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50、60年代的政治极端主义也直接导致了1949年前的相声状况再也无法还原，那时以电影胶片、剧本手稿、录音磁带等形式承载的各种艺术资料都被损 毁殆尽。中国人的美德和弱点，中国文化的光荣与缺失，日常生活中恼人的、可笑的荒谬，这些相声人最擅长的题材，在五六十年代都被弃置不用了。他们或被动或 主动地放弃自己如鱼得水的领地，让政策、口号、应景的词句大量进入相声台词之中。 相 声人花了数年时间剥掉那些植入式政治广告。不管人们对昔日的主流演员有多少意见，上世纪80年代是相声人的“黄金十年”，他们争取到了相当程度的表达自 由，而且，凭这种自由影响公共话语，也赢得了后者的尊重与爱戴。在一本1984年——一个很有文化隐喻的年份——出版的《全国获奖相声选》中，由刘梓钰先 生创作，常宝丰、王佩元合说的《并非讽刺裁判》，同侯跃文、石富宽、沈永年携手创作的《糖醋活鱼》同时在列，这两篇新时期的名作追求同样的语言美感，但服 务于两个截然相反的主题：一个赞美当代最崇高的中国心灵，另一个鞭挞当代最丑恶的官僚文化。 春 风得意的相声人低估了被他们讥讽的对象的反弹能力，或许还高估了自己公共影响力的持久度。在从1989年到1992年这一段文艺“治理整顿”过后，原先电 台、电视、晚会的主力笑星们，忽然连原创的能力都开始丧失了。在各种曲艺汇演和专场演出中，新相声的质量急转直下，相声书籍的出版也几乎停止。官方公开冷 落它，而本就惶惑的人们也迅速失去了耐心。 威权政治是戕害相声的罪魁，它毁掉了相声来之不易的青春。悲剧还远没有结束：十多年来疲软无能的现实，使得新相声积累起来的含蓄、隽永、语言韵味渐被忽略，在新一代观众的心目中，相声的核心就剩下“搞笑”一条，最好的相声不过是“爆笑经典”而已。
那一批相声中兴时代的骨干演员淡出了年轻人的视野。时间走得太快，他们作品里的审美趣味今天乏人问津，上世纪80年代达到巅峰的新相声美学，事实上已经破产。 ———————————————————————————————————— 老艺人的道德关切 中 国相声从乍现江湖起就是根正苗红的草根玩意。每一份溯源相声史的资料都会告诉读者，这种曲艺形式起源于清末民间，祖师爷一般被认为是朱绍文（“穷不 怕”）。后来，焦德海、李德钖（“万人迷”）、周德山（“周蛤蟆”）等“八德”之类的人物，各带着非常草莽的艺名将其影响在京津地区扩散开去。 相 声生而为逗人一乐，它以此在兵连祸结的年月里博得平民百姓之心。不管摆摊撂地，还是去富家演堂会，演员登场后相互抓哏，密集地“抖包袱”（即制造笑料）， 根据现场情形使个“现挂”，有时候跟观众来个互动，都是表演的常规。这样的相声受限于演员的文化修养，格调参差，有时俗不可耐。 不 过，早期相声同样积累起一种高扬社会责任感的传统，艺人出身芸芸民众，能使用民众自己的语言去嘲弄颟顸的当权者，声讨奸商和歹人，调侃自己生息的市井里形 形色色的猥琐粗俗。他们留下的资源，后来被汇编成数百件传统相声文本，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秩序瓦解、道德失范的时代，相声艺人对于伦理重建的深沉关 切。 李德钖的弟子张寿臣先生一直活到1970年，作为马三立的同辈、侯宝林的前辈，他说过的许多相声都试图确立是非、匡正人心： 甲：（说完了好人的“骨相”，转而说坏人的“骨相”）您常听说“瞧你这块骨头”！ 乙：别往这儿指。您说说都有什么骨头？ 甲：那可多啦！有：狠骨头、乏骨头、贪骨头、阴骨头、坏骨头、懒骨头、馋骨头、脏骨头、软骨头、滑骨头、耍骨头、臭骨头、贱骨头、犬骨头、没骨头、大小的横骨头、贼骨头。 乙：噢，这么多哪！也是四字断语，六字评语吗？ 甲：对！我说几块骨头您听听： 狠骨头，残害同胞，吸尽民脂民膏。 乏骨头，鸣枪放炮，吓得连哭带叫。 贪骨头，便宜没够，耻于脸皮太厚。 阴骨头，口蜜腹剑，专会脚底下绊。 乙：哼！还真有这种骨头。 甲：坏骨头，表面假笑，暗中放点毒药。 乙：这个更缺德。 甲：往下还有哪！ 乙：还是坏骨头？ 甲：小坏骨头，信口开河，说话嘴不留德。 乙：嘿！接着说。 甲：懒骨头，空负少年，终日游手好闲。 馋骨头，鸡鸭鱼肉，贪多吃上没够。 脏骨头，有碍卫生，浑身又臭又腥。 乙：吐了！ 如《揣骨相》、《洋药方》之类作品，直白、快意地宣泄着传统艺人在语言和思想教化方面的多样追求。县长、省长之类在朝之官皆被暗斥为“祸国殃民”之辈，演员论起这些坦然无拘，正气凛然。
被扼住的咽喉 中国相声的命运在1949年发生了决定性转折。上世纪50年代，普天之下一切幽默的两大永恒题材——性与政治——被全面革出相声题材，而且，相声历来所观照 的对象——社会现实——也成了不可任意批评的，人群分为敌友两方，是敌皆恶，是友皆善，再不可泛泛而论“坏骨头”了。休说不能碰领导人的话题，老演员们对 自己所属的农民阶级也失去了嘲讽的权利，皆因农民是革命成功的有功之臣，他们身上粗鄙俚俗之处被禁止列为讥笑的对象。一场对“美丽新世界”的集体梦想，拖 着浑身的禁令，丁零当啷地在掌声和鲜花中登场了。 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等老先生领 导了那个按照 “专案组”习惯组建起来的“相声改革委员会”。侯先生是真诚地希望相声能走一条高雅的路线，被文学界、艺术界、学术界、高校人士所接受，所以，他把《婚姻 与迷信》《改行》《三棒鼓》《阴阳五行》等锤炼成无可逾越的经典，他上演郭荣起先生原创的《夜行记》，与孙玉奎、高方正等人合作的《全家福》《一贯道》 《离婚前奏曲》展示其戏路之宽，更不用说《醉酒》这种对国外幽默潇洒自如的改编再现。 语言改革以后，如侯宝林所愿，相声一洗从旧社会泥泞里带出来的浊气，新创作的作品语言干净了，品格清爽了，但身上也被七七八八地贴满了政治膏药。在1965 年出版的一本《新相声集》里，王素稔、王长友创作的《男女乒乓双冠军》剧本里有如下的台词，那时绝大多数的相声新作，都有类似的程度不一的生硬植入： 甲：中国乒乓队队员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他们通过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家运用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看问题，大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大兴集体主义，大扫个人主义和骄、娇二气；大学解放军，大学雷锋，大学大庆，大学大寨，大学……大学！ 乙：什么叫大学大学呀？ 甲：他们学得太多了，我也说不上来啦！ 乙：好嘛！ 甲：他们实行“三从一大”的训练方针，在思想、技术、战术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才在这次世界锦标赛中间大获全胜！ 乙：我这才大大地明白！
甲：明白了？！就说男子单打庄则栋对高桥浩那场球吧，就事先运用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加以分析，决定了取胜的战术，解除了思想顾虑才赢过来的！ 乙：噢，当时是怎么分析的？ 甲：庄则栋过去输过高桥浩三次，他都以为是输在吃发球上，所以，这次也有这种顾虑。经过大家分析，这问题要一分为二来看！ 两位作者绞尽脑汁，为夺取乒乓男女双冠一事寻找“理论联系实际”的证据，再如同从瓜皮上抓虱子一般挤出包袱。他们不曾料到，这种对意识形态核心话语的绝对效忠，在若干年后的听众眼里，本身就是个多么响亮的包袱。 上世纪50、60年代的政治极端主义也直接导致了1949年前的相声状况再也无法还原，那时以电影胶片、剧本手稿、录音磁带等形式承载的各种艺术资料都被损 毁殆尽。中国人的美德和弱点，中国文化的光荣与缺失，日常生活中恼人的、可笑的荒谬，这些相声人最擅长的题材，在五六十年代都被弃置不用了。他们或被动或 主动地放弃自己如鱼得水的领地，让政策、口号、应景的词句大量进入相声台词之中。 刘 宝瑞先生反映新题材的相声的录音也被保存下来少许。在歌颂康藏公路建设者的《西行漫记》里，在揭批侵略者可耻下场的《寸步难行》里，我们听到了一位最优雅 的名厨是如何被派去屠猪杀狗的。对于年年反这个反那个、备战备荒的中国人来说，刘宝瑞那种一步三摇的语调身段分明是明清士大夫文化的余孽，是迈着高门槛进出大宅子的人才能享用的节奏。他铜锣般的阴阳嗓是为相声而生的，但是，这面锣用作劳动号角太过别扭，想充当敲给帝国主义听的丧钟又满不合适。社会最终像剿 灭封建士族文化一样扼杀了刘先生，没剩下一段可视资料，连照片都不留几张。听残缺的《君臣斗》，再读他的弟子殷文硕整理的全本，我们只能借助想象去追思刘 先生这位被始乱终弃的悲情艺术家的风姿。 只有侯宝林有能力凌驾于意识形态规训之上。 他的戏路更宽，调控节奏和激情的灵活性更强，既能原创又擅二度创作。他留下了一些涉及新题材的讽刺作品：批评单位职工不良嗜好的《跳舞迷》《打百分》、批 评市民无社会公德的《夜行记》、批评父母教育子女漫不经心的《我是家长》陆续问世，更有嘲讽“铁老大”员工冷漠无人性的《南来北往》，嘲讽工厂玩忽职守的 《新式马甲》，揭露“小三”现象的《离婚前奏曲》。《离婚前奏曲》尤为个中翘楚，在一个连“外遇”这样的词语都还没出现的时代，这个段子多多少少颠覆了 “革命婚姻”的迷信，训诫它的听众：男人，不管他是每个毛孔都淌着脏血的资产阶级阔佬，还是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工作的“又红又专”的干部，都有同等几率不是 好东西。 侯宝林竭平生所能，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才智去与恶化的环境角力。然而，日趋严肃的政治空气，使得艺术性幽默可以施展的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人民当然还需要相声，需要发自内心的笑，于是，在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四大老艺人的并力栽培下，年轻的马季早早出师挑起了大梁，谨遵师嘱精研幽默，开掘应景题材，守护语言的纯净与美感（《找舅舅》《桃源新貌》之类皆如是）。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还是宣判了相声的死刑。作为语言类舞台艺术形式，相声不如歌舞、戏剧之类能够惟妙惟肖地“表演”出主政者的路线，图解他们为人民制定的革命方略；一段革命芭蕾还能保有最低限度的艺术性，而赤手空拳吃开口饭的相声演员则完全没有机会。“样板相声”一说没有出现，已经算是万幸。
拨乱反正未已 1978 年，以新锐形象出现的王佩元先生登台表演《挖宝》，他的老师、常派相声大师常宝霆先生为他捧哏，这一场可谓“惊艳”：王佩元声线豁朗，台风明媚，与常派的 风格浑然一体，而且，这个无关伟大领袖、反×运动、美帝苏修，仅仅关注工农业综合利用新技术（“猪身藏百宝，重在利用好”）的科技型段子，与《男女乒乓双 冠军》之类图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判然划出了界线： 甲：早晨起来，你穿上猪毛线织的毛衣毛裤，套上那身猪毛粘胶抽丝的混纺制服，扎上猪皮带，蹬上猪皮鞋，拿过猪鬃牙刷子漱完了口，用猪胰子洗完了脸，披上你的猪皮包，到了早点铺买了碗馄饨，排骨汤特别肥，那馅儿是猪肉的。 乙：我掉到猪圈里了。 甲：你自己说说吧，你跟那猪是不是有联系？ 乙：还真有联系。 从 生活的角度去给工农业生产消除政治色彩，放手虚诳高蹈的教条，返诸生活坚实的本身，回归相声所长，乃是《挖宝》的成功之道。同期，姜昆、李文华的《如此照 相》赢得满堂彩，也是拜鲜活的平民视角所赐。《如此照相》和《挖宝》，以及常贵田、常宝华的《帽子工厂》、马季、唐杰忠的《舞台风雷》等等真正为相声争回 了荣誉和民心。到上世纪80年代初，高英培、范振钰陆续上演《株人连马》、《石厂长》，让这五年的“反攻”功德圆满，《株人连马》里人渣式的“文革”造反 派，《石厂长》里尸位素餐的工厂领导，尽皆超越时代的设限，成为记录中国现实的佳作。 但是，从《帽子工厂》到《株人连马》，也经历了一个把政治膏药逐渐剥干净的过程。在1978年出版的一本相声集中，《挖宝》的剧本里还有如下的句子，到1981年出版的《广播中的笑声》再次收入此段时，这些词句就被完全删除了： 甲：（工人和科技人员）说得好：综合利用就是大有文章可做，没有被发现和认识的事物还有很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乙：通过你这一介绍，我受到了很大教育。他们继续革命的精神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在那种抽搐于敌友、黑白、善恶两个极端之间的思维习惯中，刚刚回过气来的相声演员，短期内不敢、或不能把极左时代操练纯熟的话语赶出创作和表演。就连《帽子工厂》这样构思极精巧的反“四人帮”开山之作，内容中也高度混杂了那个年头典型的加罪之辞： 乙：（“四人帮”开办的“帽子工厂”）都有些什么帽子？ 甲：孔老二的货底子破帽子他们给加工了，王明库存的旧帽子他们盘点了，林彪那批新帽子他们接管了，又进口了一批苏修的外国帽子，还有一批马拿扒的帽子…… 常 氏叔侄在这个作品里写出了最地道的相声语言，句式和尾音的设计极有美感，很显功力，但内容却是把历来被乱炖一锅的“封资修”诸罪名原样奉还给它们的始作俑 者。由此可见，粉碎“四人帮”后对相声的松绑，实是一种新的控制——一套反“四人帮”的话语取代了旧的“文革”话语，它虽说代表了民意，却依然是主流意识 形态钦定的，有着精心厘定的语言尺度，塞满了一系列在最短时间内流行起来的术语套话。 而且，就像1980年后给一些剧本除去政治痕迹那样，相声录音也被按“大局”的需要加工漂白。在留存于今的《帽子工厂》录音里，甲台词中的“苏修的外国帽 子”七个字被剪掉了，“又进口了一批”直接与“还有一批”对接，不明就里的听众会觉得是演员犯了口误。相声和历史一样都是任人打扮的，对某些人来说，艺术 性都可以为政治需要而牺牲，更何况一片小小的时代符码呢。
“黄金十年” 相 声人花了数年时间剥掉那些植入式政治广告。不管人们对昔日的主流演员有多少意见，上世纪80年代是相声人的“黄金十年”，他们争取到了相当程度的表达自 由，而且，凭这种自由影响公共话语，也赢得了后者的尊重与爱戴。在一本1984年——一个很有文化隐喻的年份——出版的《全国获奖相声选》中，由刘梓钰先 生创作，常宝丰、王佩元合说的《并非讽刺裁判》，同侯跃文、石富宽、沈永年携手创作的《糖醋活鱼》同时在列，这两篇新时期的名作追求同样的语言美感，但服 务于两个截然相反的主题：一个赞美当代最崇高的中国心灵，另一个鞭挞当代最丑恶的官僚文化。 我 们可以数出一大串名篇佳作，常宝丰、王佩元的《并非讽刺裁判》，郝爱民、赵炎的《电影漫谈》，马季、赵炎的《特种病》《人浮于事》，刘伟、冯巩的《搭配协 会》，姜昆、赵炎的《如此诗人》，高英培、范振钰的《欢迎批评》《恶性循环》，侯跃文、石富宽的《一部电视剧的诞生》《乾隆在世》，马志明、谢天顺的《纠 纷》《五味俱全》，牛群、冯巩的《灭鼠轶事》……它们中的任何一段，不管在哪一年演出，那一年就可称之为相声的“丰年”。它们在公共观念濒于失序的敏感时 期，前呼后拥地踩过了治与乱之间的临界线。 这一大群演员，从二十多岁到五六十不等， 一时间尽皆青春灿烂，英姿勃发。社会提供了最适宜相声生长的环境：遵守秩序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常识，但是，人们对精神产品仍抱有纯真的期望；对社会的不满还 被勉力保留在自娱自乐的程度，有分寸的忧思刚刚对神圣的秩序展开缓慢的蛀蚀行动，有时候，人们甚至还会被自己的牢骚吓倒；集体主义的体面仍在，少数人充当 了享乐的先觉者，他们带着蛤蟆镜和电吉他，和另一些人约着去实验室里参观刚抽枝的市场经济嫩芽。 到 作家梁左参与进相声创作的时候，80年代的笑声才真正表现出解放性的一面。《灭鼠轶事》《小偷公司》《虎口遐想》《自我选择》，这些所谓的“文人相声”找 到了最合适的演员（牛群和冯巩、姜昆和唐杰忠），从而变成了文化枪械库里一把利刃。在叙事形式上，梁左也同刘梓钰、王鸣录等人一样，掌握了中国相声讽刺美 学的秘钥：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前提，一场第一人称参与的奇遇，一番指桑骂槐的对白。《灭鼠轶事》胆大包天地拿军队里的竞赛开玩笑；《自我选择》以一个不言 明的“两性人”作主角，触碰中国人不敢深加讨论的敏感话题：两性关系及性别的社会枷锁；《虎口遐想》横扫纠缠中国人多年的空洞教条，破除意识形态虚幻的迷 雾。
最后，就是那段“不慎”于1989年初上演、日后被长年禁播的《特大新闻》。在 这则相声里，所有荒诞的讨论都来源于一条“小道消息”：“天安门广场要改农贸市场了！”——人民代表们在里边讨论，满可以听听外边的声音，了解真实的民生 嘛！子弟兵升旗累了嘛，那就本着鱼水情的精神，去小摊上端碗豆腐脑喝吧！这一切都将成为事实——你不信？同志们，这就是信仰危机呀！这种幽默的腐蚀性让人 联想到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在舞台上，代表“常识”一方的唐杰忠徒劳地招架姜昆对主流文化肆无忌惮的调侃，就像今天，体制内语言的使用者惨遭网络 谑语荼毒而毫无还手之力一样。
相声不再可乐
春风得意的相声人低估了被他们讥讽的对象的反弹能力，或许还高估了自己公共影响力的持久度。在从1989年到1992年这一段文艺“治理整顿”过后，原先电 台、电视、晚会的主力笑星们，忽然连原创的能力都开始丧失了。在各种曲艺汇演和专场演出中，新相声的质量急转直下，相声书籍的出版也几乎停止。官方公开冷 落它，而本就惶惑的人们也迅速失去了耐心。
这种可怕的命运转折，再次暴露出曲艺在这个国家楚楚可怜的依附地位：它终究是体制框架内的产物，经由体制掌管的电视和广播抵达公众，而隶属于各种“文工团”的演员们也无法跳出体制“裸奔”。
上 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曾经风靡一时的笑星在广播电视上露脸机会大大减少，部分人考虑回到剧场。然而，解放前和建国初年民间相声表演的场所早已式微了，何 况那些上了年纪的老演员还不情愿如此，对他们而言，剧场总是与1949年前任人驱驰的戏子记忆联系在一起。当然，京津地区忠诚的老听众还有许多，他们愿意 承担三块五块的票价，去听那些早已听得烂熟的老段子；天津的茶馆文化比北京更发达，因此，一些原本处在体制外的当地演员慢慢赢回了相声观众，这种事实加剧 了体制内外演员阵营的分裂。
而且，上世纪80年代红过的那些人从波峰跌落谷底后，再回到剧场重说那些50年前就已存在的传统相声，也得面对艰难的适应过程。很多人把传统相声的生命力用作“主流相声”不堪一击的反证，这不公平：须知这一切不是相声人愿意看到的，他们曾是那么“反主流”的一群人。
在一篇海外作者写的文章里，读到过一位资深相声演员的亲口道白（原文为英语）：
“当然，我们都同意相声不再可乐的说法。这是个电脑时代，可我们还站那儿大谈京剧，学小贩吆喝。可悲的是，外边有不计其数的素材。每个人都在抱怨北京的交通。 我们能编个笑话说吗？不能。这会被认为是在批评城市交通部门。现在每个人都在互联网上下载黄段子，我们能说个笑话提提这事？还是忘了它吧。这等于是在说中 国人有性危机……更别提给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开一点无害的小玩笑了，一百万年都别提。所以，我们还怎么去搞笑？”
我赞同这位作者的观点：威权政治是戕害相声的罪魁，它毁掉了相声来之不易的青春。悲剧还远没有结束：十多年来疲软无能的现实，使得新相声积累起来的含蓄、隽永、语言韵味渐被忽略，在新一代观众的心目中，相声的核心就剩下“搞笑”一条，最好的相声不过是“爆笑经典”而已。
于是，那一批相声中兴时代的骨干演员淡出了年轻人的视野。时间走得太快，他们作品里的审美趣味今天乏人问津，上世纪80年代达到巅峰的新相声美学，事实上已经破产。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1-5-22 09:07:37
QQ空间
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
分享
收藏
顶
踩
提升卡
置顶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
发表于 2011-5-22 09:27:49
.gif)
.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