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相声是如何与春晚结怨的 —— 春晚的“失语”

姜爷

曾经大红大紫的笑星姜昆，在21世纪的头三年（2000—2002）连上了三届春晚，那时互联网刚开始普及，姜昆也涉水其中，办起网站，故而出了个节目叫《妙趣网生》。之后，姜昆连续六年匿迹，直到2009年，像是又想起了点什么，他跟戴志诚带着一个《我有点晕》重出江湖，翌年又演了《和谁说相声》。这两次出场，主题都与忆旧有关，“三十年前我和李谷一一起演了《刘海砍樵》”，“我最近这二十年哪一个段子能超过《如此照相》和《虎口遐想》？”沧桑怀旧中杂有自知之明，江湖上有关“姜郎才尽”的坊议风评，他公开地、完全地接受下来。
我一直觉得姜昆不容易，少有人像他那样，贵为春晚大神级人物，长期在体制内握有实权，文艺界人脉无远弗届，还能如此勤勉地准备作品，选上没选上、质量好坏姑且不论，至少说明他真心想为春晚做点什么。2000年他五十岁，2010年六十岁，在这两个坎儿上，他分别被紧迫感狠狠推了一把。两坎之间，姜昆只剩一个远远的背影：他失语了。
他知道，在春晚上发有质量的声，需要“跟上时代”。2002年的《妙趣网生》复述了几个妇孺皆知的网络段子，引起了许多嘲笑，一时坍足了台，不过，我愿意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图森破”，与姜昆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上不无关系，他在台上就老老实实地说，我拿到这儿来分享的笑话，是别人发给我的。这是一种谦卑，是在向自己不甚了解的网络文化（尽管他办了网站），及其裹挟而来的海量的创作素材致意。
网上可以搜到这样的图：姜昆、李文华与群众在一起，常宝霆、白全福和农民在一起，马三立、张庆森在工人的簇拥之中。“深入生活”并非口号，而是真实的创作生态，过去的创作者，被一项技术革新、一项发明、一起重大的外交事件、一类社会新现象所启发、感动、号召，或者接手了一项政治任务，着手写一段新相声。姜昆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锤炼出来的。他接触到互联网时，抱着惊奇的态度摘了几个笑话，老老实实交待了出处（“网生”），他不能料到，十年后的2012年，曹云金、刘云天两个少年，拿着一个至少三分之一包袱靠凑集网络笑话而成的《奋斗》，名正言顺地进入春晚语言类节目主力的行列。
再怎样补课，再怎样开放胸襟，老人们也跨不过这道撕裂性的鸿沟。你听三十年前的相声，固然参差良莠不齐，然而绝大多数能讲完一个故事，至少有完整的情节，“主创人员”在此前提之下编制包袱。怎样创作，亦决定了态度如何，2010年的《和谁说相声》，姜、戴请了功力不凡的津门演员赵津生登场，赵比姜小七岁，他说，排练中的姜昆很认真，细抠至每一个字。在台上，姜昆声称要换搭档，因为他和戴志诚合作了二十年，都无法回到《如此照相》、《虎口遐想》的高度。作品本身，论质量只高过及格线，但现身说法，示弱、自嘲及自我颠覆，坦言过去二十年的失败，以此充实情节，姜昆是使出了吃奶的劲的。
纵力有不逮，态度要诚恳——姜昆作如此想，但别人未必领情。


曹云金、刘云天以另一种态度，加上“应试教育”式的策略，也攻破了春晚的门槛。《奋斗》的重头戏，一大段台词，都围绕着1986版《西游记》里沙悟净展开，这是网络上早已流传的笑料。尝到甜头后，2013年，曹、刘的《这事儿不赖我》故伎重施，如主考官刁难面试者“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我记住你”，如生物老师考学生鸟腿，都是传播甚广的网络段子。对他们来说，笑料才是第一位的，攒够了笑料之后再设定一个主题，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冯氏春晚”没有带来任何新意，相反，大概是为了遏制前几年的三俗化苗头，保守力度还陡然加剧，在添加“光明的尾巴”方面，它比往年做得更粗悍、更强硬。在那据说精挑细选后仅存的五个语言类节目里，曹、刘的那唯一一段相声，倒是不像前两年那样，承担起督导人民自食其力、实现梦想的政治任务（“没有爱情可以追求爱情……要想改变你的人生，全都靠你自己”，“您要真想成功，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劳动，不付出努力和劳动，您所有的梦想都叫瞎想。”——刘云天的台词），但在抄段子方面，曹刘倒是很有马年精神，一发而不可收拾，闷头狂抄，别无他想。
仅举二例：把“泰国”写成“秦国”早已不新鲜；在泰国住酒店，跟前台说“Jerry在我房间里”，是个老得牙齿掉光、连牙龈都已萎缩了的网络段子。这尚不算，拼凑网络段子的后果，是情节因迁就包袱而支离破碎：前边说自己媳妇如何不好（这就已经大损格调了），到了泰国，却只发生了一件“Jerry事件”，逻辑关系之混乱，已到了无视节操的地步。
何以如此前言不搭后语的相声能入冯氏春晚法眼？唯一的解释：安全且应景。春晚相声，向来是唯快不破，曹刘能做到快节奏一贯到底，让观众产生如同听了鞭炮声一样的喜庆感觉，肾上腺素受到刺激而加速分泌。懂行的人看得出，曹刘的尺寸刚好能塞进春晚给每个节目特制的量具里，而不服从的、容易激化矛盾的枝枝节节，嚓嚓几下砍掉便罢。
还有太多可谈的。
细数1983年以来登过春晚之台的相声演员，为数亦有三四十号，但因春晚成名的相声演员，几乎一个没有。而那些成名后才上春晚的演员，也只是蜻蜓点水过无痕，助个几分钟的兴，对春联，说个三句半，道声祝福，如此而已。侯跃文石富宽，李金斗陈涌泉，笑林李国盛，都曾被分配到了此种待遇。
春晚不允许你有个性，1990年代以来，除了主题要“健康”、“积极”，它甚至要求统一的节奏，以便让观众不喘不息不回味地看完，鼓掌喝彩了事。以此度之，曹刘这对前德云社的搭档可谓“标配”，稳稳当当，八面玲珑，服从组织分配。可悲的是姜昆，他多么希望为春晚定下“调子”，但后来他却被体制化、禁区化的春晚胁迫出局，进退失据，彷徨无地。
五十岁和六十岁的两段爆发之间，是姜昆长达六年的失语，有各种客观原因，我不知道其间他做过几次努力以及如何努力，等他重新发声，放出的信号是：我认输了，这已不是一个我可以置喙的环境。饶有深意的是，这个“我已不适合春晚”的信号，依然是借着春晚的舞台放出来的：《我有点晕》从怀旧开始，以配合春晚政治正确的“积极向上的咏叹”终；昔日的光荣给姜昆的压力和使命感，如今靠着真诚的自嘲，还有强打精神的乐观，得以一点一滴地释放。
著名学者张东荪曾说：“急于向人表白是现代人的一种做法，中国儒家的精神根本不是如此的。”看看当下，呃，力倡国学的诸公真是任重道远。
互联网思维讲究分享和口碑，把使用体验快速传播出去，于是，我们都养成了习惯在第一时间表白，告诉别人自己的看法，希望注意力、人气和流量，甚至财富随之而来。春晚一边在进行中，话语场一边被相关的口水淹没，激励网民竞相以吐槽为能，随后抓出热点，分流舆论，制造论战，互联网大佬们干这些是轻车熟路。
那些发表了评论的人，很少会修正自己的观点。但其实，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更加合理的观点，都形成于后见之明。所有时评和时评家的硬伤，都在这一点上。就以春晚来说，它有个“第二年效应”——坚持看春晚的人每年都有同样的感觉：够烂，但只要来年还办，今年就不是最烂的。去年我们还在叨叨郭德纲被春晚毁了一世英名，今年就觉得，他毁得再厉害，好歹还在底线之上。


希腊神话里有个恶魔，名字很威武，叫普洛科路斯忒斯，他带着一张床守在路口，请路人到床上休息，他发现人比床长，就用斧子砍掉人的脚，反之他就使劲把人抻长，直到把人折磨死。春晚之于相声，就是这么个魔鬼：给听话的弱者以露脸的机会，而把强人请来，杀去他们的锐气。郭德纲、于谦的《败家子》演到一半，镜头扫过台下时，有几张触目惊心的扑克脸杵在那里，就像是专门来砸场子的一样。倒不是说听他们的相声不笑不正常，我的意思是，这几张表情足以证明，春晚解除了郭德纲的武装，抽走了他们在剧场里的立身之本——演员与观众之间的互动。
事实上，相声要达到最好的演出效果，都离不开互动，没有互动，难称“观众缘”。观众倾心地认同自己，变成自己人，有此基础，或逗或唱，或娓娓道来，哪怕五分钟不抖包袱，照样游刃有余，无此基础，如一些典型的晚会演员，说着说着只能探出半截身子向台下：“大伙说，是不是啊？”“认为我说得对的给我鼓鼓掌好不好？”
常宝霆也好，高英培也好，现在的郭德纲也好，都是津门地面上生长的人物，他们与观众的亲近，是一门立身江湖的功夫。而春晚的观众是另一批，你辛苦积累的观众缘，一上春晚，至少要打一半折扣。郭德纲扎根北京，也够有名，故而人们依然会以掌声回应“抽烟！喝酒！烫头！”但这个舞台毕竟拉远了他和他的观众，将互动的气氛大大稀释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得到他的气场。这个矛盾是根本性的。上下之间的亲疏远近，在相声表演里性命攸关，合适的相声表演场所不能容纳太多的人，整得跟传销一样。


1985年的那场春晚，72岁的马三立被黄一鹤导演请来，说了一段《起名字的艺术》。那次春晚搞实验，把演出搬到了工人体育馆内，我们知道，体育馆的物理结构对看台声音的处理方式与剧场刚好相反，散而不聚，台下能听清台上的，台上却听不清台下的。老爷子一身浅蓝长袍，向着暗黑一片的人头作揖，自尊大受伤害，由此放下话来，再也不上春晚。
这件事，后来被地域观较强的人解读为京对津的一场欺凌，“自此结怨”。不过，即使当初的地域和门户倾轧是真的，它日后也演变成为春晚与所有相声演员之间的敌对。相声就无法上春晚，一上就失语，它对场地和观众有要求，故而相声见衰，而90年代以来小品繁荣一时。小品有与戏剧相似的布景和角色扮演，形成一种简易版的喜剧模式——它显然更适应舞台。
侯跃文这种级别的演员，在春晚上的名气却来自《英雄母亲的一天》和《打扑克》，讽刺大于安慰。1992年，他和石富宽经历过临场被“撤稿”，紧急赶出一个不温不火的节目的事情，可见相声受“尺度”的约束也比小品严格得多。石富宽，捧哏行当里的佼佼者，最出彩的一次春晚亮相，是1994年的《跑题》，四个相声演员上台，形式却是个小品，由于相声演员长于说，习惯站在固定的位置上，给他的范围更大，可能有点不自然，故而“开会小品”是比较适合他们的——其实就是每个人分别说段子，其他人配合着抖包袱。石富宽演过好几个类似的节目，效果都还不错。
相声出身的人，转入小品总有风险，他们可能会被后一种表演形式给吞没，除非冯巩这样真正的多面手，善于雕琢、塑造个人风格的演员。十几二十年前，冯小刚曾给冯巩写过几个小品，例如与吕丽萍搭档的《心愿》，与倪萍合作的《串门》，几乎是度身定制，它们确立了冯巩机智贫嘴独角戏的风格，连同他主演的电影和电视剧，将他与其他相声演员迅速区分开来。那时的春晚，也是他与牛群共同寻求突破的平台，从《亚运之最》开始，到《两个人的世界》，他们开创的子母哏之路渐行渐窄，落进俗套，冯巩或许认为春晚体制下相声已入穷途，翩然抽身而去，开始经营“冯氏小品”。
这些都是春晚相声无用武之地的明证。
虽然以后见之明来说，与今年的一片衰敝相比，郭德纲、于谦的出场，怎么着也算是为去年的春晚捞回了一些人气，但是，这些仍旧坚持形式纯粹的相声人，非但没有拯救人们对春晚语言类节目的信心，他们自己的短处，或者说一向的轻忽之处，还被春晚曝光和放大了。例如《败家子》给人以头绪纷乱、“扯哪儿算哪儿”的感觉，这在郭于的相声里很常见，但就图一乐的观众不会在意；《败家子》里还有一种强扭的“和为贵”：郭德纲不得不一反常态，在拿于谦找了乐子后及时补上一句“这是（跟你）开玩笑”。
在这张普洛科路斯忒斯的床上，郭德纲不得不自己反对自己，为了过审查的关，他的相声必须塞入一张记载着核心价值观的芯片。结果，于谦就有了这么两句特端正、说给台下的人听的台词：
“您别说了，我听出来了，就您这么一说，您就是一个典型的败家子。”
“您别说了，我得说说您，有这么句老话，叫‘黄金本无种，出自勤俭家’，您这样子不像过日子的样。”
郭于的相声里，从无这种教诲性语言，它们听起来无比别扭：何苦呢？以无视和破坏价值观起家，现在又要把它迎回，好像迎接流放在外的君王复位，打自己一个嘴巴。不过，联系《败家子》里充斥的那些“老梗”——煤炭贩运、兵马俑点数、偶遇海盗——我猜想，郭德纲也许希望他的支持者们理解，这个段子纯属敷衍，你们心里有数。同春晚这个怪物打交道，你或者主动迎合它的口味，或者至少，要自我阉割；你不能抱有一分一毫全身而退的希望。

蝈の肛

明天破五了 吃点什么好呢 楼上唧唧歪歪写那么多 没心思看完

squanr

同意一部分，但晚会相声仍有不少精品，比如牛冯，比如奇志大兵，比如早期的姜昆，甚至早期其他许许多多的相声演员。虽然很多已经脱离了传统的表演方式，但笑果依旧是好的。说到底，相声也好小品也好，越来越觉得不够看，是演员自身水平的降低和导演组外行领导内行愈发严重共同造成的，而并不只是，相声不适合春晚这条

太平土佐犬

……有功夫自己想俩段子，我是没单子说，不然放坛子肉儿里边让大家庭多好，这么长的字，得改多少段子啊……

皇马富贵

呵呵 我觉得姜昆之所以没有了以前的辉煌 是因为梁左死得早

西门落花

相声应该也不仅仅是小剧场的相声，园子相声。
你让老郭去撂地，他也未见得能招人。
只有改变自身去适应时代和形势的发展，艺术形式才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天天高喊自己是传统的那些个，博物馆里面留点照片，电视台里面留点资料，该死就去死吧。

大头娃娃

【关于姜昆说开去】大家可以算一下，姜昆的戴志诚的作品数量是超过他和李文华或是唐杰忠的。这些段子基本都是新节目，而不是拿老段子包装一下来回说。可以说姜昆从和戴志诚合作到2003年前后还是很想好好干一番的，个人认为他的作品不再受青睐有以下三个原因：
1.）岁数，戴志诚年纪摆在那儿，姜昆也步入中年，再也找不到他最擅长的“顽童戏老叟”的感觉了。（另：戴志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逗哏演员，捧哏的这些年没有把他的优势发挥或转化出来）
2.）段子质量下降，相声演员不一定非要是个好的创作家但至少也要是一个好的改编家，尤其是这批说“新相声”的演员，就像何迟和马三爷，王鸣录和高英培一样，离开了梁左，姜昆的作品没有掌舵的把握方向了，后期许多节目的结构和中心无法有机的结合成一体。
3.）服务对象改变，以前全国人民的价值观比较一致，所以春晚一个好节目会引起共鸣，而现在作为演员，首先是为自己的粉丝服务，其次再是给广大观众服务，就像郭德纲和钢丝，李宇春和玉米，赵本山和广大的农村人民群众，而姜昆没有也很难在这个娱乐为主的时代及时培养一群他的“昆粉”，还想要一个节目服务全国人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也闲来无事

姜昆还是不用心，以他的权势和财力应该能找到合适的本子。怕是他的心思都在别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