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这么多相声说三国，就转一个讲三国的帖子吧。就是长了些。

于神马

　　作为权臣，诸葛亮的境遇于曹操极为类似。从官职上来看，曹操是武平侯、丞相、领冀州牧；诸葛亮是武乡侯、丞相、领益州牧。由于蜀汉只有一个益州，所以诸葛亮的权力比曹操还要大。曹操全部兼任其他几个控制下的州的州牧才能与之相当。对于诸葛亮来讲，对付刘禅这个傀儡皇帝并不是难事。难的是，既让刘禅当傀儡，又让朝野上下认为自己忠心耿耿。
　　要做到这一点，光靠嘴上说是不管用的。曹操发布《述志令》口口声声说自己无心篡位，结果又怎么样呢？然而诸葛亮却做到了这一点。在他生前没有任何人怀疑过他的忠诚，也没有任何忠于汉室的人将他当作敌人，与他为敌；在他死后千百年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无一不将他看作忠臣的典范，直到如今这个不知忠君为何物的年代，才开始有了怀疑的声音。
　　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一言以蔽之，身正影子自然不会歪。诸葛亮根本就没有篡位之心。
　　这话古人会相信，现代人多半不会信。比如朱子彦先生就说：“一旦时机成熟，诸葛亮效仿‘汉魏故事’，在蜀中筑起受禅台亦是极有可能的。”朱先生甚至认为，诸葛亮的北伐就是为了为自己篡位创造条件。
　　持这种观点的人，理由大概有这么几条。其一，权臣必有篡位野心。所谓“人的欲望与追逐的目标是会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所以当诸葛亮掌握了蜀汉的军政大权以后，“是否能心甘情愿地辅佐幼主，就很值得怀疑”。
　　其二，诸葛亮说过“虽十命可受”的话。这事得从李严这儿说起。李严曾经劝诸葛亮加“九锡”，进爵封王。九锡是九种规格极高的特殊礼仪，一般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谁受了九锡，谁就具备了“假皇帝”的资格，为将来当“真皇帝”铺平道路。李严这么做，可能是在试探诸葛亮，也可能是在刺激诸葛亮。如果诸葛亮应对不当，就会给人有篡位之心的口实。诸葛亮怎么回答的呢？他没有表明自己将忠于汉室，绝无二心，相反诸葛亮说：“我受先帝的信任，现在位极人臣，但是却没有实现先帝讨平曹魏、复兴汉室的遗愿，没有报答他的知遇之恩。现在追求尊贵的地位，不是应该做的事。如果等到消灭了曹魏，统一了天下，大家一起受到封赏，就是加十锡也可以，何况九锡？”朱子彦先生认为：“诸葛亮这番话的口气相当大，完全不像出自一个自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之口，说得难听一些，反倒像一个乱臣贼子所言。”
　　其三，诸葛亮没把刘禅放在眼里。证据就是《出师表》。完全是训斥的口气，没有一点尊重。朱子彦先生说：诸葛亮的《出师表》“完全不像人臣之语，而犹如一个严厉的父亲在教育不听话的儿子。尤其是‘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把自己丞相府的地位同皇帝宫中的地位并列等同，而实际上则是凌驾于皇帝之上，这显然严重违反了封建专制体制所规定的君臣名分。”
　　这三个理由中，第一条本身就未必立得住脚。比如霍光，人家就没篡位嘛。退一万步讲，即使历史上所有的权臣都有篡位之心，也不能证明诸葛亮就有。因为人与人毕竟不同，不能以其他人的行为推断另一个人的行为。
　　第二条得具体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况。诸葛亮这话说出来确实犯了大忌。但是，诸葛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说话的对象是李严。众所周知，李严是诸葛亮的政敌。诸葛亮如果按照常理“严厉斥责李严”，“郑重表明自己一心事主、效忠汉室的心迹”，反而会给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曹操的让县、表示忠心，不正给人这种感觉吗？诸葛亮明知“加九锡”是犯忌讳的，却当着政敌说出来，反倒让人觉得他心胸坦荡。更为重要的是，诸葛亮再次重申自己的志向是消灭曹魏、匡扶汉室，在此之前，一切个人的待遇问题都不会考虑。这一番话，大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气。不但堵住了李严的嘴，也堵住了其他所有对诸葛亮不放心的人的嘴。甚至让刘禅也觉得，至少在扫灭曹魏之前，他的皇位是非常安稳的。
　　至于第三条同样也不能证明诸葛亮有心篡位。虽然这些话难听，但比起明代大臣海瑞骂皇帝的话好听多了。难道海瑞也有篡位之心？这么说，恐怕更多的还是“情之深，责之切”吧。
　　有人要问了，你说诸葛亮没有篡位的野心，没有没证据呢？有。

于神马

　　第一，诸葛亮没有培植家族势力，也没有培植忠于自己的势力。无论是此前的王莽篡汉、曹魏篡汉，还是此后的司马篡魏等，在篡位之前，这些权臣都在拼命培植自己家族的势力。就说曹魏，在曹操当政时期，曹丕、曹植、曹仁、曹洪、曹真再加上与曹家关系极为密切的夏侯家，曹家的家族势力遍布朝野。相反，诸葛亮的家族势力非常弱。除了诸葛亮儿子比较小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诸葛亮就没有主动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诸葛家族在魏蜀吴三国都有高官，子弟也很多，但诸葛亮并没有把他们招到蜀汉来帮自己，只是担心自己无后而从哥哥那里过继了一个过来。在政治上没有势力，在经济上也没有实力。诸葛亮死时，家中只有桑树八百株，田地十五顷，除此别无其他财产，根本没有为自己家族积累足够的经济实力。这岂是想篡位的人做的事？
　　第二，诸葛亮在选拔人才方面强调忠于汉室。篡位的阻碍来自于忠于皇帝的那些人，大臣越忠于皇帝，篡位就越难。所以，有心篡位的人一定不喜欢忠臣。前面已经讲过，曹操为了篡位，提出了“唯才是举”，表示我的政府不需要忠臣。后来司马氏更是如此，所以后来人评价“晋少贞臣”。相反，诸葛亮用人的首要标准就是忠于汉室。他强调“二心不可以事君”，“夫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生矣”。众所周知，“三纲”之首，就是君臣关系。这些话可不仅是说说而已，瞧瞧诸葛亮提拔重用的那些人，无一不对汉室忠心耿耿。比如姜维，蜀汉都已经灭亡了，他还想着复国。他看到魏国伐蜀的主将钟会有割据一方的野心，就劝钟会把魏国的将领全都杀掉，想乘机恢复蜀汉。结果没有成功，反而招来杀身之祸。胡三省评价他道：“姜维之心，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如果诸葛亮有心篡汉，他选拔这么多忠于汉室的大臣，不是给自己树敌吗？
　　第三，诸葛亮在教育部下、后代的时候强调要淡泊名利，要有远大的理想，要精忠报国。诸葛亮一再强调以礼仪和忠信来教诲下属，并且明确将“忠”写入蜀汉的军规之中，要求部下以身殉国。不仅对外人如此，对于自己的后代，诸葛亮也是这样要求的。诸葛亮曾经告诫自己的外甥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要追求崇高的理想，不要沉迷于物质追求。在留给儿子的《诫子书》中写道：“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意思是如果不淡泊名利，不身心宁静，就不能坚持自己对于远大理想的追求。这些话真是语重心长，也是诸葛亮一生的写照。皇位，是功名利禄的极点，正是诸葛亮所“淡泊”的东西，他所要追求的是远大的理想，即消灭曹魏、复兴汉室，实现天下大治。在他的教诲，蜀汉帝国上至将相公卿，下至普通士兵，大多都忠心耿耿。蜀汉灭亡之时，蜀军将士悲愤不能自已，纷纷拔出刀来砍石头发泄。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孙子诸葛尚更是精忠报国的典范。当邓艾兵临绵竹城下的时候，曾经给诸葛瞻写信劝他投降，说如果他投降，就推荐他当琅琊王。当时，蜀汉本身就已国力耗尽，而且战略形势已经极其不利，军队大多在前方，诸葛瞻手中军队并不多，投降是很理性的选择。可是，诸葛瞻怒斩来使，与邓艾大战，最后以身殉国。诸葛瞻的儿子诸葛尚，本有逃命的机会，但却说“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以致倾败，用生何为！”冲向魏军殉国。这岂是有篡逆之心的人所能教育出来的子女？
　　第四，诸葛亮的属下无人劝进。诸葛亮的亲信中根本没人提过给诸葛亮增加待遇。唯一一次劝进，来自于敌对的李严。相反，无论曹操、孙权还是刘备，手下人都在不断劝进。为什么会如此？唯一的解释是，诸葛亮的属下都认为诸葛亮没有篡位之心。所有认为诸葛亮有心篡位的人，都是根本没有忠于某个家族、某个个人观念的现代人。他们所依据的材料不过是些史料中的零星记载。难道他们比蒋琬、费祎、董允、魏延、姜维、杨仪等等与诸葛亮朝夕相处的人更了解诸葛亮吗？
　　第五，当时确实有人对诸葛亮专权不满，但却无人直言诸葛亮有野心，更没有人公开反叛。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周公执政还流言满天飞。诸葛亮执政期间，却是“下不兴流言”。即使是李邈在诸葛亮死后控诉其“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也只是说诸葛亮专权而已，并且还不得不承认“未必怀反叛之心”。诸葛亮执政期间，政变、叛乱非常罕见，公开打出反诸葛旗号的叛乱，更是一次都没有。反观曹操执政时期、司马氏篡魏之前，中央政府内部政变不断，很多地方政府也多次发动叛乱。还是那句话，难道后人比当时的人更了解诸葛亮吗？一个有篡位之心的人，真能够欺骗身边所有的人吗？
　　所以说，诸葛亮根本就无心篡位。
　　那么，为什么诸葛亮要大权独揽，不还政于刘禅呢？
　　后人给出了五条可能的原因。
　　其一，刘禅太差，他亲信小人，不战而降，忘恩负义，没有心肝。其二，没有执政经验。其三，诸葛亮主张虚君实相。其四，任重道远，不敢放手。其五，内部危机四伏，不敢放手。
　　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原因。其一，刘禅虽然平庸，但是用易中天先生的话讲：“当个‘守成之君’还是可以对付的。”其二，他没有执政经验，是诸葛亮架空他的结果，而非原因。诸葛亮一手包办，刘禅到哪里去获得执政经验？其三，虚君实相是蜀汉的特点，但非诸葛亮的政治理念。诸葛亮的政治理念在其著作中写得很清楚，是“君谋其政，臣谋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劝功也。君劝其政，臣劝其事，则功名之道俱立矣。”也就是皇帝管决策，大臣管执行。至于后面两条，有些道理，可是“任重道远”和“内部危机四伏”却不是“不敢放手”的主要原因。
　　其实，诸葛亮不还政于刘禅，主要原因只有一条：刘禅不是诸葛亮心目中的好皇帝。
　　诸葛亮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的一切举动都以是否有利于自己实现复兴汉室、平定天下的理想为准则。还政于刘禅，显然不利于这个理想的实现。
　　从能力上讲，刘禅充其量是个“守成之君”，论才干既不如诸葛亮自己，也不如敌对方的曹丕、曹睿、司马懿。从志向上讲，刘禅根本没有雄心壮志，只想偏安一隅。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就责怪他“妄自菲薄”。诸葛亮怎么可能将自己为之奋斗终身的理想托付给这种人？将大权交给刘禅，蜀汉就会变成南宋，诸葛亮就成了李纲、岳飞。

于神马

　　架空了刘禅、踢开了李严，掌控了整个蜀汉帝国，只是让诸葛亮拥有了实现自己理想的权力。获得权力是实现诸葛亮理想的必要条件，但是要真的实现这一远大理想，关键在于如何使用这个权力。诸葛亮又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早在十多年前诸葛亮就已经有了大致的方略。这就是《隆中对》。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诸葛亮当年的宏伟战略。当时，诸葛亮提出要跨有荆、益二州，然后提出了二十一字方针，即“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接下来等到天下有变，就从荆州和益州两路出兵，北伐中原。
　　在谈起《隆中对》的时候，人们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三分天下，跨有荆、益二州以及兵分两路北伐中原上。其实，那二十一字方针才是诸葛亮治理蜀汉的政治纲领。这二十一个字，提到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保其岩阻”，在军事上，凭借险要的地势，加强戒备。
　　诸葛亮对于军队建设是非常重视的。他说：“夫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无备，虽众不可恃也”。在加强军备方面，诸葛亮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其一，加强军队的训练。诸葛亮是一个训练军队的老手。在刘备执政期间，诸葛亮在后方除了组织军需物资的供应以外，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征兵，为蜀汉集团提供源源不断的精锐之师。诸葛亮专门写了《习练》、《整师》、《教令》等多篇文章，传授自己训练军队的经验。其二，改良军队的武器装备。诸葛亮本人“长于巧思”，很有创造才能。在他的带动之下，蜀汉集团的军事科研搞得有声有色，从而蜀军提供了当时天下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比如说连弩，经过诸葛亮的改良，可以实现“一弩十矢俱发”，无论是同时发射十支箭还是能连续发射十支箭，都能大大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此外，还有“十折矛”、“刚铠”、“扎马钉”、“箭袖铠帽”以及大家所熟知的木牛、流马等。其三，精研作战理论，创新作战方法。比较典型的例证就是八阵图。这种阵法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是，从诸葛亮自信地宣称，“八阵操练成功以后，打仗基本上不会失败”来看，这应该是一种在当时非常先进的战法。而事实也是如此，在兵力占据优势的曹魏总是处于守势，只要真和诸葛亮所率的蜀军交战，就必败无疑。司马懿在参观诸葛亮退军后留下的营垒时，也不禁称赞诸葛亮是“天下奇才”。其四，建设军事工程。比如在建兴七年修建了汉、乐二城。
　　有人也许会说，诸葛亮明明是连年北伐，怎么你只提加强军备？加强军备是诸葛亮执政期间一直在做的事情，是北伐的基础。从时间上看，诸葛亮从开始执政就开始加强军备，一直没有放松这项工作。而北伐则是在经过了长达五年的各项准备之后才开始的，而且此后也并非每年都北伐。关于北伐的问题，我们后面还要详述，在此就不多说了。
　　第二，“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缓和与少数民族的矛盾。
　　自东汉以来，民族矛盾一直比较紧张。益州地区自然也不例外。刘备执政期间，对外征战一直是蜀汉集团的头等大事，民族问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刘备一死，原本就紧张的民族矛盾立即演化成了内乱。云南一带的夷人头领雍闿、高定、朱褒等人发动了叛乱，一时之间南中诸郡全都加入了叛乱。如何解决民族矛盾成为摆在诸葛亮面前的一个棘手问题。
　　诸葛亮是非常注重民族问题的政治家。曾经专门写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文章来探讨民族问题。他深知解决民族问题仅凭借军事征服不能起到长远的效果，必须剿抚并举，以抚为主。所以在建兴三年率大军南征之前，诸葛亮就发布了《南征教》，指出：“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改变了东汉政府对少数民族采取的力服政策、屠杀政策，而采取心服政策。
　　在南征过程中，有所谓“七擒七纵”当地夷人首领孟获的故事。此事古往今来有不少人提出质疑。但所谓无风不起浪，至少我们可以肯定诸葛亮对于少数民族没有大开杀戒，对投降的、俘虏的以“纵”为主。南征平定了叛乱以后，诸葛亮继续贯彻“南抚夷越”的方针，不留兵、不留将，让当地人自治。
　　经过诸葛亮的安抚，汉夷关系大为缓和，虽然此后还有小规模的叛乱，但总的趋势是和平共处。所以万绳楠先生称之为“继汉武帝通西南夷以后，夷汉两族关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对南夷采取了“抚”的政策，对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同样也是以“和”和“抚”为主。不再多言。
　　第三，“外结好孙权”，联吴抗曹。
　　孙刘两家本来是盟友，后来因为荆州问题而大打出手，联盟破裂。这就导致在三国中最弱小的蜀汉，同时面对两大强敌，不得不命魏延屯重兵于汉中，李严率大军驻守永安。一旦魏、吴两国同时进军，蜀汉根本无力抵挡。
　　鉴于魏、蜀是百分之百的敌对关系，不可能和解，所以诸葛亮一上台，首要之事就是修补与东吴的关系。但是，这个事情并不好做。因为先主刘备正是因伐吴而死的，武将的领袖关羽也是死在东吴手中。蜀汉对于东吴，可谓有不共戴天之仇。
　　诸葛亮对此非常苦恼。他担心再次提出联吴抗曹，不但会遭到比较广泛的反对，而且出使东吴的使臣可能带着仇恨的情绪从而无法完成使命。在这个时候，邓芝主动找到诸葛亮，提议与东吴恢复同盟关系。诸葛亮大喜，说：“我早就在想这个事，就没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出使东吴，今天终于找到了。就是你！”当即就派邓芝出使东吴。邓芝到了东吴以后，孙权一开始并不买账。邓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总算是说动了孙权，双方重归于好。
　　双方重归于好，只是问题的开始。一个政策要长期贯彻下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公元前229年，孙权称帝。这又是对吴、蜀关系的一次严峻考验。俗话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一贯以东汉帝国的合法继承者自居的蜀汉政权，按道理显然不能容忍孙权擅自称帝。所以，当时的大臣都提出要与东吴断交。这时，诸葛亮力排众议。他说：“如果我们和他断交，他就必然仇视我们。结果就得在东部驻扎重兵，与之作战。这样一来，必须把东吴消灭之后，才能北伐中原。东吴贤才很多，将相和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搞定的。蜀吴两国顿兵对峙，长期相持，这正是曹魏求之不得的。这不是上策。”
　　这个政策长期坚持了下来，结果是吴蜀两国一直和平相处，而且在对付曹魏方面，互为犄角。

于神马

　　第四，“内修政理”。这是诸葛亮做得最出色的事件，也是他受到当世、后世高度赞扬的最重要的原因。最初在《隆中对》里，诸葛亮对于如何“内修政理”没有也不可能有成熟的方案。到了益州以后，诸葛亮通过调查研究以后，采用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我将其归纳为十六个字，“治国以法，任人唯贤，压制豪强，发展生产”。
　　先看“治国以法”。
　　诸葛亮是一个对“法”极其重视的政治家。他明确提出治国要礼法兼用，德威并举，甚至说：“刑罚不中，则众恶不理，其国亡”，把实行法治提高到国家存亡的高度。
　　早在刘备主政期间，诸葛亮就和法正、刘巴、李严、伊籍等人一起制定了蜀汉的法律。此后，又将执法是否公平、公正、合理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一条重要标准。诸葛亮自己更是一切依法而行。他的部下张裔称赞他：“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以判案为例，在他自己亲自主持七个刑事案件中，没有一个冤假错案。李严是因为政治阴谋被废黜的，但是却对诸葛亮并无怨恨，还希望自己能够得到诸葛亮的原谅和重新起用。诸葛亮死讯传来，他因希望破灭，激愤而死。再比如廖立，诸葛亮将他流放到边疆。他也没有怨恨诸葛亮。诸葛亮死后，他还为诸葛亮流泪。所以，陈寿评价诸葛亮说他“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东晋的习凿齿评价说：“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当然，也有人指出诸葛亮并非一贯执法如山，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法正滥用职权，报复他人，而诸葛亮不闻不问。这事其实怪不得诸葛亮。当时是刘备执政时期，以刘备之宠信法正，即使诸葛亮想要严惩法正，他做得到吗？与其自找没趣，还不如听之任之。反正也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事件。这件事，其实正好说明诸葛亮为人圆滑的一面，并不是一个后世所认为的那种愣头愣脑的“忠臣”。
　　在诸葛亮的影响之下，蜀国官吏大多执法严明，清正廉洁。关于执法严明，史书上这类记载不绝于书。如董和为官“严法”，邓芝“清严有治绩”，“赏罚明断”，杨洪“微过受罚，不特原假”，张翼“性持法严”，吕乂“持法刻深”，杨戏“职典刑狱，论法决疑，号为平当”，王离“推法平当”。关于清廉，史书上几乎就没有蜀国存在贪官污吏的记载，而清官的记载则比比皆是。比如费祎“家不积财”，其子“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再比如邓芝“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
　　再看“任人唯贤”。
　　刘备是善于用人的，我之前曾将之总结为：“能知人，善聚人，会用人”，但是刘备的用人方针与诸葛亮是不同的。刘备把手下的三个集团，力求使这三个集团能够相互制衡。用李严为副辅政大臣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用易中天先生的话讲，刘备有一个“荆州集团第一、东州集团第二、益州集团第三”的“既定组织路线”。
　　诸葛亮不同。诸葛亮没有按出身划线，没有按亲疏划线，更没有按门第划线。他的标准只有一个，即“贤”。他反复强调“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明确提出“取人不限其方”，不管是什么样出身、什么样背景的人，只要“贤”就用。诸葛亮心中的“贤”具体指什么呢？朱大渭先生总结道：“诸葛亮心目中‘贤’的标准 ，一条是确有办事才能，一条是忠于地主阶级的蜀政权，也就是要德才兼备。”这个论断是准确的。
　　诸葛亮提拔重用的官员中，有跟随刘备从荆州入蜀的人，即原来就属于荆州集团的人，比如蒋琬、赵云、魏延、杨仪、廖化、宗预、陈震等；有早于刘备入蜀，即属于东州集团的人，比如董和、董允、费祎、邓芝、王连、吕乂等；也有土生土长的益州本地人，比如张翼、杨戏、李恢、吕凯、马忠、王平、张嶷、杨洪等；此外还有像姜维这样从敌国投降过来的人。他们中，有累世高官，比如张翼的高祖父张浩官至司空，曾祖父则是说出“豺狼当路，安问狐狸”的张纲；有名士，比如张表、杨戏；也有出身低贱的人，比如马忠、王平、吕凯等。
　　由于诸葛亮在用人时，不以出身划线，唯贤是举，所以这些人在诸葛亮的麾下不但相安无事，而且同舟共济，为国尽忠。比如，第一次北伐时，属于荆州集团的赵云与属于东州集团的邓芝两人搭档指挥了在箕谷的佯攻作战，虽然由于敌众我寡吃了败仗，但却“敛众固守，不至大败”。再比如李恢，他本人与诸葛亮一起平定南夷，史称“与亮声势相连，南土平定，恢军功居多”；他侄子李球和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一道在绵竹殉国。
　　诸葛亮建设了一支对蜀汉帝国忠诚不二，而又治国有方的干部队伍。蜀汉帝国人才济济，上下一心，史称“吏不容奸，人怀自厉”。这样的吏治水平，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屈一指的。
　　再看“压制豪强”。
　　东汉以来，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出现了一批势力庞大的地方豪强。这些地方豪强势力的存在，既威胁到政府的统治，又侵害普通百姓的利益。对付这支势力，历史上有两种策略。一是纵容甚至加以收买；二是严厉打压。
　　刘璋的选择是前者，他宽容三蜀豪强，导致“蜀土人士专权自恣”的态势进一步得到发展。万绳楠先生就说，当时“蜀中情况可用一个‘乱’字来概括”。相反，诸葛亮则选择对益州豪强势力加以打压。
　　这里的打压不是举起屠刀，而是限制其势力的膨胀，不允许豪强势力为非作歹。具体的方针，其实就是“治国以法”，违法乱纪的，无论你在地方上的势力有多大，都坚决依法严惩。所谓“刑不可以贵势免”说的就是这个。比如李严一案，诸葛亮在打压与自己争权的反对派的同时，也是对于豪强势力的一次公开打击。李严当时有奴婢、门客“百数十人”，
　　此外，为了实施这一总的方针，诸葛亮还采用了釜底抽薪的办法。豪强势力之所以日益强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一个恶性循环。即，他们凭借家族的经济势力而获取政治势力，然后又通过政治势力还扩张经济势力，不断循环。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找到打破这个循环的办法。
　　实践证明诸葛亮没有找到彻底打破这个循环的办法。直到五百年后的隋唐时期，才发明出科举制来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但是，诸葛亮是做了尝试的。他的办法一是以身作则，倡导官员不治产业；二是不提倡以门第取人，“爵不可以无功取”。
　　后者在前面讲“任人唯贤”中已经说了。关于前者，要多说两句。诸葛亮特别强调以身作则。他在《便宜十六策-治乱策》中明确指出：“先理身，后理人”，“理身则人敬”。他上书后主刘禅说，“臣家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已经足够。至于臣在外地，再也没有别的资产，随身的衣食全部来自工资，决不别作经营，增长私产。”诸葛亮去世以后，家中财产果然与此完全一致。对此，朱大渭先生说：诸葛亮的财产不但不能和豪强大地主们相比，“就是和当时一般中小地主比起来，也是微不足道的。”
　　在他的影响之下，蜀汉帝国的高官大多非常简朴。比如董和“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刘巴“躬履清俭，不治产业”，费祎“家不积财”，姜维“宅舍弊薄，资财无余”，基本上没有以政治权力来扩张家族经济实力的行为。
　　最后，看“发展生产”。
　　治国以法，任人唯贤和压制豪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提升蜀汉帝国的国力。相对于魏和吴，蜀汉是一个小国，一个穷国和一个弱国。诸葛亮非常清楚这一点。诸葛亮多次在不同场合指出“益州疲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
　　因此，诸葛亮执政期间始终紧抓发展生产这件大事。一再强调“务农殖谷，闭关息民”，“闭境劝农，育养民物”。他专门设立了大司农一职主管全国的农业生产活动，设立屯骑校尉管理军事屯田。更为典型的事例是他认为都江堰是“农本，国之所资”，专门派遣一千二百人加以维护，从而保证了成都平原的常年丰收。

于神马

　　总而言之，在他的治理之下，蜀汉政治清明，国力大为增强，“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一派盛世景象。如果说这些话是官方用语，或有不实之处。请看以下关于老百姓对诸葛亮评价的记载。西晋时，陈寿说：“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唐时孙樵说：“武侯死殆五百载，迄今梁汉之民，歌道遗烈，庙而祭者如在。”当地百姓对诸葛亮的歌颂之声，应当不是空穴来风吧。
　　同时，史书上有关于魏、吴两国农民流亡、反叛的大量记载。如魏黄初五年（蜀建兴二年，公元224年），“冀州饥”。又如吴黄武五年（蜀建兴四年，公元226年），“军兴日久，民离农畔”。而蜀汉却鲜有相关记载。据朱大渭先生统计，自刘备取蜀至蜀亡的四十八年间，魏国发生农民起义十二次，吴国发生农民起义二十三次，而蜀国仅发生两次农民起义。
　　以此比较，三国的治理状况，高下立现！
　　可是，治理得最好的蜀汉帝国，却在三国之中第一个灭亡。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请看下章：最后的汉政权。

于神马

第十二章　最后的汉政权

　　蜀汉是三国时代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但是让人略感意外的是，按照正式的朝代纪年，蜀汉是最早灭亡的国家，也是存在时间最短的国家。
　　但是，这个问题得先澄清一下。
　　表面上看，蜀汉确实是三国中第一个灭亡的国家，也是国祚最短的一个国家。蜀汉从公元221年刘备称帝算起，到公元263年后主刘禅投降，总共历时42年。而曹魏从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开始，到265年禅让给司马炎，总共是45年。东吴从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开始算，到公元280年西晋吞吴，总共51年。
　　但是，如果我们抛开是否称帝这个名义上的东东不算，单就政治权力归属的情况来分析，结果就大不一样了。对此，我的看法是：曹魏政权从公元207年基本统一北方算起，到公元254年司马师废掉皇帝曹芳改立曹髦为帝为止（甚至可以更早一点，只算到司马懿发动政变除掉曹爽），总共47年；蜀汉政权，从公元214年刘备夺取益州开始，到公元263年后主刘禅投降为止，总计49年；东吴政权，从公元199年孙策平定江东算起，到公元280年西晋吞吴为止，总共81年。可见，实际上存在时间最短、灭亡最早的，不是蜀汉政权，而是曹操建立的曹魏政权。
　　也就是说，灭掉蜀汉的实际上是司马氏的晋政权，而非曹魏。当然，不管蜀汉是输给了晋还是魏，它都是灭亡了。是什么造成了治理得相当不错的蜀汉迅速灭亡呢？
　　对于蜀汉之亡，有三个比较流行的观点。其一是蜀汉后期人才凋零，其二是诸葛亮的北伐耗尽国力，其三是蜀汉没有得到士族门阀的支持。这三个观点都是似是而非。
　　我们先看第一个观点。蜀汉后期人材凋零了吗？
　　很多人都是这么看的。我认为，这样的观念主要是来源于《三国演义》。有人就说：“刘备在世的时候，各种人才闻名而来，文有诸葛亮、庞统，武有关张赵马黄‘五虎将’，可谓人才济济；刘备死后诸葛亮主政以来，蜀国的人才就越来越少了，原先的五虎将死的死老的老，偶尔有个姜维也是独木难支，以致后来出现‘军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这样一个人材短缺的局面。”
　　这绝对不是事实。蜀汉政权在诸葛亮死后同样是人才济济，且不说蒋琬、费祎、董允等文官（或者文武双全的官员）个个都是栋梁之材，纯粹的武将同样很优秀。
　　比如王平就是蜀汉中后期的一员虎将。王平崭露头角是在第一次北伐的过程中，当时王平跟随马谡守街亭，多次规劝马谡，可惜不成功。结果蜀军大败，丢了街亭。各军都溃败如山倒，只有王平这一支部队严阵以待，导致张郃不敢逼近，从而全身而退。王平因此受到诸葛亮的提拔。在诸葛亮后来主持的北伐战争中，王平一直受到重用，与魏军多次展开激战。其中一次，诸葛亮派王平阻击张郃军，王平成功完成使命，确保诸葛亮在另一个战场上大破司马懿。
　　在魏延因为内讧而被杀之后，王平就成为蜀汉政权镇守北方的主将。公元244年，魏国十万大军突袭汉中，前锋已到了骆谷。当时汉中驻军不满三万。面对强敌压境，王平、刘敏临危不惧，迅速地依托险要的地势，筑起两道防线，支持到援军到来，最终大破魏军。
　　另外，像邓芝、马忠、张翼、宗预、张嶷、刘敏、廖化等人也非泛泛之辈。比如张嶷随马忠讨叛羌，恩威并施，不断分化瓦解敌人，结果大获全胜，史称“辄有筹画战克之功”。
　　可惜除了大家熟知的姜维以外，这些很有能力的将领在《三国演义》里戏份不足，都是跑龙套的角色，所以不为大伙熟知，或者一贯被大家看不起。就拿廖化来说，史书上说他以果敢、强硬著称于世，凭什么就被人认定是一个不能当大将的小人物？顺便说一句，《三国演义》一类的文学作品往往是英雄人物一出场就是英雄（比如关羽一出场就“温酒斩华雄”），人们也乐于相信这些杰出人物一出山就不同凡响。但是，事实上很多伟人都是从基层一步步走上高位的，由普通士兵成长为杰出将领的大有人在。
　　其实蜀汉的军事实力是很强的。一个证据是，后主刘禅投降的消息传到前方的军中，“将士咸怒”，愤懑之情溢于言表。这些将士为什么会不满？唯一的解释是觉得输得窝囊。可见当时蜀军上下对于本方的战斗力信心十足。

于神马

　　我们再看第二个观点，即诸葛亮北伐造成了蜀汉的国力衰竭。
　　有不少人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提出的证据主要有三个。第一个，谯周的《仇国论》。在这篇文章中谯周指出，现在不是秦末群雄逐鹿，倒像是战国初期。如果穷兵黩武，那就会土崩瓦解。第二个，吴国使者薛珝说的话。他回国对吴帝孙休说：“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说明国力耗尽。第三个，蜀国灭亡时有二十八万户，人口九十四万，军队十万二千，官吏四万人，平均每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士兵，每七户就要养活一个官吏。
　　这些证据都是史实，但是，都不能用来控告诸葛亮，甚至不能用来说明蜀汉灭亡是因为国力耗尽。
　　关于第一个证据，请注意，谯周的《仇国论》是什么时候写的？是在诸葛亮在世时或是死后不久写的吗？不是。《三国志》里写得清楚，“于时军旅数出，百姓凋瘁，（谯）周与尚书令陈祇论其利害，退而书之，谓之《仇国论》”。也就是说，第一当时陈祇是尚书令，第二此前连年征战。而陈祇当尚书令时间是从延熙十四年到景耀元年（公元251年至258年）。在这几年间，公元253年以前是没有打仗的。也就是说，《仇国论》应该写于公元254年至258年之间（《资治通鉴》将谯周写《仇国论》这件事记载在公元257年，是很有道理的）。这个时候，诸葛亮已去世20多年了。
　　关于第二个证据，一方面是时间问题，另一方面则是这个说法的可靠性。薛珝出使蜀汉是在孙休时。孙休公元258年至264年在位，可见薛珝说的是诸葛亮去世近30年时蜀国的情况。而且这个情况还未必就是现实。因为，蜀亡之时刘禅在投降书上写道：“百姓布野，余粮栖亩”，而府库中尚存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可见国库也还丰盈，哪里像国力耗尽？
　　第三个证据，即“平均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士兵”不但是蜀亡时的事，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实这个比例也很正常，东吴亡时兵民比例是一比十。人口总数少，兵民比例一定会高。不然，如何维持与魏军在人数上相对平衡的状态？其实从人口增长的角度来看，蜀国的经济状况是不错的。蜀国建立之时，有户二十万，人口九十万（这里的人口是成年人的人口），到灭亡时户数增加了八万户，人口增加了四万人。这个增速在当时是比较快的。比如吴国，从公元242年到公元280年灭亡时，户数原封未动，人口反而减少了十万。再比如，从蜀灭亡到西晋灭吴时，十七年前蜀地的户数只增加了两万户，远低于蜀国平均每十年增加两万户的速度。
　　由此看来，把蜀汉灭亡的责任归咎于三十年前由诸葛亮主持的北伐战争，难道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即便是因为连年征战、国力耗尽而导致蜀汉的灭亡，这事也不能怪到诸葛亮的头上。或许有人会说，这是执行诸葛亮北伐中原的总体战略的结果。要知道，政策要依时而变，哪有一条道走到黑的道理？诸葛亮也没有定下规矩说要“一百年不变”嘛。
　　最后来看第三个比较流行的观点。即蜀汉之亡，是由于蜀汉政权失去士族门阀们的支持。这个观点由于易中天先生的大肆宣传而广为流传。
　　可是，大家应该想一想，从蜀汉建立起，士族地方豪强势力一直就被压制。为什么诸葛亮在世时，蜀汉非常兴旺，魏国在蜀国面前一般采取守势，不敢轻易挑衅？为什么在蒋琬、费祎执政期间蜀汉也是国泰民安，魏国拿蜀国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当时，魏国曾派十万大军（这个人数相当于蜀国全国兵力之和）突袭汉中，结果却是灰头土脸的回去。
　　能不能得到士族门阀的支持，并非一个政权强大或者兴盛的原因。我们不能因为后来的两晋是士族门阀统治时期，就得出结论说：三国时谁依靠士族门阀谁就能取胜。恰恰相反，正因为三国时期代表士族门阀集团利益的司马氏政权在争夺天下时取得了胜利，所以两晋才成为士族门阀的时代。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蜀汉的迅速灭亡呢？要揭开这个谜得从诸葛亮去世谈起。

于神马

　　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诸葛亮病逝于军中。紧接着，魏延和杨仪就发生了火拼。这是蜀汉历史上唯一一次高级官员之间的公开斗争。这次斗争长期以来都被人们所忽视，但其实它已经揭露出蜀汉政权内部最致命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先介绍一下参与这次火拼的两位主人公。主角一：魏延，时任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有尚方宝剑），封南郑侯，是刘备一手提拔起来而后又得诸葛亮重用的名将，手下部队是北伐的主力之一。主角二：杨仪，时任丞相长史、绥军将军，是诸葛亮的秘书长，在军中主要负责拟定作战方案、部署军队、筹集粮草，地位相当于参谋长。
　　这两位可以说是诸葛亮北伐的左膀右臂，可是诸葛亮尸骨未寒，这两位却已刀兵相向。怎么回事呢？据史书记载，事情大约是这样的：诸葛亮病重之时，召来长史（相当于参谋长）杨仪、司马（相当于参谋）费祎、护军（相当于警卫队的司令）姜维等人，交代下去，等自己死后，大军就南归，命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如果魏延不服从命令，就不管他，部队直接南下。结果魏延不听指挥，拒不撤军。结果杨仪就开始准备率军撇下魏延先行撤退。魏延大怒，率军抢在杨仪之前先行南归，而且过河拆桥，烧毁了栈道，阻止杨仪南归。双方都向朝廷控告对方谋反，后主刘禅不知如何是好，就去问手下大臣。结果董允、蒋琬等人都保杨仪。于是，有了皇帝的支持，杨仪方面自然理直气壮。蜀汉将士也都听从皇命，魏延众叛亲离，最后被马岱所杀。
　　这个事情其实挺古怪的。
　　首先是诸葛亮的安排就奇怪。魏延和杨仪两人不和，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孙权就曾经就此事质问过出使吴国的费祎。而且魏延的官比杨仪大，统军的经验也比杨仪丰富得多，怎么越过他而授权给杨仪？这让魏延如何能够接受？且听魏延当时听到这个安排时是怎么说的：“我魏延是什么人？凭什么要听他杨仪的指挥，为他断后？”诸葛亮不可能不知道他这样安排会激怒魏延，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更有意思的是，据《魏略》的记载，当时诸葛亮命令魏延在自己死后暂代其位。如果这事是真的，就是下达了两道相互矛盾的命令。这纯属有意让两人打起来。所以张作耀先生就说魏延的冤案“完全是由诸葛亮一手策划的”。可是，诸葛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次，诸葛亮的命令只当面传达给杨仪等人也很古怪。当时魏延的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应该并不远。据《三国志-魏延传》记载，魏延经常申请单独统率一支万人的部队与诸葛亮兵分两路进军，诸葛亮都不同意。此次肯定也是一道行动，前后能够相距很远吗？况且，费祎后来还专门跑到魏延那里去传达诸葛亮的遗命，很快又跑回杨仪这里。可见距离不远。如此重大的军事安排，诸葛亮为什么不把魏延叫到身边来亲自交待？
　　第三，诸葛亮让大家不管魏延，自行撤军，也很奇怪。魏延本人是蜀国当时的最杰出的将领，以他的身份和地位，所统率的部队必定是蜀军的精锐部队。比如在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北出祁山，与司马懿决战的时候，魏延就是主力。诸葛亮怎么可能抛弃这名虎将和他手中的这支精锐部队呢？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诸葛亮不信任魏延。理由就是前面提到的魏延总是想分兵单独行动，而诸葛亮则总是不许。更为典型的例子是所谓的子午谷奇谋。
　　从蜀汉北伐中原，一共有五条路可走。第一条是最东边的子午谷通道，出口就在长安边上；第二条是中前的骆谷道，出口在武功；第三条是褒斜道，出口是郿县；第四条路是陈仓道，在褒斜道之旁，出口是陈仓；第五条路是绕道祁山，到陇右然后再向东入关中。第一次北伐的时候，魏延提出由他率领一支万人的部队经由子午谷偷袭长安，而诸葛亮则率主力走褒斜道。魏延认为，夏侯楙是曹操的女婿，怯而无谋，大军一到他肯定逃走。长安城里也没有什么名将，钱粮倒很充足。拿下长安以后，用不了多长时间，诸葛亮的大军也会抵达。如此一来，咸阳以西不就一举拿下了吗？
　　可是诸葛亮没有同意这个计划，采取了更为稳妥的方案，佯攻褒斜道，而出兵祁山。
　　对此历史上争论不断。一派认为魏延之计可行，诸葛亮坐失良机。如柏杨先生就说：“诸葛亮的错误决策，由于他天生的谨慎性格，使他追求万全。偏偏军事上没有万全，所以他用尽心力，不能寸进。”另外一派针锋相对，认为魏延的计划绝不可行。比如万绳楠先生就说：“魏延之计，脱离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从之必败。”
　　其实这种争论是没有意义的，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在此我不想多说。我想说明的是，因此而断言诸葛亮不信任魏延是站不住脚的。
　　诸葛亮不是一个听不进别人意见的人，也不会排斥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举两个例子。比如董和就经常由于与诸葛亮意见不一致而与诸葛亮当面讨论。诸葛亮不但不责怪董和，而且要求属下都向他学习，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的，立即提出来。再比如蒋琬是诸葛亮最信任的人。他也并不是事事都与诸葛亮意见一致。诸葛亮杀马谡，蒋琬就不同意。魏延与诸葛亮的分歧是技术性的分歧，并非根本矛盾。
　　有的人可能会说，既然诸葛亮信任魏延，为什么守街亭不派魏延去呢？原因很简单：魏延是主力。在整个陇右战场上，诸葛亮的总体战略是“阻援拔点”而非“围点打援”。街亭之战其实是一场阻击战，其目的在于为主力夺取陇右诸郡赢得时间，而非与张郃决战。就好比辽沈战役中的塔山阻击战。真正的主力都在陇右攻城略地（相当于打锦州），派往街亭拦截张郃的只能是一支偏师。
　　事实上在后来历次北伐战争中，诸葛亮一直对魏延加以重用。建兴五年，诸葛亮就任命魏延为正印先锋官，统率前锋部队。建兴八年的时候，诸葛亮又派魏延西入羌中，独立指挥与曹魏的作战。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魏延也是率军冲在最前面担任前锋。怎么能说诸葛亮不信任魏延呢？
　　易中天先生又提出另外一种可能：诸葛亮料定魏延不会听杨仪等人的话，肯定不会甘心撤军，所以才让杨仪等人不必管他。“因为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赶快把大军撤回成都，把蜀汉政权保卫起来”。
　　这种可能不是没有，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诸葛亮要保住“革命火种”，生前为什么不撤军呢？
　　当时战场的形势是蜀攻魏守，主动权在诸葛亮手中，诸葛亮想撤军，随时都可以撤军。如果诸葛亮生前就下达撤军的命令，魏延敢不听吗？即使在撤军的过程中诸葛亮病逝，魏延、杨仪等人也只能继续按照诸葛亮生前就已下达的命令执行撤军的计划。从历史记载来看，显然在逝世之前，诸葛亮并未下达过撤军的命令，蜀军也没有撤军的行动。否则魏延就不会说：“丞相虽然不在了，可是还有我魏延呢！丞相府的人先带着丞相的灵柩回去发丧，我统率军队继续北伐。”

于神马

　　种种迹象表明，诸葛亮根本就没有安排后事。也就是说，我同意吕思勉先生、陈迩冬先生的看法，《三国志》上关于此事的记载不是事实。事实是：诸葛亮突然病逝，根本没有来得及部署后事。所谓的丞相遗命，是杨仪等人伪造的。
　　有没有证据呢？当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有旁证。
　　留下遗言有两个前提：第一是当事人必须神智清醒，第二是当事人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而普通人认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当时的条件下（医生还不能断言病人身患绝症），又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病得重，第二是病的时间长。没有人会因为自己有点头疼脑热就立遗嘱，也没有人会病个两三天就立遗嘱。
　　《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所写道：“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三国志•后主传》则记载：“秋八月，亮卒于渭滨”。这两句话，第一句话告诉我们，诸葛亮八月得病；第二句话告诉我们，诸葛亮八月逝世。同时，没有关于此前诸葛亮身体就不好的任何记载。如果诸葛亮身体不好，他就不会出征。比如后来蒋琬就是因为身体不好而放弃的北伐的计划。可见诸葛亮从得病到去世，历时不足一个月。
　　从对手司马懿的反应来看，诸葛亮去世同样是非常突然的事情。史书记载，诸葛亮曾经派使者到魏营去，司马懿问了使者诸葛亮的生活情况。使者说：“诸葛丞相起得早、睡得晚，工作很辛苦，凡二十杖以上的处罚都亲自处理，每天吃的东西也很少。”司马懿就说：“诸葛亮要死了。”可是，当蜀军撤退时却出现了，“死诸葛吓走活仲达（司马懿字仲达）”。司马懿的解释是什么呢？他说：“他活着的时候我能预料他的行为，他死了我就算不准了。”言下之意，“我怎么知道他就死了呢？”
　　什么病能够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夺去诸葛亮的生命呢？我们如果想想诸葛亮平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我们就不难得出答案。
　　众所周知，诸葛亮几十年来一直日理万机，夙兴夜寐，过度操劳。长期这种生活很容易导致过劳死。什么叫“过劳死”？通常的定义是：由于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加重，心理压力大，而长期处于精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结果突然引发身体潜在的疾病急性恶化而危及生命。有关资料表明，直接促成“过劳死”的五种疾病依次为：冠状动脉疾病、主动脉瘤、心瓣膜病、心肌病和脑出血。也就是说，诸葛亮很可能是因为突发心脏病或脑溢血而去世，所以根本来不及留下遗言。
　　有人也许会反驳说，不是有史料记载后主刘禅曾经派人去问过诸葛亮的后事吗？这个记载本身就不靠谱。为什么呢？首先，这则故事来自陈寿本人编撰的《益部耆旧杂记》，但却没有写入《三国志》中，可见陈寿本人就认为这个故事不可靠。其次，整个对话的过程和吕后问刘邦后事如出一辙，模仿的痕迹十分明显。吕后先问萧何之后用谁。刘邦说，先可用曹参。吕后又问，曹参之后呢？刘邦说用王陵。吕后接着问王陵之后呢？刘邦说，这就不是你所考虑的了。而在这个故事里，同样是李福先问诸葛亮死后用谁。诸葛亮回答用蒋琬。李福又问蒋琬之后呢？诸葛亮回答，用费祎。李福再问费祎之后呢？诸葛亮不答。两者何其相似？第三，事情经过过于离奇。依据《益部耆旧杂记》，当时李福已见过诸葛亮了，在回来的路上又想起什么，再回去问诸葛亮谁继任丞相。可是，李福奉旨往军中咨询“国家大计”，最主要的任务便是去询问何人可以继承丞相。怎么会出现如此戏剧性的、“复返”的情节？倘若李福没有忽然想起什么，诸葛亮职位的继承人岂非就不能确认？
　　解开了诸葛亮去世之谜，一切疑惑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正是诸葛亮的突然逝世导致蜀汉政权内部发生了内讧。
　　这次内讧揭露出了蜀汉政权内部的一个致命缺陷：领导人的继承存在重大隐患。一般而言，一个帝国的领导人当然是皇帝。但是，如果我们问：刘备死后蜀汉帝国的领导人是谁？相信没有人会说是刘禅。一般的回答是：先是诸葛亮，而后是蒋琬，再后是费祎，最后是姜维。

于神马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得从蜀汉帝国的政权结构入手来分析一下。
　　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与曹魏、东吴都大不一样。
　　曹操名义上是“奉天子以令不臣”，但实际上，依靠的是汝颍集团和谯沛集团两个地方豪强集团，主要手段是武力征服。孙权这边就更直接，就是凭着武装力量硬打硬杀出来的政权，然后再对地方上的士族门阀加以安抚、收买。
　　而刘备呢？刘备从赤壁之战以后到建立蜀汉帝国几乎是一帆风顺。荆州是捡来的，益州是骗来的。在夺取荆、益二州的过程中，不少地方望风而降。为什么会如此呢？运气是一个方面，军事力量也占了一部分，但更重要的依靠力量是政治号召力。因为他姓刘，是宗室，所以他得到了拥护汉室的这些势力的一致支持。
　　对于这些拥护汉室的人来说，拥护刘备、刘表、刘璋都是一样的，而三者一比较，刘备最有才，最有可能实现汉室的复兴，当然支持刘备。可以说，刘备政权是当时所有拥汉派的希望所在，是东汉帝国的真正继承者。从这个角度来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观点是对的，蜀汉是正统。
　　由于建国的过程和依靠力量都比较特殊，刘备的蜀汉政权的权力架构也比较特殊。皇帝是整个政权的核心，是精神领袖，这一点是雷打不动的。刘备死后，刘禅那么没用，但是蜀汉上下都忠于他，没有一个人想过去取代他，原因何在？就因为他姓刘，是整个蜀汉政权的精神领袖，没有他整个政权就会散掉。
　　在皇帝之下，有两个集团。一个是忠于汉室的知识分子集团，代表人物是诸葛亮、法正、蒋琬、董允等人；另一个是忠于汉室的军事将领集团，代表人物是关羽、张飞、赵云、魏延等人。这两个集团的结合点开始是刘备，后来是诸葛亮。
　　诸葛亮执政而又不篡位，其结果是国家的领导大权由皇帝转移到丞相手中。也就是易中天先生所言的“虚君实相”。不过我的意见与易中天先生相左，易先生认为“虚君实相”是“当时最好的制度”，而我却要说正是“虚君实相”导致了蜀汉帝国的迅速灭亡。“虚君实相”所无法解决的核心难题在于：没有民主作为基础，这个实的“相”如何产生？唯一的办法是由前任指定。但是，即便前任指定了继任者，这个继任者能否服众却也是一个未知之数。
　　诸葛亮的突然去世立即引发了魏延、杨仪、蒋琬等人的一场相位争夺战。这场争夺战的结果是，一代名将魏延被以谋反罪诛灭三族，才干超群的杨仪被流放。这对于人才本来就相对较少的蜀汉帝国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损失。
　　好在一来诸葛亮治理期间，政治基础打得不错，国力还经得起这次折腾，二来诸葛亮其实早就指定了继承人，而且选人准确，否则蜀汉帝国恐怕会立即崩溃。
　　诸葛亮所选的接班人是蒋琬。这决不是在病重之时所做的决定，而是早就定下来了。据《三国志-蒋琬传》，诸葛亮平时经常说：“蒋琬德才兼备，正是与我共同致力复兴汉室大业的人。”这就是给蒋琬接班制造了舆论。同时，诸葛亮还私下上书给刘禅，说：“我如果万一不幸去世，以后的国家大事就交给蒋琬。”这事估计是在出师之前。
　　至于为什么不公开，原因很简单。在任职终身制的情况下，秘密指定接班人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办法。当时诸葛亮健健康康的，而且年纪也不算太大，没必要公开说蒋琬是接班人。不公开，大家觉得自己都有机会，干劲也会更足一些。而且，如果后来发现更合适的人选，还可以随时更换。相反，过早公开，会导致不必要的麻烦，破坏干部队伍的团结。比如说，假如诸葛亮多活十年，蒋琬心里会不会有别的想法？历史上因为皇帝活得太长，太子动了篡位之心的事例不少。父子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即使蒋琬没有想法，其他人会不会有想法？想把蒋琬搞下台，自己取而代之？
　　蒋琬由于本人能力突出，又有诸葛亮的保举，经历了一段动荡之后，算是接过了蜀汉帝国的指挥大权。不过，刘禅为了防止蒋琬专权，废除了丞相制度。他任命蒋琬为大司马，主管行政，兼管军事；同时任命费祎为大将军，主管军事，监管行政。这就等于把诸葛亮原来手中的权力，分别交给了蒋琬和费祎两个人，让他们相互制衡。
　　这样一来，刘禅本人依旧是个摆设，但是底下的官僚机构却有了两个领导人。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好在诸葛亮在选人、用人上坚持了德才兼备的原则。蒋琬、费祎二人都以国家利益为重，并不争权，什么事情都商量着办，和平共享了这个权力。

于神马

　　蒋琬去世后，费祎当然也就成了蜀汉帝国的领导人。可是，费祎的突然死亡（费祎是遇刺身亡，没有嘱托后事），却又让这个位子空了出来，从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相位争夺战。与前一次公开的争夺不同，这一次是暗战。
　　参与相位争夺的人很多，既有知识分子集团的陈祇，也有军事将领集团的姜维，还有宦官集团的黄皓。更要命的是，这个时候在知识分子集团和军事将领集团中，没有像诸葛亮、蒋琬、费祎这样既懂军事、能领兵打仗又懂政治、会治国理民的人。也就是说，这两个集团没有交集。
　　结果是，知识分子集团和军事将领集团都只能是各自强化自己的政治资本。知识分子集团的政治资本是发展经济，满足政府（即包括皇帝在内的整个官僚集团）的物质需要；军事将领集团的政治资本则是战功。
　　了解了这一点，大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姜维会连年北伐。
　　有人说，姜维北伐是执行诸葛亮的既定政治路线。这话不对。北伐中原是诸葛亮的志向，但不是其既定政治路线。作为一个政治家兼军事家，诸葛亮非常清楚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关系。诸葛亮发动的北伐战争，与姜维发动的北伐战争是不同的。
　　要解释这个问题，必须回过头来讲一讲诸葛亮的北伐。
　　有人讲诸葛亮北伐是穷兵黩武，空耗蜀汉的国力。
　　这种观点，根本站不住脚。
　　《三国演义》中讲诸葛亮六出祁山，其实诸葛亮北伐的次数根本没有那么多，兵出祁山的就更少了。诸葛亮执政期间与曹魏大大小小的战争一共六次。
　　第一次是在建兴六年（公元228年）的春天，诸葛亮兵出祁山，大举北伐。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北伐作战，而且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一次。曹魏举国震动，陇右几乎失守。可惜马谡兵败街亭，北伐以失败而告终。
　　这一年的冬天，诸葛亮再次出兵北伐。这一次是兵出陈仓，但是攻陈仓不下，粮尽而还。这就是所谓第二次北伐。这是诸葛亮想趁魏吴两国交兵、关中空虚之机而进行的一次偷袭。这次进攻准备并不充分，规模应该也不大。否则很难解释整个战争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月，诸葛亮就撤退了。所以，完全可以看作是对于吴国北伐行动的一次策应。
　　第二年的春天，诸葛亮派陈式为先锋进攻武都、阴平二郡，然后自己率军抵达建威。这一次所谓的北伐，目的很明确，就是夺取武都、阴平二郡。东汉时，阴平郡的大部属于益州，称为广汉国；武都郡则属于凉州。这两个郡都在祁山以南，原先应该至少有一些地方是蜀汉的地盘。估计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以后，这两个郡归附了魏国。诸葛亮这次北伐当属收复失地，并不是志在北伐中原。
　　第四次蜀魏之间的战争发生于公元230年，地点羌中地区，是魏延与魏国的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作战。这次作战其实是为打退魏国的入侵而进行的一次反冲击，规模应该也不大。当时，诸葛亮正率主力镇守汉中，防备曹真等人的进攻，不可能大量分兵给魏延。
　　第五次是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亲率大军北伐，这是真正意义的二出祁山。这次战争规模较大，曹魏方面的主帅是司马懿。蜀军几次击败对手，但是此后司马懿坚守不战，蜀军未能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整个战争历时四个月，蜀军粮尽而还，撤退途中还射杀了曹魏名将张郃。
　　第六次是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这一次北伐的规模也比较大，而且诸葛亮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这次北伐以诸葛亮的突然逝世而告终。
　　这六次战争中，以夺取中原为战略目标的大规模北伐只有三次，即第一次、第五次和第六次。也就是说，诸葛亮的在十二年的执政期间，只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北伐，平均四年进行一次。在这三次北伐之间的几年里，诸葛亮做了些什么呢？主要是发展生产，加强战备，积聚力量。可见诸葛亮北伐，是量力而行，而不是穷兵黩武。
　　还有不少人认为诸葛亮北伐是以攻为守。比如，清人刘献庭论讲诸葛亮北伐是“以攻为守”，“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田余庆先生也说：“强敌环伺，入蜀亦应图强，因而有诸葛亮不计成败利钝，驱民北伐之举”，“以其时蜀魏形势度之，以攻为守或有可守，坐守待人之攻者守亦不能”。易中天先生更是把北伐与国内矛盾联系起来，说：“战争对于转移注意力，加强凝聚力，镇压反对派都是很有利的，这叫做安内必先攘外。”
　　这种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是却没有搞清楚北伐的立足点究竟何在。
　　小国、弱国需要自强，但自强不等于要频繁地对外发动战争。自强更需要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所谓“国虽大，好战必亡”，大国尚且不能好战，何况小国、弱国？小国和弱国要自强，决不能轻启战端，而应韬光养晦。因此，如果以“守”为立足点，就不应该“攻”，至不不应该轻易“攻”。举两个例子。
　　比如，西汉帝国建国之初，一穷二白，根本不是匈奴的对手。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西汉帝国一方面努力避免与匈奴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另一方面，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最终到汉武帝时，终于凭借强大的国力，一举战胜了匈奴。
　　再比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无疑是弱国、穷国，而且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都算不上好，可谓“强敌环伺”。正是在这种“强敌环伺”的情况之下，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战略。此后二三十年间，中国一门心思搞建设、谋发展，这才有了如今中国的强大。成天像越南、朝鲜那样“立功以自存”可行吗？
　　通过发动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更是无稽之谈。战争在短期内确实能够起到转移注意力、加强凝聚力的作用，但是风险远比老老实实地正视和解决国内矛盾大得多。因为，战争本身不能解决矛盾。一旦战败，一切矛盾都会爆发出来。即使战争取得胜利，同样会消耗大量物质财富，并极大的影响生产。除非能够通过掠夺获得补偿，否则国力都会下降，从而导致国内矛盾继续加深。
　　田余庆先生所说的“以攻为守或有可守，坐守待人之攻者守亦不能”与《后出师表》所言“惟坐待亡，孰与伐之”云云也近乎荒谬。弱者取守势，怎么就是坐以待毙呢？
　　举一个反例。南北朝后期，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西魏弱小，东魏强大，其形势与三国时蜀魏两国类似。弱小的西魏（即后来的北周）面对东魏咄咄逼人的进攻，就是采取守势，而且一守就是二十多年。在这守的过程中，西魏（北周）的领袖宇文泰、宇文邕父子改革了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着力发展生产，加强军备，终于经过五十多年的努力使得北周成为天下第一强国，最后一举灭掉了北齐（即原先的西魏），并且为隋朝一统天下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样的“守”不是守得很精彩吗？
　　诸葛亮北伐的立足点，不是“守”而是“攻”。

于神马

　　他之所以北伐，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实现复兴汉室的政治理想。诸葛亮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复兴汉室是其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在诸葛亮的身边，有一群像诸葛亮这样忠汉派人士，比如赵云、魏延。复兴汉室是他们的共同理想。这批人正是蜀汉帝国最核心的政治力量。高举复兴汉室的大旗进行北伐，不但能够起到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而且是他们最愿意做的事情。
　　然而，这只是他北伐的原因之一。作为一个大政治家，诸葛亮的北伐是既是对自己理想的追求，是凝聚人心、鼓士气的选择，还是扩张本国国力的重大战略。
　　在诸葛亮最早提出的《隆中对》战略规划中，一个关键点就是“跨有荆、益”。当失去了荆州之后，蜀汉帝国最大的困难不在于无法兵分两路进军，而在于地盘太小，人口太少，物产太不丰富。
　　众所周知，荆州下辖的湖北、湖南两省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人口也比较多。而益州除了成都平原和汉中地区是比较大的农垦区以外，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是山地。整个蜀汉帝国，人口（主要指成年人）只有九十多万，而吴国的人口是二百三十万，魏国更是在千万之上。这样的条件就限制了蜀汉国力的增长。
　　诸葛亮通过五年的励精图治，不但让蜀汉的国力从夷陵之战的惨败中恢复过来，而且达到了益州本地资源所能支持的极限。蜀汉要想进一步增强本国国力，必须从外部获取资源。简单讲，就是需要更多的人口、更大的地盘。唯其如此，才可以与曹魏争天下。也就是说，诸葛亮的北伐，是在治理好本国内政的基础上发动的对外扩张战略，大约可以相当于战国初期秦国的东征（秦国同样是商鞅变法在前，对魏国开战在后）。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诸葛亮多次北伐都要兵出祁山进攻陇右，而不直接进攻关中。在诸葛亮看来，一旦占领了陇右地区，蜀汉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就将大幅提高，而且还能获得马匹等重要军用物资。相反进攻长安，不但风险大，而且即使拿下关中，也必将面对魏国的强劲反扑，战争持续时间会很长，不利于蜀汉国力的增强。
　　可惜的是，诸葛亮的对手很强，北伐没有能够取得明显的成效。诸葛亮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蜀汉政权最初是以复兴汉室这个政治理想为依靠力量的政权。然而随着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这批拥汉派知识分子和军事将领的逝世，复兴汉室这个政治理想的号召力越来越弱。蜀汉政权的领导层里有很多人已经没有心思复兴汉室，而是要保国安民了。比如费祎就说：“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
　　同时，蒋琬、费祎等人意识到自己不具备为国家开疆拓土的能力。在他们看来，诸葛亮都没办法打赢司马懿，自己也就别自找没趣了，“如其功业，以俟能者”。因此，通过北伐中原扩张国家实力的政策立即终止。
　　结果是，在从公元234年诸葛亮去世到公元253年费祎遇刺身亡为止长达19年的时间里，蜀汉帝国国泰民安，和魏国的战争只有三次，其中除了魏国主动来攻的那一次规模较大以外，另外两次主动出击规模都不大，“其兵不过万人”。
　　蜀汉帝国这个时期内部是否矛盾重重呢？没有。因为蜀汉帝国早已非常明确地将自己的政治基础调整为“民”，也就是中小地主和自耕农。诸葛亮治蜀的各项政策都有利于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发展，使得蜀汉政权得到了益州广大老百姓的真心拥护。至于士族豪强大地主，或许有些不满，但由于蜀汉政权依法治国、处事公平而且吏治清明，他们也是支持至少不反对蜀汉政权的。
　　总而言之，诸葛亮实施北伐与蒋琬、费祎终止北伐，都是从整蜀汉帝国的大局出发而作出的决策。可以说是，进则欲并吞天下，退则可保国安民。

于神马

　　姜维则不同，姜维的北伐脱离了蜀汉帝国的国情，即使不说他有很明显的个人目的，至少也仅仅是从军事集团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从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费祎遇刺身亡开始，姜维连续五年大举北伐。北伐的结果对于姜维个人而言，非常有利。几场仗打下来，姜维的官位是一路看涨。253年开始大举伐魏，第二年加督中外军事，256年当上大将军。当然仗打输了是要降级的，256年战败，就贬为后将军。为了升官，又打，到258年再次被拜为大将军。
　　然而，与此同时，国内出现了国力耗尽的局面。《三国志-谯周传》记载，当时“军旅数出，百姓彫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谯周写了《仇国论》一文。此文代表了知识分子集团对于以姜维为代表的军事将领集团穷兵黩武的极度不满，也说明蜀汉政权内部已经分裂成两派。
　　此外还有例证证姜维贪图战功不考虑保国安民。姜维认为原先魏延、王平守汉中时“实兵诸围以御外敌”这种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法虽然可以抵御敌人，但是不获得大的战功。于是，姜维改用诱敌深入的打法，准备一下子包人家个饺子。这种战术打法，直接导致了魏国军队能够轻易进入汉中平原，有巨大的风险。
　　更为严重的是，诱敌深入会导致本国领土变成战场，从而影响百姓的生产、生活。当年魏国大军进逼汉中，王平、刘敏等人之所以不同意放敌人入关，采用拒险死守的战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汉中地区是农垦区，“男女布野，农谷栖亩”，一旦敌国军队入境，对于本国经济伤害太大。
　　姜维的做法，哪里是为了保国安民，分明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战功而置国家、人民于不顾。
　　这个时候在蜀汉帝国内部有没有人能够阻止姜维呢？没有。一方面，论资格、论军功、论能力，在军事领域，其他人都不能与姜维相比。另一方面，姜维牢牢地把军权抓在手里，毫不放松。他长年带着军队在汉中不回成都，而且把不赞成自己北伐的其他将领如张翼等人也都带在身边。到后来，甚至干脆到沓中屯田去了。这样一来，朝廷想换他都没法换。
　　那么，是不是说姜维就是蜀汉灭亡的罪魁祸首呢？也不能。作为军事将领，好战是很正常的。比如说魏延，诸葛亮死时，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再比如，西汉初期，当匈奴冒顿单于写信污辱吕后时，樊哙等军事将领就放出要横扫匈奴的豪言。
　　作为军事将领，他们只考虑战争因素，而对于内政，他们既不关心，也不懂。如果将发动战争的权力交给他们，结果往往是让盲目发动的战争耗尽国力。
　　蜀汉灭亡的根源在于对帝国制度的背叛，蜀汉帝国的政权架构弱化了皇权。其权力架构存在一个致命缺陷：在知识分子集团和军功集团之间缺少一个稳定的结合点。在帝国时代，一般这个结合点是皇帝，而后主刘禅又基本是个摆设，所以只能依靠那些既是知识分子又属于军功集团的人或者两边都支持、都服从的人作为领袖，而一旦找不到这个人，政权就分裂了。这种缺陷有没有办法解决呢？有。一种办法就是加强皇权，皇帝是两边都服的人；再一种就是民主选举，选一个大家都服的人出来。可是蜀汉政权，哪一条都做不到。
　　面对内部矛盾重重的蜀汉帝国，魏国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出乎很多人的预料，魏国几乎没费多大力气就一举就灭了蜀汉。怎么会这么容易呢？

于神马

　　除了上面提到了根本性原因之外，还有几个技术性原因，即先后出现了三个决定蜀汉命运的重大事件。
　　其一，邓艾走阴平绕过蜀汉的防线。邓艾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又有三个原因。一是姜维兵力部署不当。前面讲过，蜀汉原先的战略部署是拒敌于国门之外，这种部署能够很有效地利用秦岭山脉的险要地势。然而，姜维认为这种部署不能大量消灭敌人以获得战功，所以改为诱敌深入的战术。结果导致魏国大军轻易进入汉中地区，获得了从阴平道进攻蜀地的机会。二是黄皓误国。早在魏军进攻之前，姜维就上书中央要求派军队到前方构筑防线，但是由于黄皓相信巫师的话，认为魏军不会来，所以将这封重要的文件搁置了起来，导致蜀军部署迟缓，未能防患于未然。三是邓艾敢于冒险。走阴平偷袭蜀地是一次军事冒险。这条路不但艰险难行，而且是有进无退，属于无后方的作战。如果邓艾没有冒险精神，或者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决心动摇，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其二，绵竹之战蜀汉军团战败。邓艾从阴平小路绕过姜维重兵把守的剑阁之后，在绵竹遇到了蜀军。绵竹之战对于魏军而言只能胜不能败，一旦失败，这支深入敌境的孤军就必然会全军覆没。绵竹之战蜀军的主帅是谁呢？是诸葛亮的独生子诸葛瞻。诸葛瞻是名门之后，他虽然有武官的官衔，但其实在此前从未带兵打过仗，也没有跟随军队出征的经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官。在军事才能上当然不可能与久经沙场的邓艾相提并论。蜀汉用诸葛瞻领军也是没有办法，会打仗的基本都在姜维军团里。这个时候才真是“蜀中无大将，诸葛瞻作将军”。不但将领的指挥才能上魏军占优，而且从兵力对比上来看，邓艾也占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之下，绵竹之战以蜀军的全线溃败而告终。由于，诸葛瞻所率领的这支军队应该就是蜀汉帝国的总预备队，所以绵竹之战的失利直接导致第三个事件的出现。
　　其三，刘禅不战而降。当诸葛瞻兵败殉国的消息传到成都，蜀汉中央政府上下都对继续抵抗失去了信心。这个时候出现三种声音，一是向南逃到少数民族地区，二是向东逃到吴国，三是直接向邓艾投降。大家注意，当时大臣中没有一个人提出要死守成都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一个原因是军事力量不足，留在成都的全是文官，手里的军队也不多。第二个原因是官僚集团本来就是骑墙派，在刘禅手下当官也是当官，在曹魏政权手下当官同样是当官。当年曹操兵临赤壁的时候，东吴不也是一片投降之声吗？第三个原因是刘禅本人无野心，没有权力欲。他自己恐怕觉得当皇帝反正也就是一橡皮图章，只要能保住荣华富贵，投降就投降吧。从皇帝到大臣，成都城里没有一个主战的，经过谯周一分析，直接投降邓艾是最佳选择，所以邓艾大军还没到成都城下，刘禅就派使臣屁颠屁颠地跑到邓艾那儿献降表去了。
　　随着刘禅的投降，蜀汉帝国灭亡，汉代至此彻底地划上了句号。然而，从实质上讲，由曹操建立的那个取代了汉朝的曹魏其实也早已灭亡了。从十几年前开始，曹魏就已是司马家的天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请看下一章：曹魏的掘墓人。

于神马

下章将曹丕怎么不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