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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记] 艺坛沧桑话今昔 ( 高凤山自传 )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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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直达

1^#

发表于 2013-5-13 20:27:03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一些文艺界的老朋友，有时碰在一起，免不了要念叨过去走过的路；我的一些学生，也常让我讲讲自己的学艺生活。说实在的，有时我很愿意讲，有时又不愿意讲。因为一回顾往事，想想几十年坎坷的人生和曲折的艺术道路，常常使我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一、逼上艺坛

   我是在旧社会的苦水里泡大的。生活的折磨把我逼上了艺坛。

                                                         十年九灾的三河县

   出北京城往东，走七八十里地，过了运河便到河北省三河县。我的老家就在那里。打从记事时起，我没过过安稳日子。兵荒马乱，十年九灾，常有成群结队的穷人外出逃荒，有的要饭，有的当短工，还有些妇女进城给富人家当奶妈子，或者做使唤丫头。逃不出去的穷人，就吃树叶、树皮、树根活命。

   我生在1921年农历五月二十日。我们村叫沈庄子，是个有名的苦窝。因为家里太穷，父亲养不起一家老小，便跑到北京城里收卖破烂儿。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哥哥、姐姐和我)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在家里挣扎着过日子。我3岁那年，遇上大旱，旱情引起虫灾，蝗虫把庄稼全吃光了。一家人饿得面黄肌瘦，母亲整天为生活犯愁。这时，又突然发生不幸，我的14岁的姐姐失踪了，几天几夜没有音信，哪里也找不到。后来听说是让人贩子拐跑了。母亲一听，如同当头一声霹雳，当时就急疯了，呼儿唤女，满街乱跑。这一来，家屋里像塌了顶，没着没落，一下子散了架。正给别人家当短工的哥哥虽已十七八岁了，可也没一点办法。村里的好心人就往北京捎信，把父亲找了回来。

   父亲遇到这样的不幸，能有什么办法?给疯子治病，没钱；给一家老小饭吃，没粮；更为女儿的被拐骗而伤心。母亲的疯病一天天加重，本来就虚弱亏损的身体哪经得起这样的折磨，没过多久便离开了人世。父亲看看在家乡没什么生活出路，便带着一家老小流浪到北京城。那时，我刚刚4岁。

                                                      地狱一般的金鱼池

      那时候，北京不是劳动人民的天堂，日子不好混啊!

   我们一来到北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哪里立足?偌大的北京城，对于手无分文的穷人来说，是不易找到安身之地的。在这里，我们倒是有一个远房亲戚。投奔他吧，他家里也是人口多、房子小，又无余粮余钱。我们前去，根本不可久留。找来找去，租到了崇文门外金鱼池大街123号院里的一间小房子，房子破旧潮湿，每月五毛钱房租，总算有了个立足的地方。

   金鱼池大街，猛一听名字挺响亮。可这里却是北京城里最脏最穷的地方，就是龙须沟一带。一条街到处是臭沟、垃圾堆；离不远就是乱葬岗子，还有一个骨头场。一到夏秋，臭泥水里，到处爬着骨头虫、长尾巴蛆。人吃的水和臭沟连在一起，要多脏有多脏；住在这里，跟进了地狱差不多。

   日子再艰难，也要活下去。经人介绍，哥哥进了丹凤火柴厂。开始学装火柴，而后当学徒，出徒后当了正式工，每月能挣三块半钱，勉强可以糊口。父亲又担起了挑子，沿街打鼓收破烂儿，到晚上赶“鬼市”卖破烂儿。后来本钱赔光了，就贩卖盆碗。我有时跟在父亲的担子后面，听父亲打鼓吆喝，看大人做生意；有时背起小筐，捡煤核儿，捡破烂儿，人家便叫我“捡钩货的”。四五岁的孩子，肚子容易饿，我在沟沿道旁捡香蕉皮、白薯皮，放进嘴里，嚼巴嚼巴就咽了。父亲看见，心里更不是滋味。后来，父亲托人说合，把我送到对门儿一家作坊里，跟人家学打剃头刀。从此，我开始了繁重的学徒生活。

   那时，我的个子只有打铁炉那么高，每天一大早就爬起来给炉子生火。作坊里用的都是次煤或乏煤，火很难生，烟熏火燎，呛得鼻涕眼泪都流出来。作坊的掌柜整天让我拉风箱，瘦胳膊细腿，拉一只大风箱，实在吃力，常常干到深夜十一二点钟。一天干下来，腰酸背疼，浑身像散了架一样。干这么重的活儿，每天只吃两顿玉米面“煮小饼”，就是把玉米面合成软面块，捏成小饼，放进开水锅里，搁点菜，连汤带水，吃上两碗。每月的初一、十五，才能吃上一顿面条。

   我们全家在苦水里挣扎着过日子。万没想到，不幸的遭遇又接二连三降落到我家。一两年间，因为劳累过度，连病带饿，我哥哥、父亲，还有老奶奶，都先后去世了。我再没有一个亲人，眼睁睁成了一个可怜的孤儿。

      亲人们没有给我留下一分钱，要想活下去，只有靠自己找出路。在旧社会，要想在生活的道路上往前挪动一步，不知要付出多少代价。学打剃头刀那样繁重紧张的劳动，我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哪能吃得消!干了不到半年，我就向别人央求去学织带子。这种活儿虽说不像拉风箱打铁那样繁重，可没想到却碰着一个厉害的师傅，我稍有闪失，便招来一顿毒打。没有亲人，整天在打骂中过日子，实在让人无法忍受。没过多久，我又找到一个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工作--给妓女梳头。在唐洗泊街一带有一些妓院，我天天拿着梳头包给妓女梳头。这哪是一个孩子所能干得了的?感到实在别扭、乏味。我一气之下，撂下手中的梳子，便逃跑了。可是，一天不干活，挣不来钱，肚子里就饿得咕咕乱叫。我一咬牙，把自个儿的全部家当--一床破被褥，扛到当铺，当了两块钱。当天我就买了两条洋面口袋、一个筐子，来到前门外果子市，买了点花生、瓜子，在天桥摆起了小摊子。

   从此，我就跟天桥打交道了。以前，我住在金鱼池大街，离天桥不远，也常到这里来，但不像眼下，开始在天桥这个大世界里混饭吃了。摆起瓜子摊，一天只能挣几毛钱。晚上收摊以后，就住在山涧口穿堂院的一家火房小店里。这家小店挺特别，专门收留小孩，所以又叫“小孩店”。客房是一间大屋子，没有被褥，屋里生一个大火炉子，由客人出去捡煤生火，房钱比较便宜。我就是这样对付着过日子。有一天，我摆好小摊，要上厕所小解，把东西托付给一个比我大点的小孩照看着。也是我年幼无知，轻信别人，当我从厕所回来时，连钱带东西，全都让他拐走了。我急得哭天叫地，但毫无用处，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从此，我彻底“破产了”。

   手里没钱，不能住客店了，我成了流浪儿。我每天到街上伸出小手向人家乞讨；有时捡烟头卖点钱；有钱人家办丧事，我也去打“执事”，挣几个小钱，吃几口残汤剩饭。一到寒冬腊月，冻得实在没办法，晚上就躲到前门大街“都一处”饭馆房檐下去趴炉膛，借炉灶的余温取暖。有时，炉灶里有火，把头发都烧焦了。向人家讨饭要钱，还得磕头，时间一久，头上就磕出了“茧子”，头发磨掉了一片。有时饿得没法，就到果子市捡烂水果吃，甚至把瓜子皮、花生壳都塞进嘴里充饥。有时碰到警察，说我们扰乱社会治安，扬言要抓去关起来。

   流浪儿的生活，使我吃尽了旧社会的苦头。

                                                                     师傅是天桥一“怪”

   那时候，因为我的年龄还小，虽说过着流浪生活，可总是离不开天桥。有时给人家打执事，也会走到北城去，可完了事就赶忙回到天桥来。一方面，这里环境熟，拣点吃的，要几个小钱，觉着方便些，心里不犯怵；另一方面，天桥是个“五方杂地”，游艺杂耍儿，说书唱戏，对我的吸引力可大啦。孩子终归是孩子，我专门爱串天桥的说书场、游艺棚。一来是这里能捡到烟头，好卖钱；二来是进到哪个场子里，都能听两句，看几眼。什么打把式的，唱戏的，拉洋片的，说大鼓书的，演滑稽二簧的，一来二去，天长日久，我耳朵里灌了很多，记住了不少唱词。我心里慢慢萌发了一个念头：自己能不能学点这种本事?

   以前，我几次学徒，都没学成，是我脑子笨吗?我不承认。我觉得自己很聪明，要不然我怎么听一两遍就能记住好多唱词呢?我是真爱这一行呀!我能学什么呢?虽然我只有六七岁的小小年纪，心里倒有很精细的盘算。武术、京戏、梆子，虽说好看好听，可学起来还得有行头(戏装)、锣鼓之类，自己买不起。学变戏法吧，还得买家伙(道具)，哪有那份钱?看起来学说数来宝最合适，形式简单，只要两块竹板，唱出来字字清楚，听着也入耳。再说，真能学会几段数来宝，能卖唱，还能认识好多艺人，再进戏园子里捡烟头也方便多了。

   要说学唱数来宝，我心里早就有了目标。有一位在天桥很有名气的艺人叫曹德奎，因为他脸上有麻子，别人都叫他“曹麻子”。他的滑稽数来宝说得非常精彩，是民国以后的“天桥八大怪”之一。他卖艺时的化妆很特别，本来他的脑袋长得挺怪，在后脑勺上又梳一个朝天小辫，辫梢上拴着“铜铃铛”，眉毛一挑，脑袋一晃，带动小铜铃叮当乱响；脸上抹了大白(白灰)，样子实在逗人，真是怪人怪相。演唱时，手里举着合扇(俗称牛胯骨)，扇边上坠着十三个小铃铛(俗称十三太保)，“哗楞哗楞”作响。他一条腿半跪着，晃动合扇，特别招惹观众。他唱的有许多新词，不带脏字，没有“荤口”，雅俗共赏，人人爱听。我就是被他的演唱艺术所吸引而入迷的。

   一天，我又来到曹麻子的演出场地上捡烟头，没捡几个，就被他的演唱吸引住了，入神地听起来。天快黑了，该收场了，人都走散了，可我还是呆呆地站在那里。曹麻子有点纳闷，就问：“小孩儿，天黑了，怎么还不赶快回家?”我听了先是一愣，脸也红了，低下头回答：“我没有家。师傅，您，您收我当个徒弟吧!”曹德奎一听，也是一惊。他问我的家世，我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说了一遍，曹德奎听得眼圈都红了。他说：“好吧!我也没有家，也是孤身一人，就住在山涧口穿堂院的客店里。你要跟我学徒，我管你吃、穿、住。以后要是挣了钱，都归我。”我一听，非常高兴，忙说“行!行!”那时要学徒都得立字据，我们却没有立什么字据，也没有讲别的条件，我就拜师学艺了。那年，我刚刚7岁。

                                                                        垃圾堆上练本事

   那时候学艺，可不像现在的青少年考上艺术学校，条件这么好。当时那个苦我可吃够了。一大早起来，先得背着个小筐出去捡煤核儿；回来就生炉子，烧水，伺候师傅起床；接着赶紧去给师傅买早点，热菜；自己呢，能吃口凉窝头，喝口剩菜汤就不错了。就这样，我也很满足，这比到处流浪，向人讨饭吃强多了。吃罢早饭，就得给师傅背上家伙(里边包着演出用的牛胯骨等道具)去“上早儿”(早场演出)。下午还有一场，叫“上晚儿”，或者叫“上板凳头儿”。白天在场地上演完两场，晚上还得串巷子，到妓院里卖唱，为的是多挣几个钱。一天演出三场，这叫一天“三开箱”。要不然，吃不饱肚子啊!

   要说学艺，师傅并没有专门教过我，更不像现在的青少年学艺，还给上文化课、专业课，教形体动作，练唱，排戏等等。师傅对我的学艺，并不放在心上，只是让我每天给他干活，使唤我。我主要是在师傅演出时，在旁边听、看，慢慢铭记在心里。我特别用心，加上心眼灵，师傅唱的段子，我一听就记住了。但是，我的真功夫，却是靠自己下苦功练出来的。

   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哪有时间去练功呢?我就利用早上出去捡煤核儿的工夫练。每天，东方一闪亮，我就起来，背上小筐，腰里悄悄掖副竹板，奔垃圾站了。我知道，要学数来宝，必先学会打板，要学会打板可也不容易，就得靠苦练。在客店里不能练，整天“呱哒、呱哒”的，不光店主不允许，客人也不答应。到哪儿练呢?我琢磨来琢磨去，垃圾堆上最合适。早上一出来捡煤核儿，蹲在垃圾堆旁，两手拿着竹板(左手拿的叫“节子”，由五块小竹板并连在一起；右手拿的叫“板”，是两块大竹板连在一起)，一边扒拉着找煤核儿，一边练习打板。一开始，可别扭啦，顾了打板，忘了捡煤，顾了捡煤，又忘了打板。可练得久了，也就配合自如了；而且左右手的动作也能分开了(即左手“节子”右手“板”)。然后，加上嘴里念词，三样事同时进行，这叫捡煤、打板、背词三不误。平时走路，嘴里也哼哼唧唧，两手比比划划，到处成了我的“练功棚”。天长日久，竹板会打了，唱词记熟了，也没有耽误捡煤核儿。我一练起来，兴趣特别大，劲头格外足，忘掉了疲劳，煤核儿反倒捡得更多了。

   就这样，在垃圾堆上练出了本事，也养成了我独特的练功习惯。自我有些小名气之后，直到现在，我也很少在家或练功棚里排练新段子，多半是一边走路，一边练习，有时是一边骑车，一边背词，这样觉得效果特别好。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说，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锻炼意志，越能学到真本领。

                                                                                    初次“上地”

      师傅常跟我念叨：“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不能光吃我，你得学玩意儿。”说是这样说，可师傅并不真教我。我就靠平时看，认真听，暗中记，喜欢在一边琢磨练习。日积月累，师傅平时演唱的段子我几乎都学会了，可我从来不敢要求去演出，因为我觉着本事还不到家，师傅不会让我演。我还想多学点，一有空闲，我就钻到别的艺人的场地去观摩。有一个外号叫“陈大鼻子”的艺人，说了一段《诸葛亮押宝》，是艺人自己编的神话故事，天上的各路大仙，地上的众位英雄，都聚会在一起，争雄斗智，有人物有故事，有情有景，妙趣横生，很吸引人。我对这个段子很有兴趣，听了几次就记住了。自己抓空反复练习，记得滚瓜烂熟。

   一天晚上，我和师傅回到客店，趁师傅高兴的时候，我壮了壮胆子，红着脸说：“师傅，明天‘上地’(艺人把到游艺场地演出叫‘上地’)，我也想唱一段。”师傅听了一惊，忙走近一步问：“你唱什么?”我说：“《诸葛亮押宝》!”师傅虽说有点意外，可转而一想，觉着我聪明好学，平时又勤快，心里很喜欢我。他考虑了一下，就让我先演唱一遍试试。我唱完之后，师傅高兴地说：“有点意思!好吧，明天让你‘上地’!”

   第二天，我起得特别早，我照常出去捡煤核儿，给师傅买回早点，自己又默默演习一遍，便背着小包，跟着师傅来到天桥东南角的场地上。师傅在天桥是很有名气的艺人，他一进入场地，便围来不少人。他站在场地中央，向大家一拱手，说：“众位乡亲，老少爷们，今天让我这小孩唱一段，请诸位包涵。唱好了，到给钱的时候，您可别脚上抹油，求您多多捧场!”这时，他把小辫上的铃铛一晃，回过头来对我说：“孩子，唱吧，叔叔、大爷、爷们抬举你。”这时，我往前一站，一点也不怯场，清清嗓子，环视左右，右腿半跪在地上，冲大伙一拱手，甜甜地一笑；两手一扬，打起了竹板。由于我嗓子清亮，口齿伶俐，童音甜润，小脸蛋红扑扑地透着精神，一登场就讨人喜欢。一段《诸葛亮押宝》唱下来，听众一个劲叫好。唱完之后，场地上“巴哒巴哒”落了好多铜钱。第一炮打响了，我高兴得真想蹦起来。我赶紧帮助师傅敛钱，收到一起一数，竟有一百多个铜板，我心里甜滋滋的。师傅和我向大家作揖道谢。

   回到客店，师傅看我很兴奋，便对我说：“挣这么多钱，可不是你的能耐，这是我的人缘儿。没有我，谁给你捧场!”我当时只有七八岁，并不去品味这句话的含义，倒觉着师傅说得很在理，挣的这些钱，当然应该全归师傅。我每天照样去捡煤核儿，每顿饭照样是师傅吃菜我喝汤。

                                                               “清口出去，清口进来”

   师傅看我是棵好苗子，有出息，又听话，能挣钱，就开始尽心教我本事，师傅根据他多年的实践经验，给我讲了怎么唱，怎么用嗓子，怎么吐字，怎么换气等。他又告诉我不能光唱一个段子，要多学点新段子。经过师傅的点拨，我很快学会了《武松打虎》、《鲁达买肉》以及反映当时现实内容的时事段子《打南口》等。其实，这些段子也是我平时留心从别的艺人嘴里听来的(在艺人行里这叫做“偷人家的”)。一来二去，我会的玩艺儿多起来了，演出的经验多了，听众也捧场，挣的钱一天比一天多。这时，师傅又开始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那时，曹德奎已有五十来岁，半世奔波劳累，尝尽了人世间的苦甜酸辣，对卖艺生活已开始厌倦了。他看我这个徒弟已经能支起门面为他挣钱了，就告诉我，他不出去“上地”了，让我一个人出去挣钱。要我白天出去“唱铺户”，到前门大街一带的店铺门前卖唱要钱；晚上再去串巷子，到妓院里卖唱要钱。而他却每天提着鸟笼子，在南城天坛一带遛弯儿、赌博。

   师傅对我这个徒弟了解得很清楚。他知道我是个“细头”(即聪明、口甜、有人缘，讨人喜欢)，同时，他对前门大街的店铺分布、各家的特点，在每家门前卖唱能挣多少钱等，都有精细的算计。他向我严格规定，不许我花一文钱，挣的钱、得的东西，全都得交回来。如果我偷着花了钱，就是犯了“扒褡子”的错误，就得挨打，这叫“打拐子”。要是说实话就轻打，不说实话就重打，一点不含糊。师傅还知道小孩子爱饿、嘴馋，他就特意规定，不许我在外边吃东西，更不许花钱买东西吃。他想出一套刻薄而狠毒的办法：早上出去卖唱之前漱漱口，不许吃东西；从外边卖艺回来，还必须先用清水漱口，把漱口水吐到盘子里。如果吐出的水是清亮的，证明你在外边没吃东西；如果吐出的水带有油花或芝麻粒等，说明你在外面吃了东西，就挨一顿打。这就叫“清口出去，清口进来”。

   我从小养成了倔强的性格，出去卖唱从来不吃东西，不花一分钱，挣的钱全部交给师傅，一文不留。在外边得的东西，如在茶叶店门前卖唱，人家可能会给一包茶叶，在裁缝铺门前卖唱，人家也许给一把“剪口”(裁衣服的余料)，我都如数交给师傅。这且不说，每天回来，走到珠市口，我还给师傅买几个火烧，外带猪头肉，包好揣在怀里，回到客店，拿出热腾腾的火烧夹肉，恭恭敬敬捧给师傅，自己从不吃一口。我一个人白天“唱铺户”，晚上串巷子，每天能挣下三块大洋，够买一袋多洋面，这是个不少的数目。我对师傅是服服帖帖，从来不存二心。平日晚上卖唱，要到深夜12点钟左右方回来，第二天照常早早起来，去捡煤核儿。碰到刮风下雨，也要出去卖唱；要是遇上大雨暴风，可以不出去，但需要“溜活儿”(练习演唱)。成年累月，天天如此。

                                                                              最怕听见案板响

   我的年龄一天天长大，艺术上的提高比年龄的增长还要快。我的小名气在天桥一带几乎是人人皆知了。但是，在师傅的眼里，我总是个小孩子，处处都得听师傅的摆布和安排。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听得多见得广，开始感到师傅对我心太狠。我无论挣多少钱，受多大累，尽多大的孝心，从来听不到师傅一句温暖体贴的话语，还常常招来打骂。有时我暗暗埋怨师傅：“你是逮着蛤蟆挤出尿，真厉害!”有时，我感到自己很孤单，上无父母，下无兄弟，而师傅就知道让我给他挣钱，供他每天吃喝，我只能在师傅的翅膀底下趴着，像一只雏鸡，到多会儿是一站呢?

   我最怕遇到过年过节，尤其是一到过年，街坊四邻家家传出剁菜的案板声，这是在剁馅包饺子，亲人们可以聚在一起吃顿团圆饭。可我呢?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好不凄惨。一到这时，听到从外边传来的案板声，分外刺耳。我听着，就觉着如同剁我的心头肉一样难受，止不住偷偷落泪；心想，如果亲人不死，哪至于这么孤单呢?

   七年的时间过去了，我已经长到14岁。按说14岁还是个孩子，可我却是个大人了。生活的磨练，世态的冷暖，使我懂得了许多同龄人所不能理解的道理。可我还是每天卖唱，每天挣钱，也仍然是两手空空。我早就听人说过学徒是三年零一节，而我已经学习七年，应该出师了吧!有一次，我听到师傅的一位朋友劝说师傅：“凤山长大了，有能耐了，你不能把他卡得太严，你得给他点好处!”可是，我师傅根本不听，把他朋友的话给顶了回去。这如同在我的心里投进一颗石子，翻腾了好一阵子。

   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我也是年轻气盛。当时，我听说说相声的“小蘑菇”(常宝堃)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刚露头角就灌了两张唱片(艺人能灌唱片，在当时是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挣钱的重要门路)，这对我是很大的刺激。我觉着“小蘑菇”的“口风”(艺人嘴上的功夫)还不如自己呢!人家能出名，我为啥不能?非要争这口气不可。想来想去，惟一出路就是要离开师傅，独立支撑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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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似朝云无觅处，
来如春梦不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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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13 20:31:08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yj19691969 于 2013-5-29 02:35 编辑

                                                                     二、闯荡江湖, T  q7 b5 J# K

. K( X7 a5 m! D, k3 n9 o# E. ^9 x$ [    我虽然学了一身本事，却摆脱不了旧社会套在我身上的枷锁，无论怎么努力，只能从一个可怜的流浪孤儿，变成一个闯荡江湖的流浪艺人。
                                                                                逃徒- B0 E3 I2 C; Q7 G" E) Q
: @( @# Y) a! e6 R( F
   在师傅手下生活了七个年头，我把数来宝这种艺术形式掌握得相当熟练了，终日在天桥这座“艺术大学”里“进修”，又吸收了许多生活和艺术的营养，加上同行艺人的激励和年轻气盛的抱负，促使我要开拓新的生活和艺术境界。但是，眼下却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我内心里就萌发了逃离师傅的念头。

   14岁的我，毕竟还是个孩子，对自己逃徒的念头十分害怕，再说我也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不忍心抛下救活了自己而又朝夕相处的师傅，所以迟迟没有行动。

   一个偶然的机会，迫使我下了决心。

   一天晚上，我像平时一样去串妓院卖艺。刚进去不久，突然一群警察把门堵住了，他们要清查妓院。我也无法卖唱了，一个晚上没有挣到一文钱，拿什么向师傅交账呢?这事说不清楚，又会招来一顿毒打。因为我还从来没遇到过交不了账的事，心里非常害怕，不敢再回客店。突然，一个念头冒出来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干脆，我跑吧!就这样，我身上没有分文钱，没带任何行李，就揣着一副竹板，连夜出了广渠门，一口气走了四十里，第二天上午，跑到了通州城。

   打从我3岁跟随父亲流浪到北京城，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一来到通州，我的心胸好像一下子开阔了许多。通州城里，古色古香，人来车往，店铺林立，好不热闹。但是我不能多看风景，因为肚子不饶人，手中没钱，无法充饥。不容考虑许多，我便在闹市找一个空场，掏出竹板，拉开架势，“呱哒呱哒”打了起来，过路人马上围过来。我定定神，清清嗓子，像在前门大街唱铺户那样，随口编了几句称赞通州风光和街市的唱词，招来了听众的叫好声。接着我又向听众说了几句吉庆话，就演唱了一个拿手的整段子。大伙看我年纪不大，戏路很好，招人喜欢，纷纷向我扔钱。一天唱下来，挣了两块多钱。虽说比在天桥卖艺挣得少一些，可这是第一次完全归自己的钱啊!这时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攥着这两块多钱，几滴热泪洒落在手上。

   在街头摆摊卖唱，这叫“撂地卖艺”，是艺人谋生的重要手段。在通州街头这么唱起来，对我来说，是生活道路上的一大重要转折。现在算来，那应该是1935年，我正好14岁。

   在通州我只住了一夜，因为心里不踏实，总担心师傅会追到这里把我弄回北京。第二天一早，我就继续往前走，经过张家湾、廊坊、杨村，每天都走几十里。走到哪里，我就唱到哪里，越往前走，也就越放心了。

   北方的艺人有句俗话：“北京是出处，天津是聚处。”你在北京学了本事，长了能耐，都要争取到天津去试一试，见见世面。而我那时还有一个心思，就是要到天津跟常家的“小蘑菇”较量较量。

   我在路上走了四天，便来到天津卫，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在天津“三不管”

   来到天津时，我手里已经有了十几块钱，是几天来在路上卖唱挣的。我先买了一身新衣服，剃剃头，洗洗澡，从上到下一色新。在北京时，我还听人说过，北方的艺人“要不在天桥过过筛子就不叫艺人；不到天津‘三不管’闯练闯练也不叫艺人”。我一定要到“三不管”去，非到那里落脚谋生不可。打听清楚地址，我就直奔“三不管”而来。

   天津的“三不管”和北京的天桥有些相似，各种游艺、杂耍、茶棚、书场，一应俱全，非常热闹。经人指点，我找到一个小书场，掌柜的是个女的，五十多岁，人称崔老太太。她的书场叫做“明地”，就是在地上搭一个布篷，场子里摆几条板凳，供听书人歇坐。这里板凳的摆法很有讲究，说书人的“活儿”好，受欢迎，就多摆几条，否则就少摆几条。一看板凳的多少，就说明你的演唱水平。再者，一个场子由几个艺人轮流演出，事先分配好时间，谁的艺术水平高，就分配给谁的时间长。第一天崔老太太只给我摆了四条板凳，一个钟头的时间。因为我初来乍到，年纪又小，人家不放心。

   我在这里第一场演出，就受到欢迎，观众很捧场。因为我口齿清楚，声音脆亮，人又伶俐，招人喜欢，说的内容又是新编的段子《打南口》，很吸引入，尤其是我在表演和唱法上和一般艺人不一样。当时，许多人演唱“数来宝”，都是一条腿半跪在地上，不敢抬头，既不便于表演，也不利于传情。我不这样表演，而是大胆吸取了戏曲和评书的表演手法，不再跪在地上，完全站起来演唱，又加进了许多动作，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我又能体会人物感情，没有粗俗低级的脏话，让人感到不俗不土，很受欢迎。
   第一场演完，把崔老太太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拉着我的手，亲热地说：“你明天还来吗?你哪里都别去了!”第二天，崔老太太就给我摆了八条板凳，时间也增加到两个钟头。

   我在天津一下子就打响了，每天能挣四块多到五块钱。这在当时，是许多艺人都赶不上的。

                                                                        地头蛇来了

   好景不长。我在“三不管”的出现，惊动了那里的地头蛇。

   有一天，我正在崔老太太的场子里演唱，突然闯进一个大个子，分开众人，不由分说，上来就把我的竹板夺走，演唱中断了。来人自称姓李，凶神恶煞，是这一方的地头蛇。他有一帮势力，专门欺负剥削艺人，尤其是外来的艺人。只要他听说你唱红了，挣钱较多，他马上就出来找茬儿，敲诈勒索。地头蛇听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天能挣几块钱，又没有事先去拜他，他哪里肯放过?我不懂这些规矩，事先也没有想到。地头蛇一上来就盘问我：“师傅是谁?师爷是谁?是哪一代的?”我说：“师傅曹德奎，外号‘曹麻子’，师爷‘黑泥鳅’。”地头蛇头一歪，眼睛一瞪说：“都不认识。”接着，他又问了一套黑话，我一时答不上来。地头蛇越逼越紧，又问我是哪一门的?供的哪家神?我也没答上来。地头蛇一看找着茬儿了，把桌子一掀，恶狠狠地说：“没有师傅，不供神，别想在地面上做艺。要想卖艺，先拜师傅!”他这一招儿非常狠毒。按照他们的规矩，由他指定师傅让你拜，你挣的钱就得七成归他。我一听，就急了，怎么分辩也不行。俗话说“强龙压不了地头蛇”，何况我又是外来的，年纪又小，没有后台，举目无亲，一时没有别的出路。想来想去，就强忍了这口气吧!从此，每天都得把挣来的钱大部分送给地头蛇。

   在天津混了两年多，每天起早贪黑，吃苦受累，被人欺侮摆布。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天津一片混乱，人心惶惶，谁还有心听唱呢?街头艺人更没有出路，我没法在天津呆下去了。怎么办?还是回北京吧!

                                                                                 送师傅还乡

   虽说我一直没有家，但在我的心目中，北京就是我的老家，师傅就是自己的亲人。七年的朝夕相处，两年的不辞而别，使我非常想念师傅。我一下火车，就直奔山涧口穿堂院的客店，还没进屋，就凄惨地叫了一声：“师傅!”万没想到，师傅在听到我逃走的消息后，如同晴天霹雳，打击实在不小。他多年的心血，晚年的生活依靠，一下子落空了。又想到当初没听朋友的劝告，对徒弟卡得太狠，后悔已晚，实在难过，一下子病倒了。一个卖唱艺人，断了生活来源，没亲没故，还有什么活路呢!他的病越来越重，等我回到他身边时，他已是奄奄一息了。我趴在师傅的床前，悲悔交加，放声痛哭，请求师傅宽恕。师傅对我说：“我快要不行了，没想到还能见上一面，希望你不要忘了师徒情谊，把我送回老家青云店去。”我听了心里更加难受。到街上给师傅买了一套寿衣，替师傅还了这两年的店钱，又租了一辆人力车，把师傅安置在车上。我跟着车，走了五十多里，把他送回老家。我又给师傅留下了一些钱，一切安顿停当，才含着眼泪，告别了师傅。过了不久，我就听说师傅离开了人世。我在客店里大哭了一场。

   七七事变后的北京，情况和天津差不多。在天桥卖唱一天挣不到几个钱。日本侵略者还到处推行什么强化治安，好多内容不许演唱，甚至还得替日本鬼子宣传，如果不服，就有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有良心的中国人谁愿意这样干?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把心一横，改行，不卖唱了!

                                                                              前门楼上扛大包

   那时，我已经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了，浑身有的是力气。不卖唱了，去拉排子车吧。我向车行赁了一辆车，才拉几天，就觉着也不是出路。每天累得要死，可挣的钱还不够吃饭，有时连车份子(车租)都交不起。没办法，只好给人家当脚行(壮工)，去“扛肩”吧!一听说哪里有重活儿，我就到哪儿干，一二百斤重的东西，放在肩上不当回事。但是不管怎么拼命干，也挣不到几个钱，填不饱肚子，我非常着急。有一天，我听说要从前门楼上往下扛面袋，活儿又累又重，时间催得又紧。我不敢多犹豫，就去卖苦力，为的是多挣几个钱。我一次要扛六袋面粉，一起压在肩上，有二百多斤重。前门楼的台阶有好几十级，又高又陡。我扛着面袋，刚下了十几级，因肚子少食，一使劲，两眼直冒金花，一脚闪失，滑了一跤，跪在台阶上，肩上几百斤的面袋“呼”的一声砸在膝盖上。跌了这一跤，我的上槽牙齐刷刷地磕掉了一半，鲜血顺嘴流出来，几乎要了我的命。

   虽然受了伤，也不能歇歇，还得去干活，一天不干就得饿肚子。有一天，碰到一位熟人，他劝我，身上有本事，数来宝说得那么好，干嘛要当脚佚?一句话触动了我的伤心事，眼泪哗地流了出来。我何尝不愿意去卖唱呢?谁愿意丢掉心爱的玩意儿呢?对，自己的本事决不能白白扔掉。这时，我听说说相声的白全福还在天桥卖艺，就和他商量，一起搭班。白全福满口答应，干了几天还是挣不到钱。白全福也觉着在北京没有出路，不久就跟别人一起上济南了。我又成了孤独的一个人。

                                                                                 患了“咔嗓喉”

   人在逆境中最容易忧郁成疾。我虽然年轻力壮，又有技艺，可就是使不出!连口饱饭也吃不上，怎么能不着急，又怎能不气愤?加上劳累过度，得不到休息，吃东西更不管脏净，内火上攻，得了一种叫“咔嗓”的病。先是喉头红肿，接着是一点一点地溃烂，越烂越深，脓血顺着嗓子往外流，痛得钻心，不能吃东西，也不便说话，身子一天天消瘦，不成人样了。因为没钱医治，病情一天天加重。我越想越焦心，卖唱的要靠嗓子，如今嗓子烂成这样，往后还有什么指望呢?生在这样的世道，举目无亲，有谁来管呢?我思前想后没有希望，反倒不如死了好。

      一天早晨，天不亮我就挣扎着爬起来，腰里掖着根麻绳，拖着病身子来到天坛，在一棵歪脖树下转过来走过去，思潮翻滚不止，真想把脖子往绳套里一挂了事。这时，正巧一位练气功的老头儿走过来，一见这情景，赶紧上前拉住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干什么?”我见这位老者来到面前，好像见了亲人-般，“哇”的一声哭起来。我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向老人诉说一遍。老人听罢，就说：“你是唱数来宝的高凤山吧!我认出你了，你千万不能寻短见。你可别想不开，我看你的病能治。”说话间，老人从兜儿里掏出一块钱，说：“你把钱拿着，先买点吃的，明天这个时候，你还到这儿来。我要是在这里，你算有救了。”

   第二天我按时来了，一看，老人已在那里等我。老人二话没说，掏出一个纸包打开，里边有六粒红药丸。他对我说，回去先拿一丸，用水化开，冲洗患处，然后再用一丸敷在疮上，过三天再洗一次，换上药，把六丸药用完，也就是九天之后再去找他。临走时，他又给我两块钱。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跪在地上向老人磕了三个响头，却忘了问老人的姓名。

   回到客店，我把这事说给别人听。有一位房客说：“你是碰上狐仙爷了，你的病能好。”在当时，我疑惑不定，信以为真。我便按照老人的嘱咐，把一丸药用水冲开，清洗患处，又把一丸药敷在上面，用棉花堵上疮口，后来流出许多脓血，真的觉着轻多了。三天冲洗一次一换药，九天之后竟长出了新肉芽子。我又在原来的地方找到了老人。他给了我一些药面，临走时又给我两块钱。我把药面敷上，过了些天，“咔嗓喉”真的完全好了。当时，我一是感激，二是崇敬，三是疑惑，以为真的碰见了“神仙”。所以一直没敢动问老人的姓名和住处，只把自己的感激之清深深藏在心里。

   说来真是凑巧，十多年后，那是1952年，也就是北京解放的三年之后，有一天，我在西单静康园子演出，演完回到后台，忽见进来一位白发老人。他一见我就问：“你认识我吗?”我抬眼打量老人，一时认不出来。他呵呵一笑，说：“你想想，你怎么能活到现在?”我听到这里，眼前一亮，恍然大悟，藏在我心底的疑问解开了。我也不管后台人来人往，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冲着老人说：“可找到您了，您就是我的爸爸，我的亲人……”我再说不下去了，眼泪刷地流了下来。这会儿我才敢探问老人的情况。原来他是白云观的看门人，名叫陶贵，一生爱做善事，解人危急。当时送药赠钱，完全出于一片济世救人的真诚之心。

   第二天，我到街上买了一份厚礼，来到老人的住处，拜望并感谢我的救命恩人。

                                                                                  三下唐山

   我的病治好之后，嗓子慢慢恢复了，可是在天桥卖唱仍然挣不到钱。没有办法，我又只身来到天津“三不管”。到这里一看，情形更惨，许多艺人都像叫花子一样，没有生活出路。这时，我就思谋着下唐山去闯闯。

   我早就听说，唐山也是北方民间艺人会聚的地方，尤其是皮影、曲艺，很受群众欢迎。这大概同这里的煤矿工人有关系。矿工们井下挖煤又苦又累，生命安全没有保障，又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挣一点钱，除了吃点喝点，没有别的什么寄托，就爱听玩意儿。所以，凡是到过唐山的艺人，都觉着这里还能挣点钱。可是，我万没有想到，唐山也跟以往大不相同了。这里的日伪汉奸横行霸道，什么治安军、满洲队，欺压百姓，什么坏事都干。他们更不把说书唱戏的艺人放在眼里，听书听戏，从不给钱，稍不顺眼，又打又骂，还在说书场里投掷手榴弹，老百姓谁还敢来听书听唱呢?我第一次来唐山，就非常失望，除了饿肚子，还受尽了汉奸的欺侮。没有办法，只得转回北京。

   回到北京一看，许多艺人都改行了。唱河北梆子的杨殿元去卖山里红，说北京琴书的关学曾卖臭豆腐，还有艺人去卖花生、瓜子。没改行的艺人多半得给官僚、汉奸唱堂会，挣的钱很少。我找不到事做，有时也不得不忍气吞声，跟别的艺人一起去唱堂会。颠沛流离，在饥饿线上挣扎。说话间我已经是二十多岁的人了，无论如何也该成家了。经朋友努力撮合，我总算成亲了。妻子的家里也是穷人。我们一无房子二无被褥，临时借了一间小房，草草把婚事办了。我手中无钱，怎么养活妻子?结婚没几天，我就偷偷离家出走了，连妻子也没告诉。三个月没有音信，熟人们都以为我失踪了。我下狠心又到天津卖艺挣钱去了。我没日没夜，几处赶场，上园子，上电台，豁出命干，也没能存下几个钱。实在没办法，一咬牙，从北京带着妻子，又一次来到唐山。

   这回到唐山总算找到一个园子可以卖唱，也很上座。谁知道戏园子的老板尖刻狠毒，每天挣的钱几乎全部落入他的腰包。他和汉奸特务勾结在一起，把艺人管得死死的，再不许到别处去卖唱，少有不遵，就招来汉奸特务的毒打，简直没有活路。后来，冒着生命危险，我才逃回北京。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军队又来了。我的日子过得更糟心。那年月，当官的、特务、宪兵，再加上一群群的伤兵，要找你的茬儿，你躲都躲不及。有一回，我一怒之下，在天桥把一个伤兵打了。我连夜带着妻子逃出北京，又从天津扒火车来到唐山。这一次，我差点儿把性命送在唐山。

   有一天，我在街上走，看见一个卖梨的正和顾客吵架。我上前问明原因，原来是卖梨的少给人家分量。我说了一句公道话：“卖东西得给够分量!”没想到这句话惹翻了卖梨的。这时，正巧走过来一个国民党军官，后面跟着几个护兵，一看我是个外地人，硬说我是解放军的探子，不由分说，举起手中的文明棍，劈头就是一棍子，打得我顺脸淌血，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当时就昏了过去。过路的好心人把我送回客店，半天才苏醒过来。后来一打听，那个卖梨的原来是国民党军官的亲戚。这真是仗势欺人，没有老百姓的活路。

   三次下唐山，一次比一次惨，不但没挣到钱，最后连两包袱衣服也让人偷走了，落个两手空空，不得不和妻子偷扒火车回到北京。这时已是1948年春天了。

                                                                                 出路在哪里

   北京的景象更惨。国民党军队困守在城里，到处欺压百姓，抓丁拉夫，抢掠财物，白天让你在城外挖战壕，晚上又让你出去防空，再加上物价飞涨，人民实在无法生活。

   在天桥卖唱更是挣不到钱。这时，我又拜相声艺人高德亮为师，学会了说相声。平时，我和妻子住在师傅家，两家人凑到一块，吃了上顿愁下顿，那个苦和急真没法说。活人不能坐等饿死，我想了个主意，从别人手里趸来一点水果糖，把它加工揉碎，又加进一些冰片，制成又凉又甜的小糖块，用小盒装着，一边卖唱，一边卖糖块。这样，勉强能挣几个钱，买上一二斤玉米面，回家熬点稀粥，和师傅一家对付着不致饿死。

   无论怎么困苦，我和师傅也没有绝望，我们对未来抱着希望。我们看得出国民党反动派的日子不会长!尽管国民党天天进行反共宣传，但是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却在劳苦群众心里越来越高大。我在唐山时听到过不少共产党员和敌人英勇斗争的故事，它们像火种一样埋藏在我的心灵深处。相信总有一天，共产党、解放军会来搭救苦难中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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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13 20:33:43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yj19691969 于 2013-5-29 02:35 编辑

                                                                        三、扬眉吐气

   天，终于亮了。随着解放军进入北京城，我们受苦的艺人也解放了，翻身了。我从一个讨饭吃的街头卖唱艺人，成长为革命文艺工作者，这真是天壤之别的大变化啊!

                                                                         “你们是搞文艺的”

      解放军进入北京城那天，我和师傅都赶到前门大街，加入了欢迎的行列。我们跟着喊口号，跑前跑后，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第二天，街上的人就多起来了，人们喜笑颜开，一派欢乐的景象。我拿着竹板，跑到天桥，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没想到，这一天还挣了不少钱。当天晚上，我买了白面和猪肉，又特意打了半斤酒，和师傅喝了个痛快，两家人美滋滋地吃了一顿饱饭。

   从此，我每天都到场地演唱，生活一天天好起来。

   刚刚解放的北京，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安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需要一步步解决。比如对妓院的取缔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对各种艺人队伍的整顿也在着手进行。

   一天晚上，我和师傅高德亮又到妓院卖唱，正好碰上来清查妓院的军管会的解放军同志。开始我和师傅有些担心，怕被当做坏人。但是，解放军同志的眼光很敏锐，一眼就看出我们是受苦的劳动群众。解放军同志把我们叫到一边，问：

   “你们是干什么的?”

   “说相声的!”

   “什么是相声?”

   “逗乐儿的。我们还唱数来宝!”

   说着，我把一副竹板拿出来。

   解放军同志一见，哈哈笑了，说：“啊!说快板的，你们是搞文艺的呀!”接着，解放军同志耐心地给我们讲道理，说搞文艺的今后要逐步组织起来，要为新社会服务，以后不要再到这里来演唱了，要为人民大众做宣传。解放军同志讲得入情入理，解除了我们的思想顾虑。他的话深深印在我们的脑子里，我反复琢磨着“你们是搞文艺的”这句话的含义。

   从此，在我面前展现出一条新的道路，我开始了新的生活。

   不久，我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我特意给孩子起了个意味深长的名字——高双喜。一来纪念新中国的成立，二来不忘艺人得到了解放，走上新生活的道路。这是双喜临门啊!

                                                                     要上大园子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各方面的工作都在大步向前发展。对于艺人的组织整顿工作也开始进行。首先，相声改进小组成立了，我也参加进来。相声改进小组几乎把北京的相声演员都组织起来了，侯宝林任组长。我们开始了相声的改革工作。不久，老舍先生回国了，他非常热心民间文艺工作，写了不少曲艺新段子，供我们演唱，这对于曲艺的革新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不过，这时的曲艺还多半是在茶座、小园子演出，不卖票，零打钱，唱一段收一回钱。有一天，侯宝林提议说：“单在这地方演不行，得上大园子去，咱们搞个相声大会!”大家一商量，觉着这个办法好，也是咱曲艺演员扬眉吐气的好机会。我们决定在大栅栏内的三庆园和西单长安大戏院演出。广告一登出去，票子一抢而光。应观众的要求，接着又在吉祥戏院、儿童剧场连演几场，观众特别欢迎，一下子使曲艺的声望大大提高。不少观众说，原来曲艺不单是街头卖唱的玩意儿，也能登大雅之堂了。这几次上大园子演出，我都参加了。我的数来宝和相声引起观众的兴趣，我的名字也越来越被更多的人知道了。

   曲艺在北京打响，艺人扬眉吐气，消息很快传到天津。没多久，天津便来人邀请我们去演出。我们一听，别提多高兴。因为我们过去几乎都在天津卖过艺，当年那滋味都还记忆犹新。我几次去天津都是抱着希望而去，带着失望回来。这次情况不同了，我手里钱多了，家里存了好几袋白面，临走，还给家里买了不少肉、菜，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了。到天津之后，安排我们在大观园演出，消息一传开，轰动了整个天津卫，本来是五毛钱一张票，黑市卖到两块五。每天日夜两场，场场客满。我们演出特别卖力气，因为觉得自己现在是文艺工作者了，要为新中国争气；同时，也是对旧社会的控诉。

                                                                        夜过鸭绿江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考验和锻炼了刚刚站起来的新中国人民，我们曲艺演员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曲艺界组织了多次义演。有一些曲艺演员，还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我光荣地作为慰问团的成员去了朝鲜。

   参加赴朝慰问团之前，我正在王府井的凤凰厅演出，每天上座率很好，也经常到电台演播，经济收入比较高。有一天，演出休息时候，侯宝林找我。他把我叫到一个较为清静的地方，跟我说：“有个事跟你商量，中央要组织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你去不去?”我一听，顿时思潮翻滚，心情很激动。我想，在旧社会我是九死一生，差一点儿死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下，如今美帝国主义又想欺负我们新中国，我们决不答应；去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是最大的光荣。想到这里，我毅然对侯宝林说：“去，一定要去!你去我也去，你不去我也要去!”

   不久，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临行前，周恩来总理接见大家，并讲了话。我们从前门火车站乘火车离开北京，到达丹东。当时，正是朝鲜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美国飞机常来轰炸，鸭绿江大桥多次被炸。当我们来到江边准备过江时，大桥又被炸坏了，火车不能前进。战士们抢修三天才把桥修好。晚上，我们坐着火车，离开祖国，在鸭绿江大桥上行驶。为了防空，灯光都熄灭了，火车在大桥上缓缓而行。在这紧张而庄严的时刻，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想的是如何完成这次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耳边回响着周恩来总理的嘱咐：“你们是祖国派去的，是代表祖国人民的!”

   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的曲艺演员常宝堃(艺名“小蘑菇”)光荣牺牲。这对我是很大的震动和教育。我不由回想起，在年轻的时候，为了要和“小蘑菇”较量一番，我发愤学艺，并逃徒至天津。旧社会同行是冤家，但艺人的遭遇都是很惨的，地位都是低下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才真正翻了身，成了国家的主人。如今，我们带着共同的使命，同赴前线，成了真正的战友。战友的牺牲，使我格外悲痛，也激励我更好地完成战友未竟的事业，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中南海演出

   新中国的土壤，党的阳光，哺育着我们文艺工作者成长。

   我先后担任过北京实验曲艺团的团委，市曲艺三团团长。1958年，北京市三个曲艺团合并，1960年正式转为国营剧团——北京曲艺团，我担任团长的职务。肩上的担子是重了，但我觉得我的艺术生命却年轻了。

   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我们到中南海演出。1963年，团里接到通知，让我们到中南海去演出。大家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这天晚上，中南海小礼堂人坐得满满当当。该我上场演出了。我举起竹板，“哒哒”那么一打，用眼往台下一扫，一眼就看见中间一排坐着一位穿银灰色中山装的慈祥老人。啊，毛泽东主席!再一看，还有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邓小平总书记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顿时，我觉得周身滚动着一股暖流。我把双手一扬，竹板打得更带劲、更响亮了。我演的是拿手的段子《黑姑娘》，内容是表现翻身后的青年农民得到了婚姻自由并树立新风尚。这次我演得格外成功，台下不时发出赞许的欢笑声。演出结束后，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从座位上走过来，跟我们演员一一握手。当我的两只手紧紧握住毛泽东主席那只温暖的大手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不住地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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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13 20:35:21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yj19691969 于 2013-5-29 02:35 编辑

                                                                              四、探索新路

   在艺术上，我有一个着眼点，就是要出新。几十年来我所追求的，就是希望闯出一条新路子。

                                                                                 要站着演

   以前，艺人演唱数来宝都是跪在地上说，低着头唱，不能抬头看观众，脸上没有表情，自然也谈不上体会演唱的内容和人物感情。唱完之后，跪着要钱，嘴里叫着“叔叔，大爷，爷爷”，这就是卖艺，跟乞讨差不多。我跟师傅曹德奎学徒时就是这样学的。师傅有自己的道理，跪着唱，演员身子下蹲，观众的视线向下，人就往一块儿挤，就能抱团，唱完之后便于要钱。艺人们有句老话：“不在艺上争，要在钱上争。”目的是挣钱，并不去研究艺术。这是因艺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如此。

   虽说我也是这样学的，一开始也是这么演的，但总觉得别扭，也觉着师傅讲的道理不完全对。因为我平时爱看戏，一有工夫我就去钻天桥的小戏棚子，还有小吉祥、丹桂舞台等，碰到什么看什么：京戏、评戏、梆子，生旦净末丑，都爱看。我一边看一边琢磨，数来宝能不能学学人家演戏呢?譬如，说武松的段子时，在脸上把感情带出来，能不能加几个动作?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师傅，问能不能在唱法上改一改?师傅自然不答应。可我并不死心，私下里就摸索着练。我看了人家练武术，自己也练踢腿；听了唱戏的吊嗓子，我也学练声。我还爱跟戏曲演员交朋友，像京剧演员张宝华、梁益鸣等，都是我的知心朋友。我从他们那里学了不少戏曲动作，如“云手”、“起霸”、“山膀”等等。

   师傅看我真下功夫，又听我反复念叨，他也动心了。师傅答应我从跪着唱改为坐在板凳上唱。这一改，能把头抬起来了，可以仰起脸唱，手上也可以比划几个动作，但下半身的功夫还是用不上，学到的本事不能发挥出来。我又和师傅商量，能不能站起来唱?正好有一个叫海风的艺人也说数来宝，他说《武十回》时就站着说，但没有什么动作，很呆板，不灵活。

   不过，这更坚定了我的信心。我决定自己说《武松打店》时，站起来拉开架势演，加进许多戏曲和说评书的动作，一下子把感情表现出来了，把人物刻画出来了。这样唱，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觉着很新鲜。有人说：“高凤山唱得真活泼，架势多好看啊!”同行艺人也说：“高凤山真敢干!”当然也有人看不惯，说：“这一改，跟说书的一样了。”

   不管怎样，在数来宝的演唱方面，我闯了新路。这是一种大胆革新，从跪着到坐着，又从坐着到站起来，这两步迈得很成功。现在站着表演已经成为习惯，觉着没有什么了，那时这样改可不容易!后来，一些同辈的或晚一些的艺人，觉着这样的路子对头，都不再跪着或蹲着唱了。可以说，这在数来宝的演唱艺术上是一大解放。

                                                                                 文明来宝

   我的数来宝一天天唱红了。京津一带许多人都知道我的名字，男女老少，不少人爱听我的演唱。有人曾给我送过一块匾，上面写着“文明来宝高凤山”七个字。这是抓住了我表演上的一个重要特点。

   数来宝这个曲种，是民间土生土长的艺术，在我国北方有相当广泛的影响。这种形式有的地方叫它顺口溜，有的地方叫它溜口辙，后来在京津一带称数来宝，解放后叫快板，以后又出现了快板书。这种曲艺形式最大的特点是合辙押韵，又可以随时换韵，形式自由；在内容上，古今中外，顺手拈来，有的有故事有人物，有的则根据现实生活随时编演；特别是那些“唱铺户”的艺人，可以根据当时的所见所闻，随编随唱，能做到眼看心里编，嘴里唱出来。由于数来宝形式自由，内容广泛，又能随编随唱，不少艺人在演唱时就不大加工提炼，往往把低级下流的东西也掺杂进去，演唱时爱用脏字(叫“荤口”)，去迎合低级趣味者的口味。这样反而限制了一些听众，特别是妇女不愿接受这种形式。而我在演唱时，注意到这个问题，不带脏字，更不唱那些低级下流的内容。有时学别人的段子，自己也要进行加工，把低级的东西去掉，所以听众很多，还吸引了许多女听众。

   数来宝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敢于触及时事。在旧社会，到处可以看到“莫谈国事”的标语，而唱数来宝的却不管这些，对于不合理的事情，坏人坏事，都敢触及，常常是嬉笑怒骂，毫无顾虑。记得我曾编演过讽刺欺压妇女的不合理现象的段子；“九·一八”以后，尽管我年幼，眼见汉奸的可恨行为，十分气愤，又编演过骂汉奸的段子，还有骂奸商，骂军阀，揭露贪官污吏的段子。这些内容因为是替老百姓说话的，演唱时很能抓住听众。

   解放后，数来宝成了文艺宣传的轻骑兵，为党的中心工作进行了及时广泛的宣传。我编演过许多节目，像《黑姑娘》、《壮志凌云》、《综合利用开红花》、《一两米》等，在现实生活中起了很大作用；另外像《张羽煮海》、《诸葛亮押宝》、《武松打店》、《闯王斩堂弟》等传统节目，也产生了很大影响，都成为我的保留节目。

   初步统计，几十年来我共演唱过二百多个段子，解放后新演唱的有六七十个，一半以上是自己创作或与别人共同创作的。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和流派。

                                                                  一张合影照片

   在十年内乱中，我被打成文艺黑线的干将，被剥夺了演出的权利，关进牛棚。几十年积累的艺术资料几乎都失散了，但有一张珍贵的照片我却设法保存了下来，这就是我同戏剧界许多著名艺术家的合影。这张照片是1958年拍摄的，几乎当时在京的著名京剧演员都在场，有梅兰芳、马连良、萧长华、谭富英、张君秋、叶盛兰、袁世海、赵燕侠等几十人。其中只有我一位曲艺演员。我记得，当时这些京剧界的名流到中国戏曲学校观摩教学情况，正好我也去了。意外的巧遇，大家都很高兴，有几位老前辈我都认识，其中有的曾亲自指导过我表演。大家在一起合影留念，他们都热情地邀我参加，还一同进了午餐。这是一件我终生难忘的事。所以这张照片我一直保存着，在十年内乱中，我把它转移到别处，没有损失。

   俗话说：“挨金似金，近玉似玉。”我特别愿意向各方面的艺术家请教，以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我深知，京剧的底子深厚，名家很多，我注意吸收京剧的东西，像眼神的运用、手势的处理、咬字吐字等，都认真向戏曲演员学习。我在初学《黑姑娘》这个段子时，专门请萧长华老先生看，请他一招一式地指教。后来，我又排练《闯王斩堂弟》，借鉴了京剧《斩马谡》中的一些表演方法。我平时对马连良的表演艺术比较熟悉。

                                                                                    桃李满园

   文艺界的许多同行和朋友，对我的表演艺术给予了很高评价，还有许多曲艺工作者和业余曲艺爱好者不耻下问，向我学习。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中，我除了创作、演出和做行政领导工作外，又把不少时间和精力放在培养青年演员和辅导工作上。先后向我拜师被我正式收为徒弟的有十几位，如著名曲艺演员刘学智、王学义、石学广(石富宽)等，都是我的学生(艺名都是“学”字辈)。天津著名演唱快板的演员李润杰的儿子李学贵也向我拜了师。我的学生，除了北京的，又有辽宁、河南、天津、青海等地的，也有部队的文工团员。

   给曲艺爱好者辅导讲课，我也花费了一定时间。工厂、农村、部队、文化宫、兄弟省市，我都去过，还给藏族兄弟、越南人讲过课。

   许多文艺界的同行找我切磋技艺。大戏剧家欧阳予倩专门让我给他介绍咬字发声的经验。张瑞芳向我学过绕口令。欧阳予倩曾对张瑞芳说过：“你可以听听，高凤山嘴里怎么那么干净，咬字怎么那么清楚，声音出来那么纯正。”欧阳老的话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和鞭策。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许多演员和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让我给他们讲课。我还和高元钧、李润杰、刘洪宾、刘学智合作，出版了《快板、快书研究》一书，向广大读者介绍数来宝的基本知识和表演技巧。

   一想到这些就使我激动不已。我是一个旧社会的卖唱艺人，今天人民给予了这么高的荣誉，使我能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尽一份力量，我怎能不感谢伟大的党，歌颂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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