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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1968年12月25日,是西方的圣诞节。这对西方人来说是个喜庆的日子,但对我来说却不怎么妙。在我出生前,我的父亲就成了反革命,正挨批斗。为了怀孕的妈妈有人照顾,姥姥提前将我妈妈于波叫回了哈尔滨老家。妈妈生我时是难产,胎位不正,血压特高,年迈的姥姥跑前跑后找医生,最后请来一位老专家,才算保全了我们母子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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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0 h6 O6 V8 ^4 C$ O, e2 n 我出世33天的时候,妈妈不放心挨整的爸爸,在哈尔滨怎么也住不下去了,决定回北京。哈尔滨的冬天最寒冷,上路那天,为了让我幼小的身躯扛住火车上30个小时的严寒,妈妈里里外外给我裹了不知多少层。那天爸爸被特批半天假,从火车站把我和妈妈接到家里。他急切地想见到自己的儿子,襁褓剥开一层又一层,一直剥了十几层才见到只有六七斤重的我。看到自己的儿子那么小,身处逆境的爸爸仍然不改往日的幽默,一句“枣核啊,这么小?”顿时把旅途劳顿、疲惫不堪的妈妈给逗笑了。接着爸爸急忙给妈妈蒸了一锅馒头,炖上一锅肉,就赶回去接受批判去了。后来,我被委托给母亲的好友黄妈妈带了3个年头。 + {9 z; P/ R1 e' g$ a7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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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3岁半的时候,爸爸终于从黑龙江嫩江的一个农场回到北京,和妈妈一起接我回家。黄妈妈让我叫爸爸,可我却怎么也叫不出来,最后还是喊了声“叔叔好”。听妈妈说,爸爸34岁才有了我,38岁才有耳福听到儿子叫声爸爸,当多少年渴望听到的“爸爸”居然变成了“叔叔”时,爸爸的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妈妈告诉我,爸爸一生几经坎坷,但从来没有掉过眼泪,儿子不认识爸爸,是他唯一一次掉眼泪。 $ D% p3 I2 O% O, G&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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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的育民小学是一所挺不错的学校,当时住中央广播电影电视部宿舍的多数孩子都在那所学校上学。大人工作都很忙,根本没多少时间管教我们,一次我指使一个同学找另一个同学去要一张纪念邮票,一个硬要,一个死也不给,两人最后打得挺厉害。具体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最后是把我这个主谋招了出来。老师马上把我爸爸叫来了。爸爸是极要强的人,见我在学校犯错误,很气愤。偏偏我又是一脸不服输的样子,更让他火上加火,当着老师的面就给了我一记耳光。爸爸一年之中最少有8个月不在家,平时我就很少见到他,很少接受他的管教;在我的印象里,爸爸跟谁都笑嘻嘻的,对我从来不发脾气,这一耳光对我来说是太突然了。我完全傻在那里,直愣愣地看着他,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瞬间的内疚和悔意。他心虚似的迅速将目光脱离了我的视线。这一刹那,我突然明白了,爸爸一生求上进,他要求他的儿子要争气当好学生,而我却让他特别没面子。这是我长这么大挨过的唯一一记耳光,很痛,甚至给我带来了多年的恐惧症,但也使我模模糊糊地读懂了爸爸的心思。 4 f" b5 @& `" l" H
+ k* m6 r2 y9 h: f; D 父亲生死关头时我远在澳洲 $ n7 F' B) p) D1 ^& w% t' u
! |0 _: U6 h/ p4 w, ~ 1986年,我高中毕业了,妈妈的一个朋友说可以帮助我出国留学,来征求爸爸的意见。父亲最后把决定权交给了我,让我自己做决定。 . b( k6 D. L4 n! r7 ~0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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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的我想出去闯一闯,特别痛快地说了声:去!在我将要离家的时候,爸爸给我写了一段临别赠言,回忆他13岁时迫于生计,只身去上海当学徒的艰辛。他说,男子汉应该自己闯荡。外边的世界很大,很花哨,要严于律己,别忘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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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来,父亲对我出国,似乎不太关心,所有的出国手续都是我自己去跑,他还像组织关怀似的给我讲了一堆大道理。后来听妈妈说,从我走之后,我爸爸添了一个“毛病”,喜欢摆弄家里的那个地球仪,转到北京,转到悉尼,转来转去停不下来,有时对着地球仪自言自语。后来妈妈也与爸爸一起转地球仪。两人经常是一边转着地球仪,一边说着我小时候的有趣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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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是爸爸最忙的一年,演出活动安排得特别多。爸爸带着冯巩、赵炎、刘伟等十多位弟子上半年在6省21个城市进行巡回演出,下半年又拍了一部电影《笑破情网》。可能因为舟车劳顿,太累了的缘故,10月份,爸爸在湖南潇湘电影制片厂进行后期配音时,突然瘫倒在机房里。幸亏弟子们都在身边,他们找了副担架就往医院抬。医生确诊爸爸是突发性心肌梗塞,情况十分危急。妈妈整日守在爸爸的床前,提心吊胆。熬了一个多月,爸爸才脱离危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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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自1987年2月赴澳洲后,8月份曾利用假期回国了一次。没想到我刚离开一个多月,就出了事。爸爸、妈妈怕影响我在澳洲的学习,这么大的事情都瞒着我。我原来与妈妈约定每周六通一次电话,妈妈怕我知道爸爸的病情,特意请我家的亲戚每周六守在我家电话旁接电话,并以各种理由告诉我她不能来接电话。开始我没有任何怀疑,连续两周之后,我的直觉告诉我,家里肯定出事了。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亲戚不得不告诉我爸爸重病的消息。我心里那个急呀,立马往湖南拨电话。但那会儿往北京打国际长途还容易些,往湖南打国际长途真是难死了。我整个晚上守在电话旁拨电话,就是拨不通,急得我当时就想一撂电话去买机票回家。可一摸口袋我的心就灰了。才过半年,我已来去三趟,当时一张机票的价格可以供一个家庭一年的开销。我知道家里为我出国,几乎倾家荡产才凑足30000元人民币,兑换成10000澳元,其中5000澳元作学费,5000澳元作生活费。我在澳洲勤工俭学挣的钱不多,当时无论如何也拿不出买机票的钱,没办法我只好拼命地往湖南拨电话。电话终于拨通了,妈妈告诉我,爸爸的病情已经控制住了,叫我别分心,好好上学。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后来我才知道,爸爸那一个月中始终处于危险期,妈妈终日以泪洗面。那天,她怕我听出她的抽泣声,才赶紧挂断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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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0年代后,我和父母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我与家里的越洋电话也越打越长。除约定时间外,我时常能接到家里的电话。每次通话几乎都离不开什么时候全家团聚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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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3 ^( _( b! C- p+ {& } 1992年,机会终于来了。为庆祝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新华社香港分社邀请爸爸到香港体验生活,准备创作回归题材的作品。我们全家决定通过各种渠道去香港团聚。我从澳大利亚飞到香港的时候,妈妈已先随旅行团到达香港并到机场接我。几年未见,我不知妈妈变了没有。而妈妈想得比我更多,她甚至怀疑自己认不出离别4年多的儿子。妈妈说,从我一出现在百米以外的机场到达厅门口,她就从拥挤的人群中认出了我,从此目光就没再离开,一直看着我取完行李走到她面前。娘儿俩走出了机场,第一件事就是直奔电话亭,拨通电话,妈妈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接着咱们儿子啦!”爸爸接电话的声音很激动,不停地说,你们娘儿俩先叙叨着,我随后就到。那劲头好像他能马上飞过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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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 Z; @/ N+ C& a2 B/ E# i 几天后,爸爸坐火车到香港,一家人在火车站见面,激动地抱在了一起。但爸爸只与我们见了一面,就被香港分社的人接走了,一直到完成了那边的工作任务,才来宾馆与我们会合。转眼到了深夜,可我怎么也不情愿回到自己的房间,最后爸爸请服务员给我加了一张床,全家人就住在一间房里。我们这一家人白天说,晚上说,躺着说,坐着说。大家完全放松,尽享天伦之乐。7 H6 I" o2 j#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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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违背父愿踏入文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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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L/ g n) m% U" ~9 ` 爸爸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对这个圈子的酸甜苦辣了解得太多太深,他不希望我踏入这个圈子。所以出国留学我选择的专业是计算机。但不知道是不是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虽然学的是计算机,却总也调动不起兴趣,我的心里向往的还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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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5 N$ e. X' V+ e 在外漂泊近8年之后,1994年我决定回国。25岁那年,我打电话问父亲,你在我这个年龄干什么呢?父亲说:我的《找舅舅》写出来了,走在街上,到处听到广播这段相声,我也小有名气了。父亲不经意的一段回忆,刺痛了我的心:25岁的我在干什么?漂泊在异国他乡,吃着外国饭,说着外国话,把自己深爱的中国文化搁在一边,找不着自己的位置。父亲1987年那次重病也深深地触动了我,父母支持我出国,完全是为我的前途考虑,从没有想过他们自己。我想,现在到归巢的时候了。 4 o) N/ `& }% c) N ~( V3 v
( u9 T7 J" f# U1 o! C 1994年我回了国,1995年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拿下了第二个学位,从此踏入了文艺圈。当我做出第二次选择的时候,爸爸丝毫没有反对。他认为,现在的我已不是出国前的我,我长大了,成熟了,我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毕业后我搞广告公司,也拍片子,虽然没搞出多大的名堂,但我觉得电视这行当,是让人实现梦想的地方,我很喜欢这一行。1999年年初,当我接手湖南卫视“有话好说”这个节目时,我意识到,我的机会来了。 7 Q* w4 z; F) N, Z0 r w"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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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镜担任“有话好说”的主持人,参与了从创意策划、采访、编排录制节目到后期制作和现场主持的全部制作过程,这对我是个挑战。由于创意新,我们这个节目收视率跃升为湖南卫视第三。父亲对我的节目很关心,期期必看,然后打电话告诉我“最直接的感觉”,毫不客气。记得做第一期节目前,父亲给我讲出镜感,讲站相,讲为什么要提气,甚至具体地告诉我手应该放哪儿。我长得很像父亲,父亲胖,我也胖。但父亲仍然不忘嘱咐我,经常出镜一定要控制饮食,公众人物既属于自己,也属于大众。 ; ?/ F: t! u9 J
, b4 o, U2 }1 q0 f$ W, Q8 }9 E5 I9 \ 父亲在“笑人居”里颐养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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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当有朋友给他提供一块地皮的时候,父亲盖起了自己的居所——“笑人居”。他在院子里修了个养鱼池,专养自己钓来的鱼。爸爸还养了两条可爱的狗。7 h1 a( X6 j0 v$ b! b
, b$ n7 z) B. o: q, V' I0 t 成了名人后,总有许多人求字。爸爸念的书不多,也没练过毛笔字,每逢这时就特别发怵,于是产生了练字的念头。一次,他住在一个县的招待所,看到墙上的一副对联出自农民书法家徐辉之手,字迹潇洒飘逸正是自己喜欢的风格,赞不绝口,遂暗下了拜师的念头。第二天专门请徐辉来拜为师傅。1987年病后的恢复期,爸爸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学习书法。走到哪儿都是笔墨不离身。出访马来西亚3个月,紧张的讲学活动之余,他竟然将《唐诗三百首》抄了一遍。勤学苦练,使他的书法技艺大长。爸爸为人和气,人缘极好,一次被人索求墨宝,竟然一口气写了200多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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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 e% o0 H" U 爸爸的心态一点儿也没有随着年龄变老。他在他的书里说:“我希望儿子做一个正直的普通人。”他当了一辈子公众人物,不愿意我再成为公众人物。但当我踏入文艺圈的时候,他又尊重了我的选择,给我最大的自由度,并给了我尽可能的帮助。这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真正的爱。& t8 v" K* I% z: B6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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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2007.01/ X0 Q4 W8 _- [, s! K/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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