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荣启：我在解放前的“一怕三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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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Z* H+ A" P# D7 A  ~       我感到现在的青年演员太幸福了。他们在党的关怀培养下，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保证，有着良好的学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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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旧社会，艺人的演出和学艺都十分困难，社会环境恶劣，出个好演员可不那么容易!有的演员在艺术上刚有了点名气，由于对当时社会上腐朽的东西认识不清，沾染上一些坏习气，最后毁了艺术前途，甚至毁了生命．现在我谈谈在旧社会的“一怕三恨”，对青年同志可能有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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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K' g. Z5 ?0 R        “一怕”：怕万恶的旧社会

1 V$ n) m9 `) l% F/ [' k       旧社会到处是官僚、恶霸、地痞流氓作威作福的天下，艺人们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正直的艺人整天提心吊胆，过不了一天舒坦日子。一九四七年我在天津“大观园”演出，有个醉汉到后台找我“借钱”，不借就不让我上台。多亏白云鹏先生出头来解劝，我没法，只好给了他几块钱。象这样敲诈勒索的事屡见不鲜。还有一种“飞帖打网”，有些流氓头子一年到头总办“喜寿”事。他们给你发帖你就得送份子，不然他就让打手们暗地揍你一顿，或者去场子里捣乱，不让你上台。那时，连善良的观众也为我们担惊害怕。

       常宝坤烈士说《牙粉袋儿》、《过桥票》就是揭露旧社会的，前者讽刺日本侵略者“强化治安”造成的物价飞涨．后者揭露了伪警察无孔不入地勒索群众。这两个小段讽刺的都是罪恶的旧社会，宝坤说这两段时就遭受过迫害。我说《怯讲演》等，也受过不应有的指责。那年月每到一处就得拜客托付，一个拜不到，他就败坏你。那时的舆论工具也掌握在统治者手里，真是捧能把你捧死，骂能把你骂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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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再说说三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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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B4 c2 F+ d. y* J       第一：恨大烟白面

$ f' a! I6 }" b) ]       旧社会到处都有大烟馆、白面馆，敞开卖这些毒品，艺人沾上就活不了!要想不沾它，那得有坚强的毅力．怎么说哪?旧社会魔怪横行。毒雾弥漫，尽往坏道上引你。我从十一岁(一九二八年)开始学相声，眼见过不少老前辈让大烟、白面给害死了!就说我师哥李少卿吧，说单口《山东斗法》《柳官上任》(即《糊涂知县》)那包袱真足，他叙述起来有条不紊，顺理成章。别看有能耐，当时没人愿意跟他搭伙，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不抽白面一点精神儿没有。这对于钻研艺术妨碍大啦!后来，他就一个人到相声场子里去沾光，在“板凳头”(也就是过去在小茶社饭口或换场的时候演出)说上两段，向观众敛几毛钱。可是钱一到手，又给白面馆送去了！这种嗜好要染上，不吃不穿得先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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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q7 f( J0 ~' }8 Q       鸦片烟、白面这些毒品，都是从外国运进来的，帝国主义者拿它毒化中国人民。旧社会的艺人让它害了不少。红极一时的河北梆子演员金钢钻、著名天津时调演员高五姑的死，都跟吸毒有关系。

! B4 G7 g# [  X* g  e       第二：恨“同行是冤家”

       那时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家拿演员当商品，利用我们赚钱，他们造成了同行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互相排挤，互相攻击，出个人材可太不易了!常宝坤、侯宝林都是这个时期涌现出的好演员，象这样的人才天津出个十个二十个的也不多啊!可当时他们都是经过一番挣扎，才站住脚的。也有些好苗子被压下去了，比如戴少甫就是个好演员，抗日战爭初期由京来津，跟于俊波搭伙，在南市燕乐、玉壶春等曲艺场演出，很受观众欢迎．他们合演的《得胜图》、《数来宝》、《白事会》等，都具有较高的水平，每个节目都有与众不同的地方。所以，天津观众把他捧起来了。可我也亲眼看见过他受欺压，同行的也找他的麻烦，说他是外行，强迫他拜师，后来有人收他为正式门户的师弟，同行中才承认他。在天津红了不到二年，就因为恶势力的欺压，加上他抽白面严重而过早地结束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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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f, K( W- E( T# z, a3 L1 A       刘宝瑞也是一员好将，我们在一块儿合作过．四一年他在济南晨光茶社，因为跟其他演员闹意见退出了，就在晨光对过又开辟了一个相声场子，起名叫“共乐”。他从北京约去了几位好演员，“晨光”那边也有几位名角儿，两边打对台，互相竞争，都咬上了劲，谁也不服谁。这两边的演员跟我都不错，他们为了加强阵容都约过我，我都没去，因为这样的竞争我参加哪边都不合适。同行同业的受反动势力的欺压还不够，何必自己人跟自己人还过不去?后来，宝瑞那边还是没干过晨光，原因之一是他们里边抽大烟的人太多。晨光毕竟有群众基础，日子长了就分出高低了!

       “同行是冤家”是旧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大家衣食住都没保障，都希望多挣钱，好养家糊口。

       第三：恨艺人自轻自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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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艺人受旧社会里旧意识的熏染，自己也看不赶自己。有时为了生活所迫，有的人到处伸手，见着资产阶级熟观众就说：“二爷!我总没花您钱了!”对方一给钱，又是作揖又是请安，我最反对这一手。解放前艺人政治上受压迫，社会地位低，可是我们的人格并不低。那时，我一赶上有“堂会”准挨饿，不愿意在那些阔人的宅门里吃饭。遇见这场合，我就躲在一边，宁愿等演完了回家吃炒饼。还有，在堂会上有钱的人赌博，让艺人站在后边“吃喜儿”，我恨这种派头儿。可有的艺人还主动迎合，谁一赢钱就过去作揖：“我给您说一段”，有时还主动让人家“点活”，也就是希望多拿点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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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轻自贱的现象还有很多，这不能都推到社会原因上去，不论环境怎么恶劣，我们都应当有骨气，自洁自爱，岂能趋炎附势，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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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忆这“一怕三恨”，是想说明旧社会艺人的悲惨遭遇，也是我个人的由衷体会，希望能起到温故而知新的作用。我们应该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珍惜美好的现实，要发扬正气，去掉歪风，更加努力地创作、革新相声气术，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满足人民的需要。我们的文艺事业，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才能得到健康发展，为四化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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