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北京民众话语中的天桥

汪荣照

　　在《辞海》中“天桥“辞条的第四项解释是：“地名。在北京市永定门内，清末逐渐形成民间艺人集中演出的地区，经常有各种戏曲、曲艺、杂技、木偶戏、武术等，以摆地摊方式在简陋的戏棚中演出。许多著名的民间艺人，如清代相声艺人穷不怕、民初滑稽京剧演员云里飞等，都出于此。建国前受流氓恶霸把持，也是藏垢纳污之所。建国后经过改造建立了剧场、商场。”(1)
  m! v9 g5 L/ {　　在笔者的调查和访谈中，不但不同报告者口中的天桥含义不同，就是同一报告者在不同时间说“天桥”所指也不尽相同。如：“现在不少人都在说天桥，你知道天桥这座桥究竟在哪儿?”“天桥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你在海淀区吧!你感到天桥这个地方仍然很穷没有?”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适当参考文献材料及相关的研究资料，结合上述三个问题，探究“天桥”这一话语共时性使用的不同含义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并试图通过共时性的探讨粗略地再现天桥的历时性沿革。
! u, G8 }$ M, c9 ~1 C　　天桥在哪儿
　　“你知道天桥究竟在哪儿吗?”这是在调查与访谈过程中，报告人常常自豪地或挑战性地向我提出的问题。原因有二：天桥这座桥早已撤除，现在不见一点痕迹;我年龄比他们要小得多，且又是外地人。我的报告人他们要么自己亲眼见过，要么早就听祖辈讲过，那座曾经只能是皇帝祭天、祭农时才通行的桥，或者曾经在桥头招兵的天桥(2)。
　　实际上天桥的位置在众多的文献材料都有记载，如《京师坊巷志稿》记载：“永定门大街，北接正阳门大街，井三。有桥曰天桥，桥西南井二，街东井五。东南则天坛在焉，西则先农坛在焉。”(3)林传甲的《大中华京师地理志》亦云：“正阳门外跨石梁三，今正重修。工程浩大，余八门各一。天桥跨龙须沟中心。潘家河沿、莲花河诸水，由先农坛东北，过天桥，绕天坛北，纳三里河东南流焉。”即天桥在今天坛路西口，永安路东口，天桥南大街北口，前门大街南口等四条交通要道的汇合处(4)。这与老人们的回忆完全相符，但天桥的形状，不同人的回忆就有些差异了。
　　据老艺人孙宝才回忆：他小时候见过的天桥桥身很高，站在桥南望不见正阳门，站在桥北望不见永定门，桥面是用坚硬的花岗岩铺的，桥两边有汉白玉栏杆，这座桥呈南北走向，是依照江南的石桥修建，桥下有孔可行大船(5)。我的报告人，现在仍然健在比分直播88岁高龄的老艺人朱国良回忆说：桥南北走向，白石头砌成，呈拱形，有三孔，形状高度都跟天安门外金水河上的金水桥差不多。桥面两侧有石栏杆，桥面铺的石板，是平滑的，没有台阶。其实，两位老艺人回忆中的差异是天桥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变化造成的，因为朱国良要比孙宝才晚生约十年。
　　在二十世纪前四十年，天桥发生了三次大的变化，直至踪迹全无。光绪32年(1906)因修建马路，此桥被改为低拱石桥;民国15年(1927)因铺设电车路轨，改为平桥;民国22年(1934)因拓宽马路，把桥栏撤除，至此没有了桥的踪迹(6)。
　　

　　至于此桥修建的确切年代已无从考证了，但根据《日下旧闻考》，元代时，南郊是一片江南水乡的风光，元统治者的郊祭之所亦在南郊，所以此桥修建的大致时间在元代应该没有错(7)。
, e3 X# S, _) O　　称此桥为“天桥”，通用的解释是此桥是天子祭天、祭农时所行之桥，故名天桥。《人民首都的天桥》、《天桥史话》、《老北京天桥》基本上都采用此说，并指出这可能是民间俗说。在我的调查中，我的报告人并没有给我提供类似的说法。这座桥的名称能被民众认同并推行开来，应该与下层民众的认同心理有关。当臣僚在孟夏之后因天旱行常雩之礼求雨无效，遣官告天神、地祗、太岁等三复不雨时，皇帝就会“御常服诣斋宫，不作乐，不除道，不设卤薄”行“大雩”之礼，以求与天神沟通(8)。不管是在什么年代才允许民众通行此桥，但只要是桥，民众都有特殊的感情，相信走桥可以去百病并因此长寿，并相沿成俗。《北京岁华记》有载：“正月十六日夜，妇女俱出门走桥，不过桥者云不得长寿。”《帝京景物略》云：“元夕，……妇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日走百病，又曰走桥。”(9)即在普通民众心目中桥与冥冥之中不可知的神秘力量相连，而世俗世界至高无上的皇权同样是民众不可把握和捉摸的。下层民众不但认同冥冥之中存在的神，也在同等意义上看待皇权。天桥因此成了世俗皇权与神圣神权的沟通之桥。作为没有任何特权的下层民众，此桥的南北两端皆通“天”。“通天”正是他们千百年来受大传统文化濡染所认同的和期待的，因此“通天之桥”应该是一种可能的解释。
　　就现在的北京人而言，天桥究竟修建于何时，形状怎样，为何称为“天桥”，已经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了。随着时间的消逝，人们津津乐道、引以自豪的是他们自己亲眼见过或者听说过曾经有那么一座桥。就这座桥而言，它遗存在于人们记忆中的也仅仅是它二十世纪以来的变化。现今人们对天桥形状及位置的叙说凝聚着也体现了历史的沧桑。
　　

: ?+ L6 v8 D: v　　天桥有多大
5 o6 u& R, G  k: ?, N$ p* J% Z# x　　“天 桥究竟有多大?”这是我在调查中又一个经常被报告人反问的问题。报告人李长荣、刘景岚、朱国良在他们的回忆中一再强调“天桥就是永安路西南方圆二里大的那 块地方”。李长荣老人不顾自己的感冒，冒着寒风带着我给我一一指点这二里大的地方当年都是些什么场子、摊位、茶馆、戏园子。他心中实际上有一幅永未消失的 活地图。在一般民众的心目中，天桥作为一个区域的名称有明确的范围：即那块给了他们童年生活种种乐趣的，有各种表演的，包括三角市场、公平市场和先农市场 等在内的方圆不到二里大的地方。这一范围与不同时期的研究者们所指的范围均有不同。
　　1936年的不少文献都提及天桥的范围。《江湖丛谈》 记载：天桥的范围东到金鱼池，西到城南游艺园，北至东西沟沿，南至先农坛、天坛两门(10)。此说包括了天桥南大街以西，天坛路以北一带的果子市及估衣铺 等集贸市场。社会学家李景汉在为他清华的学生拟定的“天桥调查大纲”所指的范围亦与此相同(11)。张次溪在《北平天桥志》中指出：至民国元年，天桥的界 限已扩至三四倍，“西北抵新世界，东北接金鱼池，西南至礼拜寺，东南则达天坛坛门矣”。
　　二十世纪末期出版的《老北京天桥》画册中的《老北 京天桥地区平面图》所指范围要大的多：东北到金鱼池，东南到天坛公园西门，北到珠市口，西到万明路、西经路，西南到南纬路。这样在二十世纪末，就部分对天 桥感兴趣的人而言，解放后天桥的范围包括了解放前的研究者们未包括在内的城南游艺园、新世界游艺场。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可能与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国家“文化 搭台，经济唱戏”的政策指引和旅游热的兴起有关。当时乃至延续到现在一直都有人在提出恢复“老北京天桥”的号召，并一直没有放弃这种尝试。在画家王树声先 生的带领下，位于朝阳区左安东路的“华声天桥民俗文化城”己经在2000年春节开业，其目的是再现原汁原味的整套天桥民俗文化。不论是出于什么目的，这种 愿望是比较难达到的。1992年，在以前天乐戏院的旧址重建的天桥乐茶园，现在在一般街坊和民众的心目中距“老”字是越走越远了，多是外国人涉足其间，成 了一种高贵、富、奢的象征。
　　不厌其烦地陈列种种说法，并无意辩明谁对谁错。但这种种不同的界说都是以民众心目中那块方圆不到二里的地方为 核心的。如果把以学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界定在中上层社会，那么这也反映了在中国这个大社会，中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某种一致性。局内人和 局外人的这种差异造成了天桥这一地域概念的可伸缩性和延展性，也引起当今北京民众使用天桥时语义上的含混。
% }# H+ y$ E2 O( D9 h; b  B8 l　　在此，有两个明显的问题：为什么在当今北京民众心目中的天桥范围会与中上层人士心目中的天桥范围有如此大的差异?这一带标志性的建筑很多，为什么偏偏是“天桥”代指了这一带?
　　第 一个问题的回答似乎并不太难。因为我的报告人多是长年生活在天桥的局内人—老街坊与老艺人。他们都是贫贱清苦出身，儿时因种种原因生活在天桥一带并经常出 没于天桥的种种演艺场子。在那里，面对纷繁的精彩的演出，他们留连忘返，忘记了自己的贫穷与生活中的种种不幸。就跟儿时的鲁迅将百草园视为自己的乐土一 样，那种种撂地场子，熙攘喧哗的人流就是现在这些仍然健在的老人们当年的乐园。尽管相当廉价，但集贸市场的买卖仍相距贫穷的他们很远，他们不可能有钱出没 于那些场所。这在笔者的调查材料中，在关学曾、侯宝林、高凤山的回忆材料中都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据(12)。儿时常出没于这一小块地方，自然就是这一小块地 方的印象突出了。当然，这也与艺人本身丰富多彩的表演密切相关。中国人本来就恋旧，何况又是老人，而且那逝去的东西又是永远都不可能再被复现的?相对而 言，著书立说者似乎要理智冷静的多。但与其如把“天桥”这一地域概念在不同群体和阶层的人当中所表现出的差异简单看成是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差异，不如说是局 内人与局外人两种文化视野之间的差异。局内人将“穷”与“乐”相连，即“穷乐”;局外人则有意无意中把“贫”与“贱”相连，即“贫贱”。这地方都是“自认 为”与“他认为”有面子的人所不能、不愿涉足的。
9 c0 d* E0 d# O3 s4 T% P6 W　　要回答第二个问题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问题所指的是“天桥”作为一个实体性的称谓如 何演变成为一个多少有些虚指成分的地域性概念。考证推测虽非本文原意，但提出可能之说，或者有助于加深对问题的进一步理解。最明显的理由是“天桥”这座桥 正好是前面所说范围的地理中心。虽然附近其他的建筑实体也很多，但其所指因与皇权、神权相连，都只能是固定的，其外延不具有可扩展性。对一般的下层民众而 言，天坛只能是皇帝祭天的地方，灵佑宫、精忠庙是神的居所，也只能是宫观庙宇的称谓。
! A% q; p& A% e5 a. Z" h/ ^　　下层民众在抗拒皇权神权的同时，更多的是对皇权的屈 从与依附。处于被统治受支配地位的民众都有一种对自己没有的东西或嫉妒或羡慕的心理，而中上层的种种特权正是下层民众所没有的，这样在千百年来的屈辱生活 中自然产生了一种趋上、迎上、媚上的心理。即民间与官方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立存在，而是一种互补性的存在，二者互相借用。从下往上而言，民众常通过对某种与 统治阶层有关的权力、特权象征物的认同，或者就直接是对某个精英人物的认同，使自己的身份地位得以象征性的认同或拔高。这在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行业神崇拜 中都表现出相同的倾向。前者如闽西十三坊人将祖先神蛤瑚猴王的信仰与历史上的将领王审知联系起来。(13)后者如说评书的称周庄王是自己的祖师爷，将自己 所使用的醒木与皇帝用的“龙胆”，皇后、娘娘用的“凤翥”，宰相、大夫用的“运筹”，元帅将军用的“虎威”，知县、知府用的“惊堂”及僧道和其他下层人物 用类似物等同并列起来，并且有“七木归源”、“九木归源、”“十三木归源”等不同的说法，这样自然而然就便自己的身份地位被确认和拔高(14)。其他如唱 戏的说李隆基是自己的祖师爷，而长时向被江湖人所不齿的穷家门的人则声称自己的祖师爷是范丹、朱元璋(15)，拉洋片的说唐朝大将袁天罡、李淳风是其始祖 (16)。
　　“天桥”因其与世俗世界的至尊——皇帝、和神圣世界的“神”相联的特定内涵，与民众的低微地位的合力，使“天桥”成了这一带区 域的代名词。当然这还与官方的推行有关，如现在所能看到的民国期何种种公文通告对天桥名称的使用，解放后对象“天桥街道办事处”一些相关名称的认定使用 等。
9 q7 x: f8 M5 J. p" C% l( X* q　　总之天桥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所指范围随着历史沿革在不同人的心目中发生着变化。它在普通民众心目中表现出一定的恒定性。要对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地域概念的差异有深切理解，就不得不对这一地域的发展进行历时性地追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