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三立同志是著名的老一辈相声演员之一。他的表演艺术深为内外行所推崇。 曲艺爱好者称赞马三立同志说相声让人“琢磨起来可乐”,这话通俗而适当地说出了他的艺术特点。) ^3 }7 {; O$ ?
在相声节目中,依其能否使观众很快地产生反响,有所谓“皮薄”与“皮厚”之分。有的相声演员往往重特技轻情节,重摹拟轻叙述,追求表面热火,以“皮薄”取胜。几十年来,马三立同志不为所动,一直兢兢业业地加工整理适合自己上演的、却又是难度较大的节目,变冷为热,刻意求新,这种精神是可贵的。 《黄鹤楼》本是一段“皮薄”的传统相声,多数演法是用“当场串戏”造成炽热效果。马三立同志演来却不以歪唱招笑,而是从始至终贯穿着讽刺不学无术、强不知以为知的人。从“垫话”起,他就回避了由“追柳”(甲乙竞唱)或“谐声”(把“黄鹤楼”顺音为“黄窝头”)入活,而是让甲自诩熟谙京剧。当乙请甲合演《黄鹤楼》时,甲故作镇静,沉吟了一下说:“黄什么楼?恩,《黄鹤楼》……唱哪一点儿,带‘大审’不带?”在乙诧异地说明不带“大审”之后,甲一本正经地说:“不带‘大审’,那就‘庙堂’起……”接着乙翻包袱:“咳,您说的‘大审’、‘庙堂’那是《法门寺》。”这样做,寓意深沉而又合情合理。试想,如果甲上来就致力于唱甚至唱得很好,怎么入活后又不会唱了呢?相声是乐与理的统一,使用歪唱一定要服从于表现人物性格和揭示节目的思想意义。当入活之后,装刘备的乙唱到“龙潭虎穴孤去闯”,装诸葛亮的甲不知应由他接念“山人送主公”,却随乙“啊!”了一声,又学起了驴叫。这个包袱一般都使用,很少有“翻”的。马三立同志却结合内容延伸开了: 乙 你怎么学驴叫哇? 甲 这里有驴啊! 乙 哪儿来的驴呀? 甲 怎么没驴?要不怎么不能跟你唱呢!(生气地扔下扇子) 乙 这哪儿有驴呀? 甲 骑驴打酒去嘛……我把你们一家子全杀啦! 乙 那是什么戏啊? 甲 (想了起来)噢,那是《捉放曹》……(尴尬地拣起了扇子) 这样处现很富于形象感染力,使观众看到了这个人物虚弱而又自信的精神状态,笑后要想,想过之后还要笑。 《吃元宵》这个传统段于处理不好容易“温”。马三立同志在表演时,着力刻画相声中的孔夫子的滑稽性格,除主干包袱外,穿插进去许多意味深长的小包袱和表情动作,使观众乐于听下去。如讲到孔子七十三岁死、孟于八十四岁死,便针对过去认为七十三、八十四是“坎儿”的迷信思想,面对观众说;“有七十三、八十四的老大爷好好地活着,没关系。”这个小包袱,对破除迷信、传播知识、推进情节、烘托气氛都起着有益的作用。讲到孔子在陈绝粮后,为了用仅有的一文钱使师徒三人吃到十个元宵,偷偷地把卖元宵的价目表“一文钱一个”改为“一文钱十个”。这时,马三立同志做了个矮身、环顾的动作,生动地刻画了孔子此时此地的细微心理活动,产生了笑料。为了把底垫足,又插进去喝元宵汤的小包袱:“这汤粘粘糊糊,甜唧唧,跟杏仁茶差不多……”先是品滋味,后又三次要求“再来两碗”,说着伸出俩手指,眼神里充满了贪欲,跟着又说:“来两大碗汤——大碗凉得快!”后来掌柜的用夸张的语调抖开了包袱,说“没有了,元宵满变锅贴儿了!”在收底处,孔子听掌柜的说外边有价目表为证,便理直气壮地去看。接着马三立同志摹拟掌柜的念招牌,开始时神足气饱,充满信心:“江米元宵桂花果馅”,语调急促流畅,到“一文钱”慢了下来,“十个”是顿一下后的轻声自语,很好地传达出情绪为变化。掌柜的只好说:“得了,我们错了,您请吧!”接着又表现孔子逮住理了:“是你们错了,不是我们蒙嘴吃!告诉你,这是我孔某人笔下留情……”这时,孔子虽则道貌岸然,喜形于色,却也露出缺陷。说到“十字头上再添一撇儿”,语调急切,“我吃你一千个!”这幽默的调侃,正好作为喜剧的收尾。《吃元宵》这段老相声,经马三立同志这样一处理,终于变得含意隽永、妙趣横生了。 的确,马三立同志的表演是那么幽默、灵俏,可称含蓄而鲜明,深醇而酣畅。他运用语言组织包袱,注重有余音,有后味,发人深思。在艺术实践中,他是把个性、理解与表现能力合理地溶合在一起了。 马三立同志的表演所以让人“琢磨起来可乐”,是因为值得琢磨,经得起琢磨。他非常重视人物刻画和细节真实,有生活依据的合理夸张,相与声、乐与理的自然结合。这种功夫,是他在长期艺术实践中磨练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