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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轶事] 沈阳北市场相声大会的始与终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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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24 20:11:43 |只看该作者 |正序浏览

很多老人们都记得，北市场曾经有个相声大会，多年前，那里是给沈阳人带来笑声最多的地方。郭德纲在《论五十年相声之现状》中曾说：“南京的夫子庙，北京的天桥，天津的三不管，唐山的小山，沈阳的北市场，这些曾经都是艺人们比较集中的地方。”那个时代，北市场是全国相声艺人一个重要的表演场地，几乎所有知名的相声艺人都来这里演出过。有了这块宝地，沈阳相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一时间与京津二地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如今，回忆起这一切，相声演员金炳昶一声叹息：“那个时代不可能再回来了！”

   “关里的艺人关外的腿”

   上世纪40年代末，相声演员佟雨田、王福田、朱文志、彭国良等人发起成立“沈阳相声大会”，成为沈阳最早的相声专业团体，地点设在北市场的四海升平茶社。这之前，沈阳的相声艺人还没有一处像样固定的演出场所，多数时候，四五个相声艺人临时结伙，白天“画锅”撂地，晚上进茶社演出，有时一晚上串好几家茶社，演完一个节目还得赶快到下一家茶社。

   当时沈阳的相声艺人基本都是来自关里，按照行里的说法，“关里的艺人关外的腿”。关里夏天太热，围拢不住人，五月开始，关里的艺人陆续往东北赶，到了九十月天转冷了，就回去。沈阳是大商埠地，人多，钱好挣，为此，很多相声名家都来过沈阳，这里包括马三立、侯宝林、刘宝瑞、常宝堃，北京著名的相声艺人“万人迷”李德锡最后还终老在了沈阳。

   这种文化迁徙也把京津的相声艺术传进了沈阳。相声演员范伟的老师陈连仲告诉记者，现在沈阳相声演员大部分都是北京“冯派”相声的门人，清末民初，北京相声艺人冯崑志来到沈阳，演出《宋金刚押宝》、《康熙私访明月楼》等段子，走红后久占沈阳，开始收徒传艺。“冯家门”相声火爆脆快，动作起落大，表演滑稽夸张，风格非常适合东北火爆剽悍的民风，这也使冯派相声得以在沈阳生存，冯崑志长子冯振声继承父业，收下得意门生冯大荃、杨海荃、祝景荃、常福筌，四人后来相继成名，号称“四大荃”。杨海荃加入沈阳相声大会，其后又收下杨振华、金炳昶、王志涛等人为徒，这些“冯家门”的徒孙最终成就了沈阳相声历史上的“黄金一代”。

   按照老相声演员于春明的说法，“东北相声‘口硬’，都是乡音土调，尖团字不分。一般人爱听天津相声，不爱听北京相声。天津相声火爆、野，北京相声温，东北相声是‘海外派’，说的野、土，杨振华的相声好，但和京津相声一比，人家也认为土。”

   谁不给钱谁是“这个”

   没有相声大会的时候，艺人们的表演很不固定。白天“撂地”演出，棚子是别人搭的，演出还得交地皮钱。于春明12岁开始和师傅撂地说相声，演出之前先要用白沙子撒字，把汉白玉石头的下角料磨成了细砂子，用箩把它过出来之后，把它装在小袋子里面，用三个手指头捏着这白沙在地上写字，白粉通过指缝落地，形成了字，什么“招财进宝”、“日进斗金”、“黄金万两”等等，字要有笔锋，感觉像毛笔写的字一样。

   观众吸引过来之后，相声艺人们要先唱几段“太平歌词”，“什不闲”开场，全体演员登台唱《发四喜》《八掌》《渔家乐》等小段。除了太平歌词，相声前边还得“垫话”，三分钟引不出笑来，后边累吐血也拢不住帘子。为了吸引观众，旧时相声常常带荤口，不带荤口不热闹，因此，很多有孩子的都不让小孩听相声，更不许学相声。

   1950年，沈阳相声大会搬到北市场公遇里胡同的会文茶社，地方不大，有茶座140个，散座80个，听一段相声两分钱，相声大会每天从中午十二点一直演到晚上九点半钟结束，二十多位艺人轮流登台，到了饭口也不停下。艺人登台之前，茶社前面墙上会挂出一个水牌子，上面写着艺人的名字，但如果是没有名气的学员。水牌子就不挂了。说完—段相声，男艺人们会拿一个小簸箩下台打钱。

   金炳昶1950年参军来沈阳，下火车安顿好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听沈阳哪有说相声的，沈阳战友让他去北市场。“我出生在北京，从小就爱去天桥听相声，不听相声活不了。去了北市场会文茶社，那里太火了，进门需要排队，里面出来一位，外面才能补进去一位。我天天去北市听相声，挣的那点工资都捐给相声大会了。”

   最让金炳昶难忘的是相声艺人“打钱”，“说相声，讲究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我那时每次打钱都尽量多给点，收钱的艺人很客气，说谢谢这位小先生。但有不讲究的，听完一段就偷偷溜出去，甩给茶社一个‘窟窿’，于是相声艺人就开始骂，下次再遇到这位，艺人说相声之前就调侃，咱们这里面有人是‘这个’(手势“王八”)，是谁呢?不知道，谁先走了，我再告诉大家!这话一出，谁也不敢溜了。”

      1961年，金炳昶、杨振华、王志涛等六位相声票友正式拜杨海荃为师，杨老师认为金炳昶适合捧哏，从此，金炳昶一辈子都给别人捧哏。金炳昶后来还与相声大会的女相声演员傅兰英结为夫妻。

   相声艺人“最费的就是扇子”

   相声大会成立后，演出所有收入由“掌学的”统一分配，所有的演员计分挣工资，最高分是10分，“攒底的”(压轴)拿最高分，剩下的按照资历依次分配，如果谁最近的段子特别火，“掌学的”会考虑多分—些。所有的收入当天挣，当天分，后来改成月结，拿钱最多的是佟雨田，他是相声大会的台柱子，擅长“贯口活”，包袱口掌握得好，抖得响，会文茶社里听到“下段佟雨田的啦!”观众谁都不走。

   1958年，相声大会的“小立本”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曲艺公演，凭借一段《社会主义好》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和表扬，开启了中国相声界歌颂相声的先河。小立本从此声名鹊起，成了相声大会里工资收入最高的演员。一年后，相声大会并人沈阳曲艺团，演出地点改为北市曲艺厅一楼。

   老相声演员多数是文盲，教徒弟基本靠口传心授，女相声演员汤砚杰是相声大会最小的艺人，她5岁和父亲汤一民学相声，父亲教一句，自己背一句，一天学十句，就是这样，日积月累学会了不少小段。陈连仲1960年通过考试进入沈阳曲艺团，师从彭国良学习相声，那时相声已经有了台本，“老先生们口述，请书法好的人誊写在稿纸上，装订工工整整。”

   陈连仲告诉记者，那时早早起床练习“吐字”，师傅在墙上贴一张纸，对着这张纸背绕口令，说完纸上不可以有一个吐沫星子。学习相声之外，陈连仲还负责在团里打杂，“每天开场之前，要把桌子摆好，放上两把扇子、两张手帕、一个醒木。老先生们爱泡澡，轮到谁上场，我得跑到登瀛泉去喊人。下场了，要帮着把大褂收起来，夏天热，大褂挂起来后还要往上面喷洒除汗味。相声艺人最费的就是扇子，由于场上要鞭托(用扇子打人)，扇面经常坏，我每天都得糊两三把扇面。这扇子是有机关的，用之前要把拴扇子的铁丝拔出来，换成棉线，这样的扇子折起来以后打人不疼。”

   相声演员都有自己的行业语，有的先生泡完澡上场，不知道前面人说了什么包袱，说重了，后台会有人提醒“越了”，就得立马换包袱。新人初登场容易紧张，师傅会提醒“寸住了”(稳住)或者“码前点”(快点)。

   学了几个月相声，陈连仲在北市曲艺厅表演经典段子《地理图》，一场下来要背上百个地名，陈连仲太紧张，背到中间时“鬼打墙”(忘词卡住了)，憋得脸通红，只好重新背，为他捧哏的师傅彭国良经验丰富，来了个“现卦”(即兴发挥)，“大家别介意，这孩子家条件好，重新走不怕费车钱。”现场一片哄笑。可没想到，陈连仲第二轮又“鬼打墙”了，彭国良于是又来个现卦，“你吃饱了撑的呀?你这么翻来覆去走，你们家能供得起你么?”全场再次爆笑。第三轮，陈连仲终于完整地背下了《地理图》；全场掌声四起。直到今天，陈连仲依然感谢那次老师的现场“救火”，“下场后，老师什么都没说，但我知道，从那以后，我要加倍下工夫。”

   “文革”开始后，相声演员被赶下舞台，相声大会的老艺人们命运飘零，很多人的晚年都很凄凉。据金炳昶回忆，杨海荃晚年只能靠在北市卖糖稀补贴家用，即使那样，杨老师还不忘给买糖稀的孩子们说几个段子逗笑。“相声艺人最大的悲哀就是被管住了嘴，不过好在，我们这些弟子后来都出息了，也许这是对师傅在天之灵最大的安慰!”金炳昶又是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