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这么多相声说三国，就转一个讲三国的帖子吧。就是长了些。

于神马

解码三国

引言

如果问整个中国历史中哪一个时期最令后人关注、最为老百姓所熟知，我想回答多半会是三国。且不说别的，单就历史人物而言，恐怕没有几个中国人不知道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这几位大名的。

正如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中说道的那样，“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这是一些引人入胜的故事，这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正史记录，野史传说，戏剧编排，小说演义。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点，不同作品有不同的描述。是非真假众说纷纭，成败得失疑窦丛生。”不说以前，即使是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分不清众多的三国故事中，哪些是史实，哪些是虚构。

要解码三国，首先必须还原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让那些被艺术作品神化了的、丑化了的、加工了的、扭曲了的、移花接木了的、张冠李戴了的人和事回复其原貌。当然，这里所谓的原貌，恐怕并不就一定真是事实真相。易中天先生说得好，“我们已经找不到当时的原始档案，也不能起古人于地下，亲口问一问。”甚至“就算能问，他们也未必肯说实话。”要想获得确切无疑的历史真相，那唯有期待有一天能发明时间机器，让我们回到过去亲眼看一看。在此之前，我们只好依靠历史记载，依靠史学家们的考证和考古学家们的发掘。

　　然而，还原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就够了吗？不够。若要知道历史的本来面目，文化水平高的，自可去看《三国志》、《后汉书》、《晋书》、《资治通鉴》等史书，水平略次一些的，也可看近代史家的《三国史话》、《三国史》、《中国通史》等著作，最不济也可以看看现在常见的三国史普及读物。何必要我来解码？

　　历史是什么样的是一个层次，历史为什么会是这样，则是更深的一个层次。

　　很多人在分析历史为什么会这样时，往往陷入片面化和简单化的窠臼中。简单地将历史人物的选择划分为明智和愚蠢。比如柏杨先生在其对《资治通鉴》的评论中就常常斥责他们“唯利是图”、“目光短浅”甚至“白痴”（在评价平原君赵胜主张接受上党时而引发长平之战时）、“野狗”（在评价白起坑杀长平降卒时）。再如，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中也说袁绍“政治上短见，军事上弱智，组织上低能”，说他和刘表都是“漂亮的草包”。然而，事实上如果来一个换位思考，换作柏杨先生、易中天先生在赵胜、白起、袁绍、刘表的位置上，恐怕更大的可能是他们会更愚蠢、更草包。就好比我们看足球，都能骂球员臭脚，但你自己上去踢两脚就知道自己的脚有多臭。

单纯地将历史的曲折变化归因那些个人的贤愚忠奸是肤浅的。俗语云：利令智昏。又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就说明在人往往会因为涉及自身的利益而难于做出正确决断。而另一句俗语：“屁股决定脑袋”，则说明了所处的位置（在组织中的位置、处于哪个政治集团等等）对于决策的影响。此外还有制度和文化的影响。举例而言，白起难道不知“杀降不祥”的道理？但是，在以敌人首级为军功依据的秦国军功爵位制度面前，面对手下数以十万计要以这些战俘的人头去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下属。你若是白起，怎么办？

所以，要了解历史的原因，必须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制度、政治格局等多个方面综合考量。

具体到三国这段历史而言，从宏观的层面来说，为什么东汉末年会出现群雄并起的局面？为什么看似弱小的曹操能够打败袁绍，从而比较顺利地统一北方，而在强大之时却又屡败于孙刘，无法统一中国？为什么刘备能够轻而易举地从一个无用武之地的“英雄”成为“牧兼二州”的霸主？为什么东吴能够屡次战胜强敌但却始终只能偏安江东？司马氏为什么轻而易举地取代了曹魏？从微观的层面来说，为什么董卓能迅速地控制中央政府？为什么袁绍逃往冀州而非自己的家乡汝南？为什么陈宫和张邈会突然背叛曹操而投靠吕布？为什么关羽失掉荆州时刘备居然无动于衷？为什么诸葛亮在刘备决定东征东吴时根本不加劝谏？为什么诸葛亮死后魏延与杨仪会发生火并？如此等等，都有待于我们来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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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mark，有空再看

于神马

　　公元279年末，晋帝国在内部争吵了多年之后，终于一边继续争吵一边发动了灭吴之战。主战派的主将杜预上书称一旦成功就会“开太平之基”，这就说明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以灭吴为战略目标。东吴赖以存在的外部条件没有了。由于前来进攻的晋政权是一个完全的士族政权，而孙皓又是一个暴君，促使东吴政权团结一致、限江自保的内部条件也不复存在。其结果，原先紧密围绕在孙氏皇族周围的东吴士族迅速站到了晋帝国一边，不到三个月东吴就灭亡了。
　　东吴灭亡了，三国时代结束了。但是，天下真的统一了吗？表面上看，是的。但是这次短暂的统一却是长达近三百年的大分裂、大混乱的序曲。何以如此呢？
　　请看下一章：分合有因

于神马

　　当然，仅仅因为内部在对外战争中比较团结是不能解释东吴政权为何比魏、蜀存在的时间都长。除了内部原因之外，外部原因也同样非常重要。
　　什么外部原因呢？即东吴政权所面对的敌人并没有一门心思要灭他。
　　从东吴政权建立以来，以灭掉东吴为目的的军事行动只有两次半。一次是刘备发动的夷陵之战，一次是西晋发动的灭吴战争。曹操发动的赤壁之战，最初的战略目标仅仅是荆州，对手仅仅锁定为刘备，只是因为荆州得到得太容易，刘备又逃跑得太快，这才得陇望蜀，想把刘备、孙权一勺烩了。所以我把它算半次。
　　前面曾经讲过，夷陵之战时东吴差一点就会亡国。当时刘备的蜀国实力本来就不比东吴强，又想赢怕输，思想不统一；而曹丕更是坐失良机，没有趁火打劫。因此东吴才在躲过一劫。赤壁之战曹操的失败也有很大的偶然性（比如疾病和曹操的得意忘形）。西晋灭吴之战，吴国一战而亡。由此可见，只要真正有心灭吴，机会还是有的。
　　事实是，在从夷陵之战到西晋灭吴之战期间长达58年的时间里，吴国就没有遇到大规模的入侵。其较大规模的入侵，比如司马师趁孙权去世而发动的南征，按照当时主战派之一诸葛诞的说法，其战略目的也不是一举灭吴，而是大捞一票（“可大获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有三个原因。
　　一是在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下，曹魏和蜀汉都没有精力来进攻东吴。刘备以后，蜀汉政权一直将曹魏作为头号敌人，他们牵制了曹魏大量的兵力。蜀汉在诸葛亮时代三次大规模北伐，在姜维主持军政的时期，更是连年出兵。即使是在蒋琬、费祎主政期间，虽然没有大规模北伐，但是也在连年整军备战，作出准备北伐的姿态。这就导致曹魏方面不得不屯重兵于关中、陇右一带，从而减轻了东吴方面的军事压力。与此同时，既然蜀汉将曹魏作为头号敌人，一门心思对付曹魏，当然就不会和东吴翻脸。东吴方面基本不担心来自蜀汉的进攻。对此东吴的高层非常自信。诸葛亮死后，有一段时间东吴朝中有些风言风语，称蜀汉有可能投靠曹魏来进攻自己。孙权听了就说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居然还拿自己的身家性命作担保（朕为诸君破家保之）。
　　二是士族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导致力量无法集中使用。士族政权里，官僚们的权力不仅来源于皇帝，也来源于自己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因此，作为皇帝要提防某个家族势力的膨胀，作为同僚则会相互竞争。这样就很容易就形成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内斗。从曹魏到晋，中原各大家族之间的内斗就没有停止过。最初是谯沛集团与汝颍集团之间的较量，接着是士族各大家族之间的内斗，其间还夹杂着邓艾与钟会的冲突等叛乱。这些内部矛盾削弱了曹魏和晋帝国的实力，也拖住了统一的脚步。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灭蜀之后。当时，随着蜀汉的灭亡，东吴上下一片恐慌，大臣们甚至不惜违背常理，不拥立孙休指定的太子而改立年纪稍长的孙皓为皇帝。邓艾在灭蜀之后也是豪气万丈，称当时正是“席卷之时也”，提出一系列建议，认为第二年就可灭吴。结果却由于邓艾和钟会之间的冲突导致平吴计划流产。
　　三是曹魏和晋的主要支持者中原士族反对把人力、物力投入到统一天下的战争中去。我们讲了，东吴的世家大族对于北伐中原不感兴趣。同样道理，中原的世家大族对于吞并吴蜀两国也不感兴趣。魏晋两代作为士族政权，对外政策也显示出与东吴相似的特性，对外侵略性极弱。灭蜀战争之前，绝大部分大臣根本不同意出兵伐蜀，支持出兵的只有司马昭和钟会两个人。灭吴战争也是如此。当时东吴国内已经是一塌糊涂，可是以贾充、荀勖、山涛等为代表的大部分大臣仍然坚决反对出兵。山涛居然说，“没有外患就会有内忧，把东吴留着作为一个外患，不是很合算吗？”（外宁必有内忧，今释吴为外惧，岂非算乎）这是什么逻辑？像这样的事情，在以一统天下为最高政治目标的帝国时代，非常另类。大家不妨想想在面对同样情况的时候，宋太祖赵匡胤是怎么说的？他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两者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原因就是政权的性质不同。士族并不能从统一中获得利益，相反有一个能够让自己时常去掠夺一下的邻居却是一件有利无害的好事。
　　在这种情况之下，东吴政权才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之久。

于神马

　　事实明摆着，自从孙权从关羽手里拿下了半个荆州以后，吴国的地盘就再也没对外扩张过。不但如此，此后与曹魏的战争，要么规模不大，要么半途而废，双方主力从来没有进行过决战。
　　比如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给曹魏很大压力。孙权认为，曹魏的主力都会去和蜀汉作战，皇帝曹叡也会坐镇关中。于是，就趁这个机会也大举北伐，包围了合肥新城。但是，曹叡命令司马懿拖住诸葛亮，自己亲率大军前来救援合肥。听到这个消息，孙权就撤退了。
　　再比如公元241年，当时有个零陵太守殷礼提议趁曹叡去世，曹爽、司马懿矛盾重重的机会集中全国之力，大举北伐，并明确说，如果不倾全国之力，而像以前那样只派少数部队草率北伐（若不悉军动众，循前轻举），肯定不行。孙权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而是和原来一样只派出一部分军队进攻魏国。结果呢？司马懿率大军南下，还没有樊城，东吴的军队就闻风而逃。
　　东吴方面唯一一次真正集中全国之力北伐是在孙权死后由诸葛恪主持的。而这次声势浩大的北伐，从一开始就饱受争议。当时东吴国内的反对声音非常大。更有意思的是，东吴的将领们不愿意深入敌国境内作战，一致要求就进攻在边境上的合肥新城。久攻不下之时，军队内部又发生了内讧，将军朱异由于不满诸葛恪的指挥，被剥夺了兵权。魏国的援军还没有到达合肥，吴军已经毫无战斗力，只能撤军。最终这场北伐以惨败告终。
　　与在对外进攻作战中畏敌如虎不同，在防御作战中，东吴军队一直是胜利者。大家都熟悉的、我在前面也讲过的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就不多说了。另外再举两个例子。
　　比如公元224年至225年，曹丕连续两年大举进攻东吴，可是都是无功而返。面对长江天险，曹丕不得不感叹道：“哎，这真是上天给南北划的界限啊！”（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
　　再比如公元252年，司马师趁着孙权病逝的机会，向东吴发动了大规模地进攻，王昶、毋丘俭和胡遵、诸葛诞三路大军分别扑向江陵、武昌和东兴。东吴首席辅政大臣诸葛恪率军驰援东兴，一战便击溃了胡遵、诸葛诞军的主力，曹军死亡数万人。次年，另外两路大军也无功而返。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地理优势，另一方面是上下齐心。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除了赤壁之战和晋灭东吴之战这一头一尾两场战争以外，东吴集团上下一直是同心协力，内部从未出现过不同的声音。蜀汉内部是分裂的，亡得快；曹魏内部也是分裂的，亡得也快；东吴在面对敌国入侵的时候，内部空前团结，所以支撑得比较久。
　　那么，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在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除了一头一尾两次之外，这个内部矛盾非常尖锐的政权却一直非常团结呢？答案很简单，利益使然。无论是蜀汉还是曹魏，当他们都不能为江东士族们提供更好的政治、经济待遇的时候，江东士族当然会齐心协力地为东吴卖命，抗击侵略者，保护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当集团的整体利益受到侵害时，这个集团的所有个体立即抛开相互间的对立，一致对外。
　　反过来，我们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赤壁之战和晋灭东吴之战会出现不团结甚至“兵将背战”的局面。前者是因为当时的东吴政权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士族政权，所以以张昭、顾雍为代表的士族并不打算与孙氏共存亡。而后者，因为前来进攻的晋也是一个完全的士族政权，不会比东吴给的待遇差，所以江东士族们没有拼命的必要。

于神马

　　东吴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矛盾的政权。可是，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很烂的政权却是三国中国祚最长的一个。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从内部原因上来讲，这是与东吴的对外政策密不可分的。
　　在对外政策上，东吴贯彻着四个字：“限江自保”。 这四个字最早是诸葛亮说的。根据《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里的记载，孙权称帝的消息传到蜀国，诸葛亮在驳斥那些认为孙权只是想着鼎足而立，并不愿和蜀汉一起伐魏的观点时，诸葛亮就把孙权当时的对外政策总结为“限江自保”。但是，在诸葛亮看来，孙权还是有野心的，之所以“限江自保”，原因是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其智力不侔”）。
　　有人并不同意诸葛亮的判断。宋元时期的历史学家胡三省就指出：“孙权自量其国力不足以毙魏，不过时于疆场之间，设诈用奇，以诱敌人之来而陷之耳，非如孔明真有用蜀以争天下之心也。”也就是说，孙权的北伐是以攻为守，目的在于削弱敌人。
　　对此，我认为孙权固然有心问鼎中原，但是世家大族却无意为孙权尽力。万绳楠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原因不在国力，而在江东名宗大族反对把他们的人力（部曲）、物力消耗在北取中原的战场上。”
　　对于以豪强大地主为主体的士族而言，其核心利益首先是土地的所有权。要兼并土地，必须就近兼并。江东的士族不可能到河南去开设一个庄园。所以说，即使东吴政府占据了洛阳这一带，也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实实在在的利益。相对于政府的控制范围的大小，士族更在乎的是自己在政府体系内的地位。只要他们在政府中身居高位，他们就能够通过政治权力来保证自己的经济利益。
　　除了土地所有权以外，对劳动力的占有权也是士族们的核心利益之一。对外侵略既可能损失劳动力（打仗肯定要死人），也有可能掠夺到更多的劳动力。关键就看这仗怎么打。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每次曹魏的援军一到，东吴军队就立马撤退。双方如果展开决战，那么无论胜败，伤亡必定会很大。这是士族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无论孙权有没有问鼎中原的野心，由于东吴的军队主要由世家大族的私人部曲组成，所以其对外政策就只能是“限江自保”。

于神马

　　孙氏皇族在提防着士族的同时，内部也在为了皇帝宝座而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孙綝先逼死孙宪，后废掉孙亮，最后又被孙休所杀。
　　孙綝在消灭了吕据和滕胤的反抗之后，独揽了朝中大权。他的做法首先是引起了堂兄孙宪的不满。在孙峻诛杀诸葛恪的时候，在孙綝除掉吕据和滕胤的时候，作为皇族成员的孙宪都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孙氏皇族一边。但是，孙宪觉得孙峻当政的时候对自己比较重视，而孙綝对自己有点过河拆桥的意思，不厚待自己，所以对于孙綝相当不满。于是，他就联合了一位名叫王惇的将军，准备谋杀孙綝。结果，事情败露，王惇被处死，孙宪也服毒自杀。
　　皇族内部对孙綝有意见的不止孙宪一人。众所周知，大臣专权的最大受害者是皇帝。孙峻在杀掉诸葛恪之后也曾经独揽朝纲，但是当时皇帝孙亮年纪还小，没有亲政，所以矛盾并不尖锐。等到孙峻死后，孙綝继续专权时，孙亮就已经渐渐长大了。在孙綝专权两年之后，十六岁的孙亮无法忍受自己再当傀儡，准备发动政变，除掉孙綝。可惜，消息泄露了出去，结果孙綝先下手为强，反而把孙亮废掉，改立孙休为皇帝。
　　俗话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孙綝躲过了初一（孙宪），也躲过了十五（孙亮），但是没能躲过腊八。就在废掉孙亮这一年的腊月初八，新任皇帝孙休趁着腊八大祭的机会发动突然袭击，擒杀了孙綝，并且诛杀其三族，甚至连死了好几年的孙峻也被从坟里挖了出来。
　　不但皇族与皇族之间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士族内部各家族之间也同样是明枪暗箭不断。不过，这些斗争往往是与皇族内部的斗争搅和在一起的。
　　比如前面提到过的南鲁党争。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的争斗，原本是皇族内部的事务。但是，各大家族都不得不参与进来。当时支持太子孙和的有陆氏、顾氏、诸葛氏、朱氏和滕氏等，而支持鲁王孙霸的则有全氏、步氏等。据殷观《通语》的说法，朝廷内外文武百官都分裂成了两派。两派的斗争非常激烈，陆逊还因此与全琮翻了脸。
　　士族为什么要参与进来呢？在谈到陆逊为什么要参与到孙权的“家务事”的时候，易中天先生给出过一个解释。他说，以天下为己任是“士”的特点，在士人们看来，天下“既是皇帝的，也是士人的。”所以，“士人作为国家的栋梁，不但要辅佐皇帝治理天下，还要协助皇帝处理好立储问题。”
　　这个解释用来说明陆逊的参与，勉强说得过去，但要解释文武百官的“举国中分”，却勉为其难了。因为，无论什么时代，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毕竟是少数。陆逊以天下为己任，不见得诸葛恪等人也是如此。
　　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在政治斗争中，态度（站在哪一边）决定了未来进行利益分配时的结果。支持太子是一种态度，支持鲁王是一种态度，没有态度（谁都不支持或者两者都支持）也是一种态度。这在官僚们之间的斗争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东吴的群臣如何能够独善其身？
　　在此后皇族的内斗中，也同样有很多家族牵涉其中。诸葛恪受诛，一些追随他的官僚如张震、朱恩等就受到了株连，不少人被流放到边疆地区，直到孙休杀了孙綝之后才被赦免。再比如朱桓与全琮由于军队统率权的问题发生冲突，最后甚至导致朱桓发病而死。

于神马

　　在对付阶级矛盾中行动一致的统治者们之间，其实并不是铁板一块。相反，他们之前的矛盾冲突有的时候比阶级矛盾还有激烈。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包括三种，其一皇族与士族的矛盾；其二，士族与士族的矛盾；其三，皇族与皇族的矛盾。
　　我们先看皇族与士族的矛盾。皇族与士族矛盾的根源在于，士族垄断政治权力必然会削弱皇权，从而侵害皇族的利益。而不论皇族还是士族，归根结底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在于，皇族的首领是皇帝，掌握着皇权。哪个家族拿到了皇权，哪个家族就会变身为皇族。
　　那么怎么拿到皇权呢？其实，所谓皇权，就是一个国家的最高行政权、最高司法权、最高立法权以及终极所有权的统一体。这些权力的行使，必须依靠政府来完成。所以说，哪个家族控制了政府，哪个家族就能够把自己变成皇族。曹氏是这么干的，司马氏也是这么干的。
　　孙氏皇族所担心的就是这种情况会在自己的国家里发生，所以无论哪个家族的势力庞大到威胁到孙氏的统治，他们就毫不犹豫地举起屠刀。由于孙氏皇族力量很强，所以赢的总是他们。
　　比如陆逊之死。陆逊在吴国是顶梁柱式的人物，出将入相，位极人臣。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国家的柱石，却被孙权活活逼死。怎么回事呢？
　　事情的起因是所谓“南鲁党争”，也就是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对继承权的争夺。当时孙权立孙和为太子，但同时却又给自己的四儿子孙霸几乎等同于太子的待遇。这就让这兄弟两人，一个担心自己被废掉，另一个想把对方废掉，于是就相互攻击，朝中大臣也都分成两派。
　　这个时候，陆逊是站在太子孙和一边。他上书孙权说：“太子是正统，应该让他的地位坚如磐石。鲁王是藩臣，待遇应该比太子低。这样一来，双方才能各安其位。”可是，孙权不听这些，也不允许陆逊进京亲自陈述，而且不断还派人责难他。最后，陆逊被活活气死。
　　孙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马植杰先生在《三国史》中讲了四个原因。第一，陆逊是江东士族中势力最大的。第二，陆孙镇守武昌，声望很高。由于这两个原因，所以有第三条，孙权怕接班人驾驭不了陆逊，要在生前把他干掉。另外还有第四点，陆逊是孙策的女婿，孙权不想让孙策这一支的势力太大。
　　我认为这些理由中，最重要的还是第一条。谁让你陆家的势力大到能够威胁到皇权？只要威胁到皇族的利益，孙氏掏刀子的动作快着呢。
　　陆逊虽死，但是陆家并没有没落。与他类似的诸葛恪却是以灭门为终结的。
　　诸葛恪是孙权委任的辅政大臣之一。公元252年，孙权临死之前委任了四名辅政大臣，分别是诸葛恪、滕胤、吕据和孙峻。前三位都是所谓“流亡北士”的后代，虽然都是官僚大地主，但是一则在江东的根基都不深，家族势力也不大，二则于孙氏的关系比较密切。最后一位是皇族人物，自然会站在孙家的立场之上。相比于曹叡死前让曹爽、司马懿共同辅政的安排，孙权的这个安排要高明得多。一方面，他选择的是势力不算太大的士族，没有选择陆家、顾家这样一等一的豪门，甚至早就逼死了江东士族的领袖陆逊。另一方面，他一下子选了四个人，士族人物有三个。这从表面上看来，比曹叡的安排更有利用于士族。但是，既然士族中有三个辅政大臣，那么士族就不可能形成一个核心，各家族会相互牵制。因此，孙氏皇族的地位反而更加稳固。
　　但是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就在当年的年底，曹魏帝国大举南征。诸葛恪率军迎战，大破敌军。这一场大胜直接导致诸葛恪的声威达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迅速地压倒了另外几位辅政大臣。有了这场大胜作为政治资本，一时间诸葛恪权倾朝野。
　　诸葛恪尝到了战争的甜头，也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野心。他希望再次用战争提高自己的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他不顾国内上下的反对，在第二年发动了大规模的北伐。结果，这次北伐以惨败而告终。失败之后，诸葛恪不但依旧大权独揽，而且逼走了中书令孙嘿，撤换了大批官员，将首都禁卫军的将领也都换成自己的亲信。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能不让孙氏皇族感到恐慌。
　　于是，身为武卫将军并且受遗诏辅政的孙峻在皇帝孙亮的支持之下发动政变，诛杀了诸葛恪和他全家。
　　诸葛恪之后，还有好几位士族首领也在与孙氏皇族的争斗中败下阵来。与诸葛恪一起被任命为辅政大臣的滕胤就是其中之一。
　　公元256年，东吴丞相兼大将军孙峻病逝。孙峻死前将吴国军政大权交给了堂弟孙綝。由于此前孙綝官位只是一个偏将军，所以这个人事安排引起了一些高官的不满。于是时任骠骑将军并正在准备率大军北伐的吕据跟手下的将领一起联名上书，要求任命滕胤为丞相。吕据是高官之后，他的父亲吕范是跟随孙策平定江东的开国功臣，官至大司马。被他们所推举的滕胤也是世代官宦，伯父滕耽、父亲滕胄都在吴国当官。他本人还是孙权的附马爷。这两个人的势力加起来非常大，但是仍旧斗不过孙綝。
　　孙綝一方面命令堂兄孙宪率军去阻挡吕据，另一方面封滕胤为大司马，让他到武昌，想以此来拉拢滕胤。但是，滕胤拒绝服从，而且把自己的军队集结了起来。孙綝见软的不行，立即翻脸，派军镇压。只花了一天的时间就把滕胤干掉了。滕胤一死，吕据的手下文钦等人见风驶舵，都投到了孙綝这一边。结果吕据也被夷灭三族。

于神马

　　东吴这样的政权结构决定了它的内部矛盾重重。
　　首先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也就是历史教科书上讲的阶级矛盾当然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矛盾。笼统地讲，封建时代的阶级矛盾当然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但是，如果我们这简单地去理解历史，那么就是在用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方式来分析问题，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答案。因为，社会的等级是连续的，而非离散的，不可能真正割裂成为两个对立的、非此即彼的阵营。简单讲，农民分三六九等，地主也分三六九等，最贫穷的地主和最富有的农民其实并无多少差距，在真正的豪门面前，都不值一提。
　　事实上，在整个国家内部，只有能够控制、影响国家机器的那一部分人，才是统治阶级。什么人控制着、影响着东吴的国家机器呢？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是士族，即地方豪强大地主或者称之为官僚大地主。除他们以外的中小地主、自耕农、佃农、奴婢等等都是被统治者。
　　大家都知道，官僚资产阶级是最反动、最腐朽的资产阶级。同样地，官僚大地主阶级则是地主阶级中最反动、最腐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与政权权力结合在一起的阶层能够通过权力寻租对社会财富实施强制占有，因此就没有发展生产力的内在动力，并且严重地降低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在他们的掠夺之下，社会财富迅速地向他们集中，而其他各阶层则会迅速地陷于贫穷之中，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其结果是，阶级矛盾空前尖锐。
　　我们比较一下魏、蜀、吴三个国家的阶级基础。蜀国是以中小地主和自耕农为阶级基础的非士族政权，魏国是一个半士族政权，吴国是一个完全的士族政权。于是，蜀国的阶级矛盾最缓和，魏国次之，吴国最为尖锐。前面提到过，自刘备取蜀到蜀汉灭亡这四十八年中，蜀汉仅暴发过两次农民起义，占有大半个天下的曹魏也只暴发过十二次农民起义，而东吴一个国家暴发的农民起义就比蜀魏两国加起来还多九次，达到二十三次。
　　面对最为尖锐的阶级矛盾，吴国怎么办呢？不是他们一贯对世家大族所施行的“施德缓刑”而是“禽尽”政策（这里的“禽”通“擒”）。
　　所谓“禽尽”，一言以蔽之，就是把他们全抓起来，使他们成为世家大族的农奴、部曲。历史典籍有很多东吴平定山越的记载。大家要注意，这里的山越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在江南、岭南山区居住的各族人民的总称，即胡三省所说的“越民依阻山险而居者”。其经济形态相当复杂，有自耕农，有地主、佃农，也有原始部落，还有因为受不了世家大族的剥削而逃入山中的平民。他们与以东吴政府为代表的士族官僚地主之间的矛盾冲突，虽然有一定的民族矛盾，但主要还是阶级矛盾。
　　对于这些人，按照万绳楠先生的说法，东吴政权的原则是“满足大族和官吏的经济与军事要求”。什么要求呢？就是要钱、要地、要人，也就是要掠夺其财富和人口。对于被捉的山越人，根据《三国志-陆逊传》的说法，要“强者为兵，羸着补户”，使他们沦为豪族大地主的农奴和部曲。
　　举两个例子。根据《三国志-诸葛恪传》的记载，原先东吴镇压丹杨山越，只能得到一部分接近郡县的人，对于在深山里面的山越百姓无能为力。诸葛恪想了一个办法，他建立了一些屯子，把山区周边的平民集中起来，不允许他们与山区里的人有联系。然后派兵到山里去搞破坏，把山越百姓种的庄稼全给毁了。山越百姓没有办法，最后只好出山投降，结果光士兵就得到了四万人。其中，诸葛恪自己留了一万人，其余则分给了下属。
　　再比如，黄武七年丹杨、吴会一带的山民发动了起义，攻击县城。孙权将这些地方单独划出来，成立了东安郡，以出自钱唐大族全氏的全琮为太守，对山越居民大举进攻。全琮不辱使命，在短短数年之内，就得到了一万多人。
　　在东吴政府的高压之下，阶级矛盾被暂时地压制住了，没有对东吴政权造成特别大的威胁。

于神马

　　有人问：孙权不怕士族尾大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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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问得好！
　　下面就来解释这个问题。

　　然而，在前面讲曹魏的时候我们就讲过，世家大族势力的膨胀必定会威胁到皇权。曹魏就是因此而亡国的。孙权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意识到了。
　　曹操曾经说过：“生子当如孙仲谋”。虽然他后面紧跟着的一句是“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意思是拿孙权和刘琮、刘琦比。但是，恐怕在曹操心里，他自己的儿子曹丕、曹植在治国、治军方面也不如孙权吧。别的不说，至少在对待世家大族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孙权比曹丕强百倍。
　　曹丕在壮大世家大族的同时，一心一意地限制曹氏皇族势力，最终导致司马氏的势力远超曹氏皇族，轻松将皇位拿走。相反，孙权在给了士族官帽子、钱袋子和枪杆子的同时，把更多的官帽子、更大的钱袋子和更有力的枪杆子给了孙氏皇族。
　　且看吴国里有哪些孙氏高官。
　　比如孙静这一支。孙静是孙坚的弟弟，孙坚起兵的时候，孙静就率领宗室五六百人跟随孙坚南征北战。孙策、孙权兄弟执政期间，孙静作为长辈给予了他们极大支持。由于当时孙策、孙权自己的官不大，所以孙静最高只当到昭义中郎将。孙静有五个儿子，分别是孙暠、孙瑜、孙皎、孙奂、孙谦，其中有三个在《三国志》里有单独的传。老二孙瑜在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就当上了丹杨太守，加绥远将军，后来又升为奋威将军。他的儿子孙曼也当过将军而且封侯。老三孙皎，最初被任命为护军校尉（相当于警卫队队长），后来升任都护、征虏将军，并且取代老将程普当了夏口军分区的司令。他的儿子也都是领兵的将军（前面说了，军权是世袭的）。老四孙奂在哥哥孙皎死后接管了他的军队，并以扬武中郎将领江夏太守。后来，因战功拜扬威将军，封沙羡侯。他的儿子孙承、孙壹也都先后当了地方大员。老大孙暠和老幺孙谦估计死得早，没有留下太多历史记载。老大孙暠虽然自己没当什么官，他的孙子官可当得真大，比他的这些叔叔们大多了。孙暠的孙子孙峻官至丞相兼大将军，一度独揽朝纲。孙峻死后，孙暠的另一个孙子孙綝接管了吴国大权，甚至行使了废立之权，废掉了孙亮改立孙休为帝。孙綝当政期间，他的弟弟孙据、孙恩也都自然身居高位，在此就不多说了。
　　再比如孙贲这一支。孙贲是孙坚的侄儿，孙策的堂兄，也是跟随孙策平定江东的主力之一。他官至征虏将军，豫章太守，封都亭侯。他的儿子孙邻、孙安、孙熙、孙绩官都不小。其中孙邻官至威远将军、夏口沔中督（相当于夏口沔中军分区司令）。孙邻的儿子孙苗、孙旅、孙述、孙震、孙谐、孙歆也都官至军分区司令这一级的将领。
　　可见，在吴国里孙氏皇族是唯一的超级豪门。
　　总的来说，东吴政权是一个以孙氏皇族为核心、地方豪强为外围的一个族群大联盟。打个比喻，这个政权就就好像一根麻绳，中间最粗的一股是孙氏皇族(其他的都不许比它粗)，其他地方大族都绕着它。

于神马

　　其次在内政上，东吴采用施德缓刑的政策。
　　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中提到了一个故事，文中写道：“有一次，张昭在朝会上痛陈时弊，认为法令太繁，刑罚偏重，估计很说了一些话。孙权默然，回过头来问顾雍：丞相以为如何？顾雍的回答只有一句：臣听到了意见，和张昭一样。”不过，易中天先生讲这件事用意在说明“顾雍实际上是把丞相当作顾问来做的”。他没有注意到，顾雍和张昭都要求“施德缓刑”。在这之后，陆逊也同样提出了“施德缓刑”的建议。可见，关于这个方针，士族集团内部高度统一。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所说的“施德缓刑”并不是对普通老百姓而言的，更不是对于侵犯世家大族利益的人而言的，而是对于他们这些世家大族而言的。其实质是让政府放松对于土地兼并、人口兼并的管制，减轻劳役和税收。
　　我们举正反两个例子。
　　比如“复客制”，就是依照施德缓刑这一政策原则而制定的对豪强大地主极为有利的一项制度。“复客制”里的“客”指的是佃户，“复”指的是免除其劳役等负担。复客制实际上就是一种免除佃户负担的制度。有人或许会说，免除佃户的税负是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有利于老百姓的好事啊。才不是呢！打个比方说，一个农户一年能够生产100单位的粮食，保证他自己的生存需要60个单位，那么政府和地主总共能够剥削到的就只有40个单位。无论“复”不“复”，这个40都是一个固定值，不同之处在于：不“复”的话，政府要从这40个单位中拿走一部分（比方说20），地主也就只能拿到20个单位；实行了复客制以后，政府不参与分配，40个单位的粮食全归地主所有。复客制的实施，实际上是纵容和鼓励了世家豪族对中小地主、自耕农进行土地和人身的兼并。
　　相反，一旦威胁到了士族的利益，那么就一点也不“施德缓刑”，而要赶尽杀绝。比如，选曹尚书暨艳由于考核太严，贬斥、罢黜了很多士族子弟，引起了士族的广泛不满。几大家族的首脑陆逊、陆瑁、朱据等人写信劝他不要如此，可是暨艳依旧我行我素。最终，士族集团发动了凶猛的攻击，暨艳和他的助手徐彪都被迫自杀，而与他们见解相同的张温也被废黜。
　　第三，在军事上，采用世袭领兵制，使那些地方豪族的私人武装固定化、合法化、扩大化。
　　东吴不但在政治权力上是世袭的，在军事力量上也是世袭的。东吴实行的是世袭领兵制。也就是，一个将领死后，他手下的军队就归他的儿子统率，没有儿子的，就交给兄弟或者同族的其他人统率。在东吴的历史上，关于儿子或者弟弟继承兵权的记载很多。比如鲁肃死后，鲁淑接了他的班，鲁淑死后，他的儿子鲁睦又“袭爵领兵”。再比如蒋钦死后，儿子蒋壹领兵，蒋壹战死无子，军队则交给了他的弟弟蒋休。前面提到的朱桓死后，儿子朱异接管了他的部队。
　　众所周知，军事领域里，是很少讲门第的。打仗与治理国家不同。一方面，指挥官能力的大小很快就能分辨出来；另一方面，战场形势千变万化，特别要求指挥官有实战经验。所以，军事将领一般不看家庭出身，也不论学历高低，谁有能力谁上。历史上很多军事家都是行伍出身，从低级军官一步步升到高位。三国时期也是如此。就拿实行九品中正制的曹魏来讲，带兵打仗的那些将领有很多都出身贫寒。比如邓艾，小时候给人放过牛，长大后又当过看守农田物资的小吏。但是由于能力出众，受到司马懿的重用，在灭蜀战争中居功至伟。
　　可是，在东吴政权里，领兵的主要将领除了最初打江山的那帮人以外，就是孙氏皇族和朱氏、陆氏、诸葛氏、全氏等名门之后。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还是在于孙权要收买士族。孙权在政治上对士族敞开大门是给了士族“官帽子”，在经济上实行复客制是给了士族“钱袋子”，然而孙权知道，单凭这两条未必能够完全收买士族为自己卖命，于是他抛出了第三招：“枪杆子”，让东吴的军队成为世家大族的军队。
　　从东汉中后期以来，世家大族都有自己的军队，称之为部曲。但是，在此前的所有政权里，这些部曲都不是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因为，在汉代所有男子都有当兵的义务，国家要打仗的时候，就进行征兵，强制老百姓入伍。这样就能组织一支庞大的军队。相反，一个家族所能够控制的人口有限，大多数还得用来种田，所以一般来讲，每个家族的部曲最多也就两三千人，不可能构成军队的主力。但是，在东吴政权里，由于有了复客制，世家大族控制着相当庞大的人口，因此很多将领的私人部队都多达万人。东吴的军队就是由这些世家大族的私人部曲组成的。
　　比如朱桓。朱桓出自吴郡朱氏，历任荡寇校尉、裨将军、奋武将军、前将军，是东吴主将之一。吴郡朱氏历来以勇武著称，私人武装比较发达。据史书记载他手下有“部曲万口”，他打仗用的兵主要就是他的这些部曲。
　　在孙权手下，士族既有了官帽子，又装满了钱袋子，还掌握着枪杆子，有什么理由不支持孙权？孙权就在这此江东的世家大族的支持之下称帝了。

于神马

　　怎么让士族成为自己政府里的一分子呢？孙权主要采取的是收买政策。凡是愿意与孙氏政权合作的士族，那绝对有数不完的好处，要钱有钱、要官有官、要地有地、要人有人。
　　首先是在吏治上，孙氏政权对士族敞开大门，东吴政府里的高官完全被士族所把持。
　　前面说过，曹魏之所以能够得到士族的支持，并最终取代东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实施了九品中正制，成功地收买了士族阶层。其实，这一招孙权早就在用了。各大家族里都在吴国政府里有高官罩着。万绳楠先生就说：“孙吴官场是吴郡四姓的天下，尤其顾、陆二姓，高官辈出”。吴郡四姓分别是顾、陆、朱、张，是江东势力最大的四个家族。
　　顾姓就是顾雍他们家。顾雍前面已经讲过，从建安初年到被孙权招入政府。后来他官至丞相平尚书事（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大儿子顾邵，年仅二十七岁就当上了豫章太守。他如果不是因为死得早（三十二岁就死了），绝对不会只是一个郡守。二儿子顾裕身体不好，但也被任命为宜都太守。顾邵的两个儿子一个当过太常（九卿之首）且平尚书事（相当于中央办公厅主任），另一个官至奋威将军，领京下督（相当于军分区司令）。顾氏中还有顾悌、顾徽等人也都先后当过省部级的高官。
　　陆氏比起顾氏有过之而无不及，仅在《三国志-吴书》中单独有传的就有陆逊、陆瑁、陆凯、陆绩四人。这四人中，陆逊这一支的名气最大，陆逊本人出将入相，他的儿子陆抗官至大司马兼荆州牧。陆凯的官也不小，官至左丞相。
　　朱氏的主要人物有朱据、朱桓、朱异等。其中，朱据官至骠骑将军兼丞相，朱桓官至前将军，朱异官至大都督。
　　张氏的主要人物是张允、张温父子以及张布、张悌。张允官至东曹掾（官位相当于曹魏帝国的崔琰）。张温官至选曹尚书（相当于人事部长）、太子太傅。张布官至骠骑将军、侍中。
　　除了这四大家族以外，还有以全柔、全琮父子为代表的钱唐全氏，以诸葛瑾、诸葛恪、诸葛融父子为首的诸葛家族等大家族里也都是高官云集。
　　不但士族中有高官，而且高官不是皇族就是士族。就拿丞相一职来说，东吴历史上一共有十二位丞相，分别是孙邵、顾雍、陆逊、步骘、朱据、孙峻、孙恩、孙綝、濮阳兴、陆凯、万彧、张悌。这十二个当过丞相的人中，顾雍、陆逊、朱据、陆凯、张悌这五位都出自江东四大家族，孙峻、孙綝、孙恩是皇族。孙邵、步骘不但是开国功臣，而且是东汉末年的名士。濮阳兴也是名门之后，他的父亲是东吴的长沙太守。唯有万彧是一个例外。他之所以能当上丞相，主要原因是，如果没有他的大力推荐，孙晧当不上皇帝。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选曹尚书一职。选曹尚书相当于现在的人事部部长，主管官吏的选拔。这个职位落在什么样的人手里，必然会对于整个政府的人员构成造成巨大影响。东吴历史上有记载的选曹尚书一共有九位，分别是薛综、顾谭、李肃、薛莹、缪祎、陆瑁、陆喜、暨艳和张温。其中六位是典型的士族人物。薛综、薛莹父子，薛家孟尝君的后代，从西汉初年起就“世典州郡，为著姓”；顾谭、张温和陆瑁、陆喜父子则是吴郡四大家族的成员。另据田余庆先生考证，暨艳所在的暨氏也是吴郡的一个大家族。九人中有七人是世家大族，足以说明这个职位被士族所控制。

于神马

　　面对这两大困难，孙权是下了苦心的。
　　在赤壁之战以前，为了稳固自己在江东的统治地位，孙权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将江东士族大地主中的杰出人物引进到自己的政府里做官，史称：“招延俊秀，聘求名士”。他的这项工作是有成效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来讲，都渴望得到君主的赏识和重用。当孙权真正放下身段来请他们出来做官的时候，他们也就愿意出山为孙权效力。
　　比如说顾雍。顾雍是什么人呢？他出身于江南名门望族顾氏。顾雍从小聪明机灵，少年时曾从因避怨而隐居于吴的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学琴与书法。蔡邕对顾雍的才华十分赏识，认为将来必定有所成，于是将自己的名字相赠。顾雍二十来岁即由州郡官吏表举推荐，担任合肥长。后历任娄县、曲阿、上虞地方官，所到之处都有政绩。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权就任命顾雍为会稽郡的郡丞，代理孙权处理一切事务。顾雍也没有辜负孙权的期望，他把整个会稽郡治理得很好，百姓安居乐业。因此，几年之后，升任左司马。
　　再比如诸葛瑾。诸葛瑾是诸葛亮的哥哥。诸葛家族是东汉时一流的士族豪门，据说是西汉元帝时司隶校尉（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纪委书记）诸葛丰之后。由于北方战乱频繁，诸葛瑾当时正好在江东避难。孙策死后，孙权把他请进了自己的政府，待遇和鲁肃差不多。
　　但是，不久后的一件事让孙权发现，这些士族人物虽然出来效力，可是心里却对自己并不忠心。什么事呢？就是当曹操率大军南下的时候，这些人居然都站在曹操一边，劝自己赶紧投降。至于当时这些人怎么劝孙权的，史书没有相关的记载。不过，可想而知，他们说的话不会和刘琮的那些手下有多大差别。
　　为什么会这样呢？听听鲁肃怎么说的就清楚了。鲁肃说：“我投降曹操以后，曹操肯定还是让我回老家，接受地方的考核评定。以我的情况，最起码也能当一个乡（科）级干部。然后，我就整天带着手下、坐着牛车出去办事，和士大夫们交往，一步一步地也能当个郡守、州牧。”对于这些士族人物而言，在你孙权手下当官是当，在曹操手下当官也是当，在刘备手下当官也是当。唯一的区别在于，拥护的人不一样。
　　曹操能够得到士族人物的支持，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手里有皇帝。至少在赤壁之战前，他是在代表皇帝扫平天下，重建整个社会的秩序。拥护曹操的政权，就是拥护皇帝，拥护统一。由于这个原因，荀彧等人就投到曹操麾下，为他效力。到后来曹操想要篡汉的时候，士族中有一批人就开始和曹魏政权决裂了。好在曹操能力强、威望高、手段也高明，基本上镇得住。到曹丕这儿，曹魏政权就有点岌岌可危。于是，为了笼络士族，曹魏政权抛出了九品中正制这枚绣球，以满足士族世代做官的政治要求来换取他们的支持。
　　刘备之所以能够得到士族人物的拥护，原因在于他姓刘，是皇族。刘备一开始是没有什么士族人物支持他的，但是到曹操有了篡位的迹象之后，他就成为复兴汉室的唯一希望。以诸葛亮、庞统为代表的一批拥汉派士族人物就在此时投身到他的政权里，为复兴汉室而奋斗。
　　孙权手里既没有皇帝，又不是皇族，凭什么让士族跟着你而不是跟着曹操或者刘备呢？这个问题很伤脑筋。最终孙权选择了让整个政权士族化，让孙氏的东吴政权成为真正的士族政权。一方面，孙权想方设法让士族成为自己政府的一分子；另一方面，孙想把跟着自己打天下的这帮人变成士族。

于神马

　　那么东吴的情况怎么样呢？
　　东吴最初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政权，其政权的基础就是那支由孙坚、孙策父子建立起来的军队。在《江东基业》一章里，我们讲过孙策是怎样平定江东的，也讲了孙权是如何从哥哥手中接管江东的。我们回忆一下这段历史就不难发现，孙氏集团对东吴的统治贯穿一个字，那就是“杀”。
　　孙策到江东就是一路杀过来的。这一点大家都承认，所谓“诛其名豪，威行邻国”。孙权上台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于地方的反抗力量，孙权也是杀的。但是，高压政策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早在赤壁之战之前，孙权就开始逐渐改变政策，向士族豪强靠拢了。
　　孙权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首先，任何一个政权要想长期存在，必须由一个掠夺性政权转变为建设性的政权。
　　所谓“掠夺性政权”，就是依靠对外掠夺来获取物质基础的政权。有一首广为传唱的歌（《游击队之歌》）是这样唱的：“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就是典型的掠夺性政权。这样的政权，不可能长期存在。因为依靠掠夺不可能为这个政权提供稳固的物质基础。总有掠夺不到或者没有东西掠夺的时候吧。所以，当时在高唱《游击队之歌》的时候，我们没有忘记去建设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有一章叫作《建设根据地》，专门讲这个问题。历史上，所有游牧民族政权、农民起义政权、封建割据政权，最初都具有很强的掠夺性，但是只要是没有及时转变成为建设性政权，或者转变得不够好，无一例外地会迅速灭亡。最典型的例子是唐末黄巢的农民起义军。东吴的孙氏政权，最初和当时很多军阀政权一样，都是掠夺性政权。但是，与董卓、公孙瓒、吕布等人不同的是，孙权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搞好自己地盘的内政，也就是建设好根据地。但是，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因为，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这个政权必须有一支懂得治国安民的官僚队伍。这支队伍却不是那么容易建立起来的。
　　为什么呢？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这支队伍的主要成员肯定是士族。治国安民需要相应的知识。前面曾多次提到，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政治知识、经济知识、法律知识等与治国安民有关的知识主要集中在士族手里。一般老百姓很难获得相应的知识，因此就很难成为合格的地方官。尤其是那些具备极强政治才能的大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士族成员。比如曹魏的荀彧、荀攸、陈群、司马懿，比如蜀汉的诸葛亮、庞统、法正、费祎，家族势力都很大，都不是一般中产阶级。因此，要建立一支合格的官僚队伍，就必须从士族中选人，必须得到士族人物的支持。
　　另一方面，士族成员支持某一个政权，愿意出来为这个政权效力，需要理由。由于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士族成员（豪强大地主），所以他们并不像隋唐之后的知识分子（相当多的人是中小地主甚至自耕农）那么迫切需要通过做官来改变自己的社会等级。简言之，他们之中没有穷书生。当不当官，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要让他们出来做官，出来为某一个政权做事，需要有能够吸引他们的理由。
　　所以，当时一个政权要建立一支合格的官僚队伍，必须想方设法得到士族人物的支持。
　　在这个方面东吴的难度最大。
　　第一，孙氏和江东的士族之间有血海深仇。孙策在平定江东的时候杀了很多江东大族的人。比如说在攻陷庐江的战役中，就和当时的庐江太守陆康发生了直接冲突。结果是追随陆康到庐江的一百多陆氏宗族死了将近一半，陆康本人也在庐江失守后不久去世。
　　第二，没有建立政权的资格。曹操的政权不是新建的，而是从东汉中央政权里分裂出来的。在曹魏政权完全分裂出来之前，曹操的政权就是东汉政权。论起合法性来，没有比它更合法的。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政治优势在这儿摆着。刘备的政权倒是新建的，但是人家是皇叔，皇族成员。当刘氏的江山有可能被曹氏篡夺的时候，他有权利树起汉家的大旗。孙权就不同了。他就是一个地方官，一个山大王。只要建立政权，就是闹独立、搞分裂，为公道所不容。

于神马

第十四章士族的东吴

　　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一书的最后做过这样一个小结：“魏、蜀、吴，在本质上都是‘非士族政权’。因此，他们与士族阶级都有矛盾，有冲突，有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曹魏放弃，孙吴妥协，蜀汉坚持。正国为坚持，所以蜀汉先亡。正因为放弃，所以曹魏也亡。正因为妥协，所以孙吴尚能苟延残喘，却也不得不亡。因为只有晋，才是完全彻底的士族地主阶级政权。”
　　确实，在很多人看来，公元280年晋帝国一统天下，标志着士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士族门阀取得了统治天下的政治地位。
　　这是一个错误。
　　错就错在东吴早就已经是士族政权了。所以，当蜀汉灭亡的时候士族就已经取得了胜利。
　　有人也许会不理解：孙氏不是出身卑微吗？他们建立的吴国怎么会成为士族政权呢？判断一个政权的性质，不能仅看其领袖出自何种阶层。举例来讲，难道我们能够因为美国总统奥巴马是个黑人并且出自一个并不富裕的中产者家庭就否认美国是一个由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吗？判断一个政权的性质，唯一的标准就是这个政权在进行社会资源的分配时偏向于哪个阶级，也就是看其政策为哪个阶级服务。
　　以这一标准我们来回顾一下前面讲到的曹魏和蜀汉，我们就能够看出两者不是同一性质的政权。
　　曹魏从一开始建立起（曹操当政时期）就有浓重的士族阶级色彩，但由于谯沛集团的存在，是一个半士族政权。这一时期，人事方面有唯才是举，经济方面有大规模的屯田和抑制土地兼并，法制方面有对豪强士族的杀戮，这些都是反士族的。但是，与此同时，曹操又从士族中大量选拔人才，保障士族做官的权利，并且推行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的政策。这些又是符合士族利益的。后来，随着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士族在政权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于是屯田减少，抑制土地兼并也没有原先坚决。到士族通过政变搞垮了谯沛集团，曹魏就变成了一个完全的士族政权。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九品中正制由原先既看名声（行性）又看才能，变成只看名声甚至门第，不看才能了。
　　蜀汉政权则不同，从一开始就没有士族门阀的位置。这种局面的出现，既与刘备、诸葛亮等蜀汉领导者个人的社会背景、执政理念有关，也与蜀地当时士族势力较小、农庄经济不如中原发达的实际条件有关。蜀汉政权始终以民为本，即以中小地主和自耕农为其政权的基础。在政策上表现为以法治国，用人唯贤，压制豪强，努力发展自耕农经济，官吏普遍不以权力谋求个人或者家族财富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