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这么多相声说三国，就转一个讲三国的帖子吧。就是长了些。

于神马

       蜀国是治安最好的国家，我一直以为它是存在时间最短的国家，如下表中括号外的数字所示。于是我很费解。然而，我忘记了中国是形式主义大国，称帝的过程太繁琐，以至于生生地熬死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于是乎我想起来《小偷公司》中牛群的名言：“民警同志，官僚主义害死人啊！！”）不过在偶然看了《解码三国》系列中的新算法后，豁然开朗，按政治权力归属的情况来看，持续时间最短的、灭亡最早的是曹魏，如下表括号内数字所示。这就可以理解了。。。不过还是孙权治国有方啊！吴国那么乱，居然能苟延残喘八十多年！！叹为观止。。。也不知道如果曹操看到了从他死到公元254年的曹魏，会不会气得从坟地里爬出来。。。o(︶︿︶)o 唉！

国	建立时间	灭亡时间	持续时间
魏	220（207）	265（254）	45（47）
蜀	221（214）	263（263）	42（49）
吴	229（199）	280（280）	51（81）

于神马

第十三章 曹魏的掘墓人
　　曹操花了大半生的心血建立起了曹魏政权。然而，按照实际的权力归属而言，这个貌似强大的政权却是三国中第一个灭亡的政权，也是存在时间最短的政权。曹魏怎么会被司马氏轻易地取代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司马懿说起。
　　司马懿是河内人，祖上累世都为高官，家族势力非常了得。司马懿本人也很有才华，在当地也是很有名气的才子。曹操征召他入朝为官，他还不大愿意。后来曹操下令说，如果司马懿不出来做官，就把他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才来到曹操的麾下，作了一个文学掾，相当于现在的秘书。司马懿踏入政坛时候，正好是赤壁之战那年。当时，他二十九岁。
　　可能是历史的巧合，在赤壁之战前后，魏、蜀、吴三国有三位后来位极人臣的厉害角色出来做官，分别是蜀汉的诸葛亮，曹魏的司马懿，东吴的陆逊。这三个人当中，司马懿年纪最大，比诸葛亮大两岁，比陆逊大四岁。在才干上，司马懿几次和诸葛亮正面交锋都不落下风，可见也非等闲之辈。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官位都是最低，手中的权力也最小。到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前后，诸葛亮已是刘备肱股重臣，陆逊也已当上了将军，而司马懿却还是一个小小的秘书。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曹操不会用人呢？不是。相反，恰恰是因为曹操太懂得用人了。
　　要知道，曹操一手建立的曹魏政权有两大支柱，一是谯沛集团，二是汝颍集团。在曹操手下，这两大集团的地位不同，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在此，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两大集团。
　　先说谯沛集团。
　　曹魏的崛起始于曹操散家财，举义兵，拉起了一支忠于自己的武装力量。曹操本人是谯郡人，所以最早跟随他的就是他家乡的宗族、亲戚、朋友，比如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休、曹真、曹洪、史涣、许褚等等。到曹操统一了中国北方，这些人自然也都大富大贵。南北朝时期萧子显就说当时“丰沛之间，贵人满市”。 万绳楠先生总结道：曹操当政期间“统兵征战独当一面的大权，几乎均操在谯沛人之手”。
　　由于这个集团最初以谯郡人或者沛国人为主，所以我们称之为谯沛集团。但是要注意，并不是说谯沛集团里的人都是谯郡或沛国人。我们绝对不能以籍贯来划政治派别。以什么来划分政治派别呢？主要以政治倾向。政治倾向由什么决定呢？所谓“屁股决定脑袋”，要看他们的政治资本是什么，即他们凭借什么在官场上摸爬滚打。
　　谯沛集团的人出身往往并不高贵，属于新兴的官僚阶层。他们所能依仗的政治资本是与曹家的血缘关系、姻亲关系以及战功。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张辽、韩浩、乐进、于禁等人都划入这个集团。这些人组成了曹操集团最初武装力量的核心，是曹魏集团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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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谯沛集团依靠与曹家的血缘关系、姻亲关系以及战功不同，汝颍集团是一个以家族地位、名声和治国才干为基础的集团，是一个以门第与儒学相结合的政治集团。从阶级属性上讲，这个集团属于士族阶层。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如荀彧、荀攸、钟繇、陈群、荀悦、郭嘉、杜袭、辛毗等人，都是家族势力极大的士族人物。比如陈群的爷爷陈寔就是党锢之祸时期的士人领袖。
　　有人讲了，曹操出身寒门，他所建立的曹魏政权是法家寒族政权。属于士族阶层的汝颍集团怎么会成为曹魏集团的支柱呢？
　　人们认为曹操得不到士族门阀的支持理由主要有两条。第一，曹操出身不好，易中天先生说：“曹操不是士族，他出身于士族最憎恶和蔑视的宦官家庭。”因此，最爱以出身看人的士族门阀，肯定不能认可曹操。第二，曹操推行的“惟才是举”的用人方针，损害士族门阀的利益。
　　这样两条理由立得住脚吗？立不住。
　　我们先看第一条，曹操“赘阉遗丑”的身份是否妨碍门阀们支持他。早在《曹操与袁绍》一章我就讲过，所谓曹操是“赘阉遗丑”这一说法本来就出自敌对阵营，是骂人的话，当不得真。按公孙瓒的说法，袁绍也是“实微贱”。
　　当然，我并不否认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但是要知道，宦官和宦官是不一样的。宦官集团和士族门阀（包括党人）有仇是真，但并不是所有宦官都和士族门阀有仇。清代学者赵翼说得好：“后汉宦官之贪恶肆横，固已十人而九，然其中亦有清慎自守者，不可一概抹煞也。”宦官中十个有九个不好，但还有一个是好人呢。而曹操的爷爷曹腾就是这“清慎自守”的十分之一中的一个。据《后汉书-曹腾传》的记载，曹腾还曾进用“海内名人陈留虞放、边韶”等人。可见曹家和门阀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其实，曹操本人得到了当时很多名士的高度评价。汝南月旦评的主持者许劭早就称赞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无论是“能臣”还是“奸雄”，都是对曹操的充分肯定，说明许劭认为无论在什么样的世道之下，曹操都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许劭的话不是一个个案。
　　著名党人领袖李膺的儿子李瓒也认为“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因此要他的儿子舍张邈、袁绍而“归曹氏”。当年黄巾军入侵兖州，杀死了兖州刺史刘岱，兖州上下一致拥戴曹操为兖州牧，不也说明兖州士族是支持曹操的吗？此外，荀彧、郭嘉弃袁绍而投曹操更是典型的例子。
　　大量的例子证明，这些士族门阀们对曹操是认可的。以陈琳在檄文中的一句“赘阉遗丑”，就认定曹操不能得到士族支持是荒谬的。
　　我们再看第二条，曹操推行的“惟才是举”的用人方针是否妨碍他得到士族的支持。“唯才是举”看上去的确打破了士族门阀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但是，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曹操所提出的“唯才是举”不是要打破门第界线，选拔寒门人士，而是要建立一支不忠于汉献帝的官僚队伍。
　　即使在此之前，曹操不打着“唯才是举”旗号进行的真正的唯才是举，也没有侵犯士族门阀的根本利益。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请注意在战乱年代士族门阀们最核心的利益是政治权力吗？不是。面对农民起义，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就是保护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和人身财产安全。当时的主流是：谁有能力保持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和人身财产安全，就选举谁，就支持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董卓、孙坚等比曹操出身差得多的寒门人物才能够脱颖而出。孙坚从一个小吏入仕而达到裂土封侯的高位，在和平年代可能吗？在曹操统一北方之前，中原战乱频繁，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士族门阀不得不将政治权力让渡给那些有能力的寒族人物（即新兴官僚阶层），让他们来保护自己。
　　第二，曹操的选拔的人才都是寒门吗？也不是。比如陈群、荀攸、司马懿、钟繇等人，哪个不是世家大族出身？这其中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当时采用推荐制，而非考试录用。进行推荐的人主要是荀彧等人，他们本来就是士族门阀。二是南北朝以前，士族垄断着政治知识。东汉时虽然已经发明了纸，但是纸非常贵。直到东晋时期，送礼还有送纸的。这就导致作为知识载体的书籍很难普及，一般寒门人士不投到大儒门下就很难获得学习知识的机会。而一旦投到这些士族的门下，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士族门阀的附属品，不能不为他们服务。大家知道，政治知识还可以通过戏曲、评书、小说等文学作品来获得（据说《三国演义》在满清军中还作为军事教材使用）。可是，当时连这些都没有产生。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曹操受到士族门阀的支持这件事上，并不存在障碍。除此之外，曹操还有很多能够吸引士族门阀支持的地方。

于神马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曹操受到士族门阀的支持这件事上，并不存在障碍。除此之外，曹操还有很多能够吸引士族门阀支持的地方。
　　一方面，曹操对颍川、汝南一带的这些士族大地主们有恩。早在公元184年，黄巾起义暴发之时，曹操被拜为骑都尉，受命与卢植等人合军进攻颍川黄巾军，结果大破黄巾军，斩首数万级。曹操还因此升迁为济南相。
　　另一方面，曹操的个人魅力确实出众。士族门阀垄断着政治知识，其中很多人都是当世名儒，著名知识分子。他们比普通的地主有政治眼光。他们将曹操其他诸侯进行对比之后，得出结论：“得跟着曹操混”。比如颍川士族的领袖人物荀彧，在天下大乱之前，他举族迁往冀州躲避战火，袁绍得冀州之后“待彧以上宾之礼”，对他相当好。但是，荀彧发现袁绍是个成不了大气的绣花枕头，反倒是一眼相中了当时势力并不大的曹操。史书记载他：“度绍终不能成大事，时太祖为奋武将军，在东郡，初平二年，彧去绍从太祖。”
　　虽然汝颍集团在曹操统一北方的过程中，甚至一直到建安中后期都一直全力支持曹魏政权，但是自从曹操有心要篡汉开始，这个集团就动摇了。前面讲过，这个集团的领导核心荀彧公开反对曹操晋升公爵。由于有了这个事情，曹操对于这个集团一直是小心提防，不敢彻底放权。
　　司马懿之所以一直就是个手中无权的谋士，正是因为他属于汝颍集团的。而且，他由于门第既高，又“博学洽闻，服膺儒教”，所以凭借才干很快就成为汝颍集团的骨干分子。对于这样一个人，曹操能放心吗？
　　那么司马懿面对这种局面怎么办呢？陈寅恪先生讲司马懿“信仰的是儒教”。这话我不敢苟同。真正信奉儒教的人是不会玩弄权术、见风使舵的，玩弄权术、见风使舵是法家的特点。法家的术派就是专门研究玩弄权术的。
　　司马懿表面上是信奉儒家思想，但骨子里却是地地道道的法家。对于权势，他看得比谁都清楚。他早就看出曹魏代汉是大势所趋，所以司马懿很痛快地就抛弃了汉室，转而支持曹魏代汉，借着各种机会不断向曹操大表忠诚。比如有记载说当孙权劝曹操称帝的时候，他就说：“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鼓动曹操称帝。
　　这样一来，曹操对司马懿的态度就逐渐由猜忌转为信任。
　　不过在曹操手下，司马懿自始至终都不过是一个文官，虽然也曾随军出征，但却没有半点兵权。不但司马懿没有兵权，汝颍集团的其他人，也大多没有兵权。这个时期，汝颍集团大多担任“卿相”，谯沛集团大多担任将军，双方势均力敌，相互制约。
　　这个政权结构相当稳固，任何人都难以撼动曹操的绝对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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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随着曹操的去世，这个结构发生了变化。汝颍集团的力量迅速增强，压过了谯沛集团。在这个过程中，司马懿的势力也就水涨船高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事得从曹操晚年的王位继承权之争说起。曹操的儿子很多，其中最受曹操宠爱的是小儿子曹冲。大家应该都听说过曹冲称象的故事，说的就是他。曹操最早是准备传位给他的，但可惜曹冲命不长，年纪不大就去世了。当时曹操就对他其他几个儿子曹丕、曹植等人说，“曹冲的死是我的不幸，却是你们的福气。”
　　曹操说这话，既对又不对。因为，他其他的几位儿子中只有能继承王位的那一个有福气，其他人同样是无福之人。谁会成为这唯一的有福之人呢？当时他所有的儿子都不知道，结果就引发了一场明争暗斗。比如前面讲过，曹操一死曹彰就问先王的印绶在什么地方，很明显有不臣之心，想趁机夺权。
　　曹彰其实并不是这场争斗的主角，真正的主角是曹丕、曹植两人。这两位谁更受曹操的青睐呢？有人认为曹操原本是要立曹植的，也有不少人不同意。其实，要我说，这事儿您只能问曹操去。别说现代人，就是当时曹操身边的那些人，有几个能猜得出这位盖世奸雄的心思？
　　既然曹操没有表态，那么就谁都有机会。
　　那么立谁对曹魏政权的发展比较有利呢？很难说。古代立储君，按照易中天先生的说法，有四种立法：立嫡、立长、立贤、立爱，其中“首选立嫡，其次立长，再次立贤，最次立爱”。但其实，无论是嫡是庶，是长是幼，根本就与以后能不能治理好国家无关。古代大臣常说废长立幼会动摇国本，但是大名鼎鼎的汉武帝就是老爹汉景帝废长立幼而登上帝位的，唐太宗李世民更是直接把当太子的哥哥干掉而夺嫡成功的。这两位都是开创了盛世的明君啊！
　　其实储君之争，是朝廷各派系政治斗争的结果。曹丕和曹植两人的王位之争，其实是汝颍集团和谯沛集团的权力之争。汝颍集团站在曹丕一边，谯沛集团基本站在曹植一边。
　　这么说有根据吗？大家且看明确表态支持曹丕或者和曹丕关系极其密切的是哪些人，有崔琰、毛玠、邢颙、贾诩、吴质、陈群、司马懿、钟繇、朱铄。这些人中，不但一个谯沛人都没有，而且全部是文官、儒士。相反，我们再来看看支持曹植的是什么人。史料明确记载支持曹植的就是丁仪、丁廙（杨修其实和曹丕、曹植关系都很好，不能算），这两兄弟正是沛郡人，而他们之所以能官居高位，就是因为他们的父亲丁冲“宿与太祖亲善”，显然是谯沛集团的人物。后来曹丕要杀丁仪兄弟，夏侯尚曾哭着向曹丕苦苦哀求希望能救他们。由此可见夏侯家与丁家的关系非同一般，很可能也曾经暗中支持二丁为曹植效力。
　　那么为什么汝颍集团支持曹丕而谯沛集团支持曹植呢？
　　其实大家想想两个集团的政治资本是什么就明白了。
　　汝颍集团是士族的代表，强调门第为先、才学为后。以这种思想选人，当然选曹丕。曹丕文不如曹植，武不如曹彰，除了出生得早一点儿以外，根本没有什么别的优势。至于说后来有些人认为“从治国大计上考虑，曹植的确不如曹丕”。其观点虽然源自史料记载，但是历史记载都是以成败论英雄，对胜者加以粉饰，对输家予以抹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在正史中开国皇帝一般都没有什么不良记录，相反歌功颂德之语倒是很多。而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一方，自然是缺点多多。曹植既是失败者，其原先即使有杰出的政绩，恐怕也只能被忽略了。于是便留下了“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几句不痛不痒的罪状，作为未能被立为储君的原因。
　　相反，以才干和亲戚关系为政治资本的谯沛集团当然更看中才华，从而支持曹植甚至曹彰。不过他们的支持并不彻底，其中大部分人恐怕还是保持中立。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只要曹家的人当皇帝，谁上台都一样。曹植上台固然好，曹丕也不会把他们踢到一边。所以在这次极其关键的政治斗争中，谯沛集团实际上未尽全力。

于神马

　　很快，谯沛集团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曹丕当权之后，立即重用当初支持自己的汝颍集团。正好又赶上谯沛集团的领袖人物夏侯惇、曹仁先后去世，汝颍集团很快就在斗争中取得了优势，谯沛集团的势力大为削弱。汝颍集团的领军人物陈群被任命为吏部尚书，不久又领中领军之职，继而升任镇军大将军，领中护军，录尚书事。同时，另一位骨干司马懿则被任命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这样一来，原来与军权无干的汝颍集团人物，就干预了军权，而谯沛集团对武装力量的垄断就此结束。从此，军政大权就完全落入了汝颍集团的手中。
　　汝颍集团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陈群一当上吏部尚书，就立即利用曹丕对他的信任制定了九品中正制。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各州郡设中正这一职位，专管选举。由中正评定人物的等级，然后交给吏部授予官职。中正是地方官，当然不可能违背本地世家大族的意志，所以由中正来评定人物的等级，必然对这些有权有势的世家大族有利。这实际上是一种进一步巩固士族门阀地位、排斥庶族新官僚阶层的制度。这一招可谓是对谯沛集团来了一个釜底抽薪。等到谯沛集团第一代人物先后去世，谯沛集团就出现了人才匮乏，当然也就日益衰落了。
　　有人提出九品中正制是曹丕和士族集团的一项政治交易，以曹丕同意九品官人法来换取士族对其篡汉的支持。范文澜先生就说：“士族障碍着曹操代汉做皇帝，与其说是为了拥汉，毋宁说是向曹操交换做官特权。”曹丕通过支持九品中正制换来了中原士族的拥戴。
　　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在曹魏政权的两大支柱中，谯沛集团一来是跟着曹操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二来很多人和曹家是亲戚或世交，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支持曹魏代汉的。但是曹操也好，曹丕也罢，对于汝颍集团是否支持自己篡汉是没谱的，可能也确实需要收买一下。
　　但是，曹丕却忘了一件事，九品中正制必然导致世家大族的势力膨胀，从而威胁到皇权。这是一颗定时炸弹。篡位心切的曹丕没有管这个，毕竟现在还有没哪个家族势力能够威胁到曹魏政权的统治。这倒也就罢了。不巧的是，曹丕很快又在自己的屁股底下放了一枚定时炸弹。
　　他在用九品中正制培养自己对手的同时，还不忘削弱曹氏宗室的力量。就拿曹植来说，在曹丕当皇帝之后，他一次又一次地上书希望能够出来做官、为国出力，可曹丕理都不理他。再比如曹彰，打仗相当厉害，建安二十三年曾大破乌丸，史称“斩首获生以千数”。但自从曹丕上台，曹彰就退出了政治舞台，后来甚至被毒死。其他曹氏皇族也差不多，被控制得死死的，根据史料记载，当时曹丕立下制度，将各藩国控制得非常严格，曹氏诸侯们手下都是些没用的人，军队不但是些老弱残兵，而且人数也少得可怜，“大数不过二百人”，一点儿实力都没有。
　　后来宗室曹冏上书痛陈：“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今之州牧、郡守……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间厕其间，与相维持……宗室有文者必限小县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等于说是宗室即使有才，也不能用，反倒不如那些地方上的大族，可以一家几个都当州牧、郡守。曹冏明确指出，这种做法问题太大了，“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
　　曹丕一面支持汝颍集团将谯沛集团逐渐挤出权力中心，壮大这些世家大族的势力；一面削弱曹氏宗室的力量。这简直就是在找死。这位魏国的开国皇帝正是曹魏帝国的掘墓人。

于神马

插个楼——与曹丕的作（一声）死相比，比他大五岁的孙权在此问题上就睿智得多。至于孙权如何处理皇族与士族的权利归属问题，详情请见下章。

于神马

　　墓虽然早就挖好了，但是曹魏帝国却还没有寿终正寝。皇帝宝座下的定时炸弹还没有爆炸的时候。什么时候爆炸呢？那就要等皇帝这个掌控整个政权的权力弱化。如果一直有一个强势的皇帝在上面，那么底下有野心的士族也没有胆量和机会来造反，即使造反也不容易得逞。但是，世袭的皇帝不可能总是强势。对于司马氏而言，机会说来就来。
　　公元239年，魏明帝曹叡病逝，年仅36岁，其子曹芳继位，年仅8岁。这样一来，大权必然落到辅政的大臣手中。所以，魏明帝选谁作为辅政大臣就相当关键了。可是，选辅政大臣一直是个难题，在曹魏帝国里更是如此。
　　众所周知，辅政大臣，一是要有能力，二是要忠心。可是在曹魏政权里，忠心的不一定有能力，有能力的不一定忠心。曹魏集团里，什么人忠心？一般大臣没有几个忠心的。你曹操“唯才是举”嘛，凡是有忠君思想的都被除掉了嘛。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宗室和与曹氏有血缘关系、姻亲关系、世代朋友关系的谯沛集团。依靠这些人也有问题。问题一：他们虽然忠于曹魏，但不一定忠于曹芳。都是曹操的后代，凭什么只有你曹芳能够当皇帝？当年西汉的七国之乱不就是刘氏皇族的内讧吗？问题二：这些人不见得有能力。执政能力是锻炼出来的。自曹丕以来，曹氏宗室一直都不担任行政职务，谯沛集团的人也都受到了排挤，再加上老一代打江山的人也都已经去世，结果是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没有处理军政大事的经验。
　　要说有能力，在曹魏集团里谁最有能力呢？毫无疑问，就是司马懿啊。他早年跟随曹操南征北战，之后又与诸葛亮对峙多年，能力毋庸置疑。可是，他忠心吗？我相信当时也没人敢打包票。他最初是东汉的臣子，既然可以背叛东汉，凭什么不能背叛曹魏呢？
　　曹叡想来想去，最后选择了让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在宗室中选择曹爽是很有道理的。最初曹叡想选的辅政大臣是自己的亲叔叔燕王曹宇。可是后来曹叡一想不对。曹宇是曹操的亲儿子，在宗室中德高望众。他借着辅政的机会把皇位拿过去不会有什么困难。这太危险了。相反，曹爽虽然是皇族成员，但是他不是曹操的血脉。他的父亲曹真只是曹操的养子，原来也不姓曹而是姓秦，和曹家一点儿血缘关系都没有。这就使他本人篡位的合法性大为降低了。所以，最终曹叡选了曹爽而将曹宇免职。
　　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看上去是在谯沛集团和汝颍集团两者间搞平衡，让双方相互牵制。但其实效果并不好。因为，曹爽不是司马懿的对手。
　　曹爽获得了辅政大臣的地位之后，自然也就成了谯沛集团的领袖。在他的身边也有一群拥护者，比如何晏、邓飏、丁谧等等。他们首先发难，对汝颍集团发动了进攻。他们首先采取了明升暗降的做法，让皇帝任命司马懿当太傅，实际上却剥夺了司马懿的权力。与此同时，让何晏主管官员的选拔工作，从士族手中把选举权拿了过来。
　　面对这种情况，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并没有立即反击，相反他采取了退让示弱的策略。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原因非常简单，当时以他的实力没办法和曹爽斗。
　　有很多人认为，世族门阀出身的司马氏取代宦官之后的曹氏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比如易中天先生就说：“以司马家族为首的士族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过是为士族的政权再次加冕。”其实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于神马

　　大家不妨想想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凭什么士族（汝颍集团）就要以司马家族为这个“首”呢？当时影响力并不输给司马氏的陈氏（陈群）、荀氏（荀彧、荀攸）、钟氏（钟繇）、王氏（王朗）、辛氏（辛毗）、华氏（华歆）等等名门何以心甘情愿地让司马氏骑到自己头上？其二，曹家如果不侵犯士族们的利益，何必要花力气把它打倒呢？就因为看不惯其出身不好，就要冒杀头的风险去搞政变？可能性恐怕不大吧。
　　司马懿在这个时候表现出自己的高明来。他自己躲到一边，让曹爽为所欲为。这样一来，受到曹爽打压的士族集团就会希望有一个人来领导自己与曹爽斗。其结果就是把原本关系并不密切的各大家族团结到司马懿的周围，拥护他当这个“首”。
　　司马懿很高明的同时，是曹爽的非常不高明。曹爽在对付汝颍集团的时候没有分化瓦解对手，也没有增强本方的实力。
　　政治斗争中，必须懂得瓦解对手，增强本方实力。要做到这一点，最有力的手段我们现在熟知的“统战”，拉拢中间派，孤立反对派。在三国时代，诸葛亮无疑是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他用人唯贤。他虽然打压本地的豪强，但是豪强中只要愿意而且有能力为蜀汉效力的，他也一样重用。曹操做得也很好。他唯才是举（这里说的“唯才是举”是在他提出“唯才是举”之前的真正的唯才是举）。只要有才，管你是士族还是寒族，都用。
　　曹爽与他们完全相反，他是任人唯亲。和他关系好的，他就提拔；和他关系不好，或者不招他喜欢的，他就贬斥。比如傅嘏（读“古”），虽然是士族出身，但是原先和谯沛集团的关系是不错的。他劝曹爽的弟弟曹羲不要重用何晏，说何晏这个人贪财，让他主政会出乱子。这显然是为谯沛集团着想。可是曹爽他们依然重用何晏，而何晏就打击报复傅嘏，把他罢免了。再比如孙礼。他并非名门之后，和同郡的卢毓（卢植的儿子，名门之后）关系还很不好，更重要的事这人非常有才华。不用这样的人用谁？但曹爽却因为在公事上与他发生争执而判了他五年有期徒刑。即使有很多人替孙礼求情，没让他坐牢，曹爽也还是把他免职，后来又一脚踹到了边疆，让他去当并州刺史。结果，气得孙礼去找司马懿，倒成了司马懿的铁杆拥趸。
　　曹爽在把大量中间派推向司马懿的同时，还在继续贯彻曹丕当年定下的限制皇族的政策。当时曹冏上书请曹爽从宗室中提拔优秀人才出来做官，以巩固曹魏政权。可是曹爽却把这话当成耳边风。他只任用自己的亲信。
　　这样一来，谯沛集团就完全退化为一个围绕在曹爽周围、依靠裙带关系而结成的政治集团。这种政治集团无疑是腐朽没落的。在他们的治理之下国事日非，各种社会矛盾都激化了。
　　司马懿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没过几年不仅士族阶层，其他阶层的有识之士也都把希望寄托在了司马懿这位当时曹魏帝国里地位最高、能力最强的士人身上。
　　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司马懿还不能有所动作。他对前来向他诉苦的孙礼说：“不要多说了，忍吧。要忍别人不能忍的事。”他为什么要忍呢？因为他必须等待一个时机。
　　当时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曹爽兄弟的手中，要打败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政变。政变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住军队。要想控制军队，就必须等到曹爽兄弟都不在军中的时候。终于在正始十年（公元249年）的正月初六等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于神马

　　这一天曹爽兄弟都离开自己的岗位陪同皇帝曹芳到城外拜谒魏明帝陵。司马懿立即召集自己的私人部队发动政变，迅速占领了都城洛阳。
　　在一个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曹爽又犯了一个大错误。他没有认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没有认识到这是两个对立的政治集团的大决战，误以为自己只要交出大权就能够保住性命和富贵。结果没有进行抗争就向司马懿投降了。
　　当时曹爽兄弟位高权重，不但掌握着首都洛阳的兵权，而且掌握着全国的军权。更重要的是，皇帝就在身边。号令天下谁敢不从？所以，他的手下桓范就向曹爽建议，立即集合洛阳城外的军队，然后前往许昌，与司马懿对峙。
　　如果曹爽按照范桓的建议行动，结果就很难预料。因为虽然司马懿能力很强，而且当时得到了陈泰、荀顗、钟会等士族的支持，但毕竟手中的实权并不大，尤其是军队数量有限。相反，在谯沛集团这边，夏侯霸、夏侯玄叔侄在关中统率大军与蜀国对峙，王淩、令狐愚、毋丘俭、诸葛诞等在东南方也都掌握着军权。只要曹爽把这些实权派人物团结起来，是完全可以与司马懿相抗衡的。
　　但是曹爽自己选择了一条死路。当他向司马懿投降之后，司马懿立即对谯沛集团进行了有效地分化、瓦解和消灭。他将谯沛集团划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是曹爽的嫡系，包括曹爽兄弟、何晏、桓范、邓飏、丁谧等人。对他们，司马懿的办法是立即尽数诛杀。第二类是虽然不是曹爽的嫡系，但却是铁杆拥曹派人物，比如夏侯氏的夏侯霸叔侄等人。对于他们，司马懿的办法是削其实权。第三类是虽然手握实权，并且偏向谯沛集团，但是并不一不定与曹氏共进退的人，比如王淩、令狐愚、毋丘俭、诸葛诞、李丰等。对于他们，司马懿既拉拢，又防范。
　　这样做的结果是，谯沛集团迅速分裂瓦解。夏侯霸逃亡到了蜀汉；夏侯玄放弃兵权回到中央；王淩、令狐愚发动了叛乱；毋丘俭、诸葛诞则站到了司马懿一边。
　　这些人如果团结起来，尚可与司马氏较量，一旦各自为战，就根本不是司马懿父子的对手。从公元250年到公元255年，司马懿父子先后三次对谯沛集团的残余势力进行围剿。公元251年，司马懿亲率大军剿灭王淩、令狐愚的叛乱。公元254，诛杀李丰、夏侯玄等，同年废掉曹芳。公元255年，由于李丰、夏侯玄被杀和曹芳被废，毋丘俭和文钦发动叛乱，毋丘俭兵败被杀，文钦逃亡到东吴。至此，完全剿灭了忠于曹魏政权的这支政治势力。

于神马

　　看到上面这段的叙述的时候，熟悉三国史的朋友恐怕会提出一些异议。寿春三叛怎么只讲了前两次？我的回答是，诸葛诞的叛乱和前两次叛乱性质是不同的。
　　诸葛诞本人既不是铁杆拥曹派，也不是寒门人物。诸葛诞和诸葛亮是同族，同为诸葛丰之后。诸葛家族是当时最赫赫有名的家族。诸葛亮父子在蜀汉、诸葛瑾父子在东吴，包括诸葛诞自己在曹魏都是权倾朝野的高官。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毋丘俭发动叛乱的时候，曾经去联络诸葛诞，但是诸葛诞不但没有与他们一起发动叛乱，反而率领大军前往平叛，成为镇压这次叛乱的主力。这充分说明诸葛诞并不属于谯沛集团，或者至少不是谯沛集团的坚定支持者。
　　那么，诸葛诞为什么会发动叛乱呢？《三国志》上写的原因是：“诞既与（夏侯）玄、（邓）飏等至亲，又王淩、毋丘俭累见夷灭，惧不自安”。但问题在于，如果他在毋丘俭叛乱之前就“惧不自安”，那么他就应该跟着一起叛乱；如果他在毋丘俭被杀之后才“惧不自安”，那么前在所写的“惧不自安”的理由就很牵强。
　　其实诸葛诞的叛乱与后来钟会在益州的叛乱比较类似，他们的目标都是割据一方。诸葛诞根本不是因为“惧不自安”才发展个人的势力，而是因为想要在淮南一带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才招兵买马。
　　这正是司马昭和后来的晋政权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
　　大家知道，士族不是一个家族，而是若干个势力极大的家族。士族当政，从根本上与皇帝（皇族）一家当政的中华帝制相冲突。也就是说，司马氏所面临的问题是，其他士族凭什么听你的？当司马家族的势力没有大到足以压制其他士族，没有成为一个超级豪门之前，司马家族就没有把曹魏取代的十足把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司马昭必须打压士族中家族势力比较大的家族。当时，诸葛诞正是这个家族势力比较大的士族人物。所以，司马昭选择了拿诸葛诞开刀，于公元257年，通过削其兵权、令其返京的办法逼反了诸葛诞，第二年将其消灭。
　　仅打压对手是不够的，关键还是在于如何发展自己。这个时候出了一个小乱子。
　　公元260年，傀儡皇帝曹髦亲自率领禁卫军发动了政变，要铲除司马昭。在帝国时代，在普通人眼里，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神一样的人物。皇帝亲自率军出征，没有军队敢阻拦他。当时司马昭的弟弟司马伷率军阻挡，皇帝曹髦一声喝斥，司马伷的军队就一哄而散。司马昭亲信贾充率军支援，结果军队也不敢与曹髦交锋。在这个紧急关头，贾充命令手下成济上前击杀了曹髦。
　　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处理变故。虽然此前司马师已经干出过废掉皇帝的事，但是大臣与皇帝直接发生武装冲突并且把皇帝杀掉，这还是破天荒头一遭。尤其是司马家族和汝颍集团都是“服膺儒教”，强调忠孝仁义。这事，简直就是自己给自己一个巴掌。
　　当时以陈泰为首的一部分人就提出，杀贾充以平公愤。陈泰是陈群的儿子，是汝颍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意见，应该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还有一点忠君思想的人的意见。
　　但是这个意见司马昭没有采纳。为什么没有采纳呢？因为司马昭知道，在这种紧要关头，绝对不能削弱自己的势力。如果杀掉自己的心腹重臣贾充，那就和砍掉自己一条胳膊一样。不但是失去了一个重量级的帮手，而且会导致原先归附于司马氏的人心想：“贾充都能够被出卖，谁还能幸免？”这样一来，司马氏的势力必然大大削弱，从而缩小了陈氏、荀氏、王氏等其他士族与司马氏的实力差距。
　　司马昭最终仅仅是将成济一家杀了，算是有个交待。
　　虽然吴国的张悌说：“曹髦之死，四方不动”，但事实上司马氏的执政地位在曹髦死后出现了动摇。一些忠于曹魏政权的士人对于司马氏极其不满。
　　怎么办？司马昭一方面是举起了屠刀，杀掉了当时名气最大的士人反对派嵇康。嵇康不但是竹林七贤之一，也是皇亲国戚。他的妻子是沛穆王曹林之女，《世语》记载他在毋丘俭叛乱的时候曾经有意起兵响应。另一方面，他通过对外发动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并希望通过战争的胜利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于神马

　　前面讲过，战争在短期内确实能够起到转移注意力、加强凝聚力的作用，但是要冒一定的风险。蜀汉政权发动战争，是以弱打强，风险大于收益；而曹魏发动战争，是以强打弱，风险肯定小得多。这才叫“攘外以安内”。
　　打谁呢？谁最弱打谁。司马昭决定对蜀汉发动进攻。这个决定当时除了野心勃勃的钟会以外，朝野上下并没有几个人赞成，包括灭蜀的主将邓艾都不同意。邓艾长期在前线与蜀汉作战，连他都不同意出兵，可见纯从军事方面考量，并没有可趁之机。这也可以证明，司马昭力排众议要打这一仗，更主要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事实上，灭蜀也确实是险胜，有些运气成分。
　　司马昭在灭掉了蜀国，并完全平定了蜀地的内乱之后，危机彻底结束，司马氏的权威不但重新树立了起来，而且由于灭蜀的大功，比以往更加不可一世。至此，司马昭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向皇帝宝座进军了。当年三月十九日，司马昭晋封晋王，向登上皇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司马昭眼看着就要皇袍加身了。可惜的是，中国是一个形式主义大国，像皇位更迭这种大事，必须经过一系列繁杂的程序。司马昭等不到那一天了，第二年的八月，死神阻挡了司马昭篡位的脚步。仅仅五个月之后，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就接受了魏国皇帝曹奂的禅让，晋帝国正式取代了曹魏帝国。
　　司马炎当上了皇帝，但是他深知自己的皇位并不稳固。他没有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和父亲司马昭的赫赫武功。同时还有很多大臣心里还多少对曹魏政权还有点感情，比如他自己的叔祖司马孚就公开说自己到死都是魏臣。
　　怎么办呢？俗话说得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个时候，不依靠自己家的人，依靠谁去？上台的第二天，司马炎一道诏书就将自己本家族的叔伯兄弟二十七人全部封王。而且这个王和曹魏时期的王大不一样。由于曹丕特别担心自己的兄弟和自己争位，防他们跟防贼似的，所以曹魏帝国的王都没有什么权力。司马炎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一次就封了二十七个王，而且是让他们手握实权。这些王全都兼着政府的要职。司马炎还不放心，甚至下诏让这些亲王可以在各自的封国内自行任命官员。
　　在加强本家族力量的同时，还得削弱敌对力量的势力。
　　对于司马家族晋帝国来讲，敌对力量是什么呢？正是司马家族之外的那些世族豪门。说到这里，有些人恐怕不理解了。晋政权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士族政权，这些世家大族正是晋政权最坚定的支持者，怎么会成为敌对力量呢？大家必须区分集体（世家大族）与这个集体中的个体（某个世家大族）。世家大族作为一个集体，当然是司马氏必须依靠的。这个集团是整个晋帝国的基础。但是，作为一个个的个体，每一个世家大族却都是司马氏能够掌控政权的潜在威胁，必须削弱其势力，让他们和司马家族拉开差距。
　　既要保证不削弱士族整体的实力，又要削弱世家大族个体的实力。这个问题不好解决。不过，司马炎是个聪明人。他的办法是广立高官。这样一来，不但满足了世家大族们当高官的愿望，而且由于高官数量的增加，导致每个官员的个人权力降低。

于神马

　　就拿原先皇帝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来说，秦汉时期就是三公，西汉称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东汉称司徒、司马、司空。在这三人之上，有太师、太傅、太保这三个不常设的荣誉职位，称为上公，都不管实事。东汉后期，权力集中到了大将军手中，连三公也都成了摆设。到司马炎这儿，一下子搞了个“八公”并立，不但有太宰（即太师，因避司马师的讳而改）、太傅、太保、司徒、太尉、司空，还加上了原先一般不和太尉并立的大司马、大将军。这“八公”并立，权力到底归谁呢？还不乱套？不用操心。这“八公”全是虚职，“皆萧然自放，机尔无为”。实权在尚书省和中书省。虽然是虚职，这些“公”们手下的属官却着实不少。每个公手下都有长史、西阁祭酒、东阁祭酒、西曹掾、东曹掾、户曹、仓曹、贼曹等办事人员和机构。（这里长史大概相当于秘书长，“阁”、“曹”相当于“办公室”，“祭酒”、“掾”大概相当于主任。）
　　再比如魏帝国在尚书省下面设立了二十五个曹，而司马炎一下子就增加了十个，变成了三十五个。怎么变的呢？最典型的是将原来的民曹（大概相当于民政办公室）一分为二，变成左民曹、右民曹。这就是纯属为了多安排点儿人当官。
　　在武职方面也是如此。晋帝国里不但有汉代已有的骠骑、车骑将军、四征(征东、征西、征南、征北)将军和曹魏增设的安东、安西、安南、安北四安将军，又加了四镇、四平，和不计其数的杂号将军。再加上什么都督、监都军之类的，真是高官成群。
　　设立的官职虽多，但是真正有权力的毕竟是少数。为了得到实权，就必须进行争斗。从公元265年晋帝国成立到公元280年灭吴短短十五年之间，晋帝国内部就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党争。第一次党争发生在泰始七年（公元271年），斗争的双方一边是贾充、何曾、荀勗、荀覬等人，另一方是任恺、张华、裴楷等人。双方争夺的焦点是中央政权的决策权。第二次党争发生在公元279年至280年，斗争的一方仍然是贾充这一帮子人，另一边则是张华、杜预、羊祜等人，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发动平吴战争。
　　这正是司马炎希望看到的。大臣们自己争起来，就没人有空惦记他的皇位了。在这种背景之下，公元280年，司马炎发动了平吴战争，一举扫灭了东吴，一统天下。
　　存在了八十年之久的东吴政权怎么会一朝崩溃呢？请看下章：士族的东吴。

于神马

岁数也很说明问题啊！比曹丕大六岁的诸葛亮和大五岁的孙权很明显在处理内部问题的手段比他高出一大截，于是乎实力最强的曹魏政权持续时间最短。。。这不得不说是曹丕的“功劳”。可叹曹昂、曹冲死得太早了。。。

于神马

第十四章士族的东吴

　　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一书的最后做过这样一个小结：“魏、蜀、吴，在本质上都是‘非士族政权’。因此，他们与士族阶级都有矛盾，有冲突，有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曹魏放弃，孙吴妥协，蜀汉坚持。正国为坚持，所以蜀汉先亡。正因为放弃，所以曹魏也亡。正因为妥协，所以孙吴尚能苟延残喘，却也不得不亡。因为只有晋，才是完全彻底的士族地主阶级政权。”
　　确实，在很多人看来，公元280年晋帝国一统天下，标志着士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士族门阀取得了统治天下的政治地位。
　　这是一个错误。
　　错就错在东吴早就已经是士族政权了。所以，当蜀汉灭亡的时候士族就已经取得了胜利。
　　有人也许会不理解：孙氏不是出身卑微吗？他们建立的吴国怎么会成为士族政权呢？判断一个政权的性质，不能仅看其领袖出自何种阶层。举例来讲，难道我们能够因为美国总统奥巴马是个黑人并且出自一个并不富裕的中产者家庭就否认美国是一个由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吗？判断一个政权的性质，唯一的标准就是这个政权在进行社会资源的分配时偏向于哪个阶级，也就是看其政策为哪个阶级服务。
　　以这一标准我们来回顾一下前面讲到的曹魏和蜀汉，我们就能够看出两者不是同一性质的政权。
　　曹魏从一开始建立起（曹操当政时期）就有浓重的士族阶级色彩，但由于谯沛集团的存在，是一个半士族政权。这一时期，人事方面有唯才是举，经济方面有大规模的屯田和抑制土地兼并，法制方面有对豪强士族的杀戮，这些都是反士族的。但是，与此同时，曹操又从士族中大量选拔人才，保障士族做官的权利，并且推行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的政策。这些又是符合士族利益的。后来，随着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士族在政权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于是屯田减少，抑制土地兼并也没有原先坚决。到士族通过政变搞垮了谯沛集团，曹魏就变成了一个完全的士族政权。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九品中正制由原先既看名声（行性）又看才能，变成只看名声甚至门第，不看才能了。
　　蜀汉政权则不同，从一开始就没有士族门阀的位置。这种局面的出现，既与刘备、诸葛亮等蜀汉领导者个人的社会背景、执政理念有关，也与蜀地当时士族势力较小、农庄经济不如中原发达的实际条件有关。蜀汉政权始终以民为本，即以中小地主和自耕农为其政权的基础。在政策上表现为以法治国，用人唯贤，压制豪强，努力发展自耕农经济，官吏普遍不以权力谋求个人或者家族财富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