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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月怀远 张九龄:提起笔来,首先想写的是书院山长李源澄-陈寒柏相声全集-相声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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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月怀远 张九龄:提起笔来,首先想写的是书院山长李源澄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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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25

活力之星勋章 宣传小组

发表于 2018-6-13 11:32:42 |显示全部楼层

【奎光悦读】王国平 | 灵岩书院:1945~1947的前尘往事



提起笔来,首先想写的是书院山长李源澄。
想写他,不仅仅是因为他主持创建了灵岩书院。
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他性格笃厚朴实、学生赞誉他“爱生如子”;他学识渊博精深,钱穆先生曾经说过,在秦汉史研究上,李的有些看法是自己所不及的;他才华惊世绝艳,费孝通先生认为李“有王佐之才”。
像这样一个人,不仅未曾得享大名,反而如明珠埋于沙石,神兵沉于碧水,幽兰隐于深谷一样长期湮没于浩繁的史海和岁月的尘埃之下。从一些支零破碎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李源澄一生传奇的履迹。
李源澄,字浚清,又作俊卿。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生于四川省犍为县。祖父李富春系清代秀才,授教于乡里。父亲李昌绪,有子女三人,李源澄居长。他幼年聪颖,跟随祖父学习,深得喜爱。少年时期入国学大师赵熙主持的荣县中学,学习成绩优异,会考名列第一,毕业后考入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成为国学大师蒙文通和经学大师廖季平先生的得意弟子。
随后,他出川东进,到南京支那内学院,师从著名佛学大家欧阳竞无,再至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进修经史之学,成为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学生,后来受聘教授于无锡国专。民国26年(1937年),在苏州创办了杂志《论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川在国立四川大学、蜀华中学等学校讲学,后又去贵州、云南执教于内迁的浙江大学及大理民族文化书院。民国31年(1942年)再回川大执教。两年后,因不满该校派系斗争,去西山书院,仍不合意,于是取道灌县。
李源澄到灌县(今都江堰市)灵岩山创办灵岩书院时,正是1945年春。
当时灵岩寺的主持是欧阳竞无先生的弟子传西法师,可能因为是师兄弟的关系,传西法师本身就是一位不俗的学者,一听说李源澄想办书院,立即力邀他把书院办在灵岩山上。或许正是因为传西法师的盛情,才有了后来曾经名振一时的灵岩书院。
去灌县前,李源澄找到了时滞留成都的著名学者、大书法家谢无量先生,请谢先生题写了四字院名“灵岩书院”。然后,李先生将字送到灌县赖家装裱店放大,制作成木匾。木匾很重、很大,匾上的每个字大小两尺见方,最后雇了几名工人,中途歇气二十多次才抬上灵岩山。
今天,当我们登上灵岩山时,当年的灵岩书院已不复存在。就连那一块既重且大的木匾也残缺不全。当人们从一家猪圈里找到这块匾时,“灵”字部分匾体已被锯掉,只剩“岩书院”和谢无量先生的款识。从那些残缺的文字上,我们依然可以想象得到一座书院在70年前的辉煌与灿烂。
当时灵岩寺庙产极多,建筑雄伟恢宏,除了灵岩寺之外,还有东岳庙等建筑。
传西法师给了李源澄最大的方便。他将东岳庙免费提供给了李先生办学,其实,在创办灵岩书院之前,东岳庙一直是外国天主教教会所在地。1941年春,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搬迁至灵岩山,校址就设在东岳庙,后来传教士与当地群众发生纠纷,被赶走后,便空置了下来。
进东岳庙门第一进是一个大的院坝,两排厢房。大门正厅是学生吃饭和休息的地方,两侧的厢房就是学生的宿舍,床、铺、椅、桌一应俱全。
再一进是一座大殿,李源澄将它作了教室,掏钱购置了课桌板凳二十余套,以供学者讲学时学生听课之用。
灵岩书院有学生二十人左右,来自四面八方,年龄差异较大,小的十七八岁,大的三十岁左右,程度不一,有读过中学的,有大专毕业生,也有只读过私塾的。经历各异,有单纯的学生,有教过中小学的老师,也有从事过其他工作的。学生入学不用考试,先生同意即可,完全是孔子倡导的有教无类。
当时入学要求是缴纳一石米(合300市斤)作为学费,生活费自理。
为了让学生吃好饭,书院出面在山下请了一个厨师,负责给学生做饭,伙食费则由学生轮流管理。当时厨师非常辛苦,为了保证学生吃上新鲜蔬菜,厨师每天都要下山买菜,来回一趟足足要花上两个小时。一次,不知什么缘故将厨师得罪了,厨师一气之下下山去了,这可苦了学生,只有自己下山买菜,然后上山自己做饭。两天后,好容易才把厨师找到,好言相劝,重新上山。
另一位学生王家祐曾经对我说“吃些什么记不住了,但印象中是不差的,我因为父亲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师长,家庭生活优裕,嘴巴算是有点‘刁’的人了,但我在灵岩书院读书都从来没有下山去买过零食或打过牙祭。”
至于为什么李先生要放着四川大学不受聘,却到这深山老林劳神费力地来办书院呢?他没有专门谈到,只是有一次,他在和学生们喝茶闲谈时说:“我这个人脾气不好,与有些人合不来,自己办个书院,结识些朋友,以后年老了,坐茶馆也有人摆龙门阵嘛。”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每天清晨,伴着灵岩寺悠扬的钟声,一些渺远的读书声从东岳庙的厢房里隐隐传了出来,随着薄雾传到灌县甚至更加辽远的地方。

自由之气盈书卷


关于灵岩书院读书的风气,王家祐先生有十二个字说得好“自由读书、自由讲学、和谐包容”,这几乎涵盖了李源澄毕生的教育追求。
灵岩书院有宽裕的宿舍,还有客房,学生可一人或两人住一间。有教室可供讲学,最让师生们满意的是,有丰富的藏书,图书室有一部完整的《四部备要》,一部完整的《万有文库》,还有部分经史子集的单行本,类书、工具书和其他杂著,这些书都是从省图书馆借来的,另外还订有几份报纸和杂志。
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上午的9时至11时是书院规定的讲课时间,午饭后有午休时间,下午和晚上自由读书,学习非常宽松,每个寝室里都有书桌,学生自带书籍学习。星期天休息,学生则可自由安排活动。书院没有明文院规,但师生关系融洽,团结和睦、无为而治,从未发生逾越规矩的事件。学生们认为,李先生给书院营造了一个安定和谐、自由讲学读书的环境。
当时的李源澄年方三十左右,正是人生最青春芳菲的年华,他身形微胖,体态丰盈,戴一副有框的深度近视眼镜,常穿一袭灰布长衫,手里拿着一支一尺左右的叶子烟杆,说话带着浓郁的犍为口音,对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到了讲课时,他则主讲经书如《礼记》《周易》《尚书》,子书如《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庄子》《墨子》等经典和自己编著的《经学通论》。以上除了《四书》是全部讲解外,其他的则重点选读,未讲的篇章自行消化。他要求学生在学习上,首先要打好坚实的基础,认真读好原著,使用的教材就是经书、子书原本。他采用逐篇逐句串讲的方法,将其对书中一些问题的看法贯穿在讲解中。他对书微言大义详加阐述,对个别词句不作纠缠。
同时,李先生邀请了章太炎的另一名学生、绵竹人傅平骧讲学。傅先生长于声音文字训诂之学,在灵岩书院主讲《诗经》与《说文解字》。他讲课时总是面带微笑,教态安详,从容不迫,听者如沐春风。而且学识渊博,记忆力惊人。讲课能就近取譬,古人诗赋随口引用,连《昭明文选》李善注,《说文解字》段玉裁注都能背出,例句出自某处,信手拈来,学生们翻书一查,丝毫不差。。
其实,灵岩书院自由读书的风气从书院学生王家祐与张圣奘的一场比试中就可窥一斑。当时在灵岩书院讲课的有一位“万能教授”张圣奘(1903—1992)。他是唐代大诗人张九龄的后裔,明朝张居正十三代孙,20岁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后来出国留学,获多个博士学位。周游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曾师从李大钊和罗素,在北京大学曾支持帮助过毛泽东;在天津与周恩来为南开中学同窗;在重庆给蒋介石讲过易经,与张群有交往,曾在家中为徐悲鸿夫妇举行婚礼;他与李四光讨论地质和地理诸学术问题;与冯友兰讨论哲学问题;与沈钧儒研究史学和政治;并于1951年3月发现了“资阳人”头骨化石……这位牛人在书院里宣称他可以教72门功课。王家祐不以为然,说:“我可以教73门功课,最后一门你不会”,张先生很惊讶:“哪一门我不会?”王家祐一本正经地说“接生!”引得师生一片大笑。还有一次,张先生说他能背很多《红楼梦》中的诗词,王家祐说,恰巧我也喜欢《红楼梦》诗词,我们来比赛一下,看谁背得多。结果是王家祐以多背几首诗词胜出。尽管如此,张先生也并不生气,依然与王家祐相处融洽。
灵岩书院清新的办学理念、自由的讲学风气,为造访者所赞赏。创办“明道工读学校”的湖北知名人士张铭曾回忆道:当时,有一股办书院的热潮,如同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在峨眉山上立书院,听他讲学的人都是大学毕业生。川大教授李源澄在灌县灵岩山设书院,我亲去访问过,觉得他们那里没有国民党团的干扰,讲学自由风气好。所以,1946年我自四川归来后,就做植桐办学的准备。

山中岁月


在学生的记忆中,李源澄没有学者架子,与学生感情非常好。吃了晚饭后,总要到每个学生的宿舍里走走,了解学生生活、学习情况,或坐下来抽着叶子烟随便聊一会儿。他对学生的学习主要是引导,而且说话总是带着建议和商量的口吻,使人感到异常亲切,易于接受,让山中岁月变得轻松活泼。
除了读书、听讲,李先生还组织了丰富的活动,活跃山中岁月。
书院定期举办“同乐会”,取师生聚集同乐之意,类似今天的文艺演出。书院同学不多,文艺爱好者却不少,同乐会由同学主持,通常一两个月一次,安排在星期六下午,用时两小时左右,届时师生围坐在过厅里,中间空出表演场地,节目多种多样;有乐器独奏或合奏,如口琴、笛子、洞箫、二胡、提琴;有唱歌、唱戏;有自编自演的双簧、相声;有朗诵诗歌或讲笑话;有小魔术或滑稽表演等。节目只要不伤大雅,不在质量高低而重在参与,能达到同乐即可。
每隔一个月左右,书院还会举行一次读书报告会,是一种读书的自我总结。报告人资源参加,先向主持人报上报告题目,开会时师生全体参加。李先生会尽力鼓动同学报名参加,只要求认真准备,不计较报告质量好差。每次报告安排1—2人,报告时间不超过两小时,讲完后由老师点评,重在鼓励,评完散会。
书院还会组织学生到附近景点旅游,有一年初夏,李先生带领同学作了一次青城山之游,步行至青城山下,稍作休息后登山。那时入山不要门票,学生们在山上转游了三天,游遍景点,饱览秀色,玩得十分开心。而且,那次李先生还请来天师洞的当家寇真人表演剑术。让学生们大开眼界。
灵岩寺主持传西法师曾在浙江灵隐寺呆过,有一手制茶的绝技,善做红、绿茶。当时书院有学生得到他的传授,又互相传习,于是大家都学会了制茶。灵岩山产茶,每到采茶季节,就有大姑娘小媳妇用背篼背着采摘的生茶叶来卖,按质论价,价不算贵,两三人合伙买几十斤,经过几小时的操作,便可制成可喝的茶叶两三斤。制作质量好的,泡出来的茶碧绿清香,味似龙井。制茶虽然辛苦,但制作过程中也获得不少乐趣。产茶期间,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制茶活动,下午书院几乎成了制茶作坊。老师们没有时间制茶,学生们做好后,选质量最好的茶叶送给他们,传西法师也给老师们送茶,书院师生全都养成了喝茶的习惯。
有时,李先生也带上学生到灵岩山上转一圈,呼吸新鲜空气,活动筋骨,再回房看书。而一到星期天,照例休息,李先生则有时和学生一路下山,到灌县城里去玩,买东西,看西洋镜(看希奇),到伏龙观看放筏子……李先生有喜吃小食的爱好,每次进灌县城必进小吃店品尝美味。当时,县政府门口有一家很出名的腌卤菜摊“电灯烧腊”(因电灯亮时才摆摊而得名),把烧腊夹在白面锅魁里,一咬满口流油,是地方一绝。但是,灵岩书院离灌县还有一段距离,等到“电灯烧腊”摆摊时去买已经来不及上山了,于是,李先生便带着学生,直接赶到摊主家中,购买烧腊和锅魁,然后一路吃着上山。当然,结账的多半是李先生。
郊原草色无穷碧,万里晴空共水深。
几疑前山无公路,忽闻人语出林阴。
唐君毅之妹、灵岩书院学生唐至中所题的这首《山行》成了师生们行进山间的优美注脚。


寻找大师们的身影


李源澄深知,一个人无论怎样惊世绝艳,才华横溢,学问毕竟是有限的,为了使学生广闻博见,他便常常约请名家上山讲学。
我认为,他的这种对学术的兼容并蓄始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章太炎先生当年研究古文学却丝毫不排斥今文学的大学者风范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他。在灵岩书院读书的学生是幸福的,他们以一石大米的学费不仅换来了李源澄和傅平骧先生的满腹学识,而且还有机会聆听当时众多大学者的教诲。在学生们记忆中,至少有十多位领导群伦的大学者被李源澄用滑竿抬上了山势深幽、群峰环侍、涧清潭澄、古木扶翠的灵岩山,请进了钟罄悠扬、书声琅琅的灵岩书院。
他们的身影曾是灵岩山上最动人的风景。
最早来到灵岩书院的是与李源澄声气相通的至交,现代著名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唐君毅(1909-1978)先生。1945年夏,唐君毅先生在灵岩书院讲授哲学十余天,为书院的学生们带来了一股新风。先生一路的酷暑与劳顿也在灵岩山间习习的凉风中消失殆尽。据学生回忆,唐先生讲哲学时,说理清晰透彻,启迪思路,引人入胜。他比较随便,坐着讲课,且有吸烟的嗜好。每次讲课前,学生们都会给他准备一包香烟放在桌子上,他讲一会儿拿一支出来抽一段,掐灭了放在桌上;等一会儿再拿一支抽一段后再掐灭了挨着放在桌上,不停地讲,不停地抽、灭、放,一包十支装的烟每支都抽过了,桌上摆了一排长短不齐的抽过的烟,然后边讲边依次拿起来抽,又是边抽边灭边放,而后再从头开始,直至讲课结束。
当时教授儒学的是著名历史学家、经学大师蒙文通先生(1894--1968),蒙先生对书院的创办给予了极大帮助,又因时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之方便,向书院借了不少图书,以供学生查阅资料,书院图书室的大多图书皆从省图借得,。他美髯垂胸,讲儒学时,声音洪亮,逻辑严谨,言简意赅,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先生性格开朗,讲到得意处,常常揽须大笑,谈到某些歪理邪说,则怒声斥骂,是非分明,毫不留情。当时,蒙先生写的《儒学五论》已出版,行文简洁,含义深远,比较难读,听他讲课后,读起来甚是通畅。
讲授《神曲》的是新月派著名诗人、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饶孟侃(1902—1967)先生。饶先生和蔼可亲,有长者之风,他知道书院的学生与“子曰”“诗云”接触较多,对但丁了解较少,为了让大家容易听懂一些,他讲《神曲》时格外仔细,尽量多用比喻,边讲边在黑板上绘图示意,画了一个圈,又在圈外套一个圈,一层又一层,用教鞭指着每层注明的文字说“这一层是地狱,这一层是炼狱……”讲者认真,听者用心,兴趣盎然,各有所获。
讲授希腊悲剧的是著名学者、希腊文学专家罗念生(1904—1990)先生。罗先生文质彬彬,轻声慢语,娓娓道来,学生们听课如听美好的故事,轻松愉快,他给学生们讲古希腊的戏剧,不仅重点讲希腊戏剧的特点、发展及对戏剧的影响,同时还结合自己讲了在雅典时的所见所闻,希腊人的生活习俗和希腊戏剧的关系等。他还谈到与夫人的深厚感情,谈到夫人身体欠佳不时生病,他在夫人病榻前一边守炉熬药,一边翻译希腊剧本时的情景,深深地感染了学生。
讲授历史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被誉为“中国最后的国学大师”钱穆(1895—1990)先生。钱先生时任华西大学教授,当时由一年轻的黄女士陪同上山,他将自己所写的《近三百年学术史》作为讲课内容。尽管钱先生讲话带有较重的无锡乡音,听起来较为吃力,所幸他语速不快,加之学生们对他仰慕有加,听课时往往专注之极,因此也能听懂大半。他讲课很细,评论各家得失与学术上的影响,有理有据,说理充分,令人信服。学生们表示,听课后,对近三百年各学派的发展及在学术上的成就,有了大致的了解,再回过头来读钱先生的作品所得更多。
讲授西洋文学的是著名英国文学专家谢文炳(1900—1989)先生。谢先生是研究外国文学的名家,但他明白,书院深居远山,学生接触西洋文学机会较少,讲课内容不宜过深。事实亦正如此,书院学生除少数对高尔基、莎士比亚、罗曼罗兰、雨果等人的译著略有所知外,多数人对外国文学比较陌生。谢先生对症下药,讲得浅显明白,学生们感到新鲜有趣,听得津津有味,并因此而领会和增长了许多外国文学之常识,不能不说是意外之收获。
讲授文学的是著名诗人、散文家朱自清(1989—1948)先生。1946年8月,联大奉命解散,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分别恢复。朱自清准备回北平却因成都籍夫人陈竹隐突然生病住院,于14日抵达成都,从此开始了他在成都长达三年之久的寓居生活,就在这一年秋天,朱先生应李源澄的邀请登上灵岩,为学生们讲授文学。朱先生上山前,很多学生都已久仰其大名,因为中学《国文》课本里选有他的《背影》《荷塘月色》《匆匆》等名篇,听说他要来讲学,皆翘首企盼。那天,朱先生穿着整洁的衬衣和背带西装长裤,潇洒自如,学生眼前为之一亮。他步履轻快地走进讲堂,从裤袋里摸出一块怀表,看了看说:“今天比较热,我就给同学们讲两个钟头吧!”学生李守之悄悄看了看表,当时是九点整。随后,朱先生开始讲课,边讲边举例分析,明白晓畅,引导学生的思路跟着他走,给人以美的享受。学生们意犹未尽时,朱先生却已讲完。李守之一看表,一分不差,正好两个钟头。
与朱自清先生同时在灵岩书院讲学的是古代经济史学家秦佩珩(1914—1989)先生。秦先生(1914—1989)曾在回忆录中自述:

沉重的胃病,折磨着我的身体,在健康状况还没有改善多少的情况下,由于李源澄教授的邀请,我到灌县灵岩书院去讲学。李源澄除子学外,尚精于史学,对于“五经”、“四书”,亦皆有发明。青城灵岩之间,堪称为博学之士。当时到灵岩书院来讲学的人很多,如谢文炳、罗念生、朱自清、刘盛亚等,大都是些出头露面的人物,我也忝列其中。我讲的是《经济史的研究和史部目录学的关系》,事后想来,真是“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的感觉。当时朱自清先生讲完以后,也和我一齐到青城山天师洞游历,他对我的讲述,出乎意料地给了很好的评价。郭绍虞先生也写信给我,声称接到朱先生的信,盛赞我的“学识渊博,人才难得”。我急忙回信给郭先生,告诉他代为转达朱先生“谬蒙推许,实为过誉,只有更加努力,以匡不逮”。

当时在书院讲学的人还有讲授训诂学的著名敦煌学家、红学家潘重规(1908—2003)先生,讲授哲学的著名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牟宗三(1909—1995)先生,讲授《陶靖节集》的著名学者赖高翔(1907-1993)先生,讲授教育学的著名学者、教育学家张敷荣(1904-1998)先生,讲授伦理学的著名学者、伦理学家周辅成(1911—  )先生,讲授文学的著名作家刘盛亚(1915-1960)先生等。
当这些名动当代的大学者,夹着讲义,迈着碎步走进掩映于红墙黄瓦,青枝绿叶间的灵岩书院时,整座书院都为之苍翠起来,朗润起来,鲜活起来……
琅琅的书声仿佛因此传得很远,很远。
难怪著名学者、书法家、文史大家谢无量先生登上灵岩寺,走进书院里时也会激情难抑,挥毫题诗一首:“远游何必上青城,一到灵岩便有情,未进山门先一笑,满山红叶读书声”
在琅琅的读书声中,灵岩山的红叶落了,又红了。大师们的身影远了又淡了。


灵岩学子今何在


灵岩书院的毕业生既无文凭,也不安排工作,来求学的学生纯系自愿,因此在这里的学生多数都是真正来读书的人,他们惟有潜心学习,埋头苦读,才不枉费费大师们的谆谆教诲和良苦用心以及那一石米的学费和平时的生活费。
蒙默(1926—  )先生是追随李源澄最早的学生之一。李源澄的老师蒙文通先生非常欣赏李源澄的才华,也很喜欢书院的读书氛围。他认为,要真读书,非书院不可。他的儿子蒙默还在读中学的时候,蒙先生就对蒙默说,要看什么书就去找李先生。后来,李源澄去西山书院时,蒙先生便叫蒙默停学,跟着一起去,再后来,李先生到灵岩山创办灵岩书院,蒙先生又让儿子到灵岩书院读书。
虽然蒙默先生为了生计,只在灵岩书院只读了半年就回到川大附中复学。但是,他对灵岩书院却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因为那是他真正开始读书的地方。灵岩书院停办后,他也在每个暑假照样上山,在灵岩寺中安静地读书。他清楚地记得1949年夏天,他带上灵岩寺去读的是禁书《政治经济学》。
蒙默先生四川大学毕业后,于1957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参加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部分编改工作。1961年后任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讲授多种课程,并担任中国民族史和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导师。著有学术集《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南方民族史论集》《四川古代史考》《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合著)等。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系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四川省文史馆馆员、中国越族史学会副会长。
据蒙默先生回忆,灵岩书院的第一批学生约有十名。
其中唯一的一名大学生是华西大学哲史系的汪克永。这个人的一生也充满传奇色彩,1944年10月7日,成都各界举行的“国事座谈会”就是他参与筹划的。这次座谈会由五所大学十二个学术团体联合召集,共有两千多人参加,奏响了国统区成都学生民主救亡运动的序曲,也成为紧接着的成都学生抗议国民党地方当局武装镇压市立中学学生暴行的“双十一运动”(1944年11月11日)的前奏。影响所及,至为深远,被列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抗战胜利后,汪克永曾给成都青年党负责人李璜作秘书,后曾当选为国大代表。1949年后,曾在某厂当工人,1980年被聘为四川省文史馆馆员。
前面提到的唐至中先生,毕业后执教于她哥哥唐君毅先生任教务长的江南大学,江南大学停办后,任教于苏州中学,是一位颇有才华的女学者。
当时成绩较好的还有成都籍学生廖定芳,做诗、填词、下棋皆优秀,可惜上世纪五十年代被一场肝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另一位成都籍学生是蓝见龙,毕业后曾参加抗美援朝,专业后供职于云南森工局,曾任政治部主任。
崇州籍学生三名。一位是钟元灵,他毕业后回崇庆县教书,20世纪六十年代去世。还有李守之和王德宗(1924—   ),李和王后去梁漱溟先生主办的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学习。王先后任教于泸州一中、三中,和宜宾学院。著有《求是集》《梁漱溟再读》《无限斋诗歌小集》《无限斋散文小集》和《无限斋学术论著小集》。李守之先生亦在泸州一中学任教至退休,
泸州籍学生屈仲樵(1924—1997)于灵岩书院毕业后。先后在壁山县川剧团、叙永县川剧团任编剧,后与友人创办泸州陵园中学,任教务主任,教授语文。参与编修了《泸州戏曲志》《泸州戏曲音乐集成》《泸县志》《泸县文化艺术志》等地方志。他通晓诗文、词曲、楹联、戏剧。书道也很出色,曾获全国总工会成立70周年书法美术摄影艺术大展特等奖,著有书学论文集《书学》,诗词集《屈仲樵遗作选》。与著名艺术家屈义林、屈趁斯一同被誉为“艺坛三屈”。
李源澄还让他的妹妹(姓名不详)和弟弟李源委(端深)一同到书院读书。
灵岩书院还成就了一段姻缘。时李先生的朋友、大学者马一浮先生的弟子张德钧上山后,与傅平骧先生的女儿、书院学生傅全波一见钟情,结为连理。
1946年暑假,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到书院学习,李源澄开办了“灵岩书院暑期讲习会”,学习期为暑假(2个月时间),报名地点在蒙文通先生任馆长的四川省图书馆,学费为3个大洋。潘重规、赖高翔、饶孟侃、牟宗三、谢文炳、朱自清、钱穆、张敷荣、周辅成等大家来书院讲课也正是这段黄金岁月。暑期讲习会这一批学生较多,约有20余人,崇庆县当时还有一位40多岁的老师带着他的几个学生一起来听课。道教学泰斗王家祐先生就是暑期讲习会的学生。
王家祐(1926—2009)先生当时就读于四川大学17级历史系,是一名大三学生。一天,他到蒙文通先生家中去玩,蒙先生告诉他,李源澄办了个“灵岩书院暑期讲习会”,并说,李先生的学问非常不错,可以去读书。于是,王家祐就到灵岩书院就读于暑期讲习会。王家祐194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1953年于北京大学进修考古史学专业,1954年后任四川省博物馆研究员,四川省人大第五、六、七届代表。曾作为冯汉骥先生的助手,参与三星堆早期的发掘与考古,在文物考古民族史和道教史研究方面,都有卓越成就,早在1960年代,就出版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石窟雕塑》等专著,在全国颇有影响。他还结合考古和民族学研究道教,著有《道教论稿》《青城仙源考》《道教之源》(合著),并多次参与《宗教词典》《道教大词典》的编撰审定工作,知名于当今道学界。生前系中国道教协会理事、四川省道教协会顾问、中国道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我曾多次去拜访他,每次都见到海内外求经问道者不绝于路的场面。
世事如烟,60余年风雨弹指而过,当年青春年少的灵岩书院的学生们大部分已作古,少数健在者也已都已年过八旬,甚至有些学生的名字都已渺不可查。关于李源澄、关于灵岩书院、关于那些前来授课的大师风采和书院里的琅琅书声,只有那些如今已垂垂老矣的学生在记忆的河流里去追忆与打捞了。
而晚来者如我们,只有在灵岩红叶的芬芳中去遥想那一段美好时光。




为了让灵岩书院能长久的办下去,李源澄费了不少脑筋。
1946年春,李源澄找到了自贡开明盐商余述怀先生,余先生赞助了一笔钱,但是这笔钱对于书院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于是,李源澄用这笔钱办了一本学术刊物《灵岩学报》,为灵岩书院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
当年10月,《灵岩学报》创刊号正式出版。出版时间为“民国四十五年十月出版”,刊期为“半年一期”,定价为“壹千伍百元”,编辑者为“灵岩书院(四川灌县)”,发行人为“余次青”,印刷者为“华英书局”,经售处为“本院及各大书局”。共有32页,印数不详。在一些大学的图书馆还依稀可以翻到。
《灵岩学报》创刊号上刊发了六篇学术论文。作者分别是:蒙文通、李源澄、王树椒、唐君毅、张德钧,这些作者除了王树椒英年早逝之外,其余的都是名重一时的学者,因此,《灵岩学报》在当时是一本质量非常高的学术刊物。
同时,灵岩书院的另一巨大收获是李源澄。他在书院里边讲学边著书,下山后,一部沉甸甸的《秦汉史》完成了。他请钱穆先生为该书作序,并于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以前在北大教过秦汉史,对此知之甚深。所作序言于略疏章实斋先生记注、撰述、方智、圆神之义后,对李先生评价甚高。
但是到了1947年秋,灵岩书院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李源澄不得不含泪下山,前去昆明在钱穆先生主持的五华书院和云南大学任史学教授,再也没有重回灵岩书院。11年后,李源澄在“反右”的浪潮中默默的死去。
之后,自号“工商梦醒人”的灌县人士李济余先生接着在灵岩书院招收学生,想以做生意赚来的钱贡献家乡的教育事业。然而,尽管李季余招收学生不取分文,然而由于既没有真才实学的教师授课,又聘请不到名师前来讲学,书院便只能教授一些粗浅的知识。一年后,灵岩书院彻底停办。而李季余先生当年在上山沿途修葺的供学生休息用的小亭,今日犹在,成为一道风景。
1948年,当“灵岩书院”巨大的木匾无奈地从东岳庙门上拆下来时,渴盼读书的学生们的目光中充满了沉重与忧伤,他们远远地眺望着空无一物的东岳庙山门,口中朗声吟诵着《荀子》中的句子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久久不忍转身离去。
而教室里还有他们整齐摆放的书本,还有那些大师们下山前潇洒的身影。
这一天的暮色仿佛来得特别早,在渐渐西坠的余晖中,最后一抹夕阳斜斜地洒在已经拆下来的“灵岩书院”木匾上,仿佛要将这一段光辉岁月再次朗照。接着,苍茫的夜色一下子席卷了整个大地,然后像一条河流一样迅速漫过了那些红墙、古庙、冷烛、婆娑的树枝和渺远的读书声。
人们仿佛预感到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王国平(1976—  )  作家、诗人。四川江油人。著有作品多部,其中《南怀瑾的最后100天》连续5周蝉联当当网全国畅销书排行榜冠军、2014北京书市畅销书榜首,与《之江新语》一起被评为全国十大优秀畅销书。曾参加第四届中国诗歌节、第九、十届中韩作家会议,策划发起中国田园诗歌节。作品曾入选多种选本、高中语文试卷及“5·12”大地震诗歌纪念墙。作品曾获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四川文学奖、四川省人民政府哲学与社会科学奖等。现居四川都江堰,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芙蓉锦江》副主编、《都江堰文学》执行主编、奎光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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