赢了，而且是大胜，不但杀了李术，而且俘虏了他手下三万多军队。也许是为了向世人展现一下自己并不比哥哥好惹，孙权下令屠城。
　　李术只是江东众多反对孙氏集团的地方势力中的一个。孙权在消灭了李术之后，又派程普、黄盖等“周旋三郡，平讨不服”， 经过了一番血腥镇压之后，总算是将江东内部一个个叛乱势力一一翦除。
　　在政治活动中，打击反对派固然重要，但比打击对手更重要的是壮大自己的力量。孙权对于如何把那些中间派拉拢到自己周围也很上心。他深知高压政策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要真正统治江东，就必须安抚人心，而安抚人心的重中之重就是得到士人集团的支持。
　　在这个时期，孙权实施了“招延俊秀，聘求名士”的政策，不但对于孙策留下来的老人如张昭、周瑜、张纮等继续加以重用，而且任用和提拔了鲁肃、顾雍、顾徽、虞翻、严畯、诸葛瑾、步骘、陆逊等一批士人。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东吴政权的肱股和栋梁。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鲁肃。
　　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很多人都认为鲁肃是个忠厚长者。其实，历史上的鲁肃是很有些豪侠气的。史书上说他“体貌魁奇，少有壮节”，又“好为奇计”。他学过击剑，练过骑射，还召募了一帮年轻人，在山里“讲武习兵”，俨然是一个“带头大哥”。
　　他很早就来到江东，与周瑜的关系也不错。但是，由于回乡守孝，没有到孙策手下做事。等到鲁肃再次来到江东，孙策已经去世。他和当时很多人一样，对于孙权能否成就大业持怀疑态度。所以，打算再到别处于求职。在这种情况下，周瑜找到鲁肃，在他面前大大地称赞了孙权一番，希望鲁肃留下来。鲁肃也就在周瑜的引荐之下，见了孙权一面。双方一见如故，孙权将鲁肃请入内室，密议大事。
　　就在这个时候，鲁肃为孙权提出了他著名的《榻上策》。我们知道，当初张纮是给孙策做过一次战略规划的，时隔数年之后，鲁肃的这个战略规划与张纮的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我认为，鲁肃的这个战略规划，是在张纮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和细化。
　　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首先，战略目标不同。最初孙策的想法是割据一方，当一个外藩，张纮纠正了他的观点，提出要向春秋五霸那样纵横于天下。孙权继承了这个思想，他在问计于鲁肃的时候就说“思有桓文之功”，也就是要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对此，鲁肃不以为然。鲁肃《榻上策》的战略目标是“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像刘邦那样建立新的帝国，比张纮的目标更加远大。这个目标，正合孙权之意，简直说到他心窝里去了。当时虽然没答应，但在若干年之后，仍然称这次谈话是人生一大快事。
　　第二，天下大势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在张纮做规划的那会儿，北方很乱，类似于春秋时期，没有哪一家能鹤立鸡群。而到了鲁肃见孙权的时候，曹操已经在统一中国北方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形势类似于战国后期（特别是像长平之战后）的情况，曹操集团就类似于秦国，已经可以虎视天下了。在整个天下大势的判断上，鲁肃看得很清楚，他明确指出“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要趁曹操还在北方平定残余的敌对势力之机，赶紧发展壮大自己。
　　与张纮的规划一样，《榻上策》的立足点同样是江东地区，而进攻方向也同样是西征而非北伐。张纮提出的“收后吴会，则荆扬可一”的建议，被鲁肃细化为“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趁曹操无暇南顾之机，“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
　　按照这个规划，孙权一方面拒绝了曹操让东吴派遣人质的要求，另一方面开始西征黄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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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5 20:09:52

　　我们先来谈孙权和曹操之间的事。曹操对于处于东吴的孙氏集团，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重视的，但是由于要对付袁绍，又一直没抽出空来对付他们。在官渡之战以后，据说曹操还真动了南下征讨江东的心思，不过当时正在许都的张纮出来劝阻，说：“乘人之丧去讨伐，违背道义。万一不成功，反而弃好成仇，还不如因此厚待他们，留个后路也好。”张纮本来就是孙氏集团的人，只是因为进贡才留在许都，当然是替孙氏集团说话。不过，正如后来放弃进攻刘表而转头北上平定河北时荀攸、郭嘉等人说的那样，曹操真正的对手是河北的袁氏集团，必须趁热打铁把他们完全消灭，如果等他们缓过气来，就不好办了。当时袁绍还没死，曹操更不敢把他放在一边不理就带兵南下了。既然实在抽不出手来，曹操无奈之下只好做个顺水人情，表举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
　　后来孙权进攻李术时，也上书曹操，历数李术的罪恶，请他不要出兵帮助。其实，当时曹操心思还在河北，李术向他求救，他当然置之不理。
　　等到袁绍病死，曹操就又一次想起江东的孙氏集团来了。但是河北还没有平定，他还是抽不出身来南下。于是，他就写了一封信给孙权，要孙权把孙氏子弟送到许都当官，其实也就是当人质。这其实就是一次试探，主要看孙权如何应对。
　　孙权和孙氏集团里的不少人还真是被吓着了。自己这边，孙策死后的不利影响刚刚消散，好不容易才把江东稳定下来；对方却是在官渡大胜，已有吞并天下之势的曹操。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个时候，周瑜站了出来。他是反对送人质的。但是他为什么不同意送，却又不当着众人说。孙权就将他请到内室。
　　到了内室，周瑜这才说：“当年，周成王初封楚国于荆山之侧，地方不满百里。但后来，楚国的子孙贤能，拓土开疆，占据了整个江南，雄视天下九百年之久。如今孙将军承父兄之基业，兼有六郡之众，兵精而粮多，将士莫不效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泛舟举帆，朝发夕至，士风劲勇，所向无敌。有什么能够逼迫我们，让我们非得送人质去不可？若是孙将军真要给曹操送个人质去的话，那就不得不听命于曹操了。他召您去，您就不得不去。这么下去有什么好处呢？充其量不过赐您一颗侯印，让您有仆从十余人，车数辆，马数匹而已。这能与南面称孤相比吗？”这种犯上作乱的话，当然不能当众说，如果传出去，那就给敌对势力以口实了。
　　周瑜接着说：“为今之计，不如不派人去，看曹操怎么办。他如果能率先以道义治天下，那么将军再去服从他也不算晚。如果他图谋不轨而暴乱天下，战争一起，兵交犹如烈火，会越烧越旺，绝不是他想熄灭就能熄灭得了的，他必将落个引火自焚的下场。那时，您再乘势而起，收聚精兵劲勇，逞威相抗，以待天命。”
　　周瑜这话说得义正辞严，其实骨子里就一句，“我们就不送，看他能把我们咋的？要打就打，我们怕谁呀？”孙权也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这话正合他的胃口。于是，孙权把心一横，不送。
　　当然，曹操现在根本顾不上南方这点事，不送就不送吧，他也懒得再理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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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5 20:10:50

　　其实，关于曹操集团的动向，鲁肃在《榻上策》里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北方诚多务也”，北方事多，曹操顾不上江东。所以，要“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
　　孙权在回绝了曹操的恐吓之后，发现曹操真的抽不出身来打自己，于是就趁这个机会西征黄祖。这是鲁肃战略规划的第一步棋。可惜，这步棋走得不顺。虽然孙权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准备，而且又是带着报杀父之仇的必胜信念而来，但是只是击溃了黄祖的水军。等到黄祖退守汉口之后，却久攻不下。
　　如果单是久攻不下，倒还罢了。糟糕的是，久攻不下的同时，后院起火了，各地山越趁他征讨黄祖之机纷纷起兵叛乱。孙权不得不放弃进攻黄祖的计划，转而镇压各地的山越。屋漏偏逢连阴雨，刚把这些山越镇压得差不多，孙权的弟弟孙翊和大将孙河又被暗杀了。
　　这一系列的内乱让孙权极为恼火，他在内部展开了一次大清洗，对那些不肯与孙氏集团合作的人进行了大屠杀。比如盛宪，是当时的名士，在江东名气很大。他不愿意出来辅佐孙氏，在孙策时期就被囚禁了起来，孙权没有给他平反，直接砍了头。再比如沈友，他年少时就博学多才，文武双全，史称其“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但是，孙权发现他是一个忠汉派，不可能跟着自己打天下，于是就说他谋反，把他杀了。此外，对于一些没有降伏的地方武装，孙权也派兵予以彻底消灭。
　　在经过了几年的内部整肃之后，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孙权再度西征黄祖，但这一次，也没能取得很大的战果，仅仅是虏掠了一番。直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孙权第三次西征黄祖，终于一举拿下。和曹操为父报仇时屠徐州一样，孙权为父报仇也实施了屠城。至此，《榻上策》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已经实现。
　　但是，《榻上策》的下一步战略“进伐刘表”已经失去了实现的机会。因为北方已经不再多事，曹操集团已经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南方。荆州争夺战已是一触即发。
　　请看下章：赤壁那点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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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凡华    时间: 2011-7-26 16:09:37

于兄真是学识渊博
三国人物事件典故都很有见地
看了你的文章真是佩服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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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6 18:41:33

回复 87 # 凡华 的帖子

谬赞。可是你也得注意帖子的名字啊！我转的。。。我可没这个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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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6 20:13:51

回复 87 # 凡华 的帖子

谢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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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6 20:14:34

第八章　赤壁那点儿事

　　赤壁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几大战役之一。国际大导演吴宇森以这场战争为主题，拍了《赤壁》上下两部。且不说这电影拍得怎么样，无可争议的是：这电影里的剧情大多不是史实。其原因倒不完全是吴大导演不以史实为据，也不完全是因为《三国演义》的影响太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历史上关于这场大战本身的记载并不多，而且相互矛盾。事后对于这场战争的评论也是各说各的理，莫衷一是。
　　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曹操是否应该发动赤壁之战？
　　这个问题又分两个方面，一是是否应该南下进攻荆州？二是在拿下荆州之后是否应该立即发动赤壁之战？
　　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当时，曹操已经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北方，整个天下只剩下南方的益州、荆州、扬州和东北的公孙康没有平定。公孙康地盘和势力都很小，可以放在一边不管。事实上，曹操要平定的就是南方的这三个州。
　　摆在曹操面前的，有三个进攻计划。第一个，由关中进攻汉中，然后得陇望蜀，攻占整个益州。第二个，从汝南一带直接南下进攻荆州。第三个，从徐州南下直接进攻江东。
　　我们先看第一个计划。这个计划的优势在于：第一，一旦成功，战略形势就极佳。曹操集团可以一路从益州沿江而下或者绕道黔中，另一路由中原南下，形成对荆州的钳型攻势。而一旦拿下整个荆州，江东是根本守不住的。第二，汉中的张鲁和蜀地刘璋都比较好对付，唯一麻烦一点儿的是在关中的半独立军阀马腾、韩遂，不过依曹操的实力，他们并不能形成太大的威胁。
　　曹操为什么没有选择这样做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计划有比较大的风险。一方面，曹操一直认定刘备是他的头号敌人，如果刘备夺得了荆州，那么就将成为曹操的心腹大患。从荆州出兵北伐，对于曹操集团的根据地威胁太大。而这个时候，刘备又恰恰有机会夺取荆州。当时，刘表健康状况极差，已经病得不行了，这就给了刘备夺取荆州一个大好机会。
　　根据《三国志-先主传》的记载，曹军南下之后，刘备率军从樊城撤退，途经襄阳，有人劝刘备突袭刘琮占据荆州，刘备回答说： “刘表临死前把儿子托付给我，背信弃义的事，我可不干。如果我这时夺了荆州，死后有何面目去见刘表？”
　　这段话可以肯定地说，不是刘备的心里话。田余庆先生就指出：根据刘备的一贯表现，“恪守政治信义并非刘备的特点”。在田先生看来，刘备之所以不这么做是因为缺乏胆识。而吕思勉先生则认为，当时就算拿下了襄阳，曹兵转眼就到，怎么守得住？现在进攻刘琮，只背上一个背信弃义的名声，一点好处都捞不到。刘备当然不干。
　　但是，我们反过来想，在曹操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刘备不进攻刘琮。如果曹操西征关中，刘备会坐视刘琮这么个娃娃掌控荆州吗？且听刘琮身边的人是怎么说的。蒯越和傅巽在劝刘琮投降曹操的时候，都说刘备不会甘心当个下属。他们都这么看，曹操自然不会相信被自己视为天下英雄的刘备不利用这个机会夺取荆州。
　　刘备只是风险的一个方面，盘踞江东的孙氏集团也是另一个威胁。荆州如果不落在刘备的手里，孙权会放着身边的肥肉不管吗？孙权如果能够夺取荆州，那么势力就会大增，危险不会比刘备小。
　　对于曹操而言，最好的局面是刘备和孙权为了争荆州而打起来，让自己趁机夺取益州。但是，这种局面不是曹操能够决定得了的。把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不是曹操的风格。
　　所以，这个计划被曹操否定了。
　　再看第二个计划，这个计划最大的优势在于时机。刘表的病重，给了曹操南下取荆州一个绝佳的机会。这个时候，刘琦、刘琮、刘备三人都对荆州虎视眈眈，但谁都没有真正控制住荆州。荆州处在一个混乱状态。这正相当于袁绍死后河北的情况。这种机会不容错过。
　　第三个计划，直接进攻江东的孙权是最没道理的。一是，长江下游，江面很宽，渡江作战难度非常大，而对方又是长期盘踞江东的孙氏集团，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二是，徐州的臧霸也是一支相对独立的势力，不是曹操的嫡系。三是，即使能够打下江东，那里一方面山越横行，还得派兵镇压，另一方面进攻荆州是逆流而上，很不好打。所以，这个计划成本高、效益低，曹操当然不会选。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南下争荆州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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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6 20:15:35



　　既然决定要南下夺取荆州，而南征又是一件大事，曹操就必然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曹操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首先，曹操在邺城造玄武池，训练水军。南方水道纵横，没有一支强有力的水师，是难以取得胜利的。这项战备工作非做不可。然后，曹操罢三公，重新设置丞相和御史大夫职务，并亲自担任丞相一职，将朝中大权集中到自己手里。这是在政治上防范可能出现的内部风险。接着，他又安抚关中的马腾，任命他做卫尉，并将其家属扣押在邺城当人质，这就解除了关中不安的后顾之忧。最后，曹操又派于禁、乐进、张辽分别屯兵在许都周边，保护好自己的根据地。采取了这一系列的措施之后，曹操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兴兵南下，直扑荆州。
　　面对曹操的大军，荆州方面乱了方寸。荆州当时有四股势力，即刘表、刘琦、刘琮、刘备。这四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根据《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魏书》，刘表在临终前曾托国于刘备，他说：“我儿不才，而诸将中也没有值得依重之人。我死之后，你就代为执掌荆州。”这个事，裴松之认为不实，理由是“刘表夫妻一向喜欢刘琮，早就有舍嫡立庶的想法，不可能临终的时候把荆州交给刘备。”易中天先生还指出：“从《后汉书》所说的情况看，病重时的刘表实际上已经被这一伙人（支持刘琮的蔡瑁等）控制了”，“刘备和刘表，应该说没有可能相见。”
　　不过这事并非空穴来风，是刘备自己说的。《汉魏春秋》记载，刘备曾对人说：“刘荆州临亡托我以遗孤”。对此，易中天先生提出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刘备为了稳定人心，说了假话；二是刘表有意试探刘备。
　　我认为刘表应该说过这话，而且可能出自刘表的真心。根据《英雄记》刘表病重时任命刘备为荆州刺史，有可能对刘备寄予厚望。
　　首先是必须准确理解刘表这话的本意。书上的原文是：“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这里，关键在“摄”字上面。“摄”字有统领的意思，也有代理的意思，还有辅佐的意思。如果联系刘备自称的“托我以遗孤”来理解，意思更有可能是让刘备辅佐自己儿子治理荆州，并不是要把荆州直接交给刘备。
　　其次，刘表并不是已经决定立刘琮为后。虽然他确实喜欢刘琮，并有立刘琮为后的意向，但是还没有宣布，即没有成定论。有证据吗？有。当刘表病危之时，刘琦从江夏（今武汉）赶回襄阳探视，结果被支持刘琮的蔡瑁等挡在外面。其原因就是，“恐琦见表，父子相感，更有讬后之意”。可见当时刘琮继任的地位也还不算巩固。
　　第三，必须考虑刘表说这话时的国际形势。早在年初曹操造玄武池练水军的时候，大家就都明白曹操要率军南下了。面对即将到来的曹操大军，荆州危在旦夕。刘表心里清楚，在自己集团内部，无人能够抵挡曹操，要想保持荆州的独立，非常难。未来可能占据荆州的，只可能有三个人，曹操、孙权和刘备。曹操杀人不眨眼，屠杀徐州的事地球人都知道，而和他做对的袁绍，几个儿子也全死在他手里，自己的儿子落在他手里，能有好吗？刘表恐怕心里没数。孙权集团与刘表集团有世仇，连年打仗，他得了荆州，刘琦和刘琮当然也不会有好结果。唯有刘备既和自己是同宗，两家关系也还不错，而且一旦刘备接受托孤，就等于戴上了一套道德枷索，所以，刘备得了荆州，至少能保证刘琦、刘琮的身家性命和富贵。这是属于差中选优的结果。
　　最后，刘备不是刘琦，当时他的军队就在樊城，蔡瑁怎么可能傻到挡着他不让见刘表呢？以蔡瑁的能力，要挡也挡不住，只会导致刘备以他们挟持刘表为名发动兵变。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所以，刘表与刘备相见应该不是问题。
　　但是，无论刘表当时是真心还是假意，刘备都不敢接受。刘备回应了一句：“诸子自贤，君其忧病。”为什么这样呢？用刘备自己的话说是：“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这肯定不是那么回事。当初陶谦死后，你不就当仁不让的领了徐州吗？而且，早在《隆中对》的时候，诸葛亮也说了这是老天爷给你刘备的。
　　真正的原因在于刘备清楚地认识到荆州集团现在已经是离心离德了，刘表的两个儿子已经势同水火，手下大臣各自打着各自的算盘，再加上曹操的大军转眼就到，像这样的烂摊子，刘备不想要，也没有能力控制得住。
　　刘表的两个儿子刘琦和刘琮他们各自的打算是什么样的呢？
　　刘琦首先想要的是自保。刘琦虽然是嫡长子，但是他妈在几年前去世了。所谓，“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后妈蔡氏一个劲儿地在刘表面前诋毁刘琦。刘琦担心会遭毒手，于是就问诸葛亮该怎么办。诸葛亮不愿意卷到这种家务事中，起先是一再推辞。于是，刘琦没有办法，就在游园的时候请诸葛亮上楼，等一上了楼，就命人把楼梯撤了。这下子，诸葛亮说什么，都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有别人知道了。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才给刘琦指了一条明路：想办法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正好，孙权杀了黄祖，但没有占领江夏，于是江夏太守就空了出来。刘琦就想办法谋得江夏太守一职，逃到江夏去了。
　　在自保的目的完成以后，刘琦并非就没有更高的追求，他还是想把老爹的荆州继承下来的。据《后汉书-刘表传》记载，刘表死后，刘琦拒不接受刘琮的领导，一度准备带着兵杀向襄阳，和弟弟争荆州，只是曹操大军已经南下，才逃往江南。
　　刘琮是刘琦的亲弟弟，不过他由于娶了后妈蔡氏的侄女，和后妈的关系比较亲密，所以在争遗产的时候得到了后妈的帮助。刘表一死，他就接了刘表的班。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有三条路走：第一，死守荆州，与曹操争天下；第二，放弃襄阳逃往江南，力争与曹操隔江对峙；第三，投降曹操。
　　最终刘琮选择了第三条路，不战而降。对于刘琮而言，这是最佳选择。为什么呢？
　　第一条路超出了他的能力所及，他这么做心有余而力不足。面对曹操的大军，刘琮也不是一开始就想投降的。他问手下：“我就不能和诸位一起守住先君留下的基业，以观天下之变吗？”他手下谋士傅巽回答说：“不能，强弱分明，我们输定了。我们是臣，对方是君，以臣对抗君，是以逆抗顺；我们是地方，对方是中央，以地方对抗中央，是以弱战强；我们这边能打的也就一个刘备，以刘备对曹操，那叫以卵击石。我们三方面都处下风，还要打，那是找死。除此之外，您想想您比得上刘备吗？如果刘备打不赢曹操，抵抗曹操也不足以保存自己；如果刘备把曹操打败了，刘备还能当您的部下吗？”这话说得多清楚，自己这边唯一能依靠的也就一个刘备。以刘备对抗曹操，无论输赢，刘琮自己都是输家。
　　第二条路最大的危险是失去根据地。刘表的根据地是在襄阳一带，他是依靠这里的蔡氏等大族站稳脚跟的。如果离开襄阳，刘琮的势力就会大受损失。那时，不但曹操、刘备可以对刘琮形成威胁，在江夏的刘琦也同样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到时候，无论落在谁的手里，都不会有好下场。可见，这是下下策。
　　如此一来，就只剩下第三条路，不战而降了。由于是不战而降，曹操肯定不会为难。《三国演义》里讲刘琮一家被曹操派人在半路上杀了，这纯属瞎编的。当时，张鲁、刘璋、孙权都还没有归附，正应善待刘琮，给他人一个榜样。刘琮被封为列侯，并被任命为青州刺史，此后未见于历史记载，应该是安然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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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6 20:18:27

　　荆州集团中最被曹操重视的刘备当时有什么打算呢？刘备最初是希望得到刘琮支持与曹操一战的。当他知道刘琮不战而降的时候，“大惊骇”。这很容易理解。对于刘琮而言，投降之后可以当一个安乐的富家翁，但刘备不行。早在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曹操就已经将刘备上升到与自己争天下的战略敌人的地位了。刘备心里清楚，自己只要落到曹操手里，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眼瞅着曹操的大军就到了，刘琮这才派人告诉他自己已经投降了，这不等于把刘备往火坑里推吗？刘备又急又气，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办事？大祸临头才跟我说，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不能降，以自己当前的实力又打不赢，那就只能逃。时不我待，刘备连来送信的赵忠都来不及杀，收拾行装就往南逃。
　　但是，刘备虽然下定决心南逃，但往南逃的速度实在是太慢。原因在于很多士人、百姓包括刘琮的部下都跟随他南撤。这些人拖家带口，扶老携幼，人数多达十几万，辎重车辆数千辆，一天只能走十几里路。
　　这里就有两个疑问。第一，为什么这么多人跟着刘备南下？第二，刘备为什么不放弃这些人自己先走？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想原因大概有两条。一是刘备深得人心。刘备得人心是有多处史料为证的。刘表暗中防着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刘备在荆州呆了多年，愿意追随他的自然不少。
　　二是担心曹操杀人。易中天先生认为“有人说襄阳士民追随刘备，是害怕曹操屠城，这也是不确的”，这一点我虽然赞同，但是不怕屠城不等于不担心他杀人。就在南下之前，曹操杀了当时天下最有名的名士之一孔融。荆州是士人避难之所，儒士名流很多，这些人难道不担心自己成为另一个孔融吗？
　　至于第二个问题，刘备自己的说法是：“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大多数人这话认为是实情。习凿齿就称赞说：“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
　　其实，刘备说的恐怕只是一方面的原因。刘备以往一打败仗，常常连老婆孩子都顾不上，只顾自己逃命。当时在徐州时，他甚至连手下大将关羽都来不及通知，自顾自地逃命了，又岂会在乎跟着的百姓？他之所以行动缓慢，恐怕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认为曹操还不会来得这么快。
　　前面讲过，一天正常行军也就四十里左右。曹操当时率大军浩浩荡荡地从许都南下荆州，行军速度并不快。刘备从樊城出发的时候，曹操的大军刚到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双方相距大约250里。曹操起码也要走五六天才能到襄樊。况且曹操还要一路做收降的工作，特别是到了襄阳不可能像刘备似的绕城而过。在刘备看来，曹操肯定是走走停停，自己慢慢走也还来得及。
　　所以，他只是派关羽率领水军先行到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自己则坚持和众人一起慢慢南撤。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曹操从宛城出发后，走到半道上，丢下辎重和重甲步兵，自己带着轻骑兵直扑襄阳。到了襄阳之后，更是没有多停留，亲点五千精锐骑兵，以一天一夜三百里的速度追了过来。
　　追到当阳长坂坡，追上了刘备。刘备再次抛妻弃子，落荒而逃。幸亏有赵云保护，后主刘禅才得以活命。这一战，刘备方面虽然是惨败，但却演义出两个名将。一是赵云单骑救主，二是张飞据水断桥。这两件事，都载于史册。赵子龙更是因此而成名。在今天的当阳市市中心，有一尊巨大的赵子龙塑像，赵云怀抱阿斗，威风凛凛。由此可见当地人对这位英雄的喜爱。不过，今日的湖北省当阳市却不是当年那场大战的真正战场。真正的战场在今天湖北省的荆门市。
　　我们从地图上很容易就能看出，今天荆门正好在襄樊和荆州之间，几乎在一条直线上，而且是都是平原。而当阳，则在荆门的西南方向上。既然刘备是逃往江陵，怎么会过了荆门而往西南方向跑呢？难道他要经今天的湖北省宜昌市入蜀不成？
　　刘备当初的想法是退守江陵，取得那里的大量军需物资以后，借助河湖纵横的水网对抗曹操。但是经长坂一败，这个想法已经无法实现了。现在他只能退往江夏，与关羽、刘琦兵合一处。
　　荆州一共下辖七个郡，分别是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曹操兵不血刃地就占领了南阳和南郡。别小看这两个郡，那另个的五个加起来还没有这两个重要呢。当时的湖南虽然不能说是蛮荒之地，但很不发达，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四个郡地盘虽大，但经济实力、政治影响都极小。曹操只要拿下南阳、南郡，这四郡即可传檄而定。所以，整个荆州就只剩下刘琦和刘备所在的江夏一个郡未臣服了。
　　在休整了两个月后，曹操于当年的十二月（公元209年初），亲率大军进攻驻扎在江夏的刘备集团。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著名的赤壁之战。
　　前面已经讲了，曹操率大军南下争荆州是正确的，那么曹操此时东征江夏是否正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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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6 20:20:17



　　我们评价一个决策的正确与否，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必须有备选方案可供选择，否则就无所谓对错。那么，曹操在取得南阳和南郡之后，是否有其他选择呢？有很多人认为曹操此时不但有其他选择，而且有很多。
　　选择一：弃刘备集团于不顾，先巩固已经占领的南阳和南郡。曹操身边不是没人建议他做如此选择。贾诩就说：“您几年前消灭了袁氏集团，如今又攻占了南阳和南郡，已经威名远著，有极大的军事震慑力。如果借助楚地的富饶，安抚民众，犒赏将士，使老百姓都安居乐业，不用劳师动众，江东就会臣服。”对这个意见，曹操没有同意。
　　选择二：不在江陵停留，急攻刘备，破刘备于孙、刘联盟形成之前。这是张作耀先生在《曹操传》里提出来的。易中天先生继续发挥，说甚至是在攻取江陵之前，就消灭刘备集团。他认为曹操“应该把他的战略目标锁定在荆州和刘备。如果是这样，他的做法就应该是在当阳大败刘备后，乘胜追击，赶在刘备逃往夏口之前将其一举歼灭，说不定连鲁肃也一起俘虏了。即便不能消灭刘备，也可以把他堵在路上，隔断他和江东的联系，逼他南下投奔苍梧。那样一来，结果就会大不一样。”
　　选择三：自己留在江陵，另派大将率军进攻夏口。这里所说的大军，主要是步兵和骑兵。这个提议是易中天先生提出的，他认为，“曹操的陆军是久经沙场英勇善战的，水军却问题多多”。对于此方案的前景，他说：“至少，大军压境于夏口，对孙权集团就是威慑。那时候，不要说张昭他们，就连孙权自己，态度恐怕都会变。”
　　选择四：在巴丘（今湖南省岳阳市）遇到疾病的时候，立即停下来，甚至退回江陵。这个提议同样是易中天先生提出的，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在开战前回到“选择一”。这样一来，战争就有可能避免。
　　这些选择，除了第一个，后三个都出自后人的评论，当时没有人向曹操提出相关的建议。以曹操手下谋士的智慧，如果有这么多的可选项，为什么不提出来呢？难道后人就真的比古人聪明那么多？
　　其实，我们在评论历史事件的时候很容易忽视当时的环境。从选择二到选择四，都是不可能成立的选择。我们一个个来看。
　　为什么不能直接消灭刘备集团呢？
　　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现实情况是，刘备集团与曹操大军之间最初相差250里，曹操在抛弃辎重，轻军前进到达襄阳后，又亲率五千骑兵以一昼夜三百里的速度追击刘备。同时，由于受到《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的影响，有不少人认为刘备在当阳一战时手下军队很少。按照《三国志-关羽传》，关羽所带走的军队乘船数百艘走水路去江陵。可见关羽手下的人就大约有一万。刘备在分兵给关羽的时候，难道自己手里一点儿兵都没留吗？分兵给关羽一万人，那么刘备自己最少也应该留下一万人，即当阳之战前，刘备军队至少有一万人马。
　　而反观曹操方面，连续急行军，已是强弩之末，急需休整，而手上的军队只有五千骑兵，其主力还在远在襄阳，距当阳尚有至少250里路，正常行军需要五六天的时间，急行军也至少要三天后才能到达，而且在到达之后也已是强弩之末。试问，他拿什么去消灭刘备？
　　也就是说，在当阳之战中，刘备的军队应该多于曹操的军队。刘备之所以会大败，并不是因为曹军人多势众，而是因为猝不及防。曹操如果在当阳继续与刘备纠缠，当刘备发现对手只有五千骑兵的时候，恐怕会立即收拾散兵实施反攻，同时，就在附近的关羽军也会前来夹攻。这样一来，曹操的疲惫之师能否抵挡就很值得怀疑了。
　　此外，还有一个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情况。江陵有什么？曹操为什么会那么担心刘备抢先得到？按史书上的说法是“军实”即军用物资。这是个很笼统的概念。具体是什么军需物资呢？我个人认为是战船。从曹操轻军直抵襄阳，然后一昼夜强行军三百里追击刘备的这种冒险举动来看，江陵一定有非常重要的，曹操必须得到的东西。在所有的军需物资中，只有战船因为没有水路相通，不能从北方运过来。而战船在江南的作战中非常重要，不但是能争夺水域的控制权，而且运兵渡江、过河、过沼泽都需要有船。樊城的船基本上都被关羽带走了，如果刘备再抢先夺得江陵，无论他守不守江陵，只需将船全部开走或烧毁，曹操就只能望江兴叹了，进攻四面环水的江夏就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曹操当时所首先要做的是抢在刘备之前先占领江陵。当时江陵驻军已经投降，在接受了投降的江陵驻军以后，曹操主力部队也将陆续到达，这时曹操才能有足够的兵力进攻刘备。
　　那么，在江陵稍作休整（比如半个月）以后能否立即东征呢？也不行。因为人数约七八万的荆州兵团不是花十天半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改编好的。整个荆州集团上上下下都需要进行安抚，而在这期间，是不能贪功冒进的。否则，一旦荆州兵团发动兵变，曹操就会遇到像张绣第一次投降时候的情况。那一次，若不是典韦、曹昂拼死保护，曹操恐怕会死无葬身之地。张绣手里的军队比荆州集团的军队少得多，一旦兵变，尚且如此。如果没有安抚好荆州集团，出了乱子怎么弹压得住？这样的后果难道不用担心吗？
　　千万不要以为荆州军团上下都已经完全臣服于曹操。比如，当时荆州军团有个叫王威的将领，在曹操抛下辎重率轻兵南下的时候，就向刘琮献计说：“曹操听说您已经投降，刘备也已逃走，必然懈弛无备，骄兵轻进。若给我奇兵数千，在险要之处伏击他，一战就可以擒杀曹操。如此一来，将军的名声就会威震天下，岂止保守荆州而已？”可见当时荆州军团也是曹操潜在的敌人。
　　所以，选择二忽视了因为行军时间、整编因素而造成的当时曹、刘双方兵力的实际情况，纯属空想，根本不具备可行性。
　　为什么不能派一员大将率领陆军进攻刘备呢？
　　一方面，刘备打仗不如曹操，但是却比曹操手下的人厉害。曹操手下的大将夏侯惇、于禁就被刘备在新野设伏击败。后来，夏侯渊镇守汉中也兵败被杀。让别人带大军进攻被曹操认定与自己水平相当的刘备，曹操能放心吗？难保不会大败而归。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进攻江夏，陆军用不上或者说不好用。很多人都忘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当时的江汉平原，与现在大不相同。当时在江夏（今武汉）的周围（尤其是北面和西面）是一片方圆千里的大沼泽或者湖泊群——云梦泽，其道路条件估计跟红军长征时过的草地差不多。曹操在赤壁战败后从华容道北归，其实就是从云梦泽中走过去的。怎么走的呢？派老弱残兵背着野草在前面铺路，骑兵才能勉强通过。结果很多人死在沼泽里面。很难想像，曹操在进攻时会选择走这种路。
　　所以，选择三其实是忽视当时实际地理条件的空想。
　　至于选择四，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这场疾疫是什么时候爆发的？《三国志•武帝纪》明确记为：“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其他地方也多记载为“大军征荆州，遇疾疫”。所谓到巴丘时遇疾疫爆发，只有《三国志•郭嘉传》提到了这一条，但应该注意，原文是“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要知道，传纪体的史书，《纪》在时间、地点等要素方面比《传》更可靠，《传》则在细节方面比《纪》丰富。可见，《郭嘉传》提到巴丘，主要是说明烧船和说“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这句话是在巴丘。这段记载的核心在于曹操对郭嘉的评价，而非赤壁之战的经过。如果严格按照这段话来理解，曹操到巴丘遇上疾疫，就烧船而还，并叹道：“如果郭嘉在，我就不必这样了。”那么赤壁之战甚至就没有发生过。我们光看这段，还以为郭嘉是位名医，可治疾疫呢。
　　可见，曹操的军队并非是在走到巴丘时遇上了疾疫，而应该是根据《武帝纪》的记载，疾疫爆发在赤壁之战的过程中，甚至是在初战失利后的相持阶段疾疫才爆发的。
　　经过这么一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其实摆在曹操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乘胜进军征江夏，要么就按贾诩说的，先把除江夏以外的荆州地区稳定下来再说。
　　那么，贾诩的建议能不能实行呢？当然能，但是否比进攻更有利却值得分析一下。
　　贾诩的这个意见，后世的裴松之是不认同的。他将这个建议与后来曹操得汉中以后不趁机南下入蜀进行对比，认为贾诩所言不对。但是其实这两个情况是不能类比的。曹操取汉中时，刘备刚入蜀；而曹操取荆州时，孙权已在江东盘踞多年。
　　同样，刘备投奔东吴，也不能与袁尚、袁熙投奔公孙康相提并论。一是，公孙康所在的辽东，毕竟距中原很远，与孙权所在的江东在地理位置上就不可同日而语。二是，孙氏集团一向野心勃勃，是像公孙康那样满足于割据一方，无论是孙策意图北上偷袭许都，还是孙权三次西征黄祖，都展现了这个集团对外扩张的意愿。三是，袁尚和袁熙是跑到了公孙康的老巢去了，而刘备则好歹有一块自己的地盘江夏郡。所以，程昱就指出：曹操原本就天下无敌，如今又拿下大半个荆州，已经“威震江表”。孙权虽然有勇有谋，但毕竟年轻，单枪匹马肯定力不从心。刘备素有英名，手下也有些精兵强将，孙权肯定要利用他们对付曹操。而王夫之则说，以前诸侯自相残杀，而现在除曹操以外只剩下孙刘两家。这两家再不团结，就只有死路一条。所以说，面对如此强势的曹操集团，孙刘联合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你曹操进不进攻，孙权都绝对不会像公孙康那样对刘备下手。
　　孙刘联合以后，对于荆州会是个什么态度？必然会争荆州。无论是诸葛亮的《隆中对》还是鲁肃的《榻上策》，都将荆州视为本集团必须占据的战略要地。荆州在这时的地位，倒是与汉中很相似，都是曹操的对手志在必得之地。
　　这样一来就有一个问题：曹操守得住荆州吗？未必。一方面，刘备集团在荆州很得民心，军事实力又不弱，虽然当时只有一两万人，但是发展空间很大（包括向孙权借兵和自己召募）。另一方面，曹操集团以步兵和骑兵为主，水军不是强项，新归附的荆州水军能发挥多大战斗力是曹操无法确定的。所以，如果曹操自己不带着大队人马留下来，一旦刘备在孙权的支持下反攻，曹操手下的大将就很难支撑得住。而如果曹操自己带着大队人马留下来，后方政府内外反对自己的势力比如马腾、韩遂等是否会有所动作？
　　所以，在曹操看来，与其留守荆州，不如乘胜追击，时间拖长了，自己就被动了。那么，能不能稍作停留以后，等来年开春以后再发动进攻呢？我认为，也是不行的。因为，到春季长江开始涨水，打起仗来就得更加依靠水军。
　　简言之，曹操选择立即顺江东下进攻江夏，至少不能算错，按贾诩的意见行事也未必就能保住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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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6 20:21:48

　　在曹操率领大军顺江而下的同时，孙刘联军逆流而上。
　　孙权为什么会主动参与到这场大战中来？对于孙权而言，这场战争原本就跟他没什么关系。曹操南下，目的是为了夺荆州，并无打扬州的计划，否则不可能不在东线战场（徐州等地）有所动作。曹操在占领江陵以后，顺江东下，也只是要打刘备。《三国志•武帝纪》说得清楚：“公自江陵征刘备”，“至赤壁与备战”，压根不提孙权。至于《江表传》上记载的曹操向孙权下战书一事，不见于《三国志》，而其中所言“水军八十万众”、“会猎于吴”云云，一听便是不实之言。说自己有八十万水军，即使是虚张声势，也太过夸张。由于西征的原因，孙权当时的大本营在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附近）。这里应该算是楚地，而非吴地。无论是吴郡，还是春秋时期的吴国，都远在今天的苏州、无锡一带，说到吴地打猎显然是要将整个江东吞并了。曹操这样说，显得过于狂妄了，反而让人觉得是吹牛，起不到恐吓的作用。
　　另外，孙权与曹操的关系一直不错，何必为了区区一个刘备而和曹操翻脸？即使预防曹操趁胜讨伐自己，也只需严阵以待，不必以攻为守。
　　一般认为，孙权之所以会卷入赤壁之战，是与三个关键人物的劝说密不可分的。这三个人分别是诸葛亮、鲁肃和周瑜。
　　鲁肃是早在刘表死时就指出：“荆州是战略要地，若能够占据荆州，就有问鼎天下的希望。如今刘表死了，刘表的两个儿子素来不和，军中诸将又各有打算，而刘备是天下枭雄，但不为刘表所用。如果刘备与刘表的儿子、将领们齐心协力，则宜和他们结盟；如果他们相互攻击，就可以打荆州的主意，以济大事。”于是就请命以吊丧为名到荆州一探虚实，同时拉拢刘备对抗曹操。
　　鲁肃刚到江夏，就听说曹操大军已经到了襄阳，刘备正在南逃，于是连忙北上去迎接刘备。在当阳碰到刘备以后，他就问刘备打算怎么办。刘备说他要去投奔苍梧（今广西梧州一带）太守吴巨。这其实是虚言，诸葛亮早为刘备集团定下了“联合孙权”的外交战略，刘备怎么会舍孙权而去找吴巨？只不过，面对鲁肃，若是直言要去求救于孙权，岂不是太掉价了吗？很难取得在联盟中的平等地位。
　　由于军情紧急，在撤退到夏口（今汉口）后，诸葛亮就向刘备提出来到孙权那里去求救。于是，诸葛亮就作为刘备集团的使者和鲁肃一起到了柴桑。到了柴桑以后，对于是诸葛亮先见了孙权，还是孙权先与群臣商议，有争议。我们还是按《资治通鉴》的顺序来说。
　　诸葛亮见孙权在先，在这次会面中诸葛亮向孙权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同时传递了两个重要的信息。
　　诸葛亮向孙权指出的事实是：中立道路行不通。诸葛亮一开口就指明了刘备、孙权和曹操三者是“争天下”的竞争者。这不仅使手里只有一个郡、两万来人的刘备与尽有江东的孙权获得了平起平坐的谈判地位，更重要的是把孙权放到了与曹操同等的高度，即孙权、刘备与曹操之间的关系不是地方对中央的关系而是诸侯对诸侯的关系。
　　接着，诸葛亮又将天下大势进一步阐述，即曹操已经即将完成统一大业，所谓“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中立吗？必须马上决定是与曹操为敌还是臣服于曹操。
　　诸葛亮并没有要求孙权与曹操为敌，他所做的只是告诉孙权必须做决定。听到这番话以后，孙权反问道：“如果是这样，刘备怎么不投降呢？”诸葛亮的回答很精彩，但也很“无赖”。诸葛亮把刘备大大夸赞了一番，然后说像这样的人，怎么能居于曹操之下呢？其实，地球人都知道刘备投降是死路一条，孙权也知道。鲁肃早就跟他说过：刘备和曹操有矛盾。孙权这么一问，与其说是打探刘备方面的态度，不如说是谈判技巧，意在压低对方的身价。只不过诸葛亮的回答实在精彩，反倒将了孙权一军。
　　在这种情况下，孙权不得不说出自己的决定，即决不投降。
　　双方都不投降，就有了合作的基础。于是，诸葛亮就向孙权方面透露了两条重要的军事情报。一个是刘备方面的军事实力，一共两万多人。另一个是曹操军队的状况：远道而来已是强弩之末，北方人不习水战，以及荆州兵并未真心归附。
　　经过这番会谈之后，孙权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与群臣商议。结果孙权集团上上下下都是一片投降论调，都劝孙权投降。张昭等人说的话恐怕跟傅巽对刘琮说的差不多，一句话：“打不赢，不如投降”。孙权听了一会儿，起身上厕所去了。这时鲁肃追了过来，他对孙权说：“刚才那些人都是误导将军。我可以投降曹操，您却不行。我投降了曹操，一样可以当官；您投降了曹操，能干什么呢？”这话说到孙权心坎上了，孙权叹息说：“刚才那些人的观点，太让我失望了。你的话才合我的心意。真是上天把你赐给我的呀！”
　　鲁肃又请孙权将周瑜从外地召回参与会议。周瑜是主战的。作为军队的指挥官，他主要从军事上分析了双方的优劣，指出曹操方面有四大失误：一是本土不安，后患未除；二是舍长就短，放弃骑兵而以水军为主力；三是严冬时分，给养困难；四是劳师远征，水土不服，必生疾病。
　　有了这三位的先后劝说，孙权这才下定决心联刘抗曹。
　　以上，是一般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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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6 20:24:38

　　但我认为其实孙权的出兵的决心早在诸葛亮来之前就已经下了。孙权为什么会决心抗曹呢？原因在于，他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其实，站在他的角度来看，像刘琮一样投降，并没有什么坏处。后来，孙权称帝的时候，对张昭说：“当年如果听你的话，现在只怕在要饭吃了。”这只是他的臆想。投降虽然比不上当皇帝，但事实上从张鲁、刘琮的经历来看，归宿都还不错，当一个普通的侯，也算衣食无忧。不过，称王、称帝才是孙权志向，既然有这样的志向，就必须与曹操想要统一天下的一战，而不会像刘琮那样投降。与其说他在犹豫，不如说他不敢表明自己的态度。
　　为什么不敢？因为一旦表态，就把自己的野心暴露出来了，到时想投降也投降不了了，在那个年代没有哪个统治者会允许有如此野心的人活在世上。出于同样的原因，周瑜在劝孙权不送人质的时候是私下劝的，鲁肃在反对投降的时候也是私下说的。
　　这是孙权与曹操、刘备不同的地方。曹操可以兴兵讨伐诸侯，因为他手里有皇帝；刘备可以高喊打倒曹操，因为他是皇族；而孙权不能大张旗鼓，他一大张旗鼓就会给所有政治对手讨伐的口实。
　　有人或许会问：既然你说孙权已下定决心要对曹作战，怎么会又为自己留下投降的后路呢？原因在于孙权在一件事上拿不准。
　　他拿不准手下的人尤其是手下的军队会不会为自己卖命。如果面对曹军的进攻，手下的将领望风而降，甚至向袁熙手下的焦触、张南一样直接造自己的反，那还就真不如直接投降，至少还能保住性命和富贵。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被诸葛亮一激，孙权就当面表态说：“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有人说孙权不可能在自己内部都还议论纷纷的时候先对外人表态。其实，正因为诸葛亮是外人，孙权才好借以向臣下透露自己的意愿。如果大家都反对，到时就算食言，也可以推说是外交辞令，不能当真。
　　可惜众人不能领会领导意图，还一个劲儿地劝降。所以当鲁肃对孙权说他反对投降的时候，孙权非常感动。但是，光有鲁肃支持，还不够。鲁肃本人既没有多大势力，投靠孙权的时间又晚，影响力不够。这个时候，周瑜的态度就非常关键了。周瑜在孙权集团中的政治地位和说话的分量绝非鲁肃可比，他是军事将领集团的领袖，他表态愿意作战，就意味着军队决心效忠。这才给孙权真正吃下定心丸。于是，孙权才敢在帐中拔刀砍桌子，说谁要是想投降，就杀无赦。
　　当周瑜为首的军队站在孙权一边，其他想要投降的大臣都被镇住之后，整个孙权集团、刘备集团在思想上就统一了。这样，一场大战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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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6 20:26:53

　　双方相遇的地点在赤壁（今湖北省赤壁市），双方一交战，曹军失利，于是退守江北，在北岸的乌林一带扎营。其实，初次交锋，谁胜谁败都很正常。曹操虽然初战不利，但是军队损失不大，而且大军陆续抵达，依然是大兵压境之势。战争的形势依然是曹操方面占优。
　　这时，曹操方面下令将战船用铁链连接起来，结成水寨。很多人认为这是为了防止曹军将士晕船。这个说法大概是来源于《三国演义》。其实是个误解。其一，用铁链、缆绳等软的东西把船连接在一起并不能抗风浪，遇到风浪还是会此起彼伏、摇摇晃晃。除非用木棍、铁钉一类东西将小船钉成大船，使所有的船相互之间不能轻易移动才能够提高抗风浪的级别。根据史书记载，显然不是这么回事。其二，北方人并不一定晕船。晕不晕船跟身体素质有关，跟坐不坐船关系不大。有的人第一次坐车、坐船就不晕，有的人坐了很多次还一样晕。经常说北方人不善舟辑，是指不会划船，而不是说会晕船。其三，当时曹军已经在乌林扎营，大多数人应该住在岸上，怎么可能因为怕晕船而把船连接起来？
　　其实，真正的情况是：将战船连接起来，是当时建造水寨的通常做法。（现在码头上停船不也一样用缆绳连接吗？）曹操此举，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用意。
　　另一个常见的误解是，这种船船相连的水寨给孙刘联军实施火攻提供了比较好的条件。而曹操之所以不担心对方火攻，是因为曹操认为当时时值寒冬，不会刮东南风。之所以说这是一个误解，是因为一方面只要是营寨都怕火攻，尤其是水寨。即使不用铁链、缆绳相连，一旦着火，大型战船也很难各自逃散。俗语说：“船小好掉头”，可见船只要大了，掉头就难。像码头、水寨这样的地方，只要有一艘船失控，就会祸及一大片，而在当时以人力、风力操纵的船更是容易失控。另一方面，在南方，隆冬季节刮东南风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即使曹操不知道，他手下荆州军团的人也不会不知道。与其将防火的问题交给老天爷，不如做好保护工作，在对方放火前拦住对方，不让其上前。
　　众所周知，曹操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输掉了赤壁之战，输掉了他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统一大业。究其原因，有些人将失败归因于“运数”，即将遭遇瘟疫和正好有东南风等客观因素当作主要原因；也有一些人将失败归因于曹操战略上失策，不按贾诩的意见稳守荆州，又没有料到孙刘会结盟；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曹操没有充分发挥其步兵、骑兵的优势而主要运用水军。但其实这些都算不上主要原因，有些甚至连次要原因都算不上。比如陆军如何能在水道纵横的地带与水军作战？骑兵可以冲乱步兵的阵营，能冲到河里去打水军吗？
　　其实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曹操只犯了一次错误。但却是一次致命的错误：接受黄盖的诈降。如果不接受这次诈降，按照黄盖的说法：“寇众我寡，难与持久”，将战争拖向持久战，对于孙刘联军是不利的。即使曹军多有疾病，时间一长会逐渐好转；即使周瑜决定用火攻，但是不能靠近曹营，你如何放火？所以，赤壁之战中真正的决定性事件就是黄盖的诈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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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6 20:27:39

　　黄盖是什么人呢？黄盖是孙氏集团的老部下，早年曾跟随孙坚南破山贼、北讨董卓，后来又追随孙策平定江东，到孙权当政时期，已经算是三朝老臣了。
　　黄盖诈降的事，大家都很熟悉，具体经过不用多说。问题在于，曹操为什么会相信一位跟随孙氏南征北战多年的老将临阵倒戈？
　　《三国演义》里精心策划了一出苦肉计，然而可惜那只是小说家言，纯属虚构。根据史书记载，黄盖只是给曹操写了一封降书。在写给曹操的信中，黄盖说：“我黄盖受孙氏厚恩，成为其手下的将帅，待遇不薄。但是，天下大势已定，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这是天下人所共见之事。我们这些人，无论聪明还是愚蠢，都知其不可，只有周瑜、鲁肃两个，不知好歹。今日归降，才是正道。周瑜的军队也容易攻破。交锋之日，我黄盖愿为前部，为您立功。”
　　这一大段话，其实只说了一个理由，即曹操统一天下是大势所趋，孙刘联军必败无疑。这个理由能成立吗？如果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分析，这个理由是不见得成立，尤其是作为黄盖这样一位三朝老臣投降的理由就更不能成立了。想当年，董卓势力何等之大，黄盖跟着孙坚一起孤军深入；袁术的势力何等强大，黄盖跟着孙策带着一千来人到江东发展。这时，双方还在僵持阶段，他却主动投降，能不让人怀疑吗？
　　曹操之所以会信黄盖的诈降，根本原因在于他轻敌。曹操是一个容易在胜利之后就忘乎所以的人。此前几次遇险也都与此有关。比如南征张绣时，张绣不战而降，结果曹操轻敌无备，差点儿被包了饺子。
　　官渡之战之后的这些年来，曹操也实在是太顺利，旌旗所指，几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尤其是这次南下进攻荆州，还没打刘琮就降了，轻轻一击，刘备就溃败了。与此同时，远在益州的刘璋也被曹操的声势所震惊，主动派人前来示好称臣。连续的胜利冲昏了曹操的头脑，他天真的以为孙权集团已经闻风丧胆，土崩瓦解了。黄盖的信恰恰迎合了曹操的这种心理。而正由于曹操在心里已经有了孙权集团将望风而降的判断，所以对于完全合乎自己判断的诈降深信不疑。
　　曹操战败后，之所以哀叹如果有郭嘉，不会使他有此大败，其原因恐怕就是他相信郭嘉定能识破黄盖的诈降吧。
　　由于轻敌，曹操轻信了黄盖，让黄盖率军靠近了自己的水寨，一场大火，将战船烧了干净。这就是所谓火烧赤壁。其实，烧的是乌林，长江对岸的赤壁正好是隔岸观火的好地方，可谓是这场大戏的VIP包厢。
　　这一场大火导致曹操方面大量战船被烧毁，营寨也受到了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孙刘联军继续发动进攻，曹操不能抵挡。我们可以想像，当时曹操的战船恐怕大部分都被烧毁，丧失了战斗力，如果继续在江上作战，其实就是以寡敌众。再加上荆州军团无心作战，北方来的军队又不习水战，一旦被孙刘联军咬住，只怕想跑都跑不了。所以，曹操索性下令将船只全部烧毁，带着军队从华容道走陆路穿过云梦泽退往江陵。
　　与此同时，孙刘联军展开了大反攻。一方面，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北上进攻合肥（对于孙权是在赤壁之战前进攻合肥还是在那之后，《三国志》中《武帝纪》和《孙权传》有冲突，这里按《孙权传》的记载），而周瑜和刘备则沿着长江水陆并进直扑江陵。在孙刘联军的攻势之下，留守江陵的曹仁不得不放弃南郡而退保襄阳。而原本已经投降了曹操的江南四郡也很快倒向刘备集团。
　　此时，刘备集团已占据了大半个荆州，《隆中对》的第一步眼看就要实现了。不久之后，刘璋请刘备入蜀，实现跨有荆益二州的战略目标也近在眼前。刘备集团的发展是否真按《隆中对》的规划在进行呢？
　　请看下一章：似是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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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6 20:28:12

曹操的第二个（其实应该是第一个）和第三个致命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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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凡华    时间: 2011-7-27 09:20:02

回复 89 # 于神马 的帖子

这么有学问的帖子当然要积极学习，
楼主是每帖必回呀，
辛苦辛苦，
再次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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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7 12:59:55

回复 99 # 凡华 的帖子

{:biggrin:}{:lol:}{:victory:}{:s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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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7 16:50:43

第九章　似是而非

　　赤壁之战后，曹操退回北方，南北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了，但若要说就开始三分天下却还不够。因为刘备的地盘着实太小。虽然说刘备南下攻占了江南四郡，但是前早已说过这四个郡加起来也没有多大影响力。真正有影响力的，还是南阳、南郡和江夏三个，控制着这三个郡，才算是控制了荆州。
　　那么这三个郡在谁手里呢？
　　产权比较明晰的是南阳郡，曹仁从江陵撤只退到襄阳，南阳却还牢牢地控制在手里。南郡却很复杂，三方各占着一块地方。襄阳是曹仁占着，而江陵是孙刘联军联手打下来的，虽然孙权方面出的兵多一些，但终归不能排除刘备的努力。江夏也不明确。这里原本是刘琦占据的，刘琦和刘备关系密切，刘琦死后这里应该归刘备管。但是，江夏据孙权集团控制的扬州最近，是孙刘联军的大本营，在这里的孙权军队也不少。
　　战前孙刘双方都只想着对抗曹操，关于怎么分地盘也没有事先约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展开新一轮的谈判。这一次，刘备亲自出马去会见孙权。谈判的结果是，江夏郡归孙权，南郡归刘备。
　　这个结果看似简单，双方各得一郡，但其实刘备方面占了一点便宜。毕竟，在江陵当时在孙权集团的手中，江夏也基本上是孙权集团控制着。
　　那么，为什么刘备能够取得如此有利的谈判结果呢？我们必须站在孙权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孙权集团中，最强硬、最激进的是周瑜。周瑜先后提出了两套方案。A方案是将刘备软禁起来，由他自己控制刘备的军队，这等于说是要吞并刘备集团。B方案是不理刘备，由周瑜自己带兵去打益州，打下了益州再北上襄阳，直接把曹操搞定，夺取天下。
　　从这两个方案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周瑜是个野心家，但不是一个政治家，甚至也很难算得上一个军事战略家。
　　我们先看A方案。当时软禁刘备，甚至杀了刘备都不是难事。孙权手下有个叫吕范的就支持实行A方案。但问题在于，刘备手下的这支军队又岂是你周瑜能够控制得住的？当年，曹操对关羽关怀备至，关羽尚且不忘旧主，你周瑜何德何能能让关羽、张飞为你卖命？一旦刘备集团与孙权集团反目成仇，曹操岂会坐失良机？到时候，曹仁甚至曹操自己亲率大军由南阳南下，关羽、张飞率军从江南北上，南北夹攻，周瑜的这支军队必败无疑。同时，以关羽与曹操的交情，刘备集团的这支劲旅恐怕很快就会倒向曹操，并成为曹操东征江东的急先锋。这可不是刘琮手下的狐疑之众，而是要救主于危难或者要为主报仇的义愤之师。如此一来，孙权集团的末日恐怕就到了。周瑜一时头脑发热，可孙权却清醒得多，自然不会采纳这种馊主意。
　　方案A不行，方案B又如何呢？不少人是比较看好这个方案的，吕思勉先生就说“此瑜之计所以为雄”，孙权本人也同意实行这个方案。但最终因为周瑜的突然去世而中止。其实，即使周瑜不死，这个计划恐怕也很难实现。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方面，这个战略计划只考虑了自己的情况，没有仔细考虑刘备集团和曹操集团的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对于曹操集团，周瑜非常轻率地认定他们将着力巩固内部，不会南下；而对于近在咫尺的刘备集团则干脆只字不提。
　　周瑜提出B方案的时候，曹操还未向关中用兵。后来正是因为孙刘两家在荆州问题上地盘分得比较得体，曹操觉得南下无利可图，所以才会不再想着南下，掉转枪头逼反马超、韩遂，彻底平定关中。如果孙权集团不答应刘备的要求，然后又率大军入川，荆州必然空虚，孙刘联盟也会出现裂痕，曹操岂有不再度南下之理？
　　曹操方面虎视眈眈，刘备这边也不好对付。大家都知道刘备是个有雄心壮志的人，他不可能满足于江南四郡这个巴掌大一块地盘。而他要谋得发展，必须向外扩张。扩张的方向，往西不可行，无论是黔中还是湘西，都是穷山恶水之地，道路难行。往南也不可行，当时的广东、广西是蛮荒之地，基本是原始森林，不适合人类居住。那就只剩下向北和向东了，而这两边都是孙权集团的地盘。现在周瑜你想不理刘备的请求，将他牢牢封锁在江南，那不是在给自己树敌吗？以孙权集团的军事实力，打黄祖尚且吃力，能否吃得下刘备应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另一方面，从整个战局的态势上来看，这么打也不合适。大家想想看，假使孙权集团占领了益州之后，是个什么样的版图？东边扬州一大块，西边益州一大块，中间只靠上至夷陵、下至江夏的一条沿长江的细线连着，是个典型的哑铃。无论曹操还是刘备，一旦攻占了中间这条细线上的夷陵、江陵、江夏，整个孙权集团就会被截成两段，首尾无法相顾。刘备的大军就在江陵对岸的公安（今湖北省公安县），要打江陵实在是太容易了；而曹操集团虽然远在襄阳，但从襄阳到江陵是一马平川的平原，曹军的陆上优势可以完全发挥出来，同时，曹操还可西路出兵汉中或者东路从徐州出兵南下，分别对益州、扬州实施钳型攻势。
　　所以说，B计划前景虽好，但其实实施起来，风险极大。给人感觉是周瑜被赤壁之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已经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
　　在我看来，孙权明显比周瑜有战略眼光。周瑜死后，他对这个B计划进行了一番修改，大大提高了可行性。由周瑜提出的单独出兵益州，改为孙刘联军一起进攻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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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神马    时间: 2011-7-27 16:52:49

　　孙权这一招非常阴险，可谓“驱虎吞狼”。
　　当时孙权已将江陵交给了刘备，由于让出江陵，曹操认为孙刘两家和睦，南征无利可图，已经展开了对关中的整肃行动，正和马超、韩遂打得热闹，无暇南顾。孙权无论打谁都没有后顾之忧。
　　更重要的是，以孙刘联军的形式入蜀，刘备必然要派主力走在前面。刘备的主力军一旦离开了荆州，作为盟军的孙权的军队就可以轻而易举的进入荆州各郡（孙权得江夏就是这么得的），然后跟在刘备军的后面入蜀，很容易控制住长江三峡一带的咽喉要道。
　　这样一来，刘备如果战败，孙权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刘备集团，然后再发动对刘璋的第二波攻击。刘璋打刘备就已经损失惨重，又怎么经得起孙权的再次进攻？如果刘备直接将刘璋打败，占领了益州，那么孙权既可以扼守长江三峡一线，将刘备堵在四川，又可以趁刘备不备之机，直接对刘备集团发动突袭，在背后捅上一刀。无论怎么算，孙权都能占领荆州并觊觎益州。
　　可惜这种毒计被刘备手下一个叫殷观的人识破了，并献计于刘备道：“孙权想去打，就让他去打。就说我们刚拿下四个郡，地盘还不稳固，不可轻动。孙权肯定不敢越过我们去打益州。”刘备依计而行，孙权心想：我自己能打还会找你？只好作罢。
　　吞并刘备不行，不理刘备自己发展也不行，那么唯有同意刘备的请求，把江陵交给刘备。鲁肃对孙权说：“将军您虽然英明神武，但是曹操仍然势力强大。我们刚到荆州，没有得到老百姓的支持，根基不牢。最好是把荆州借给刘备，让他去抚安。从而给曹操树个敌人，为自己交个朋友。这才是上策。”这就是所谓“刘备借荆州”的由来。
　　其实“借”是鲁肃一厢情愿，刘备集团的想法是“要”，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还。“借”的标的也不是“荆州”，而是江陵。当然刘备一旦得了江陵，孙权也就不可能再保有夷陵、当阳，但这些地方加起来，也不过是半个南郡，连荆州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至于荆州的其他郡县，江夏本来就是刘备的，你孙权把它占了，刘备还没找你要呢。江南四郡也都是刘备打下的，怎么就能算作是从你孙权手里借的呢？可惜，双方当时具体怎么约定的，现在已经不得而知。而双方对于这个约定的不同理解，则埋下了后来双方反目成仇的祸根。
　　这毕竟还只是隐患，从表面上看，孙刘两家亲密无间，完成了对荆州的划分。曹操听说这事的时候，正在写东西，一惊之下不禁把笔都掉在地上了。可见，这是一个对于孙刘两家多么有利而又对于曹操多么不利的双赢结果。曹操见到这种状况，不再有南征的念头，转而去收拾关中的马超、韩遂。这又给刘备发展和扩张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此时的刘备，手里拿着半个荆州，另外半个，一部分（南阳和襄阳）在“不可与争锋”的曹操手里，一部分（江夏）在“可以为援而不可图”的孙权手里，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的规划，他只能打益州刘璋的主意。
　　好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璋居然派人来请刘备入蜀。这是怎么回事呢？
　　刘璋之所以要请刘备，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自己镇不住蜀地。在当时那个谁有本事谁当老大的年代里，刘璋这位从父亲手里接过江山的人，其屁股下面的位子是不那么稳当的。前面讲过，孙权刚接替孙策而掌控江东的时候，虽然有张昭、周瑜的辅佐，但江东各郡县也都先后发生了叛乱。只是因为孙权能力很强，最终又臣服于他。
　　刘璋显然没有这么强的能力。他继位之后不久手下人就发生了叛乱。比如，汉中的张鲁原来是刘焉支持下的一支势力。刘焉一死，张鲁就不怎么听话了。张鲁之于刘璋，就好比李术之与孙权。孙权一举攻杀李术，而刘璋进攻汉中却屡战屡败。由此可见其能力非常一般。除了张鲁独立以外，刘璋手下一些非嫡系的军队也发生了叛乱。为首的名叫赵韪，这人与益州本地的大族关系密切，一发动叛乱，立即得到了各郡县的响应。幸好刘璋手下的嫡系部队东州兵害怕一旦失败就都会死无葬身之地，所以拼死一战，才勉强打败了赵韪。
　　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得不指望外援。当曹操率大军南下荆州的时候，刘璋就派张松去向曹操示好，表示愿意臣服于曹操。在他看来，只要有曹操作靠山，还担心手下这些蜀人造反吗？可是没料到当时志得意满的曹操没把刘璋放在眼里，根本不在乎他的归降，慢待了使臣张松。张松非常愤怒，回去之后就尽说曹操的坏话，同时劝刘璋结好刘备。当时孙刘联军已经打败了曹操，刘备占有江南四郡，势力也不小，又颇有威名。刘璋觉得这是个好事，就答应了。
　　直到此时，刘璋还没有犯什么大错误。可坏就坏在张松这小子吃里扒外上了。刘璋派往刘备处的法正和张松是死党，都不怎么忠于刘璋，尽想着攀高枝。法正一见刘备，就觉得刘备是个明主，回来就跟张松说刘备如何英明神武。于是两人就秘谋把刘备引入益州当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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