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不是无情物

汪荣照

有些相声难以使观众动情。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譬如：主题不很深刻，形象不很鲜明，表演尺寸不大准确，包袱的铺垫不大平稳……可再深究一下，一些使人动情的段子不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以上的欠缺吗？

    那么，究竟相声难以使观众动情的原因何在呢？

    综观古今中外，哪一部杰出的艺术品不是文艺家“情动”的产物？郭沫若写《地球，我的母亲》，感情激发，克制不住，竟用嘴去吻土地；巴尔扎克为高老头（小说《高老头》主人公）之死，悲痛难忍，昏了过去；福楼拜为包法利夫人（小说《包法利夫人》主人公）之死泪下如雨，不断抽搐；汤显祖写《牡丹亭》至“赏春香还是你旧罗裙”句，姚雪银写《李自成》至李闯王之死时，也都禁不住为人物的命运而失声痛哭……

    相声作者也不例外。在一个座谈会上，我亲耳听见一位以创作讽刺相声知名的作家说：他创作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相声时，往往含着眼泪。他为自己同志的缺点、错误而难过，为我们社会还存在着某些旧社会的痕迹而痛苦，因而要拿起讽刺的武器为清除它们而战斗。

    正因为文艺作品饱含着感情，所以读者或观众才能为它们所感染，于不知不觉中跟作者一同欢笑，一同痛苦，一同沉思……我们喜欢《英雄小八路》，因为小英雄们天真、勇敢、可爱，对人民具有火一样的热情，对党赤胆忠心。他们崇高的情感，感动了我们。我们喜欢《皆大欢喜》，因为主人公们先苦后甜的境遇饱含着大悲大喜，他们的命运就是人民群众的命运，他们的脉搏同我们跳动着一个频率……。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狄德罗说得好：“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可能打动人心。”

    相声艺术家要想使自己对真善美的歌颂和对假恶丑的批判带有强烈的感情，就必须通过高度的社会自觉性，把人民群众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和对假恶丑的排斥真正变成为个人的强烈需要。假如仅仅有对真善美、假恶丑的认识，而并不感到它们的存在同自己有任何关系，那么，他自然会全无所谓，漠然视之。艺术家自己无动于衷，作品焉能含情？观众又焉能动情？

    另外，无论是相声作者的创造也好，演员的创造也好，要能激起观众的激情和共鸣，都必须积累和再现同角色相近的情感经验，就像巴尔扎克之于高老头，福楼拜之于爱玛，汤显祖之于春香，姚雪银之于李自成一样。

    文章不是无情物。相声呢？当然也不是。我以为对相声艺术来说，感情真挚的问题尤为重要。记得鲁迅先生在分析《二十四孝图》时说过一段话，很像相声的包袱：“老莱子作态的图，正无怪谁也画不好。像这些图画上似的家庭里，我是一天也住不舒服的，你看这样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爷整天假惺惺的玩着一个‘摇咕咚’”。

    这话，好不深刻！

    缺乏真情实感的段子，故意做作的表演，不是跟玩“摇咕咚”的老太爷一样令人作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