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这么多相声说三国，就转一个讲三国的帖子吧。就是长了些。

于神马

　　刘备方面准备不足、一意孤行、想赢怕输，而孙权这边却是早有准备、上下一心。
　　孙权的准备工作一是积极拉拢曹魏集团。为了夺取荆州，孙权早就背着刘备和曹操勾结起来了。等到夺下了荆州，孙权更是加紧向曹魏集团靠拢。首先是公开与刘备决裂，不再承认刘备益州牧，同时向曹操上表称臣，甚至劝曹操称帝。作为回报，曹操则表荐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
　　当曹丕篡汉称帝以后，刘备集团上上下下群情激愤，痛骂曹魏，而孙权方面则保持沉默。等到刘备正式出兵东征以后，孙权则干脆向曹魏帝国称臣，并在当年的十一月接受了曹丕册封的吴王称号，从名义上成为曹魏帝国的一个藩王。
　　除了拉拢曹魏集团，孙权还迁都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他的这个举动当时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反对的。他们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这句话，后来毛泽东同志改写了一下，成为“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武昌鱼也成为湖北的一个特产。
　　孙权迁都，一方面是作出一种誓死不丢荆州的姿态，表现出一种必胜的决心，这对于在夷陵前线作战的将士是一种极大的激励。另一方面，缩短了司令部与前敌指挥部之间的距离，便于及时了解前方的动态，调整军力部署。
　　光做了这些准备还不够。要打败刘备的进攻，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而一支军队能够展现出超强的战斗力，必须有一位一流的统帅和一群绝对服从与他的将士。在这一点上，孙权方面也做了充分准备。
　　东吴集团一直是一个以军队为其核心力量的集团，军事将领很多，但内部矛盾也不少。最早在孙策手下，孙策当然是老大，大家都服他。但孙策死后，军队内部就多少出了一些问题。比如程普和周瑜之间就有过矛盾。当这支军队统帅的人必须有极强的能力和极高的威望。
　　孙权选择了名不见经传的陆逊来统率这支军队，当时军中很多人是不服的。《三国志-陆逊传》就说：当时“诸将军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恃，不相听从”。面对这种情况陆逊没有姑息，重申了军纪，说：“军令有常，不可犯矣”。巩固了自己在军中的地位，保证了军队能够一切行动听指挥。
　　事实证明，孙权的这个选择是无比正确的。
　　人们在分析夷陵之战的时候，往往忽略了曹魏的态度。事实上，刘备的惨败，与曹魏集团也有很大关系。

于神马

　　前面说了，孙权在刘备率大军东征的时候，向曹丕上表称臣。这是孙权主动向曹丕示好。站在曹魏政权的立场上来看，既可以选择接纳，也可以选择不接受。
　　曹丕选择了接受，而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一个非常平庸甚至极傻的选择，没有为曹魏帝国带来一点儿好处。当时曹丕的谋士刘晔就指出：“孙权早就有不臣之心，怎么可能就这样投降呢？肯定是遇到了大麻烦，才会派使臣来上表称臣。孙权前不久袭杀关羽，攻占了荆州，如今刘备率大军东征荆州，东吴外有强大敌人，内部民心不安，又害怕我们趁机出兵讨伐，所以才向我们投降，一则阻止我们的攻击，二则利用我们的声势，振奋国内人心，而使敌人惊疑。如今天下三分，我们占据十分之八，刘备和孙权只不过各占一州。他们依山水之险，事急之时，相互救援，才是正道。如今却互相残杀，这正是上天要灭亡他们。我们应该趁机出动大军南征。刘备攻击他的边境，我们却攻击他的心腹。不出一个月，孙权必亡。孙权一亡，刘备就孤立了。即使刘备得到东吴一半的地盘，也无法长期与我们相抗衡，更何况只得到其边境，我们却得到东吴的核心地带。”
　　这是一招非常狠毒的计策。如果当陆逊所率领的东吴主力与刘备在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前线相持之时，曹魏方面一面从襄阳顺汉江而下进攻江夏（今湖北省武汉市）、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一面从徐州出兵直接进攻孙权集团的老根据地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孙权集团将会是三面受敌，根本无法抵挡。
　　而孙权集团一旦崩溃，整个江东就必然落入曹魏集团的手中。因为一方面曹魏集团控制着南阳和襄阳，对于长江三峡这个连接荆益二州的主通道有着巨大威胁，刘备集团不可能长驱东下；另一方面刘备面对的是东吴的主力部队。所以，刘备集团所能获得的，恐怕也就是原先失去的那些地盘，甚至连江陵都未必能抢得到。
　　那么曹丕为什么没有接受刘晔的建议呢？曹丕有自己的理由。一是出兵东吴没有正当的理由。曹丕认为，人家都已经投降了，你还进军，这没有道理。他说：“别人投降称臣，我们却乘机翻脸，恐怕阻塞天下英雄归降之心。”对此，柏杨先生就指出：“这话在群雄并起时，是至理名言；而今，孙权之外，不过只剩下刘备，不有其他什么英雄？难道能鼓励出刘备归降之心？”况且，曹丕大可以趁机提出：既然你孙权归降了，那么你就应该亲自到洛阳来，把你的军政大权都交出来，像刘琮那样安排到别的州去当官；或者说，任命孙权当荆州牧，另外派人带着军队去接管扬州。
　　二是他想趁着刘备倾全国之师进攻孙权的机会进攻刘备。对此，刘晔就反对说：“蜀汉远而孙权近。一旦刘备发现我们进攻汉中，他肯定就退兵，这是我们没法阻挡的。相反，如果我们进攻孙权，刘备肯定也会加速挺进，而不会救孙权，从而会拖住孙权的主力。”事实上，魏延镇守的汉中固若金汤，曹魏根本没有机会。
　　由于刘备的准备不足、一意孤行、想赢怕输和曹魏集团的袖手旁观，准备充分的东吴集团躲过了这次灭顶之灾。夷陵之战以东吴集团大胜、蜀汉政权大败而曹魏帝国坐失良机而结束。三国鼎立的局面被正式确立了下来。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天意。正如诸葛亮说的，如果法正在的话，刘备可能就不会东征了，即使东征也不会败得这么惨了。但是，诸葛亮没有提到的另外一件事情是，如果曹操多活几年的话，也许就按照刘晔的建议大举南下从而一统天下了。曹操没有完成一统天下的伟业就抱憾而终，从这一点上讲，“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的话，放在曹操身上也是合适的。
毫无疑问，与法正的去世对于蜀汉集团的影响相比，曹操的去世对曹魏集团的影响更大。曹操这位出色的领袖一去世，曹魏集团顿时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音符。这是怎么回事呢？
　　请看下一章：裂开的帝国。

于神马

第十章　裂开的帝国

　　东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二十三日，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之一，曹魏政权的开创者曹操病逝于洛阳。
　　曹操的去世立即引发了三个变故。
　　第一个变故是青州兵团和徐州兵团擅自离开洛阳。青州兵团和徐州兵团的组成部分是比较类似的，都是被收编的黄巾军。这些军队也算是追随曹操南征北战多年的部队，但当曹操去世的消息一传出来，他们中有一些人认为恐怕天下又将大乱，于是就擅自率兵回家乡去了。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并不是像逃兵那样偷偷地潜逃或者溃散，而是成群结队，敲着战鼓，大张旗鼓地返乡。当时有人建议立即下令阻止，对反抗命令的加以讨伐。但是，最终政府没有用这样可能激化矛盾的举动，反而是发出公告，命沿途各郡县供应粮草，加以安抚。
　　第二个变故是面对混乱的局面，有人提出将所有城市的守将全部换在“谯沛人”。所谓“谯沛人”，是指谯郡人和沛国人（即今安徽淮北、亳州、宿迁一带的人）。“谯沛人”与别处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是曹操的老乡，其中很多人都和曹操沾亲带故，是最早追随曹操建立曹魏政权的人。这种建议立即遭到了非谯沛人的反对。魏郡（今河北省临漳县一带）太守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人徐宣道：“而今，远近一体，人人效忠。为什么一定要用谯沛人？这样会让其他忠心之士灰心丧气。”最终，这个意见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第三个变故是曹操的儿子曹彰从长安赶到洛阳奔丧，一到洛阳，他就问：“先王的印信在什么地方？”显然是有抢夺王位之心。时任谏议大夫（相当于政府高参）的贾逵义正辞严地回复道：“魏国已立了太子，自然由太子继承王位。先王印信在什么地方，你不必关心。”一句话就将曹彰挡了回去。既然拿不到印信，曹彰当然也就翻不起大浪来。
　　曹操一死，怎么就突然出了这么多不和谐的事件？其实，早在曹操在世的时候，问题就已经存在了。曹魏政权从一诞生起，就是一个内部充满了裂痕的政权。
　　怎么会这样呢？这得从曹操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开始说起。
　　曹操在击败了盘踞在河北的袁绍集团以后，基本上实现了中国北方的统一。这个时候，在曹操的手下有三种政治势力。其一，是忠于曹操，准备跟随曹操打天下、建立新政权的这帮人，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是夏侯惇、曹仁等；其二，是忠于汉室，想跟随曹操平定天下、匡扶汉室的人，代表人物是荀彧；其三，是名义上臣服于中央，而实际上却独立于一方的地方军阀，代表人物是马超、韩遂。
　　对于这三种人曹操当然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对于忠于自己的，是依靠；对于忠于汉室的，是能拉拢就拉拢，不能拉拢就干掉；对于想着独立的，是设法消除其势力。
　　曹操首先将矛头对准了第三类人。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命令钟繇、夏侯渊率领大军进入关中，作进攻汉中的准备。
　　这是一个狠招。马超、韩遂的根据地就在关中。一般而言，像他们这样的地方军阀是不愿意中央军进入其辖区的。中央军一旦进入，那么收拾他们就太容易了。摆一个鸿门宴，就足够把他们一锅端了。但是，要打汉中就必须经过关中，曹操派军前来理由非常充分，他们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能够将中央军挡在外面。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公开起兵造反。而一旦造反，以他们的实力事实上是无法与曹操相抗衡的。
　　曹操其实就是看准了这一条，他正愁没有理由来修理这些独霸一方的土皇帝们。马超、韩遂等人一起兵，曹操就名正言顺地率领大军讨伐他们了。
　　这一仗虽然是曹操早有预谋、主动挑起的，但其实打得并不顺利。当年的闰八月，曹操率军北渡黄河，正渡了一半，马超率军杀了过来。曹操也不知是镇定还是被吓傻了，“犹据胡床不动”，还呆坐在胡床（类似于马扎）上呢。许褚、张郃等人见情况紧急，拽起曹操就往船上跑。马超追过来，一通乱射，箭如雨下，差点没要了曹操的命。曹操逃过河后，自己也解嘲道：“今天差点被个小贼给干掉了。”
　　可惜马超当时没能干掉曹操，曹操一旦在关中稳，马超、韩遂们的末日就来了。在曹操的强攻和智取之下，马超、韩遂连战连败，最终不是逃亡他乡就是身首异处。曹操很快就平定了关中。
　　除了马超和韩遂，其实曹操手下还有一些半独立的势力，比如青州、徐州一带以臧霸为代表的豪强势力。曹操死后，正是这支势力出现了异动。
　　鉴于臧霸等人在《三国演义》中戏份不足，知名度比较低。我们有必要从头介绍一下这支势力的基本情况。臧霸是泰山华县人，出身比较贫贱，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狱吏。昌豨、吴敦等人出身还不如臧霸，都是中下层人士。他们这些人，早年都是在陶谦等地方长官的指挥下镇压徐州、青州的黄巾起义。陶谦死后，他们就带着手下的人在青州、徐州一带活动。曹操占领徐州以后，臧霸他们又归附于曹操。
　　但是，这些人中大部分人和关中的马操、韩遂等人一样，并不真心忠于曹操，而是热衷于当土皇帝。为了稳住这些人，正忙于对付袁绍的曹操，将青、徐二州的军政大权交给了臧霸。
　　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依旧不买账。昌豨就找了个机会造起反来了。当时，刘备不是从曹操手里偷来了徐州吗？昌豨就借着这个机会，在东海郡拉起队伍跟着刘备对抗曹操。结果，刘备一见曹操亲率大军前来就跑了，连关羽都顾不上，当然就更顾不上昌豨了。不过，当时曹操之所以放着袁绍不理而去对付刘备，原因在于他认定刘备是“天下英雄”，不早日除掉必成大患。昌豨显然不够档次，不值得曹操冒险去进攻。所以，就还在东海独立了一阵子。
　　等到曹操在官渡之战打败了袁绍，当然就不容昌豨再和自己对着干了。于是，就派夏侯渊、张辽等人率军进攻昌豨。不过，这一次并没有真正消灭昌豨的势力，相反，由于他势力比较强，曹操接受了他的投降。
　　曹操大军一撤，没过多久，昌豨又造反了。这一次，曹操派夏侯渊和于禁率大军再次征讨，并且臧霸也参于了这次东征。结果总算是把昌豨给杀掉了（按照《后出师表》中“五攻昌霸不下”的记载来看，其中的经过恐怕还要更复杂一些）。

于神马

　　最不听话的昌豨被消灭了，但并不是其他人就真的那么听话。但是，由于这些人并没有公开反对曹操，曹操对他们虽然不怎么信任，但却也不好对他们动手。对于这些人，曹操的办法是：你们如果造反，那就坚决消灭，如果不造反，就暂且让你们独霸一方，等到将来时机成熟再来对付你们。曹操之所以会姑息这些半独立的势力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人并不能对曹操形成真正的威胁。
　　让曹操真正头大的是前两类人。确切地说，是怎么区分前两类人。为此曹操必须进行试探。
　　在新版的电视连续剧《三国》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曹操打下徐州以后，邀请汉献帝和文武百官外出打猎。在打猎的过程中，曹操很不把汉献帝放在眼里，甚至抢过他的弓箭，射死一只鹿。当时，跟随曹操的人高呼万岁，而事后曹操就问程昱，百官有什么样的反应。
　　这个情节当然是后来人编的，历史上并无记载。况且当时曹操有袁绍这个强敌在一旁虎视眈眈，也不可能自己在内部主动制造矛盾。不过，等到他扫除了袁氏家族的势力以后，他就可能会有类似的举动。果然，就有人跳了出来。这个人，就是孔融。
　　我们认识孔融，最早应该是从“孔融让梨”的故事。历史上的孔融，却不仅是个会“让梨”的谦谦君子。他是孔子的第二十世孙，当时的名士，当过北海相（相当于地级市的市长）、青州刺史（相当于省纪委书记）、将作大匠（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部长）、少府（相当于财政部部长）等官职。他宽容好士，有谁当面指出他的缺点，他在背后便要称道这个人的优点；如果了解别人的才能而未加荐举，就认为是自己的过失；其余哪怕有一毫之善者，也无不受到他的礼遇。因此，“海内英俊皆信服之”。
　　但是，孔融对于曹操历来就看不上眼。一方面原因可能是曹操的出身的确让身为名门之后的孔融瞧不起，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因为他看出曹操有废汉自立之心。
　　最初孔融也还是很看好曹操的。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曹操刚刚迎奉天子不久，正好遇上袁术称帝，于是就想借这个机会杀掉和袁术的亲家太尉杨彪。这个时候，孔融就劝曹操说：“天下人敬仰您，是因为您明智而仁爱，办事公道。如果您滥杀无辜，只怕天下人都要寒心。”这显然是为曹操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孔融对于曹操的不满就越来越多了。到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孔融就写信讥讽曹操。当时曹操攻破了邺城，曹丕把袁熙的老婆甄氏（也就是传说中，曹植《洛神赋》中洛神的原型）抢回家了。孔融就给曹操写信说，当年武王伐纣，把纣王的老婆妲己赐给他儿子周公了。曹操开始没意识到孔融是在讥讽自己，还以为真有这事，就问孔融在什么地方看到的。孔融回信道：“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是啊，你曹操不是把敌人的老婆赐给儿子了吗？周武王当时没准儿也跟你一样。曹操吃了个哑巴亏。后来，曹操为了节约粮食下令禁酒，孔融又出来唱反调，而且同样是用的这种讥讽的口吻。他说：“从古以来就有因女人而亡国的，怎么不禁女人？”
　　孔融的这些冷言冷语，本来也没有什么政治用意，更多的是一种书生意气。但是，后来孔融建议恢复古代的制度，首都千里之内不封诸侯，这就是明显针对曹操、限制曹操了。可见，孔融已经将曹操视为一个潜在的乱臣贼子了。
　　更为可怕的是，孔融不是一个人，在他的周围还聚集了一个小团体。据《后汉书-孔融传》的记载，孔融晚年虽然只是一个太中大夫（相当于议员），是个标准的闲职，但依然“宾客日盈其门”，高朋满座。
　　于是，曹操终于动了杀机。就在赤壁之战前，曹操公布了孔融的罪状，将孔融满门抄斩。曹操杀孔融，用的罪名非常古怪，是“不孝”。不是孔融本身有不孝的行为，而是有不孝的言论。据称，孔融对弥衡说，父子、母子之间是没有恩爱的，只是情欲发作的结果而已。当时没有录音机，这些话孔融说过没有，只有弥衡能证明。可是，弥衡早就死了，死无对证啊！人们怎么能够心服口服？
　　但是，曹操这么做是有用意的。一方面，他这么做不但消灭了政敌，而且彻底把他给批臭了。一个人居然说出如此不孝的话来，其人品还靠得住吗？还有资格议论国家大事吗？他的政治主张还能够站得住脚吗？另一方面，汉王朝历来宣扬以孝治天下。儒家认为，一个人如果孝，那么一定不会做犯上作乱的事。曹操以“不孝”来打击政敌，就是标榜自己很“孝”，既然很“孝”，当然就不会犯上作乱，不会篡位。
　　不过，事实上这一次屠杀的结果并不理想。虽然当时在曹操的高压之下，内部的反对派们一下子哑了火，但是曹操赤壁战败之后，反对的声音就又再次出现，而且还更大了。正如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作注时写的那样：“曹操因为赤壁战败，威望大损，朝中有人想借着赤壁之败扳倒曹操。”
　　面对这个局面，曹操发布了《让县自明本志令》（也称《述志令》）。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历来受到史学家的重视。有人说：“曹操这项《自明本志令》，光明磊落，字字真挚。”也有人说：“曹操让县是假的，让县时说的话是真的，或基本上是真的，大部分是真的。”在我看来，曹操的话很有水平，已不能用真假来衡量。
　　曹操在这篇文章中回顾了自己从一个普通的“孝廉”成为丞相的经历，坦然承认自己并不是从小就胸怀大志，是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将自己推到了高位。自己对于东汉帝国有大功劳。这基本上是事实。说完这些事实，曹操开始为自己辩驳，说自己“身为宰相，作为人臣已到了极点，已超过了当初的志向”（ 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听到这些说自己要篡汉的言论，就“每用耿耿”，心里很不爽。这好像是表明曹操没有篡汉之心，是忠于汉室的，但是这个逻辑并不严密。成为最有权势的臣子就不想着篡位了吗？超过原来的志向，就没有新的野心了吗？既然你曹操每次听到说自己要篡汉的言论就心里不爽，那么怎么不明确表态，自己绝不篡汉呢？自己将誓死效忠汉献帝呢？
　　曹操只说自己过去对东汉帝国的贡献，只说自己绝对不会放弃手中的权力，“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只说自己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没有这个野心，但却对于未来会继续效忠于汉献帝只字不提。
　　与其说这是一个“让朝廷内朝廷外的反对派都没有话说”的辩护词，倒不如说这是一个向所有潜在的反对派下的一封挑战书。告诉他们，自己绝不会放弃手中足以篡夺帝位的权力，至于篡还是不篡，就在他曹某人一念之间。现在还没有这个念头，但并不保证未来不会这么做。
　　曹操为什么这么写呢？其实正是因为他想要搞清楚他的手下哪些人是因为忠于汉献帝而忠于他曹操，哪些人是因为忠于他曹操而忠于汉献帝。他的这番话，句句都在说自己不会篡汉，不会给任何人留下把柄，但却使那些认为他将篡汉的人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这样一来，忠于他曹操的人必须跳出来为他进军皇帝宝座而摇旗呐喊，而忠于汉室的人也必须跳出来反对他。
　　曹操这一招奏效没有呢？应该是奏效了。在曹操发布《让县自明本志令》以后，曹氏的势力在朝中迅速膨胀起来。没过几天曹操的三个儿子曹植、曹据、曹豹就被封为县侯，而且封地都在战略要地。第二年，曹操的长子曹丕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兼副丞相。又过了一年，曹操被准许“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入朝不趋”。
　　所谓“赞拜不名”就是朝见天子的时候，司仪只喊“某某官”而不喊名字。比如曹操，之前要喊：“宣丞相曹操上殿”，而现在则只喊：“宣丞相上殿”。所谓“剑履上殿”，就是见皇帝的时候不必脱鞋和解下佩剑。所谓“入朝不趋”，则是指可以大摇大摆地走上殿去，不必一路小跑。这是三项特殊的荣誉，萧何当年也只有后两项特权，没有前面的“赞拜不名”。
　　这些官位和荣誉，显然不是曹操一个人自导自演。那些拥曹不拥汉的人，都在积极地运作。其中之一就是董昭。就在曹操被准许“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之后不久，董昭就又开始在群臣中搞串联，为曹操晋封公爵并加“九锡”（九种礼器）大造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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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忠于汉室而拥护曹操的大臣终于坐不住了。荀彧在这个关键时刻站了出来，公开表示反对。
　　荀彧不是一般人，他是曹操集团的首席谋士、东汉帝国日常政务的实际处理者，相当于曹操集团里的诸葛亮。荀氏是颍川郡的名门望族，荀彧则是荀氏中最杰出的一位。他早在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就主动弃袁绍而投曹操。当时曹操就将他称为自己的张良。在此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荀彧一直是曹操最值得信赖的谋士。曹操在外打仗遇到了困难，总会写信给荀彧询问对策，而荀彧也每每提出正确的意见和建议。比如官渡之战，曹操想退守许都，荀彧坚决反对，鼓励曹操咬牙坚持，最终取得了胜利。再比如赤壁之战前，荀彧建议曹操轻兵进攻荆州，结果打得刘备丢盔弃甲，轻而易举就夺了大半个荆州。荀彧不但是谋士，更是肱股重臣。曹操由于长期领兵在外作战，内政几乎全部交给荀彧处理。荀彧主政期间，曹操的后方非常稳定。而且荀彧还为曹操集团推荐了荀攸、郭嘉、钟繇、司马懿等一大批优秀人才。后人在评价荀彧和荀攸的时候这样说：“荀彧推荐善良人人，不获任用，就不停止；荀攸排除邪恶的人，不见免职，永不罢休”。注意，这是互文，并非说荀彧只推荐而荀攸只罢免。所以，易中天先生说荀彧对于曹操是“萧何兼张良”，是很有道理的。
　　就是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公开地反对曹操晋封公爵。他表示：“曹公当初首倡义兵，正是要匡扶汉室。虽然功勋卓著，然而却忠贞不二。君子爱人以德，这样做不好。”以荀彧的聪明才智，不会不知道，董昭等人是按曹操的意思办事。他虽然话是冲着董昭说的，但却在向曹操传递着非常明确的信号，希望曹操不要得寸进尺。曹操听到荀彧的话以后，心里肯定极不舒服。《三国志-荀彧传》的说法是，“太祖由是心不能平”。确实是心不能平，一个长期以来最亲密的战友突然成为敌人，换作谁都心里都无法平静下来。
　　曹操不能像对付孔融那样把荀彧一杀了之，只能私下处理。易中天先生认为：“荀彧已经是唱反调，但也只是一个人，不代表某个集团或势力，又是自己的大功臣，就不公开杀他，死后也给予厚待。孔融一贯唱反调，又代表着社会上和朝廷中的反对势力，长期和曹操作对，就不但要公开处死，满门抄斩，还要妄加罪名，批倒批臭。”这话恰恰是说反了。相比于孔融，荀彧的政治影响力、政治能量要大得多。他不但是一个名士，而且汝颍集团甚至整个士人集团的领袖。前面讲过，曹操集团有两支重要的依靠力量，一是以曹氏、夏侯氏为代表的谯沛集团，一是以荀彧、荀攸、郭嘉、钟繇等为代表的汝颍集团。曹操手下有大批文臣、谋士都是荀彧一手提拔起来的，用“门生故吏遍天下”来形容也一点不为过。
　　所以说，孔融代表的只是一个小集团，当然可以大开杀戒，而荀彧所代表的是一个大集团，则必须小心从事。公开杀荀彧，很可能会导致整个汝颍集团甚至是整个士人集团与曹操公然决裂。这会比当年杀边让更加可怕。然而，荀彧如果坚持己见，又不能不死。以他的地位和影响力，足以阻挡曹操迈向皇帝宝座。怎么办？
　　这时曹操正好在南方与孙权作战，于是就上表朝廷，让荀彧到前线劳军。这样一来，就让荀彧离开了中央，削弱了他对其他大臣的影响力。而到了前线以后，曹操又给荀彧加了侍中、光禄大夫这样的荣誉官衔，让他在身边当参谋。我猜测，曹操和荀彧两人应该进行了深入地交流。曹操肯定希望荀彧转而支持自己。这当然是最佳结果。但是，事情显然不是这样。两人到底怎么谈的，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是，荀彧到了前线不久就病倒了，然后就去世了。
　　关于荀彧之死，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忧郁而死，一种是被迫自杀。后一种说法，说得更为详细。说当时曹操给荀彧一个食盒，荀彧打开一看，是空的。知道曹操这里已经没有自己的饭吃了，于是就自杀了。这事是真实的，还是后人瞎编的，不得而知。其实我们也不必追究这个真相。无论是怎么死的，归根结底幕后凶手都是曹操。
　　对于荀彧而言，死者长已矣。对于其他人而言，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可以想像荀彧的非正常死亡，在当时的政坛必然会引发一场大地震。
　　朝中大臣，尤其是汝颍集团的其他人物，如荀攸、钟繇、陈群等人，不可能不将自己与荀彧做一个类比，他们不免会想：一旦逆了曹操的意思，连荀彧都会被杀，谁还能幸免？那么，可以选择的路只有两条：要么顺曹操的意思，支持曹操篡汉；要么与曹操决裂，发动政变除掉曹操。
　　无论选择哪条路，结果都是不会再提反对意见。
　　荀彧之死对于大臣们有影响，同样会给曹操巨大的心理震撼。曹操不能不想：连荀彧都反对我，谁还不能反对我？以曹操的聪明才智，他会料到荀彧之死的结果是从此不再有人公开提反对意见。但没有人公开反对，不等于没有人暗地里使坏。他必须把这些人除掉。
　　既然大臣中有人想要除掉曹操，而曹操也对大臣中的异己势力拔出了屠刀，那么一场腥风血雨就不可避免。可以说，从这一刻起，曹魏帝国从东汉帝国中分裂出来了。但是，对于包括曹操在内的很多人而言，他们不知道在身边与自己共事的人谁属于东汉帝国，谁属于曹魏帝国。和当前流行的游戏“三国杀”一样，大家都在猜测、怀疑、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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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之后，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曹操首先对汉献帝身边的人动手了。曹操杀了汉献帝的正妻伏皇后。怎么回事呢？据史书记载，早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董承因为“衣带诏”一案被杀。汉献帝的小老婆董贵人是董承的女儿，当时怀有身孕。汉献帝就替她向曹操求情，但是曹操不答应。伏皇后因此对曹操有怨言，就写信给自己的父亲伏完，说了些曹操的坏话。没想到十几年后，这件旧事曝光，曹操就命御史大夫郗虑、尚书令华歆进宫逮捕伏皇后，将她正法。伏皇后被抓了以后，求皇帝救自己。汉献帝回答道：“我自己都不知道能活到几时？”就这样，伏皇后和她的儿子、兄弟等人都被杀掉了。
　　对于这个事情，吕思勉先生的评论是：“一望而知其是附会之谈”。吕先生指出，凡做大事的人，不会把外人的评论放在心上，曹操岂是在乎别人说三道四的人？怎么会因为一封十几年前的信而杀皇后呢？肯定是有一些不可告人的隐情。易中天先生推测道：“这件事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背后有一个天大的阴谋。这个阴谋是冲着曹操来的，皇后卷入了其中，或者必须借皇后的一颗人头才能杀一儆百。正因为阴谋太大，甚至皇帝本人也参与其中，他才忍气吞声，唯唯诺诺任由曹操大施暴虐。也正因为阴谋太大，谁都不能公开说出来，这才胡乱找了一个小岔子来做掩饰。”
　　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我们同时要注意，在《资治通鉴》中，紧挨着这件事情，记载着另外一个事。说汉献帝左右都是曹操的人，只有一个叫赵彦的议郎（相当于参谋）经常向皇帝陈述时势和对策。结果曹操找了个机会把赵彦杀了。汉献帝就对曹操说：“你如果愿意辅佐我，那我感激不尽；如果不愿辅佐我，求你开恩，放我一条生路。”曹操听了这话，吓出一身冷汗，生怕汉献帝会做困兽之斗，趁自己晋见的机会干掉自己（这种事在后来历史上多次发生，比如尔朱荣和鳌拜就是典型），从此就不再晋见皇帝。
　　这些记载虽然未必都是真实的，但是表明当时曹操与汉献帝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汉献帝身边的人甚至包括汉献帝本人，很可能已经开始铤而走险，而曹操则毫不犹豫地予以镇压。伏皇后一案，不过是冰山一角。
　　曹操在杀了伏皇后以后，势必激起忠汉派大臣更为强烈的怒火。对此，曹操再次先下手为强，举起了屠刀。这一次，遭殃的是崔琰。
　　崔琰是当时有名的正人君子。他早年酷爱武术，喜欢击剑。后来又跟随当时的经学大师郑玄学习儒家经典。由于他是冀州人，所以很自然地来到袁绍的手下当官。袁绍死后，袁尚和袁谭都抢着要他。但是崔琰觉得这两位都不能成大事，声称自己有病，辞职不干。结果被关进监狱，差点儿被杀死。曹操平定冀州的时候，得到了崔琰，让他当别驾从事（也就是参谋）。当崔琰来拜见曹操时，曹操对他说：“我昨天审查了一下冀州的户籍，可以征召三十万大军，真是个大州啊！”崔琰义正辞严地回答说：“现在天下大乱，袁氏兄弟又互相残杀，百姓苦不堪言。您来到这里，也不先问问百姓的生活风俗如何，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反而先问户籍，这岂是冀州的百姓所希望的！”这话不禁让曹操肃然起敬。后来，曹操一直以崔琰为众人的表率、楷模，并让他主抓人才选拔和地方官员的管理。
　　就是这样一个正人君子，被曹操莫名其妙地杀掉了。《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就写道：崔琰之死“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这事也确实古怪。事情是这样的：曹操做了魏王（在扫除了荀彧之后，曹操很快就晋封公爵，不久又晋封王爵）以后，有个叫杨训的人写了一篇表章，称颂曹操的功德。有的人就说他迎合权势，是个马屁精，进而又指责崔琰居然举荐这种人当官。于是，崔琰就把杨训写的东西拿过来看了看，然后给杨训写了一封短信，说：“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就因为这封信，崔琰被逮捕，后来又被迫自杀。
　　一封信仅有十四个字的信，怎么会就让曹操举起了屠刀呢？我们得好好研究一下这十四个字。“省表”，意思非常明确：表章我看过了。这个没有什么疑问。“事佳耳”，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事情做得还错嘛”。这就有疑问了，“事”是什么事呢？可以有三种理解。一是这份表章写得可以；二是写表章这件事做得可以；三是表章中所写的曹操干的事，做得可以。“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从字面上讲，意思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情况会发生变化。”问题又来了，什么情况会发生变化呢？一种解释是，人们对杨训的评价会发生变化。另一种解释是，曹操权倾天下的形势会发生变化。
　　曹操的理解显然与众不同，他认为崔琰所谓的“事佳耳”，是说自己做的这些事还可以，所谓的“会当有变时”，是说自己一定不能长久保持权势。因此当然就勃然大怒。
　　这个案子，一看就知道是冤案。用易中天先生的话讲，“曹操的表现，则近乎歇斯底里”。更为让人惊讶的是，曹操在杀崔琰的同时，还对与崔琰一起主持人事工作的毛玠下了毒手。毛玠也是曹操的老部下，当年提出“奉天子”、“修耕植”、“畜军资”三大主张的就是他。他一直是曹操集团的栋梁。但是，当有人控告毛玠因崔琰被杀一事对曹操很不满时，曹操不问青红皂白，就将毛玠抓了起来。幸亏有一贯支持曹操的桓阶为他说好话，曹操才没有痛下杀手，但依然罢了毛玠的官。
　　曹操这是怎么了？
　　易中天先生给了三种可能的解释。
　　一是神经过敏。按照传统观念，正人君子当然是忠君的，所以对崔琰这样的正人君子，曹操就格外不放心。结果崔琰的这封信，就让曹操起了疑心。最终，曹操决定先下手为强，把他干掉。毛玠的情况也类似。这个解释很有道理，但是对于曹操为什么会神经过敏却语焉不详。我们等会儿再详细说。
　　二是报复杀人。前面提到，崔琰曾义正辞严地责难曹操。因此，易中天先生认为：“那疙瘩，也就结在了心底”。这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大家自己想想，你会因为一个人十几年前骂过自己就痛下杀手吗？曹操就会为了这点儿小事而杀人？肯定不会。一个旁证就是，骂曹操骂得最凶的是陈琳。他的那篇檄文简直把曹操祖宗八代都骂到了。结果怎么样？在崔琰被杀一年以后寿终正寝。
　　三是安排后事。崔琰的侄女是曹植的妻子。杀崔琰是在剪除曹植的势力。这个解释其实也不通。首先，曹操当时还没有决定立谁为太子。其次，无论是崔琰还是毛玠，都是支持曹丕的。第三，真正支持曹植的丁仪，正是陷害毛玠的凶手之一。
　　否定了后两种解释，那么是否就能肯定第一种解释呢？不能。曹操神经过敏不假，但还没有精神错乱。作为大文豪的曹操，不会不知道这句话有歧意，更不会不问青红皂白就随便杀人。如果仅以崔琰是正人君子曹操就对其生疑来解释，绝对难以服众。因为正人君子多了，荀攸、钟繇、陈群等人哪一个不是正人君子？怎么没被曹操施以毒手？难道就是崔琰和毛玠二位点儿背？
　　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崔琰和毛玠都主抓选拔官员。对于曹操来讲，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证选拔出来的官员是拥曹而非拥汉的。崔琰、毛玠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或者说，他们在有意无意地将一些忠汉派提拔到政府的要害部门。这恐怕才是曹操真正不能容忍的地方。
　　大家知道，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样的组织里，领导必须抓到手里的两项权力，一是人事权，二是财政权。掌管这两个部门的属下，必须和一把手同心同德。崔琰和毛玠这两位正人君子，显然没有和曹操站在同一战线上。他们虽然没有公开反对曹操，但是在人事安排上却依然坚持选择儒士，也就是选择偏向汝颍集团的人物。史书记载：“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更说明其选人以德为先的理念。在中国古代，最大的德就是忠君。这正好触到了曹操的痛处。
　　事实上，自从荀彧公开反对曹操以后，曹操对于汝颍集团的信任度大打折扣。在曹操看来，这些君子、儒士必定和荀彧一样忠于汉室。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够更深刻地认识曹操为什么会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
　　对于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古往今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誉。如宋人洪迈虽然骂其为汉贼，但却不得不承认他所用的人，无一不有治才，无一不清正。甚至在其所著《容斋随笔》中专门写了《曹操用人》一条。当代著名史学家万绳楠先生也称赞道：“用人无疑，唯才所宜，是曹操不同于东汉与汉末其他军阀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曹操成功的法宝。”

于神马

　　毋庸置疑，曹操在用人确实非常高明。曹魏集团也确实是人才济济。但是，“唯才是举”政策的提出，并不是曹操能够崛起并统一中国北方的原因之一。因为，曹操明确提出要“唯才是举”是在赤壁之战以后。事实上曹操提出的“唯才是举”，并不是后人所理解的唯才是举。
　　要谈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不能不提其于于建安十五年、十九年和二十二年发布的三道求才令。
　　建安十五年春，曹操发布了第一个求才令。这道令说了四个问题。一是治理国家应当求才；二是天下未定，正是求才之时；三是求才不必在乎道德；四是明确表示要“唯才是举”。这是曹操第一次公开宣布“唯才是举”。
　　建安十九年十二月，曹操又发布了第二道求才令。这道令上明确指出有才未必有德，有德也未必有才，并要求有关部门（其实也就是主管选举的崔琰和毛玠）“明思此义”，不要因为道德上的问题而放弃人才。
　　建安二十二年秋八月，也就是杀崔琰、废毛玠的第二年，曹操发布了第三道求才令——《举贤勿拘品行令》。在这个令中，曹操列举了大量的例子，说明有才者未必有德。并且明确宣布，即使“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即使“不仁不孝”，只要他“高才异质”，“有治国用兵之术”，便要提拔重用。
　　历来论者都认为这求才三令的发布，是曹操公开发布了自己的用人方针，是曹操用人思想的结晶，“标志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的大变革，从此进入了一个重才、求才的时代”。
　　然而，这些论断却难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从求才三令发布到九品中正制产生期间到底“举”出了哪些人才？曹魏集团中的绝大多数人才都在求才三令发布以前就已经崭露头角。早期跟随曹操南征北战的二荀、夏侯氏诸将自不必说，后来被曹丕视为柱石的陈群、司马懿、钟繇、华歆、王朗等人也都是在建安中期以前就受到征召。仅荀彧（死于建安十七年）一人就推荐了荀攸、钟繇、陈群、司马懿、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戏志才、郭嘉与杜畿等人。相反，在从建安十五年到建安二十五年这十年间却未见有多少名传后世的智能之士受到破格提拔或征召。这如何解释呢？
　　其二，既然荀彧、荀攸、崔琰、毛玠等人推荐了那么多人才，而且其中很多人就是“唯才是举”的结果。比如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为什么曹操还要连续三次发布求才令？而且，在第二次求才令中还专门要求“有司明思此义”，即让崔琰和毛玠主管的组织部门严格执行“唯才是举”的方针。按万绳楠先生的说法，这么说显然是因为“有司仍然主张以‘行’取士，无行的不用”。这岂不是很奇怪吗？
　　事实上，“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是在曹操一步步向皇位逼近的过程中提出并施行的。曹操的“唯才是举”并不是为了真正得到人才而去与刘备、孙权争夺天下，而是另有目的。当时曹操在争天下的方面是比较消极的。得陇却不望蜀便是明证。曹魏集团在这一时期并没有选拔出多少有才能的人士，一大批高水平的文臣武将都是在此之前就被选拔出来了。
　　曹操“唯才是举”的真正用意何在呢？从表面上看，曹操好像是说选拔人才不要求全责备，其实说到底，曹操所谓的不拘于品行，并不是普通的社会道德，不是盗嫂偷金、不仁不孝这类事，而是政治道德，即忠于汉室。他要建立一个不忠于汉室的官僚队伍。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崔琰和毛玠（包括之前的荀彧）正是在这一点上没有领会曹操的真实意图，依然选拔“清正之士”。这才使曹操连发求才令，并让他们“明思此义”。《资治通鉴》上提到一件事，说崔琰的堂弟崔林非常推崇崔琰，认为陈群靠着谄媚保命，不是大丈夫。陈群是后来曹魏篡汉的主要鼓动者之一。崔林的观点，反应出当时的“清正之士”对于陈群等倒向曹氏的士人的看法。可见这些“清正之士”是拥汉不拥曹的。这就不能不令曹操感到恼火。
　　由于崔琰和毛玠主持选举期间，选拔了大量不愿依附于曹氏的“清正之士”，尤其是当曹操一再重申“唯才是举”以后，他们仍然无动于衷。这就不能不让曹操怀疑他们是在有意与自己作对，是在蓄意破坏自己取代汉献帝的大业。
　　所以，当崔琰说一段模棱两可的话以后，曹操自然会神经过敏，最终痛下杀手。

于神马

　　我们不知道崔琰、毛玠到底支不支持曹氏篡汉，也不知道他们选拔“清正之士”究竟是不是因为心存汉室。反正，他们就这么被曹操杀掉、废掉了。曹操扫除了崔琰、毛玠这两个“疑似”忠汉派之后，唯才是举的方针得到彻底推行。但是，朝中的反抗势力却并没有偃旗息鼓，相反他们接连发动了三次重大的叛乱。
　　第一次是在建安二十三年初（公元218年），少府（相当于宫廷后勤部长）耿纪、司直（许都直辖区的政务长官）韦晃、太医令（宫廷医院的院长）吉本父子发动叛乱。这些人没有兵权，只有一千多人的乌合之众，当然没几天就被镇压下去了。
　　第二次是在这一年的十月，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守将侯音发动了叛乱。宛城是南阳郡的首府，处于争夺荆州的前线。侯音作为守将，手中有一些兵力。所以，这次叛持续的时间稍长一些。到第二年正月，曹仁率军攻陷了宛城，并且屠城，将这次叛乱镇压了下去。
　　就在平定宛城叛的这一年秋天，发生了第三次叛乱。不过，与前两次不同，这次叛乱在发动之前就因为泄密而被扼杀了。这一次叛乱的主谋是魏讽，涉及的人很多，据史料记载，牵连处死的多达数千人。魏讽能力再强，也不可能真能鼓动这么多人。显然，曹操借这个机会对朝中的忠汉派实施了一次大清洗。
　　经过这次大清洗，曹魏集团中的忠汉派几乎全军覆没。至此，曹操已经完全扫除了篡位的阻碍。然而，很奇怪的是，曹操至死都没有篡位。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张作耀先生总结了四个原因。一是曹操年轻的时候说过“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的话。这种观念，恐怕还会有些影响。二是曹家世受汉恩，曹操可能还有报答之心。三是曹操长期以来一直信誓旦旦地称自己没有篡汉自立之意，不好自食其言。四是担心刘备和孙权也跟着称帝，搞得跟自己平起平坐。
　　这四条都言之成理。我在此补充说几点。
　　第一，关于“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这种观念与篡汉不吉利其实不是一回事。所谓“废立”，是废掉一个皇帝，再立另外一个皇帝，而不是改朝换代。虽然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篡位是很常见的历史事件，但是要注意，在曹操之前，没有出现过篡位成功的先例。夏商周三代都是一个国家灭掉另一个国家，春秋战国时代，虽然在田氏齐国取代姜氏齐国，也有三家分晋，但毕竟那只是诸侯国而不是天下的最高领袖。后来秦取代周、汉取代秦，都是靠灭国战争。唯一试了一把篡位的是王莽，结果短短几年就身首异处。
　　第二，曹操是一个重实质、轻形式的人。他在《述志令》中明确提出：“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到了建安二十二年之后，曹操已经是不称为皇帝的皇帝，所有政治待遇已经和皇帝一样了。只有一点曹操是比不上汉献帝的，即刘备集团和孙权集团并不臣服于他。这一点，又恰恰是称帝所不能解决的。相反，一旦曹操称帝，曹操的政令即使在名义上也不可能传达到刘备、孙权的地盘上了（不称帝，至少在名义上，中央政府的政令对于刘备、孙权还是起作用的）。可能对于曹操来说，他愿意做一个拥有整个天下的真正的皇帝，而不愿做个只有半个天下的皇帝。从这个角度来讲，曹操自比周文王（也是只有半个天下的君主），恐怕不仅是要曹丕去篡汉，而更应视作他将统一天下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可惜的是，曹丕没有完成曹操的遗愿。在孙刘夷陵之战中，曹丕不趁东吴空虚之机大举南下，反倒绕道关中进攻刘备。结果，坐失良机。幸运地躲过灭顶之灾的孙权集团，牢固地占据了荆、扬二州。曹丕想要一统天下，唯一的希望就在于在猇亭惨败的刘备集团崩盘。当时刘备集团也确实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过，曹丕再一次辜负了父亲的希望。他选择大举进攻背叛了自己的孙权集团。结果蜀汉在诸葛亮的治理之下迅速地稳定并强大起来，成为曹魏帝国的心腹大患。
　　请看下一章：诸葛亮治蜀。

于神马

　　我们不知道崔琰、毛玠到底支不支持曹氏篡汉，也不知道他们选拔“清正之士”究竟是不是因为心存汉室。反正，他们就这么被曹操杀掉、废掉了。曹操扫除了崔琰、毛玠这两个“疑似”忠汉派之后，唯才是举的方针得到彻底推行。但是，朝中的反抗势力却并没有偃旗息鼓，相反他们接连发动了三次重大的叛乱。
　　第一次是在建安二十三年初（公元218年），少府（相当于宫廷后勤部长）耿纪、司直（许都直辖区的政务长官）韦晃、太医令（宫廷医院的院长）吉本父子发动叛乱。这些人没有兵权，只有一千多人的乌合之众，当然没几天就被镇压下去了。
　　第二次是在这一年的十月，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守将侯音发动了叛乱。宛城是南阳郡的首府，处于争夺荆州的前线。侯音作为守将，手中有一些兵力。所以，这次叛持续的时间稍长一些。到第二年正月，曹仁率军攻陷了宛城，并且屠城，将这次叛乱镇压了下去。
　　就在平定宛城叛的这一年秋天，发生了第三次叛乱。不过，与前两次不同，这次叛乱在发动之前就因为泄密而被扼杀了。这一次叛乱的主谋是魏讽，涉及的人很多，据史料记载，牵连处死的多达数千人。魏讽能力再强，也不可能真能鼓动这么多人。显然，曹操借这个机会对朝中的忠汉派实施了一次大清洗。
　　经过这次大清洗，曹魏集团中的忠汉派几乎全军覆没。至此，曹操已经完全扫除了篡位的阻碍。然而，很奇怪的是，曹操至死都没有篡位。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张作耀先生总结了四个原因。一是曹操年轻的时候说过“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的话。这种观念，恐怕还会有些影响。二是曹家世受汉恩，曹操可能还有报答之心。三是曹操长期以来一直信誓旦旦地称自己没有篡汉自立之意，不好自食其言。四是担心刘备和孙权也跟着称帝，搞得跟自己平起平坐。
　　这四条都言之成理。我在此补充说几点。
　　第一，关于“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这种观念与篡汉不吉利其实不是一回事。所谓“废立”，是废掉一个皇帝，再立另外一个皇帝，而不是改朝换代。虽然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篡位是很常见的历史事件，但是要注意，在曹操之前，没有出现过篡位成功的先例。夏商周三代都是一个国家灭掉另一个国家，春秋战国时代，虽然在田氏齐国取代姜氏齐国，也有三家分晋，但毕竟那只是诸侯国而不是天下的最高领袖。后来秦取代周、汉取代秦，都是靠灭国战争。唯一试了一把篡位的是王莽，结果短短几年就身首异处。
　　第二，曹操是一个重实质、轻形式的人。他在《述志令》中明确提出：“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到了建安二十二年之后，曹操已经是不称为皇帝的皇帝，所有政治待遇已经和皇帝一样了。只有一点曹操是比不上汉献帝的，即刘备集团和孙权集团并不臣服于他。这一点，又恰恰是称帝所不能解决的。相反，一旦曹操称帝，曹操的政令即使在名义上也不可能传达到刘备、孙权的地盘上了（不称帝，至少在名义上，中央政府的政令对于刘备、孙权还是起作用的）。可能对于曹操来说，他愿意做一个拥有整个天下的真正的皇帝，而不愿做个只有半个天下的皇帝。从这个角度来讲，曹操自比周文王（也是只有半个天下的君主），恐怕不仅是要曹丕去篡汉，而更应视作他将统一天下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可惜的是，曹丕没有完成曹操的遗愿。在孙刘夷陵之战中，曹丕不趁东吴空虚之机大举南下，反倒绕道关中进攻刘备。结果，坐失良机。幸运地躲过灭顶之灾的孙权集团，牢固地占据了荆、扬二州。曹丕想要一统天下，唯一的希望就在于在猇亭惨败的刘备集团崩盘。当时刘备集团也确实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过，曹丕再一次辜负了父亲的希望。他选择大举进攻背叛了自己的孙权集团。结果蜀汉在诸葛亮的治理之下迅速地稳定并强大起来，成为曹魏帝国的心腹大患。
　　请看下一章：诸葛亮治蜀。

于神马

对不起，楼上发重了。。。抱歉了！

于神马

为了理想，孔融、荀彧、崔琰都死于非命。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说贾诩厉害了。其实曹操一生就犯过三大错误——张绣叛乱、放走刘备、接受黄盖诈降，损失分别为曹昂典韦去世、刘备建功立业、无法一统天下。用“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猝”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于神马

第十一章　诸葛亮治蜀

　　诸葛亮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名气最大的政治家之一，也是最被人们所误解的政治家之一。人们谈起诸葛亮，脑海里一定会最先浮现出“借东风”、“舌战群儒”、“草船借箭”、“三气周瑜”、“空城计”等等。然而，事实上述这几件事，诸葛亮一件也没干过，全是后人编的。
　　由于这些虚构的东西，诸葛亮在过去被人认为是智慧的化身。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这些东西反倒成为诸葛亮被人诟病的地方。比如郎咸平先生就在《谁在谋杀中国经济》一书中直指诸葛亮是“投机取巧”，“万一东风没有借到，东吴数万将士的生命置于何处？”
　　其实，我们真正认真地看一看史书的记载，我们就会认识到：诸葛亮真正最值得后人称道的，既不是《隆中对》，也不是赤壁之战，而是他在刘备去世以后的十来年里对蜀汉帝国的治理。
　　这就必须从刘备永安托孤谈起。
　　在夷陵之战中，蜀汉帝国一败涂地。身心俱疲的刘备在逃回益州后一病不起，最终于公元223年病逝在永安（今重庆奉节）。在死前，刘备留下了一段被后世一再分析、争论的遗言，他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又对儿子刘禅说：“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怎么看这段遗嘱？
　　要解释这段遗嘱，首先必须搞清楚对于这段话的字面意思究竟是什么。这段话里，别的文字都没有歧意，唯有最后四个字“君便自取”，后人有不同的理解。
　　一种是通常理解的让诸葛亮自己取而代之，即这里的“取”是拿走的意思，让他自己将蜀汉的皇位、皇权拿走。今人方北辰先生提出另一种解释：刘备不是让诸葛亮可以自己取代刘禅而是选取其他人当皇帝。也就是说，“取”是选择的意思。刘备给诸葛亮的只是“废立之权”而非整个国家大权。
　　我认为，对于文言文的理解，应该以古人的理解为准。尤其是史书中的话语，一般都是经过史家提炼、修饰的，并不是录音机录下来的原话。刘备当时的原话是什么，后人已不得而知。所以，在对于这个话的理解上，首先应以陈寿本人的理解为准。
　　陈寿本人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陈寿说刘备托孤是“举国托孤于诸葛亮”，“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就是说，认为刘备将整个国家都交给了诸葛亮，这种举动大公无私、空前绝后。这也就意味着，在陈寿看来，刘备是将权力完全授予的诸葛亮，不但有废立之权，也有自立为君的权力。说白了，刘备就是对诸葛亮说：“我儿子如果不行，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刘备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一般认为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完全出自真心，愿意就把蜀汉政权交给诸葛亮。陈寿是这样认为的，后世也有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不过有些人认为不可能。易中天先生就提出三条反对的理由。其一是无此先例，其二是没有“轮番为治”的民主观念，其三是“没有人认为这种替代是正当的”。这三条理由其实并不确切。中国古代有禅让的先例，尧、舜、禹三王的禅让历来受到以儒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称赞。而且，前任指定继任者也不叫民主观念，在民主观念出现前，各种教会、帮派基本上是用这种方式传承的。至于有没有人认为这个是正当的，那也未必。如果刘备没说过这话，当然就不正当；既然有刘备明确的授权，怎么就不正当了呢？所以说，这种可能虽然很小，但依然是存在的。
　　第二种，未加深思，随口一说，并非有心授予全权。首先晋朝的孙盛就认为刘备说这番话简直是荒谬绝伦，“备之命亮，乱孰甚矣”。为什么呢？因为这么说会在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制造矛盾，动摇整个蜀汉政治的人心。如果不是因为刘禅本人暗弱，对大臣不加猜忌，而诸葛亮不但威望高而且能力强，能够镇得住，肯定会出大乱子。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所以近代史学家卢弼就认为刘备这段遗嘱是“有所感于中，不觉言之如是”。在卢先生看来，刘备此时担心的是“嗣子不肖”，自己花费一生所创立的大业即将倾覆，所以只想到“发愤授贤”，没有考虑别的。这当然也是一种可能，但是可能性依然不大。从刘备生病到去世，时间并不短，用易中天先生的话说是“有条不紊地安排后事”。因此，刘备不加深思的可能性当然就很小了。
　　第三种，试探诸葛亮的忠诚，逼诸葛亮表态。康熙皇帝说刘备这番话是“猜疑语”，也就是说刘备并不信任诸葛亮。他之所以明明不信任，又要这么说，就是要逼诸葛亮当面表态，誓死效忠。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诸葛亮当即表态：“臣一定尽心竭力，忠贞不二，至死不渝。”这种观点比较得到后人尤其是今人的认同，比如陈迩冬先生、易中天先生都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必须要把话说透，这样刘备才好放心去死，诸葛亮才好放心辅政，刘禅也才好放心当皇帝。然而，问题在于，这种表态有用吗？曹操在汉献帝的面前是表过态的，结果如何呢？刘备真会以为，诸葛亮表了态就能够保住刘家的江山了吗？恐怕不会吧。首先，刘备本人就经常说话不算话。以己度人，肯定也不会轻信他人的承诺。其次，即使诸葛亮遵守诺言不当曹丕，但架不住他当曹操啊？他不篡位，不等于他的儿子不篡位。在此情况下，他逼诸葛亮表态所能得到的利益，与授权诸葛亮“自取”所代来的隐患（既包括给诸葛亮篡位口实，也包括在刘禅和诸葛亮制造的矛盾）相比，谁大谁小呢？以刘备的政治智慧，这么做的可能性也不大。

于神马

　　那么，刘备说这番话究竟意欲何为呢？这就必须从刘备所面对的局势来分析。当时刘备所面对的局面极其险恶。
　　其一，夷陵之战战败，损失惨重，蜀汉政权危在旦夕。外部魏、吴两个强国对于蜀汉虎视眈眈；内部原先刘璋集团的人和蜀地本土的势力都在蠢蠢欲动。
　　其二，刘备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其三，刘备的几个儿子都还年幼，而且能力也不强。刘备有三个儿子，其中刘禅最大，当时也只有十七岁。另外，刘备也没有兄弟。
　　其四，一班老臣、亲信大多已经去世。最早跟着刘备南征北战的人中，关羽、张飞、孙乾、简雍、糜竺等都已先于刘备去世。后来刘备非常信任的法正、庞统也已去世。刘备真正能够信得过的，只有诸葛亮、赵云、魏延等几个人。这其中赵云和魏延是纯粹的武将，不可能让他们辅政。
　　其五，诸葛亮能力超强，在蜀汉政权内无人能与之抗衡。
　　在这种局面之下，一方面，辅政大臣只能选择诸葛亮，而且必须给诸葛亮足够的权力。不给足够的权力就无法控制住政权内部的各种反对势力，也无法对抗魏国和吴国的进攻。对此，刘备没有别的选择。另一方面，一旦给了诸葛亮足够的权力，那么除了诸葛亮自己，没有人能够阻止诸葛亮篡位。如果刘禅或者其他人想和诸葛亮斗，那肯定是自寻死路。诸葛亮篡不篡位，不是刘备能控制的事。
　　也就是说，刘备表面上看，有三条路可选。第一条，不把大权交给诸葛亮。第二条，把大权交给诸葛亮。第三条，让诸葛亮和其他人分享大权。但实际上，只有第二条路可选。第一条路的结果是蜀汉迅速灭亡，不能选。第三条路和第二条路则是殊途同归，因为其他人斗不过诸葛亮，分权没有用。说到底，刘禅的皇位保不保得住只能看诸葛亮的。
　　大家说，刘备他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刘备的遗嘱就很清楚了。刘备的选择是，与其让诸葛亮自己通过明争暗斗来获取大权，不如直接给他个顺水人情。通过遗嘱，刘备树立起了诸葛亮在蜀汉政权内部的绝对权威，而且不允许任何人（包括刘禅）挑战这个权威。同时，他要刘禅兄弟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诸葛亮，同样也是教导他们要听诸葛亮的话，不要和诸葛亮争权，以免自找苦吃。
　　这确实是大智慧。在“公”的方面，这一席话使得诸葛亮成为蜀汉帝国实际上的皇帝，成为蜀汉集团的新领袖、新核心，从而极大地避免了蜀汉集团内部的冲突，保证了蜀汉政权能够稳定下来并且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延续下去。在“私”的方面，刘备对于诸葛亮，前有三顾茅庐的“殊遇”，后有“举国托孤”的“盛轨”。诸葛亮就算是铁石心肠、野心勃勃，也不能不对刘备心存感激，从而也不可能对刘备的后代痛下毒手。这就保证了刘禅即使失去政权，不会失去富贵和性命。
　　刘备将整个蜀汉都托付给了诸葛亮，但是同时还给他安排了一位副手——李严。
　　李严是南阳人，早年在刘表手下当差，而且做得非常出色。曹操南下夺取了荆州之后，李严没有投降曹操而是逃到了益州投靠了刘璋。在刘璋手下，他当上了成都市的市长，结果也干得很出色。后来刘备入蜀以后，李严率军在绵竹投降了刘备，成为刘备的手下。刘备死前，将李严征召到永安，任命他为尚书令（相当于中央办公厅秘书长）并兼任中都护（相当于总参谋长），让他统领内外军事，作为诸葛亮的副手。尹韵公先生称他为蜀汉集团的“第二提琴手”。
　　刘备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
　　一种可能是，安排李严为诸葛亮的副手，其实是在“掺沙子”，防止诸葛亮专权。表面上看，刘备的这个安排确实与孙策临终前托孤于张昭、周瑜相当类似，一文一武共同辅政。但如果据此就认为“在刘备的心目中，李严就是周瑜，或者希望他是周瑜”（易中天语），显然是不妥的。李严与周瑜岂是一类人？周瑜是孙策从小玩到大的哥儿们，又是连襟，跟随孙策南征北战一起打天下。他既是军队中的主将，又是孙策最信任的人。相反，李严并非刘备嫡系，是刘备入蜀以后才投降的。与诸葛亮比起来，李严的忠诚度更值得怀疑。如果刘备要牵制诸葛亮，用赵云、魏延两位自己的嫡系作为军队的统帅恐怕更可靠一些。
　　另一种可能是，刘备在搞平衡。刘备执政期间，蜀汉集团的内部存在着三股势力。第一股是益州集团，主要包括益州本地的豪强和知识分子。这些人是益州的本土势力。第二股是刘璋原先的嫡系部队，一般称之为东州集团。第三股是刘备的嫡系部队，由于他们原先在荆州，所以可以称之为荆州集团。刘备在的时候，这三个集团基本上还能相安无事，刘备一旦不在了，荆州集团的领袖诸葛亮能不能镇得住其他两个集团的人呢？对此，刘备心里没谱。他需要对于另外两个集团的上层人物加以拉拢，于是就选中了李严。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是，李严确实能力很强，刘备认为他可以担任诸葛亮的副手，帮助诸葛亮治理蜀汉帝国。
　　无论刘备是出于什么目的选择了让李严来当这个副辅政大臣，刘备都希望他和诸葛亮同舟共济。然而，事与愿违，这两位闹得水火不容。在八年之后，两人的明争暗斗终于有了结果：李严被废黜为平民，流放到梓潼，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于神马

　　李严被废是蜀汉史上的一桩疑案。根据史料，事情大体情况是这样：公元231年，诸葛亮北伐曹魏，安排李严督运军粮，并以中都护的身份代理丞相府的政务。由于这年连降大雨，道路泥泞难行，军粮无法如期运到前方。于是，李严就派人到军中说明情况，建议诸葛亮回师。诸葛亮同意了，开始搬师回朝。可是当诸葛亮退兵的消息传到朝中的时候，李严却表示说：“军粮充足，怎么就退军了？”后来又上表后主刘禅，说诸葛亮撤军是诱敌深入。等到诸葛亮回到成都，拿出李严前后的书信一对照，大家就知道李严说了假话。李严无话可说，只好低头认罪。从此就被废为平民，流放到梓潼郡去了。
　　这事，明眼人一望便知是另有文章，实在用不着多解释什么。正所谓“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反正当时和后来李严都没有喊冤，也没人给他平反，而且是二十多个大臣联名弹劾。这案子再蹊跷也成了铁案。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李严为什么会被废掉？
　　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以余明侠先生为代表，说李严被废完全是他咎由自取。这一派的理由是：李严作为顾命大臣，既不见他在后方为国家出谋划策，又不见他在前线为国家出生入死，只见他不断地要待遇，争权夺利。可见，李严“完全是一个奸诈自私、阴险残忍、不以国事为重的恶劣分子”。诸葛亮废掉这种人，理所当然。
　　第二种观点以尹韵公先生为代表，说李严被废是诸葛亮玩弄权术、排除异己的结果。他们认为，李严之所没有为国家出谋划策、出生入死，是因为他远在江州，使不上劲，不能怪他。而他要求提高官位、待遇，是因为他和诸葛亮的待遇差得太远，他是在“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权利。无奈诸葛亮是一个“擅权心烈”、“权欲极盛的政治家”，“大权独揽，小权也不分散”，“根本不愿、也不容他人染指最高权力”。结果，诸葛亮就借了一个小过失，把李严斗倒了。
　　第三种观点以田余庆先生为代表，认为李严之废是蜀汉集团内部新人与旧人斗争的结果。田余庆先生指出：李严“纵横捭阖于旧人新人之间，肆其诡靡之说，挑起新旧不和，所以诸葛亮要假借理由加以消除”。田先生还指出，凡是在旧人、新人之间制造矛盾的人，都被废掉了。比如廖立、来敏也都受到严厉的惩处。
　　余明侠、尹韵公、田余庆三位先生都是有名的历史学家，他们的观点也都依据于可靠的历史材料，当然不能轻易否定。但是，这三个观点却都忽视了一个事实，李严是刘备给诸葛亮安排的副手，而诸葛亮的想法和刘备是不一样的。
　　在新人、旧人的问题上，刘备是要区分手下的三股势力（益州集团、东州集团和荆州集团），然后在这三个集团中搞平衡。用易中天先生的话讲就是，刘备有一个“既定的组织路线（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要求“后来居上，不容颠倒，以我为主，兼容三方”。然而，诸葛亮的心思是要融合新人和旧人，消除这三个集团之间的分歧和隔膜，让所人部下都与自己同心同德，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为什么刘备和诸葛亮在对待新人、旧人这个问题上以及对李严的认识上会有分歧呢？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是同一类人。刘备是皇帝，诸葛亮是政治家。皇帝的核心利益是皇位的稳定，所以他们允许下级出现派系，甚至鼓励大臣们进行党争。派系和党争的结果是大臣之间的相互牵制和皇帝地位的超脱，从而将大臣篡位的危险降至最低。政治家的核心利益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无论这个理想是国泰民安还是扫平天下甚至实现共产主义），因此他就需要自己的政治理想成为整个政府的政治目标，需要所有政府官员齐心协力地去为之奋斗。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将极大地损害政府实现其政治目标的能力，因此没有一个政治家会允许自己的政府内部出现派系斗争。
　　具体到李严这里，李严之所以被废，其根本原因在于诸葛亮认为他成为阻碍自己实现北定中原、匡扶汉室理想的绊脚石，必须将其踢出政府。
　　最初，诸葛亮对于李严的态度是观望和防备。
　　当时李严是尚书令（相当于中央办公厅秘书长）兼中都护（相当于总参谋长），又是副辅政大臣，位高权重。为了保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任何政治家都不会容忍权力旁落到一个与自己并不一定同心的人的手里。诸葛亮当然也不例外。如果李严和诸葛亮不是一条心，不以匡扶汉室为己任，那么他对于诸葛亮来讲是一个实力强劲的潜在竞争对手；反之，则会成为一个得力的帮手。李严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呢？当时诸葛亮拿不准。因为，从两人的经历来看，诸葛亮与李严应该并不熟悉。
　　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既不愿李严权力过大，又不愿与他产生矛盾。怎么办呢？诸葛亮采用了一个很高明的策略对付李严，即让他驻守永安。
　　刘备去世的时候，吴蜀两国刚刚打完夷陵之战，关系非常紧张。永安正堵在长江三峡的上游，地理位置处于吴蜀两国的前沿阵地，战备地位极其重要，必须有重兵把守。因此，诸葛亮在刘备死后让李严继续留在永安，不会得罪李严。况且，刘备死前让李严统辖内外军事，李严当然是镇守永安的不二人选。李严本人也无法推脱。
　　与此同时，李严留在永安就导致他无法履行尚书令的职务。尚书令相当于中央办公厅的秘书长，一定是跟在一把手身边。皇帝刘禅远在成都，所有的政务也都在成都处理，李严远在永安，当然插不上手。这样一来，李严当然就只能交出权力。
　　此后，诸葛亮着力与东吴方向缓和矛盾，于刘备去世这一年的年底派遣邓芝出使东吴，取得了与东吴方面的和解，此后双方使臣往来不断。这一系列举动，导致永安的战略地位下降。按理说，这个时候作为副辅政大臣的李严应该从永安回到成都。但是，李严并没有回成都。
　　究其原因，既有可能是李严本人不愿意失去对永安地区驻军的控制权，也有可能是诸葛亮看出李严在暗中发展势力，并不与自己同心协力。但是，对于李严，诸葛亮还是期待他能够和自己同舟共济的。在诸葛亮写给孟达的信中，诸葛亮说李严“处理问题敏捷顺畅，举止行动没有停滞，品性正直无邪”，是一个办事效率很高，品行又很端正的人。
　　双方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即李严从永安移驻江州，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市。从永安到江州，走陆路大约450公里，而且全部是山路。两地沿长江有水路相通，但是距离要远一些。而从江州到成都，陆路大约350公里，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成都平原上。可见，从永安移驻江州，就使李严与中央的距离大为缩短。而且，于建兴四年（公元226年）任命李严为前将军。
　　然而，诸葛亮没有料到的是，正当自己准备北伐曹魏、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时候，李严在他的背后搞小动作。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为了准备北伐，要调李严率军进驻汉中。李严接到命令以后，一再找理由推脱，就是不带兵北上。与此同时，他在扩建了江州城，并且提出要求要划出五个郡来成立巴州，自己当刺史。
　　这是诸葛亮所不能容忍的。但是诸葛亮是一个极其厌恶内斗的人，他将“结党相连，毁谮贤良”称为“五害”之首。凡是挑起蜀汉集团内部矛盾的人，诸葛亮都予以严肃处理。比如廖立，他是诸葛亮很器重的人才。诸葛亮曾经把他和庞统相提并论。但是，廖立这个人喜欢在背后说是非，经常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他的言论极大地破坏了蜀汉集团内部的团结。所以，诸葛亮就上书弹劾他，把他废为庶民。诸葛亮一贯强调“先理身，后理人”，严于律己，所以他虽然对李严非常不满，但是并没有立即表现出来，只是驳回了李严的要求。
　　三年之后，诸葛亮再次调李严北上镇守汉中，李严又借机大谈司马懿等人开府的事，实际上是借司马懿来说自己，要求开府治事。诸葛亮至此终于不能容忍，终于决定要把李严除掉了。前面说过，在蜀汉集团内部没有人能斗得过诸葛亮，论政治手腕李严根本不是诸葛亮的对手。当诸葛亮决心要除掉李严的时候，李严的末日就到了。
　　诸葛亮欲擒故纵，首先提拔李严为骠骑将军，接着又推荐李严的儿子李丰为江州都督，后来等到李严到达成都，诸葛亮将府中大小事务全部交给李严，让他以中都护的身份掌管丞相府。诸葛亮的这一系列举动，让他身边的人都觉得惊讶。所谓“上帝让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李严万万没有料到这些就是诸葛亮设下的圈套。
　　我们可以想像，李严虽然入了丞相府，但府里上上下下全是诸葛亮的人。抓李严的把柄还不容易吗？仅仅半年之后，李严就因为一个“难于置信”（田余庆先生语）的原因被废黜，而李严本人也居然甘心认罪。唯一的解释就是诸葛亮掌握了更为有力的、足以置李严于死地的罪证。
　　有人或许会说，诸葛亮这么做是不是太阴险了一些？不错，废李严一事，确实是彻头彻尾的权术较量。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专制时代，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必须懂得玩弄权术甚至应该善于玩弄权术。因为，在政治斗争中，结果远比过程重要。政治领域里，由于在过程中讲道德而导致不能得到有利于国家、人民的结果，其实是最大的不道德。
　　李严这个最有力的对手没能斗过诸葛亮。蜀汉集团内部还有没有人对诸葛亮构成威胁呢？有。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后主刘禅。

于神马

　　如果说在蜀汉集团内部，谁最不喜欢诸葛亮，除了李严恐怕就是刘禅。诸葛亮死后，举国上下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上至文武百官，下至平民百姓，各地都纷纷提出为诸葛亮立庙祭祀，刘禅不同意。于是到了清明时节，大家就都私下在路边、田间搞祭祀。这当然很不像话。有人又提出来在成都给诸葛亮立庙。刘禅还是不答应。后来在一些大臣的苦劝之下，才下令在定军山诸葛亮坟前立庙，而且规定搞祭祀只能到那儿去，不许私祭。由此可见，刘禅对于诸葛亮是相当不满甚至讨厌的。
　　刘禅的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作为皇帝，十几年来一直大权旁落、当傀儡，这种生活换了谁都不会满意。他有没有想过把大权从诸葛亮手中夺过来？我估计，他做梦都在想。可是，他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诸葛亮太厉害，后主刘禅怎么是他的对手？且看诸葛亮是怎么把刘禅固定为一枚橡皮图章的。
　　刘备去世的时候，刘禅年纪还小，也没有政治经验，所有的政务当然是由诸葛亮说了算。在这一年，诸葛亮做了三件事，确保了自己大权在握。
　　第一件，是将潜在的竞争对手李严安排在永安。这事前面说了，不多讲。但要补充一点，李严当时是尚书令，是内廷的最高长官。把李严放在边疆以后，尚书令是谁，李严是否还担任这一职务，现在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从各种侧面材料来判断，内廷应该在诸葛亮的控制之下。比如在《出师表》里，诸葛亮就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并给刘禅指定了郭攸之、费祎、董允等内廷大臣。
　　第二件，封武乡侯，开府治事。封侯，提高了诸葛亮的政治地位。开府治事，即成立了独立的组织机构和官僚队伍，这就大大强化了诸葛亮权力，特别是提拔了大量心腹之人，从而形成了一个忠于诸葛亮的团队。用易中天先生的话讲，就“有了相对独立于皇权的相权”。
　　第三件，领益州牧。有人恐怕会说，蜀汉帝国只有益州一个州，作为丞相的诸葛亮领益州牧岂不是多此一举？易中天先生的解释是，作为丞相诸葛亮只有牧官之权，而领益州牧就使得他有了牧民之权。这个解释没有讲到要害。要知道，东汉时期的政府结构是中央——州——郡——县四级，蜀汉帝国如果不建立州这一级政府，那么就是中央——郡——县三级。有什么不同呢？在这个结构图中，中央政府的首脑是皇帝而不是丞相。因此不设益州牧，蜀汉帝国的行政结构就是刘禅——郡长——县长，而设了益州牧以后，行政结构就变成了刘禅——诸葛亮——郡长——县长。大家看，通过这样一个看似多余的动作，诸葛亮把整个地方行政系统全部纳入自己的麾下，从而隔绝了皇帝与郡长的联系，架空了刘禅。
　　这三招一出，诸葛亮就把内廷、外朝、地方全部纳入到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整个蜀汉帝国的政权架构成了刘禅——诸葛亮——其他官员。
　　当刘禅年纪稍大了之后，能不能把权力要回去呢？诸葛亮当然另有办法。他动不动就把先帝刘备抬出来打压刘禅。比如《出师表》一文中就十三次提到“先帝”。这么做有几方面的作用。
　　第一，保证自己在政治上的绝对正确。刘禅或者其他人想要打击诸葛亮，唯一的理由也是最有力的理由就是诸葛亮有可能篡位。今天，很多人也认为权倾朝野的诸葛亮有篡位的嫌疑。诸葛亮不像曹操那样不断表白自己的忠诚，而是通过不断提“先帝”，表示自己正是在继承先帝的遗志，自己的忠诚无可挑剔。
　　第二，贬低刘禅。刘禅在很多人的眼里是个弱智，是扶不起的阿斗。这肯定不是事实，有很多例子能够证明他还是有一定能力的。但是，刘禅也确实算不上优秀，至少比起刘备来大大不如。所以，当诸葛亮不断提“先帝”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不断提醒大家，刘禅担当不起复兴汉室、一统天下的大任。
　　第三，让刘禅无话可说。诸葛亮“先帝”不离口，刘禅想回嘴都难。一回嘴就是“引喻失义”，就是数典忘祖。所以，刘禅就只能听着诸葛亮的责难、教训，老老实实地当橡皮图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