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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分合有因 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到公元280年西晋吞吴，三国的事已经讲完了。但是，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答：东汉为什么会分裂，三国又为什么会统一？ 关于为何会出现三国鼎立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众说纷纭，主要有三种不同说法。 以周谷城先生、韩国磐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是军阀混战导致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一般称之为军阀混战所致说。 周谷城认为：东汉后期“群雄并立，各据地盘，各拥大军。然为着要巩固自己的存在，取得优势的地位起见，均向外扩充其势力。这样一来，并立的群雄，乃相互混战。在长期混战之中，大的吞并小的，强的吞并弱的；结果形成三个较大的集团，曰魏、蜀、吴三国。凡弱小不能独树一帜的，都依着地位之所在，陆续分别隶属于此三大集团之下”。 韩国磐认为：“184年爆发的黄巾大起义”，“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官僚军阀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董卓就是其中最嚣张者之一，由于黄巾、黑山等起义军在各处依然很活跃，东汉政府就改州刺史为州牧，加重其权力，妄图扑灭起义力量。可是，这却加强了地方割据势力”。董卓被杀后，“各地割据势力，封建军阀纷纷割据一方，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混战时间，曹操、孙权、刘备分别据有中原、吴、蜀，三国鼎立局面因以出现”。 以翦伯赞先生、范文澜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是封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三国鼎立。一般称之为封建经济发展说。 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认为：“三国鼎立局面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各个地区封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分裂倾向的加剧。长江流域上下游几个区域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勉强可以自给和彼此均衡的程度，给南方孙、刘的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同一时期北方的国家则由于社会经济受到割据混战的严重摧残，无力消灭南方的国家，以统一全中国。但是统一的历史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已存在过四百多年，统一的因素仍在程度不等地起着作用，统一仍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所以在无数割据者角逐的混乱局面中，终于出现了魏、蜀、吴三大割据势力，它们的统治者在各自的区域内削平了较小的割据势力，巩固了内部的统一，并且都力图打破均衡局面，实现全中国的统一。” 范文澜认为：“从经济方面说来，三国分立也是东汉末年社会大破坏的自然产物。原来黄河流域是经济最发达的中心地区，因之它也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区。这个伟大强盛的中心地区首先带动了长江上下游地区（益荆扬）的经济逐步前进。西汉中期司马迁叙述江淮以南（荆扬）一般的经济情况说，楚越地方，地广人稀，有些地方还使用火耕水耨法。没有饥寒的人，也没有千金的富家。这就是说，江淮以南经济落后，剥削者还不能积累起千金。到了东汉时期，大地主大豪强到处出现，说明经济已有发展，足以产生大的剥削者。”“不过长江上下游的人力富力比起中心地区来相差是很大的，它只能作为依附者与中心地区相连系，从而得到自身发展的助力。所以当中心地区强盛的时候，长江上下游不可能在政治上脱离朝廷自立为国家，但当中心地区遭受大破坏不能起带动作用的时候，那就要发生一时的分立，汉吴两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朱绍侯等历史学家则认为原因比较复杂，提出了由各方面条件造成说。 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说：“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和存在，是由各方面条件造成的。政治上，曹操团结了中原的地主豪强，孙权以长江南北的世族豪强为支柱，刘备则依靠荆、益两州地主的支持。从地理条件说，蜀有剑阁、三峡之险，进可攻，退可守。吴有长江天险，易守难攻。在经济上，蜀汉占有的益州‘沃野千里’，素有‘天府’之称。吴国占据的长江中下游，东汉以来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再加吴蜀联合，攻虽不足，守则有余。曹操虽占有广大的北方，但因战争破坏严重，一时还缺乏统一的物力和人力。这些就是形成三国鼎立局面的基本原因。” 持以上观点的都是鼎鼎有名的历史学家，三种说法也都有理有据，足以解释三国分立的原因。但是，他们却没有解答为什么西晋能够实现统一，而在统一了短短几十年后又出现了长时间的分裂？ 《三国演义》开篇就提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罗贯中所言极其精准。从西周算起，西周（约300年）基本是统一的。春秋战国时期（约550年）是分裂的。秦汉（约400年）是基本是统一的。三国魏晋南北朝（约400年）绝大部分时间是分裂的。隋唐（约300年）基本是统一的。五代十国（包括唐末到宋初约100年）是分裂的。北宋（约150年）是统一的。南宋到元初（约100年）是分裂的。元明清三代（约700年）基本是统一的。三千年的历史中，分裂和统一交替出现，有1150年处于分裂状态，其中北宋以前的约2050年里，竟有约1050年处于分裂状态。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分解成两个问题：其一，为什么“合久必分”？即导致国家分裂的因素有哪些？其二，为什么“分久必合”？即导致国家统一的因素有哪些？ 关于第一个问题，其实很好解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封建主义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相互独立的，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当然也应该是分裂的。 一方面，自给自足的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给地方政权的独立存在提供了物质基础。当时，社会化分工并未在地区间广泛展开，任何地区的政权都以本地区出产的物资作为基本保障。这样一来，地方就可以脱离中央独立统治，不必仰仗中央政府在物资上的支持。另一方面，统一对于地主阶级而言并没有实在的吸引力。地主既不需要建立统一的商品市场，也不需要进行大范围的商品交换。同时，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远方的土地对于地主而言并没有实际价值。地主阶级在本地兼并自耕农和其他地主的土地是更加理性的选择。他们不会支持对外扩张，也不会支持兼并战争。 放眼世界，在封建主义自然经济条件下，除了中国有较长时间的统一之外，世界各国无不是以分裂为正常状态的。 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非正常的统一状态呢？即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何在呢？我想，答案在于中华帝制。所谓中华帝制，就是以皇帝为核心的官僚体系统治国家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孕育于战国时代而产生于秦始皇的秦帝国。 在中华帝制里，统治阶级不再是在经济上占有优势的阶级（地主）而是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官僚）。这似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对于国家、阶级的论述，违反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其实没有。因为上层建筑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经济基础。官僚们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基础——国有（官有）经济。从盐铁专卖到官田、屯田，官僚们牢牢地掌控着国民经济的命脉。 正是这个重要的区别，促使中国有着很强的统一倾向。地主没有统一的雄心和意愿，而以皇帝为首的官僚们有。他们统治的范围越大、越广泛，他们能够分配的利益就越大。所以，官僚们追求的是权力的最大化，当然也就希望所能够管辖的范围越广泛越好。 所以说，一方面是封建主义自然经济各自为政的倾向，一方面是中华帝制统治一切的倾向。当中华帝制运转正常，皇权通过官僚机构得以伸张的时候，国家就走向统一。当中华帝制运转不灵，皇权的控制力下降时，国家就走向分裂。 具体到三国时代，东汉末期以来士族的出现导致了中华帝制运转不灵。中华帝制由两个制度结合而成，一是皇帝制度，二是中国古典官僚制度。后者的核心在于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和非世袭的人事行政制度。士族对官场的垄断严重破坏了中国古典官僚制度。 一方面，九品中正制导致官员的选举权下移到地方中正官的手中，中央政府的人事任免权受到了极大挑战，从而破坏了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另一方面，世家大族垄断了政府高层职位，非世袭的人事行政制度也被严重扭曲。其结果是皇权受到地方世家大族的牵制，无法集中国力进行统一战争。 恰逢实力强大的曹魏（晋）和东吴是士族政权或者半士族政权，表现出勇于内斗、无心对外的特质，而一心想一统天下的非士族蜀汉政权偏偏又最为弱小，实力不济。结果当然是三国鼎立数十年之久。 晋虽然从表面上统一了天下，但是由于它本身是一个士族政权，皇权无法控制整个国家。内部的分裂因素远远超过了统一的因素。所以一直内讧不断，到最终演变成八王之乱的大混战，进而导致了长达三百年的大分裂、大动荡。 由此，我们不由得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士族的当权是必然的吗？ 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中提出了一个观点，说魏晋南北朝这个士族地主阶级做统治阶级的时代是“历史的必然”，是“由贵族转化为庶族的时候”必须要经过的“中间环节”。“因为士族他是一半象贵族，一半象庶族”。 这话不对。首先，自秦以来就没有一个贵族统治的时代。易先生所言“邦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贵族领主，因此帝国时代的第一个阶段的统治阶级就是贵族地主”是说不通的。我们去翻翻秦汉的历史，当中有多少高官是世袭的贵族呢？不能因为汉代封了王、封了侯就认为政府由那些王和侯来统治。 长期以来，我们有一种观念，即政府代表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那些人实施统治。这是不准确的。要知道，A代表B的利益有一个必要条件，即B能够控制或者约束A，如果约束不了，即使A是B中的一员，A也可能会为自己的利益而损害所在集体B的利益，即代理人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这些人能不能控制行使着统治权的官僚？具体到前面的问题，那些占有大片领地的王、侯等贵族能不能控制政府官员？答案显然是不能。汉代的察举制度、监察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官僚要受皇帝委派、对皇帝负责。也就是说，秦汉时期的统治者依然是以皇帝为首的官僚集团。 既然没有了这个所谓要“由贵族转化为庶族的”过程，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士族的统治就是偶然的呢？也不能这么说。 从表面上看，秦汉是以皇帝为首的官僚统治时期，隋唐以后也是以皇帝为首的官僚统治时期，魏晋南北朝的这个士族统治时代似乎是一个插曲。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官僚体系的人事行政制度，我们就会发现，秦汉和隋唐以后有着巨大的差别。 这个差别就是：进入官僚队伍的途径是考试还是推荐。 秦汉时期和秦以前春秋战国时代，到政府去做官的主要途径是由官员引荐或者自荐。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曹刿论战》。曹刿是怎么成为鲁国军队的指挥者的呢？主要靠他自己去晋见国君，毛遂自荐。再比如商鞅。他听说秦国在招揽人才以后，亲自跑到秦国去，通过秦孝公身边的宠臣景监引见，才得到接受面试的机会。从汉代开始，建立了以察举制度为主的人事选拔制度。具体来说，普通人进入官僚队伍有六种途径，分别是文学、征辟、察举、策试、吏员、任荫。这六种途径中除了征辟这一条路以外，其他五条都需要有人推荐。比如察举，就是各地方政府官员选拔人才向中央推荐。再比如，文学、策试两条路，虽然都要经过考试，但是只有太学生才有参加考试的资格。太学是什么呢？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党校。你听说过哪年的高考招生目录里有中央党校？要进太学，也得有官员推荐。征辟倒是不用别人推荐，因为征辟简单讲就是朝廷高层请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出来做官。这些被请的人，在社会上肯定名气很大，是知名的专家、学者，相当于现在得了诺贝尔奖的这类人。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就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征辟。 隋唐以后，官僚们大多是科举出身，经过了国家公务员考试。不管考试的内容是隋唐时期的诗词歌赋还是明清时期的八股文，毕竟是考出来的。尤其是从武则天创立了糊名法以后，改卷的考官是不知道答卷人是什么人，从而能够更加公平客观地评价考生，选拔优秀人才。 那么为什么要从秦汉时期伯乐相马式的推荐制变革为隋唐以后赛场赛马的科举制呢？原因就在于原先的制度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官僚的“近亲繁殖”。 我们说过，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是以皇帝为首的官僚，但是在中华帝制之下官僚的地位又不能世袭。也就是说，爷爷、爸爸是统治阶级，儿子、孙子却可能是被统治阶级。这就让人很难接受。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统治者制定了门荫制度。也就是说，官僚的后代可以凭借父辈的地位进入官僚队伍。但是，中国古典官僚制度不可能允许所有的官僚都能通过门荫让自己的后代当官，而只能允许少数大官僚有这样的权利。对于大多数中低层官僚而言，还是不得不面对如何安排自己后代生活的重大问题。 在制度内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我们中国人习惯于在制度外寻找突破口。在推荐制下，这个突破口就很容易找了。让官员推荐官员的后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在先秦到西汉初期，政府的规模比较小，官僚的人数相对较少，官员的选拔还在皇帝个人的控制范围之内。所以，即使是推荐，也还不能违背皇帝所定的标准。后来，政府越来越庞大，政府官员的人数越来越多，在官员的选拔时皇帝就无法亲自把关了。于是，在推荐人才时以权谋私就容易了，开始出现了官员推荐官员之后的潮流，从而培养出一个个世代为官的大家族。到了东汉中后期的时候，这些家族几乎垄断了官场，形成了士族门阀的雏形。 推荐制必然产生士族，而士族的产生威胁到了中华帝制的正常运转，威胁到了以皇帝为首的官僚的统治。走士族统治路线还是走以皇帝为首的官僚统治路线，就成为三国时代的两大政治派别斗争的焦点。 有人称之为“儒家士族路线”和“法家寒族路线”。我不赞成这种说法。第一，自西汉以来，儒、道、法三家已经相互融合，形成了中国独有的传统政治文化。儒法两家已经密不可分，不能说某人是儒家人物、某人是法家人物。比如以司马懿为代表的士族，按史书上的说法他们都“服膺儒教”，但是儒家思想里最核心的忠君思想在哪里？相反，法家的权术倒是用得得心应手。第二，支持走士族统治路线的有寒门，而支持走以皇帝为首的官僚统治路线的也有士族。前者以孙权最为典型，此外还有石苞等人。他们虽然出身寒族，但都依靠士族的力量为自己牟取利益。后者以诸葛亮、张温为代表，他们虽然是士族出身，但却超出本阶层的局限，站在整个国家的立场上主张用人唯贤、抑制豪强。 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士族统治路线最终取得了胜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第一，政治知识的集中和经济实力的强大是士族胜利的强有力保障。当时教育体系很不发达，又没有评书、小说、戏剧这一类的历史普及作品，所以政治知识必然主要集中在世代为官的士族手中。俗话说，知识就是力量。既然士族垄断着政治知识，垄断官场也就是必然之事了。在拥有政治知识的同时，士族还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自从西汉中期就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到东汉后期，各地的士族豪强大地主更是一个个富得冒油。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就可以给予当政者有力的支持，反过来也就可以向当政者要求相应的回报。 第二，曹丕、孙权急于篡权、独立的心态给了士族机会。士族拥有政治知识与经济实力只是他们最终当权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虽然士族拥有了政治知识和经济实力就拥有了向皇帝或其代理人索要世代做官权利的资本，但是双方却未必达成士族想要的交易结果。在皇帝或其代理人与士族进行这场政治交易中，如果皇帝一方强势，那么由于垄断政治知识足以使士族成为官僚队伍的主要来源，所以士族不可能固执地要求掌握选举权。然而，由于实际掌控皇权的曹丕和孙权希望自己的家族晋升为皇族，所以他们在“谈判”的过程中愿意自降身价，让渡一部分皇权给士族以换取他们的支持。也就是说，他们利用作为皇帝代理人的特权与交易的另一方士族联合起来窃取了皇帝手中的皇权。他们在登上皇位以后把官僚的选举权让渡给士族，说白了就是双方的分赃。 第三，没有找到比推荐制更好的人才选拔方式。推荐制下出现拉关系、走后门的情况应该是最正常不过的事。这样的事情一旦成为常态就必然导致士族垄断官场。依靠皇帝自己或者忠于皇帝的人严格按照合理的用人标准来选拔人才，只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当时，无论是曹操的唯才是举，还是诸葛亮的任人唯贤，都还是用的推荐制。荀彧主管人才选拔的时候，就选拔出了荀攸、郭嘉、陈群、钟繇等一大批确有真才实学的士人。诸葛亮自己则从低层官僚队伍中提拔了杨洪、何祇等有能力的人。然而，当主管选拔人才的官员像卢毓一样重名望而轻才能的时候，选拔的人自然也就集中于世家大族了。换言之，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位坚持走以皇帝为首的官僚统治路线的人物，并没有从制度上找到士族的命门，其政策只治了标没有治本。 第四，士族统治路线的缺陷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由于在晋代以前，士族统治路线基本上没有真正实行过，所以其统治能力差的缺陷致命缺陷并没有机会暴露出来。以陈群、顾雍、陆逊为代表的士族们满以为拿到了世代做官的特权就可以让自己的后代子孙坐享富贵。他们没有料到士族统治路线是一条通向地狱的死亡之路。西晋在经历了短暂的统一之后，随着八王之乱的爆发，一场长达三百年的大分裂时代拉开了序幕。这由连年的战乱和无尽的杀戮组成的三百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到了南北朝后期，几乎所有的有识之士都意识到士族统治路线的结果是官僚体系的统治力下降，从而造成分裂和战乱，要平定天下必须回归以皇帝为首的官僚统治路线。 总而言之，士族统治路线是对于中华帝制的一次否定，是由于当时中华帝制内部的推荐制与非世袭官僚制度存在不可调和矛盾而产生的。隋唐时期回归到中华帝制是否定之否定，隋唐以后有了科举制度作为基础的中华帝制形态是更加完备的形态。从这种意义上说，士族统治路线的胜利是必然的。 既然士族统治路线的胜利是必然的，那么从由于实行中华帝制而出现的大一统的秦汉帝国走向因为否定中华帝制而形成的大分裂的魏晋南北朝也就是必然的。而随着隋唐时期否定之否定的完成，新的大一统时代就到来了。 这就是中国三千年来分分合合的根本原因。 FROM: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55021.shtml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1-7-14 19: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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