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集 相声大师侯宝林

于神马

第五集 相声大师马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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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话同上集

    1949年9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文艺节目《广播曲艺》，邀请北京市一些著名曲艺演员每天晚上到电台演播半小时，各种形式的创新曲目引起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可里面却偏偏没有相声。
    侯耀文介绍说：相声当时由于很多内容不大适合，因为解放了吧，过去的那种地上演的活，有很多里边说浑的，或者说是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后来好像他（侯宝林）说是什么军管会，还是什么管委会的，如果你们相声再要不改的话你们就取缔了，就不让再演这种东西了。
    从1949年到1953年，整整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次也没有播出过相声。人们不禁有些担忧，新的时代相声还能说下去吗？
    1955年7月2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第一次相声新作试演会”，人们惊喜地听到了侯宝林的相声，内容也和以前有了不同。
    侯宝林，1917生，北京人。幼年家境贫寒，4岁时被送到侯姓人家做养子，12岁拜颜泽甫为师，到老北京天桥学唱京剧。侯耀文侯介绍说：十一二岁在天桥那跟小云里飞学叫滑稽京剧，因为他不是做科，不是专业学校的学习，他完全是跟着人家已经在地上演出的那种小班子然后学戏，因为他家境很苦，所以没有条件去学，也没有人去引见，可能是一直学到了18岁吧。
    当时的北京梨园行有街北、街南之分，即以珠市口大街为界，街北主要指大栅栏一带的戏曲科班，正规而有身份；街南则是指天桥一带的艺人，身份低下受到歧视。
    单弦艺术家赵玉明介绍说：他在天桥跟云里飞唱京剧，戴纸壳帽子，一场就撂地，那个云里飞就几个女徒弟，有侯宝林在天桥撂地，我们那时候跟他认识。就是一个地上，一个布棚子，下边几条板凳，你愿坐着就坐，愿意站一圈人就站一圈，唱这么一段，他们先说，说完了唱那么一段。
    云里飞，名叫白宝山，老天桥著名艺人，是第三代“天桥八大怪”之一。他生、旦、净、丑都能演，说学、逗，唱样样精。侯宝林后来在相声表演中，以学唱各种戏曲和曲艺的“柳活儿”见长，就是受了他的影响。
    在侯宝林的传记《一户侯说》里，他自己这样描述了当年的学徒生活：“天一亮就起床，先将煤球火炉收拾干净，点着。老师家住天桥市场福长街，我由此出发，直奔天坛西北角，开始喊嗓子。我喊嗓子，总得想着家里的大水壶，万一把水壶熬坏了，准得挨打。走到天坛西门，往西奔先农坛，然后往回走。扫院子，倒垃圾，都要轻轻地做，惊醒了谁，后果也是严重的。”
    因为师父外出跑码头，侯宝林尚未出师便离开了师父，独自到老北京鼓楼去搭班卖艺。
    民国初年，位于北京中轴线上，在钟、鼓楼之间有一个“平民市场”，一些摊贩和民间艺人在此经商卖艺，十分热闹，市井民俗味儿浓郁，这里被人们称作是“小天桥”。
    在这里，侯宝林迷上了相声。一开始，他只是偷着学。
    侯耀文介绍说：因为过去在学相声的时候，除非你要是拜师正式学可以，他（侯宝林）说我又没那个条件，我偷着学，怎么叫偷着学，比方说隔着几十米外边是人家那个场子，然后正好这边就有一个馄钝摊，然后花一个大子买一碗馄钝就坐在馄钝摊上，但是耳朵是在人家相声场子里边，就这么听着，这碗馄钝就不吃，等于这么听着，然后听完了就能把它记下来，但是这碗馄钝，要是冬天的话，他说冬天那碗馄钝已经很凉很凉了，然后就为了学这个相声，最后就是把这碗凉馄钝吃完了赶快走，不能让人看见了，要是让人家看见的话会让人骂。
    在鼓楼市场，侯宝林第一次演唱太平歌词，第一次说相声，也慢慢掌握了“撂地”卖艺的一些规矩和技能。
    曲艺专家汪景寿介绍说：这撂地呀，他是心理学专家，侯宝林还跟我说过，你还不能老瞅他，一瞅他，人来了没有？一走神散了，就得在那儿弄，他就不知道你最后要弄成什么样，然后，他就偷偷数脚，围着看的人，一人不俩脚吗？我们小时候看撂地，今天我们反过头来看，多大的本事，要按学术讲一下，艺术、心理什么都有。没有这个，没有当年的撂地，开口饭好吃吗？没人发工资。
    为了糊口，侯宝林跑遍了当时北京的街头市场，就凭着偷偷学来的本事，说相声卖艺。
    1938年，侯宝林拜相声艺人朱阔泉为师，开始进入正式的相声场子演出，这一年他21岁。
    朱阔泉，外号“大面包”，是“相声八德”焦德海的徒弟，张寿臣的师弟，1940年因病去世。
    侯耀文介绍说：我父亲说相声有他先天特别好的条件，嗓音非常清脆，明亮，另外记忆力也非常好，悟性特别好，所以他当时学艺的时候还没有怎么太突出的表现，只有离开老师以后，有了一个特别大的长进，这个长进就在于他自己独立工作的时候，他不单单把他学的这些东西能够进行非常熟练的演出，更重要的他把他学到的东西进行了变化。
    相声行里有句话，叫“生在北京，长在天津”，意思是说相声虽然发源于北京，但却是在天津成熟壮大的。
    此时的天津，已经有了专门的杂耍园子，把原来在北京天桥分散演出的杂耍节目组合在一起，让艺人们同台表演。
    当时最著名的杂耍园子是位于南市的燕乐升平，那里聚集了很多曲艺名家，能进燕乐园，对艺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1940年，侯宝林应邀从北京来到燕乐园演出。第一天演出，侯宝林和郭启儒演出的“打炮戏”是相声《空城计》和《八大改行》。那天还有电台进行实况转播。
    杜澎介绍说：侯宝林是在天津红起来的，在天津打炮，一下红了。他跟郭启儒一个幺鸡，一个土豆，这俩名字都是天津观众给起的。幺鸡，那时候他挺瘦的，幺鸡，郭启儒，土豆，那时候是大光头儿。
    一炮打响以后，侯宝林这个名字在天津挑剔的相声迷中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仅在天津的燕乐园一演就是3年，还在出了园子后到各家电台串场，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也渐渐形成了明显的个人风格。
    贾德臣介绍说：侯老靠什么呢，就是说学逗唱的唱，他是非常精彩的，这个咱们大家带子也有，节目也有，侯先生这个的确是发挥得很好，他的唱特别精彩，所以，有一次张寿臣关于侯宝林的唱发表了一个议论，就说我听说过有说出包袱来的，有学出包袱来了，有逗出包袱来的，还没听说过唱出包袱来的，这个有点歪门佐道，这个时候侯老知道了以后非常不愉快，后来就请张寿爷吃饭，寿爷你说我们说学逗唱那干吗要四门技巧，你不是也唱吗，您不也学这个里头您也有唱，您也唱出包袱来了，怎么您唱就行，我唱就不行了，张寿臣说宝林，爷我错了，这种谦虚，大家是大家，我错了，唱也可以，唱出包袱来的也多，你唱的是比较到位，到家，我收回，我收回，我对不起。
    李世喻介绍说：他在电台里面很活跃，他一上节目都得40分钟、一小时，仁昌广播电台、还有青年会广播电台，还有什么私营的广播电台，侯宝林那时候是说相声说了半截，就报广告。
    天津成了侯宝林艺术生涯里重要的一站，天津各报纷纷刊登文章说他说的是“文明相声”。他后来回忆说：“在北京，我只是个普通演员，来到天津，我才有了名气。天津的观众，能捧人，你演得好，他真捧你。我这个演员，就是在天津露头角的，在天津我混出了个好名声。”
    侯宝林说：相声里边，本来是很脏很脏的语言，在摆地摊儿的时候，那都是，不管哪段相声，都有脏话，我们上了舞台以后呢，就把这脏话的、重的、严重的都慢慢去掉，还剩下一些骂人的话，我就总觉得这不好，哎，我改了以后呢，我的观众他接受了，他支持我了，而且喜欢我了，在天津落这么个名声，听侯宝林的相声，文明。
    1944年，名气正旺的侯宝林应邀到天津著名的杂耍园子大观园演出，第一次将相声作为了“大轴”。
    那时，杂耍园子演出一场一般在十几个节目左右，份量越大的越往后排，最后一个压轴节目被称为“大轴”。
    贾德臣介绍说：当时演出节目各种曲艺节目都有，大轴，过去是京韵大鼓才能演大轴，就是刘宝全，后来就是“小彩舞”，这都唱京韵大鼓的，这一场节目有十几个品种的话，有快书，有快板什么的，真正的大轴都得是京韵大鼓。
    一般相声段子被排在节目中间，只有极受欢迎的相声节目才有可能成为倒数第二个节目，叫做“倒二”。当年名满京津的相声名家“万人迷”李德鍚，就曾作过“倒二”，甚至在刘宝全有事的情况下成为“大轴”，但他得到的报酬却比大鼓演员低很多，这个规矩30多年没变过。
    1944年，名气正旺的侯宝林应邀到天津著名的杂耍园子大观园演出，第一次将相声作为“大轴”。侯耀文介绍说：等他演完了以后，那个观众沸腾也好，观众的那种掌声包括喊他不让他下去，那后边那人怎么上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干脆咱们就调个儿，干脆你来吧，反正你演完了以后咱们最后一关灯就算了，要不然人家在他后边会很难受，所以从他开始形成了相声攒底，唱大轴。
    在他的坚持下，剧院的经理人不得不改了规矩，侯宝林的相声“大轴”报酬和大鼓艺人一样。这是相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对此，相声前辈张寿臣曾说：“侯宝林对相声是有功的”。
    从此，侯宝林和张寿臣、马三立、常宝堃、戴少甫一起，成为那一阶段天津名气最大、最受欢迎的“五档相声”。
    贾德臣介绍说：我认为侯宝林的天赋，他的嗓子的甜，润，和他的做派那种潇洒，那是别人无法学来的，他那各种艺术的营养，京剧的营养，评戏的营养，评弹艺术的营养，各种艺术的营养化为他自己身上的东西，要不然的话那怎么学刘保全唱大鼓，掉烧饼，一唱就到位，所以到现在为止，所以咱们的人都说家喻户晓，这是一个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侯宝林的表演风格。
    侯宝林在天津一呆就是5年。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相声技艺，他把省吃俭用下的钱买了金少山、马连良、谭富英、周信芳等京剧名家及多位鼓曲名家的唱片，从道白到唱腔，先找出他们的特点，再反复学习揣摩。
    1945年底，侯宝林载誉回到北京，在位于王府井北口的“上海游艺社”演出。和在天津一样，每场演出都以他的相声“攒底”，而且门口总是竖着“客满”的牌子。这一年，侯宝林28岁。
    于连仲介绍说：当时在那个地方是什么呢，它离车站也比较近，你比如说我这个买票我是10点钟的火车，我8点多钟我还可以到那儿去听两段相声，快到时间了我走了，有那站队的再进去，或者是我出来办什么事，办什么事这有一点空闲时间，我可以听两段相声，那时候就火到这个程度。
    1949年6月，侯宝林在北京迎来了解放。
    夏天的一个傍晚，侯宝林接到北京市文委的通知，来到东郊民巷一个大宅院里参加演出，院子里摆放着几排椅子，只有三排中间放着两把藤椅。
    侯宝林这时才知道，今天他是来给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主席说相声来了。
    那天晚上，侯宝林演出了相声《戏剧杂谈》。
    于连仲介绍说：他在演出《戏剧杂谈》的时候，说今年30多岁，研究戏剧50多年，量活的给他拦住了，你这个不对，你30多岁你怎么会研究戏剧50多年了，你听着有点矛盾，这是在中南海演出，他引用了矛盾论，当时周总理乐的呀直拍毛主席，你看这个，你这矛盾论刚出来人家就用上了。
    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那一夜我激动得几乎没有入睡。我想起了早年的流浪生活，天桥学艺，可是今天我却站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面前，我逐渐明白了：解放以后，我们艺人的政治地位改变了，我们和其他人一样，我们翻身当家做了主人。”
然而，翻身的激动很快又被职业的困境冲淡了，新中国的电台播放了别的曲艺节目，就是没播相声。过去天天热闹的北京相声茶社，这时生意也日见清淡下来，低俗的老段子人们不爱听，殃及优秀的传统段子也失去了市场。
    相声遭遇危机，这让热爱相声、以相声为职业的侯宝林非常郁闷。
    于连仲介绍说：《北京日报》有一个叫谢纯一的写了一篇文章，就很清楚的说过相声低级下流，学校里限制学生到那儿去听相声去，就感觉他们上台就是爸爸儿子，什么伦理，夫妻，男女之间胡说一气，很低级，很庸俗，不堪入耳，如果这人说我去听相声去，对方虽然不说，但是人家觉得你低级。
    贾德臣介绍说：我们党提出来对旧戏的改造，提出了三个口号，叫改戏、改制、改人。改戏过去有封建的、黄色的和荒诞不经的，戏要改，那么改人就是人，艺术家的思想要改造，改制就是表演体制要改，因为当时相声这么多全是传统的相声，不管怎么着都是没有一个新节目，那么怎么办呢？就是有一个叫孙玉魁的老师，也是说相声的，还有一个就是于均波，就是现在于连仲的祖宗于均波，主要是侯宝林，他们就发起了，说咱们也得跟上，咱们怎么跟上，就发起了成立相声改进小组。
    1949年12月底，著名作家老舍由美国回到北京。侯宝林、侯一尘等相声演员得知消息，马上到他居住的北京饭店找他……
    他们知道老舍熟悉民间说唱艺术，在抗战时期还自己创作和表演过相声，想请老舍帮助他们一起改变相声的现状。
    孙玉奎回忆说：我一见到老舍，我说我叫孙玉奎，一介绍，我说请您帮忙改改这相声，我写的相声。我一看这老舍也没架子，也不是大作家的架子，我也没见过这位大作家，并且我希望见到老舍呀，我净读他的小说呀，我知道。老舍先生说，你呀，给我找点儿老本子来，啊，我帮你改，答应了。
    侯耀文介绍说：老舍先生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作用，他号召作家写相声，号召作家练习写相声，因为相声的语言有三大要素，一个叫做准确，第二个叫做精炼，第三个叫幽默，所谓相声语言的三大要素，它就决定了相声语言的生动和形象，而且它有非常感人的那种魅力。
    老舍在两个月内改出了《贾博士》《维生素》《两条路线》三段相声，给相声改进找到了方向。
    在老舍先生的带动下，文化界的罗常培、吴晓铃、吕淑湘也加入到相声改进小组，小组开始活动仅10个月，创作与改编的新旧相声就有32段，这深深鼓舞了侯宝林和当年改进小组的成员们。
    可是，这些相声是否能得到观众欢迎呢？侯宝林和伙伴们的心理有些忐忑。演出那天，突然下起了大雨。
    侯耀文介绍说：他说完了，可能够呛这台晚会，然后等到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天放晴了，可是他仍然没有说晴了以后能怎么样，他说你不知道，我那会儿戴了一个草帽，把自个儿压得低低的，然后假装普通过路人跑长安戏院门口看买票的人，到那儿一看连一半都没卖掉，当时那种心情他说你都不知道，我当时我有多着急和多难受，但是没想到这个长安戏院当时那个位置特别好，就是晚上出来溜弯的人都能把那个戏院子装满，这儿有相声，走，咱们进去，这种状态，不是说有意识的，或者是非常有准备的，就是临时走到那儿了，都能把那个戏院给装满了。
    演出情况出乎他们意料的十分火爆，场场满座，这令他们对新相声的出路充满了信心。
    1950年的夏天，侯宝林他们又带着改编的相声段子去天津巡回演出。于连仲介绍说：这到天津就轰动了，天津可能是在楼上演出，那时候这些老先生们都住旅馆，住的条件稍好一点，我们小孩就住台上，在那儿住，真是有点像挂票似的，半夜里头外头就卖票，有的是什么呢，看完了以后吃点东西就在那儿排队，第二天还看，后来又到上海去演出，都是很轰动的。
    相声，这个发源于市井闹肆的北方曲种，在低俗与高雅的交织混杂中发展了近百年之后，经过一代代大师们的去伪、取精、提升和创新，终于登上了大雅之堂。
    相声成为了一门承载着民族的智慧与文化的语言艺术，这时的相声开始以新生的面貌融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贾德臣介绍说：净化相声，改造相声，使传统相声变成精品，使当代的新相声也变成了精品，比方他说的《夜行记》，还有《婚姻与迷信》你像那个醉鬼，谁能塑造出那样典型的艺术形象，就是塑造艺术形象，作品也是他写的，《醉酒》也是他写的，《婚姻与迷信》也是他写的，侯老的创作上使比较粗糙的艺术形式变成了精品，这是侯老师的作品。我就说他相声艺术大师，他的贡献就是他把相声从地上，从土的相声，难登大雅之堂的相声推上了舞台，推上了极品，推上了杰出的艺术，这个是侯宝林绝对的贡献。
    相声改进小组促进了相声艺人与文人作家的合作，将文化界对生活的敏锐嗅觉与相声老艺人们精湛的舞台功力相结合，使相声在生死危机的关头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甚至跳出了原先的杂耍曲艺圈，被赋予了这个民间曲艺形式一种新的使命。
    侯宝林也在老舍先生的启发下，从此开始对相声的语言美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成为相声界文化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的第一人。
    正当相声改革如火如荼的时候，抗美援朝开始了，相声因为形式简单，易于流动表演，被确定为支援前线的文艺力量之一。京、津地区著名曲艺演员与杂技演员组成了赴朝慰问的曲艺服务大队，侯宝林加入其中并担任了副大队长。
    于连仲介绍说：正因为相声改进奠定了这个基础，所以在执行政治任务的时候，执行这些抗美援朝飞机大炮，还有其他一些活动的时候，咱们就有了武器了，有了资源了，你就能演出了，你不能在抗美援朝的时候你说六口人去吧，你不能上朝鲜战场上你到那儿去，你去说一些庸俗低级的东西去吧，所以这个就为相声执行其他的一些任务奠定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195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成立，这唯一的一家国家级曲艺表演团体，邀请了侯宝林、郭启儒、刘宝瑞、郭全宝等大腕加盟，组成了当时相声界的豪华阵容。
    随着覆盖全国的电波，相声的艺术影响力迅速扩大。
    赵连甲介绍说：相声大师侯宝林在参加说唱团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最看中是这个大喇叭的威力，对于传播相声艺术，对于相声艺术发展改革都有推动作用，这个大师明智也好，高见也好，我可以把他称之为大师在思想中相声发展有一种规划的情结，曲艺发展史也都是像侯先生或者同龄的艺人亲身经历，对于发展相声，跟先进媒体结合作用自然有深刻的见解。侯先生当时的社会收入，那远比参加工作要赚得多，但是他有这个意识，他为了艺术，为了自己的事业。他们都是不计较个人当时在社会的收入，一并加入说唱团。
    很快，侯宝林成为了人们最为熟悉和喜爱相声演员之一，他的相声出现在各种联欢会上，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除了每月固定的录音和演出工作外，广播说唱团还经常接到一些充满了神秘色彩的政治任务。
    侯耀文介绍说：有一次他突然间跟我说，我这身衣裳怎么样？一身毛蓝的中山装，新做的，一身毛料的中山装，毛蓝的，是公家给做的，那会儿他应该是42岁，他就觉得穿上这身衣服已经特别风光，特别精神的那种，好像我还没直接问他，他就显摆这身衣裳特别好看，后来我问我妈我才知道，我说我爸为什么换这种衣服，后来我妈才告诉我说他要去中南海演出，那会儿是礼拜三，礼拜六，每个星期要去两次，是我从我妈那儿知道的。
    赵连甲介绍说：毛主席是个诗人大家都知道，侯先生就抓这一点的了，我们的任务主要是让主席高兴，让他乐了，你像他们上台那几句诗，前面说好了，说相声，说书也好，上来咱们就定场诗，那么我在说相声之前，我说我的四句定场诗，“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挡杨桥”，我就看他的表情，第二句主席就有反应了，怎么个事，第三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就是驴唇不对马嘴，就天上一脚，地上一脚，我们叫大杂烩吧，到了这时候他的幽默主席完全理解了，因为他哪句都熟悉，简直是想都想象不到这么四句话凑到一块来，给他带来一种愉悦，我还记得主席一乐，他抽烟咳嗽一样，脸嘭就红了。
    侯宝林进入到了相声艺术的巅峰时期，他开始尝试利用多种艺术形式表现相声的幽默，讽刺现实生活中的不良现象。
    此时侯宝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他的侯派相声讲求文化品位，把相声从市井格调上升到语言艺术层面，在引导人们认识社会、发挥相声娱乐作用的同时，又在笑后引人思索。
    为了发展相声艺术，符合“说新唱新”的时代要求，侯宝林和刘宝瑞等相声老艺人一起不断挖掘传统，深入生活，在培养新人以外，还抽空进行相声理论研究。
    赵连甲介绍说：1960年广播说唱团挖掘传统相声，口述者就是侯宝林、郭启儒、刘宝瑞、郭全宝，进行的人很多了，一共进行了两三个月的工作时间，挖掘了100多段，后来我们把它铅印四大本，当时是出了名的四大本，是一百几十段传统相声。这个四大本也是我们二代、三代和四代人的传家宝。马季书里讲了，这四大本是我的葵花宝典，他是用这么一句话说的。但是我知道没有一段不是经过他们加工整理的。当时侯宝林先生说过这样的话，相声要改革，要净化舞台、净化语言，还要观众听清楚我们讲的相声的主要内容。他有一句关键话，整理，整理就是创作。
    当时对文艺工作者有一个规定，每年到基层体验生活时间不能少于3个月，工农群众的人生智慧和幽默生动的语言，成了侯宝林他们鲜活的创作源泉。
    1956年6月，在“全国职工业余曲艺观摩演出会”上，担任评委的侯宝林发现业余曲艺新苗马季，并在第二年收下了这个很有潜力的徒弟。
    1979年7月，侯宝林正式宣布退出舞台，专门从事相声艺术研究工作，这一年他62岁……
    侯耀文介绍说：因为我父亲跟我解释这个事儿的时候，他的理由就是一条，人要老化。特别是搞语言艺术的人，就是说还不像一般人，咱们普通人聊天，或者是这个人七八十岁了，思维能力很清晰，表达能够很强，因为这个东西不足以作为一个艺术家在舞台上的表现和要求。他第一次在给他这个打击的时候是在舞台上说一个叫做《灯谜》，有一个相声，就是说我给你笔划一个姿势，你看是什么字，把扇子往这儿一横，把手一伸，脚这么一翘，你说这个字念什么？说这个字念“于”，但是那个人没看见他脚这么勾着，他说得念“干”，得念“于”，我脚底下勾着呢，那你再看这个字念什么，一个扇子一支，他刚要说，低头一看他脚没勾，您这个念“干”，不对，这字念和平的“平”，我这儿还有俩点呢。就是这么一段相声，但是他有一次演出的时候，居然说错了，这字念什么？这个念“干”，不对，这字念和平的“和”，知道吗？这个对他打击太大了。他对这个事这么重视说明一个问题，他在舞台上从来不出错误，他出现这种错误了，他马上考虑到的就是说，脑子里想的跟嘴里说的已经产生差距了，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已经不能完全在舞台上胜任这种演出任务了，就这么一个字对他打击很大的，所以他决定要退出舞台。
    晚年的侯宝林，致力于相声艺术的交流和研究，他先后带队出访了日本、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并被北京大学、辽宁大学等聘为汉语言文学兼职教授，与人联合写作了《曲艺概论》《相声溯源》《相声艺术论集》等著述。
    1993年2月4日，侯宝林因病去世，享年77岁。
    临终前，他最喜爱的徒弟、相声演员马季去看望他，侯宝林拉着马季的手说：“相声的即兴发挥千万不能丢掉啊，它是咱们相声的主要技巧。”

第七集 相声大师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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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一18K

很好的系列啊

于神马

回复 2 # 叶一18K 的帖子

谢啦！央视在马季去世后侯耀文去世前推出的。。。还有郭德纲于谦好几个镜头。。。

于神马

回复 4 # 泥坑中精彩 的帖子

就格调而言的确如此。。。大雅的相声。

颖子

是啊，纲哥，支持你！

于神马

回复 6 # 颖子 的帖子

头像是纲哥上CCTV3的。。。名字是纲哥给谦哥起的。。。

颖子

也喜欢侯老师

于神马

回复 8 # 颖子 的帖子

能把低俗的相声说的又高雅又好笑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