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这么多相声说三国，就转一个讲三国的帖子吧。就是长了些。

于神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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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神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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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离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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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神马

第一章
东汉的崩溃

讲述三国的作品往往这样开头：“东汉末年，群雄并起……”

　　这是有道理的。众所周知，所谓三国，是指曹魏、蜀汉和东吴。但三国时代却绝不能以这三个国家的出现来界定。否则，像周瑜、关羽、袁绍，甚至曹操这些人就都算不得三国人物，而只能算东汉人物了。所以，一般而言，三国时代是指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这段时间。也就是说，三国其实是包括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这一段历史。

　　我们也要从东汉末年开始讲起。但不是从汉献帝这儿开始，也不是从董卓进京开始，而要往前推，推到东汉政权开始解体的那一刻讲起。那是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了。

这就是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在爆发之前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当然这种准备不可能明目张胆地进行，起义的领导者张角的办法是借助宗教的力量来发动平民百姓。他派弟子分赴各地以传道为名发动和组织贫苦百姓，“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形成三十方。其中，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所以，要谈黄巾起义，首先要谈谈黄巾军的宗教信仰——太平道。

　　太平道不是一种普通的宗教派别，而是一个异端教派。怎么这么说呢？

　　很多人认为太平道就是根据道教经典《太平经》（又名《太平清领书》）而发展起来的教派。其实不然。《太平经》作为正统的黄老神学思想成果，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的改良主义思想。

　　东汉是一个神学非常发达的时代。早在西汉时期，由于受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的影响，儒家思想就越来越神秘化，甚至有的已经发展为神学理论。到西汉末年，各种图谶流行一时，更使得儒学越发具有神性。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此后，为了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儒学与谶纬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依议郎杨终奏议，仿西汉石渠阁会议的办法，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这就进一步把儒家经义与谶纬图书等迷信东西结合起来，使儒家思想神学化。后来，当时在高层颇为流行的黄老学说也逐渐神秘化起来，老子也变成了神，到桓帝时期就产生了与儒学相结合的黄老神学。当时，桓帝“祠黄、老于濯龙宫”，又“立老子庙于苦县之赖乡”，并派高官去祭祀。

　　在皇帝的支持下，黄老神学当然具有无上权威。《太平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太平经》最初是呈献给皇帝的。《后汉书•襄楷传》上说《太平经》本是宫崇敬献给汉顺帝的神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亦有兴国广嗣之术”。但这书没有得到汉顺帝的欣赏。到襄楷手中，又再次向桓帝进献。到灵帝时，书中内容就已经得到皇帝的认可，灵帝“以楷书为然”。
从《太平经》的内容来看，基本上也是以劝人向善，劝富人多施舍一点给穷人，所谓“人贪人施”，其目的则在于“乐使王者安坐而长游”。这就充分说明了，《太平经》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为解决社会问题以维护政府的统治而作的神学著作。

　　《太平经》传到张角手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张角建立的太平道并没有把实现“太平”的希望寄托在皇帝、统治者的施舍和行善上面，而是要改天换地。大家都听说过黄巾起义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里明确地提出了要建立“黄天”。据《三国志-孙坚传》记载，张角“自称黄天太平”。
“黄天太平”正是太平道的政治纲领和理想，与代表东汉的“苍天”相对立，具有强烈地推翻东汉统治的反抗精神。

　　所以《资治通鉴》所说，“奉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妖术”二字，明确地将张角所创立的太平道列为异端、邪教。这与后来以五斗米教为代表的正统道教广泛流传并得到上流社会认可和信奉完全不同。

　　这样一种不可能得到上流社会支持的异端邪教怎么能够广泛地传播开来？一个原因在于张角本人的个人魅力起了作用。当时瘟疫横行，普通老百姓有强烈的求医需求。张角本人是一名出色的医生。《后汉书》说他治病“病者颇愈”。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导致普通百姓生不得温饱，病无力医治，生活朝不保夕，痛恨东汉政府以及依附于政府的地方豪强的压迫但又无计可施，最终只能求助于宗教迷信。太平道所宣传的平均思想、反政府的思想，正好迎合了这种社会需要，所以深得普通百姓的认同。结果在张角的宣传、组织之下，太平道发展非常迅猛，信徒很多。

　　古往今来，任何政府都不会允许公开反对政府的极端教派大肆发展。太平道如此猖狂地发展，难道东汉政府就没有察觉吗？绝对不是。早在灵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太平道的发展就已经惊动了政府高层，时任太尉的杨赐就专门上书灵帝谈如何控制太平道。他指出：“张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到光和六年（公元183年）的时候，更多的地方官吏上报“张角支党不可胜计”。但是，这些建议和信息没有受到重视。

　　为什么呢？因为东汉的统治者们正在忙着做一件事，那就是内斗。

　　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是一个以豪强地主为基础的政权。最初，这个政权分为三个层次。皇帝在顶层，他的旁边是军功集团和后族（即皇后的家族），但这两支势力都属于架空状态，没有根基。而在皇帝的下面，是士人集团，这是政权的中坚力量。而在士人集团的下面，是以不断被儒化的地方豪族大地主为核心的整个地主阶级。

　　但是，到东汉中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皇帝太小，所以皇帝身边的后族占据了政权的制高点。皇帝太小，是整个问题的起因。但皇帝不会总是那么小，他总是会长大。皇帝长大之后必然会和掌权的这些后族（他的舅舅们）发生冲突。怎么办？得找个帮手。找谁呢？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作为皇帝，父母是指望不上了。老爹肯定死掉了，老妈本来就是后族的核心成员。至于朋友，整天在宫里的皇帝只能结识宦官。于是，皇帝和宦官结合起来对付后族。当后族被打倒之后，宦官又得势了。

　　同时，皇帝长大了，也该结婚了。一结婚，新的后族又产生了。这个时候，如果长大了的皇帝一直手握大权也便罢了。没料到，东汉后期的皇帝不知什么原因，一个个比着先死。请看几个实际掌过权的皇帝的情况：和帝，终年27；安帝，终年32；顺帝，终年30；桓帝，终年35；灵帝，终年33。于是后族、宦官轮流上台。

　　结果，到东汉末期，东汉政权的政权结构变成了皇帝在上，身边是后族和宦官，下面是以士人集团。后族、宦官、士人集团，这三支政治势力为了获取政权展开了激烈地斗争。这场斗争的巅峰就是著名的党锢之祸。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就是指这一段时间。

　　当时，由于桓帝凭借宦官的帮忙除掉了不可一世的梁氏后族集团，因此格外重用宦官。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及小黄门左悺、唐衡，因参与谋诛梁冀有功，五人同日封侯，人称“五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

　　这些宦官没有执政能力，只知贪污受贿，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大臣陈蕃在给桓帝的上疏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当时“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
面对这一危急的形势，士人集团分裂为两个派别，一部分人，既不愿与宦官集团同流合污，又无力去积极干预，于是拒不合作，消极避世，不再出来做官。等于说是主动抛弃了东汉政权。另一部分以杨秉、陈蕃和李膺和广大太学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采取积极抗争的态度。他们同情人民的疾苦，担忧政局不稳，愤怒揭露并打击宦官集团。

　　这些人以清流自命。他们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团的人物视为浊流，对宦官进行猛烈的攻击。他们攻击宦官的手段是向皇帝上书，揭露宦官擅权的弊端与罪恶，对他们加以弹劾。有的时候，还直接利用职权进行打压。

　　桓帝时“五侯”专权，官僚集团中的杨秉、陈蕃、李膺等多次搬出“高祖之约”和汉家“旧典”苦谏，希望桓帝“遵用旧章，退贪财，塞灾谤”。杨秉揭露专权的宦官“猥受过宠，执政操权。其阿谀取容者，则因公褒举，以报私惠；有忤逆于心者，必求事中伤，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拟国家”。另外，士人们还对宦官进行舆论抨击。太学生聚集在一起，议论朝政，指斥宦官，太学变成了抨击宦官的舆论阵地。太学生还和各州郡的学生，甚至和官吏经常发生联系，互为声援。

　　知识分子们的努力多少得到了一些回报。比如太尉杨秉劾奏益州刺史侯参的暴虐罪行，侯参在押往京都途中畏罪自杀。杨秉进而弹劾其兄大宦官侯览，结果桓帝只好免去侯览的官职。再如，司隶校尉韩縯告发“五侯”之一的左悺和他的哥哥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左悺、左称都畏罪自杀。打击宦官最大胆、最有力的是李膺。他担任司隶校尉时，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县令，贪残无道，甚至杀害孕妇。李膺下令抓捕，张朔畏罪潜逃至洛阳，藏匿在张让宅中。李膺亲自带着从吏到张让宅中搜捕张朔，交付洛阳狱，取得供辞后立即处决。一时间宦官们甚至不敢再出宫门。

　　面对知识分子集团的攻势，宦官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他们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这个攻击打中了皇帝的要害。皇帝最怕的就是大臣们结党反对自己，于是桓帝震怒，
“班下郡国，逮捕党人”，下令逮捕李膺、林密、陈寔等二百多人。宦官集团大事网罗，一时间“使者四出，相望于道”，甚至不惜“悬金购募”。太尉陈蕃由于拒绝签署捕捉党人的命令，并极力劝谏，也遭受到宦官集团的强烈攻击而被罢官。

　　第二年，由于士大夫的奋力营救，和迫于舆论压力，桓帝不得已才释放党人，但是仍然对他们实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处罚。

　　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从这一次激烈地交锋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控制了皇帝，宦官势力极大；但是知识分子集团的后面是地方豪强势力，其能量也不小，双方基本上是势均力敌。而当时由于旧的后族梁氏刚刚倒台不久，新的后族势力根基不稳，因此没有参与到斗争之中。

　　第一次党锢之祸，并未完全打垮知识分子集团。很快，知识分子集团就又东山再起。这一次，他们还得到了另一支强大政治势力后族的支援。这一次后族怎么加入进来了呢？因为桓帝死了。他的皇后窦氏就成了皇太后。窦太后的父亲窦武以大将军的身份辅政，大权在握。后族的势力就因此而大大增强。窦武本人虽是外戚，但也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在他的支持之下，原先被打击、禁锢的党人又重新复职。后族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

　　于是，在建宁元年（公元168 年）五月，窦武等人以日食为借口，请求窦太后诛除宦官，并先下手诛了中常侍管霸、苏康，并要动手杀曹节。就在这个时候，窦太后犹豫了。到了这一年的八月，有人劝窦武、陈蕃立即动手，以防意外之变。但窦武等人并没有急于诛除宦官首脑，仍然通过上奏等正常手段来对付宦官集团。结果，宦官们利用他们能够控制皇帝、皇太后的优势，发动政变。一场大战下来，窦武等人失败被杀。宦官们立即发动反攻倒算，兴起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党锢之祸。

　　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 年），宦官侯览指使人奏告官僚李膺、杜密等人“皆为钩党”，结果所有被告都被捕杀，妻儿都被流放边疆，亲戚朋友也都被剥夺政治权利。紧接着，宦官又大肆株连。一个牵连一个，一时之间，所有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被牵连进去了。史称：“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这还不算完，有些人就借着这个机会陷害政敌，凡是和自己作对的，都说他是“党人”。因此而被杀被流放的六七百人。

　　宦官集团在打击反对派上还真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三年后，他们又把株连扩大到太学生，一下子就抓了太学生一千多人。又过了几年，到熹平五年（公元176 年），干脆直接下令“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只要和党人沾点儿边的，仕途就此终止。在这场延续十余年的大动乱中，无数正直的士人其及亲属朋友被杀。

　　大家想想看，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谁还顾得上张角他们？只要他们不公开造反，那就由他们去了。

于神马

　　眼看着就要到公元184年三月五日这个约定好的起义的日子，出了一个变故。张角的弟子中有个叫唐周的向政府告密，将起义计划全部泄露。东汉政府这才行动起来，逮捕了京师地区太平道的首领马元义，并在洛阳将他车裂，同时也大肆捕杀太平道的信徒。

　　在这种情况下，张角不得不“晨夜驰敕诸方”下达了提前起义的命令，黄巾大起义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史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遐迩摇荡，八州并发，烟炎绛天”，数十万农民同时拿起武器，反抗东汉朝庭。起义军所到之处，“燔烧官府，劫掠聚邑”，地方政府无力抵抗，“长吏多逃亡”。

　　面对黄巾起义的熊熊烈火，面对政权即将倒台的严峻局势，东汉政府做了三件事。其一，解除党禁。当年三月，汉灵帝下诏“赦天下党人”。这就有效地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防止士人集团倒向起义军。其二，强化地方武装力量。据《汉书•皇甫嵩传》记载，当时为了对付黄巾军命令各州郡加强军事力量，“诏敕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自函谷、大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诸关，并置都尉。”其三，组织军队平定起义。一方面是紧急征募将士，“诏公卿出马、弩，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车”。另一方面，任命皇甫嵩、朱儁为左、右中郎将，任命卢植为北中郎将，分别率军镇压颍川和河北的黄巾军。

　　东汉政府的这三个对策非常奏效。皇甫嵩、朱儁率领的中央军主力很快就打败了颍川黄巾军。之后，两人兵分两路，朱儁率军南下镇压南阳的黄巾军，而皇甫嵩则率领另一部分中央军北上与卢植一起围剿张角直接领导的河北黄巾军。到这一年的十一月，黄巾军主力基本上全部镇压下去。黄巾起义失败。

　　这次大起义规模空前，但是它并没有像以前的陈胜、吴广起义（含刘、项等人的起义）摧毁秦帝国或者赤眉、绿林起义摧毁新莽政权那样摧毁西汉政权而建立一个新的政权，甚至没有能够支撑得时间更长一些。原因何在？

　　第一，东汉政权的根基深厚。

　　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最初是一个以地方豪族大地主为基础、以士人为中坚、以皇帝为顶尖（架空的后族和军功阶层在皇帝两侧）的类似金字塔的结构。到了东汉后期，在尖子上，皇帝的权力旁落到后族和宦官手里，党锢之祸将士人从金字塔的中层驱逐出去取而代之的是依附后族或宦官的官僚。上面两层已经面目全非，但是下层的地方家族大地主却不但没有变化，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其本身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一是这些地主个人及家族财富比东汉初年大幅增加；二是田庄经济的发展，包括田庄普遍出现、田庄规模的扩大和内部结构的完善；三是与田庄经济发展相对应的地主私人武装力量的发展。

　　第二，黄巾起义没有得到士人集团的支持。

　　这有三个原因。其一，从士人本身来讲，由于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士人们忠字当头，忠于汉室。比如大家熟知的诸葛亮，至死不忘“复兴汉室”。另外，士人中大多数人是地主出身，他们不可能反对封建制度本身。其二，从东汉朝庭来讲，黄巾大起义爆发后，北地太守皇甫嵩就提出解除“党禁”，而且很快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当年三月，下诏“赦天下党人”，而且还开始求贤“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车”。其三，黄巾大起义指导思想是太平道。太平道不但是与官方主流神学思想相违背的异端，而且有许多怪力乱神的东西。这种思想与士人的意识形态是有冲突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得到士人的支持。

　　第三，黄巾军自身无组织、无计划。

　　很多人说张角统一指挥各方黄巾，向洛阳进击。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各方黄巾都是在自己所在的地区攻城夺地。比如张角直接指挥的巨鹿郡黄巾军，直到卢植率军前来镇压，从未离开巨鹿。再比如波才率领的颍川郡黄巾军直到被中央军消灭也未曾离开颍川半步。由此可知，虽然是共同举事，但却没有明确的进攻方向，根本没有进攻洛阳的打算。

　　更要命的是，黄巾军相互之间没有联系，无论哪方有难，都互不救助。比如离洛阳最近的颍川黄巾军与皇甫嵩率领的中央军展开激战，损失数万人，但邻近的汝南、陈国、东郡、南阳四地的黄巾军竟然没有派一兵一卒前去支援，坐视颍川黄巾军被中央军消灭。更典型的例子则是巨鹿的黄巾军。张角病死之后，巨鹿黄巾军分别由张角的弟弟张宝、张梁率领。张宝守下曲阳，张梁守广宗。皇甫嵩先打张梁，将张梁围困在广宗，而此时拥兵十余万的张宝却坐视不理，并未前往援救。最后，两人被皇甫嵩个个击破。同在一郡的兄弟尚且如此，其他黄巾军之间的联系可想而知。

　　虽然黄巾起义的主力被镇压下去了，但是这场大起义却没有就此终结。各地还有很多黄巾军和其他农民武装在对抗政府。据《资治通鉴》记载，“自张角之乱，所在盗贼并起，博陵张牛角、常山褚飞燕及黄龙、左校、于氐根、张白骑、刘石、左髭文八、平汉大计、司隶缘城、雷公、浮云、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蝤之徒，不可胜数，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人。”

　　就在这种情况下，东汉政府自认为最大的威胁已经解除，反而变本加厉地横征暴敛起来。

　　其实，早在黄巾起义之前东汉政府就已经腐败不堪了。比如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就已经公开卖官。据记载，当时的官价是二千石的官（大约相当现在的正部级）二千万，四百石的官（大约相当现在的正厅级）四百万。黄巾起义的时候，由于忙于战争，可能收敛了一点。这个损失灵帝及其身边的这些贪官污吏们决心要被回来。于是就在黄巾军主力刚被镇压下去的第二年，灵帝下诏全国田赋每亩增加十钱，用来修建宫殿和铸铜人。大家知道搞工程是最容易捞钱的地方，这些贪官污吏哪里会放过这种机会？在修建宫殿的过程中，一层层加紧盘剥，人民不胜其苦。史称：“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

　　即使是这么折腾，东汉政权虽然危机四伏，但也还没有倒掉。无论是各地的农民起义，还是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比如羌人的起义都没有冲破东汉政权的统治，建立新的政权。事实上，东汉政权最危险的敌人在内部。

　　早在东汉初年，刘秀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就采取了强干弱枝的战略。一是罢除非边境地区的都尉官，地方政府里没有了军官的编制。而且国内统一战争一结束，刘秀就下令裁军，大大削减了地方武装部队的人数。二是将郡国化整为零。东汉时，刘氏皇族也被分封，但是，封的人数多，封的地盘少，许多封国的地盘连一个郡都不到。封国小，郡也不大。秦时全国是三十六郡，而到东汉时，据统计郡有七十多个。三是地方受制于中央。东汉时，无论郡或封国，行政首长和一些主要官员均由中央任命，受中央监督。

　　这个情况一直到黄巾起义之前都基本没有改变。就拿地方官的乌纱帽来说，当时是要花钱买的。买官的钱全部交到西园，供皇室私用。一般情况是皇帝的使臣一手拿着任命状，一手就要钱。如果钱不够，甚至还可以像现在买房一样，先交点儿首付，上任后再分期还清。当时有个叫司马直的，被任命当太守(相当于地级市的市长，官也不算小了)。他交不起钱，也不愿上任后从地方上捞钱来还款。皇帝还不让他辞职，他叹道：“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自杀了。这固然说明当时政府的腐败，但也说明政治资源掌控在中央政府手里，否则拿什么卖？

　　黄巾起义爆发，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个强干弱枝的部署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对地方反抗势力的控制力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东汉政府做了两件事。

　　第一是前面提到的，命令各州郡加强军事力量，“诏敕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自函谷、大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诸关，并置都尉。”各地方政府都组织起了军队。

　　第二就是增加刺史的权力，甚至在一些重要的州设置州牧。最初刺史只不过是一个监察官，后来权力有所加强，甚至有时也让刺史带兵。但直到汉灵帝以前，刺史都还不是一级政府的首脑。黄巾起义之后，刘焉向灵帝建议说，四方动荡不安，就是因为刺史的权力太小，而且所用非人，不如“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这样一来，州牧或者刺史就成为总领一州军政大权的实权人物。

　　这两个措施都加强了地方的实力。地方实力强了，自然控制力也就强了。其反作用就是，反抗中央政府的能力也强了。

　　不过在汉灵帝时期，地方政府还是比较听话的。因为，汉灵帝在加强地方实力的同时，也强化了中央的力量。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为了加强中央的军事实力，汉灵帝组建了一支新军。司令部就设在西园。一共设置了八个校尉，其中以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统帅全军。

　　中央和地方的这种平衡关系没能保持太久。就在组建新军的第二年，汉灵帝驾崩了。这下子，依附于汉灵帝的宦官们慌了手脚。没有皇帝撑腰，他们很难与后族抗衡。于是以蹇硕为首的宦官集团密谋发动政变，诛杀何氏后族。

　　当时，蹇硕把持在内庭，灵帝死的时候，他在身边。此前，灵帝并没有立太子。何皇后的儿子刘辩按《后汉书-何进传》的说法是：“轻佻无威仪，不可为人主”，所以灵帝更喜欢王贵人所生的儿子刘协（日后的汉献帝）。这个观点和后来的董卓是一致的。可见，抛开其他因素不谈，汉献帝刘协恐怕的确比汉少帝刘辩优秀。不过，灵帝考虑到何氏后族的实力比较强（虽然他们家是屠户，我估计不是杀猪的个体户而是开屠宰场的大老板，但是自从何皇后得宠以来，何进兄弟步步高升，“居重权”），废太子可能会激起何氏后族的反抗。所以，灵帝没有急着决定。毕竟，当时他还很年轻，也就三十出头，还不急于安排后事。

　　没料到，人有旦夕祸福。年仅三十三岁的汉灵帝居然就一病不起，一命呜呼了。谁接灵帝的班？皇帝有没有遗诏，不知道。即使有让刘辩继任的遗诏也没用，因为遗诏的拟稿和发布都被蹇硕等宦官控制着。蹇硕是什么态度呢？他要先杀何进，然后立刘协为帝。

　　对于蹇硕而言，这种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一方面，当时对于宦官集团威胁最大的并不是士人集团而是后族集团。东汉后期这两大集团就好比现在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一直是轮流执政。后族势力越大，宦官就越难控制朝政。刘辩的母亲是何皇后，两个舅舅分别是大将军何进和车骑将军何苗，势力很大。而刘协这边，母亲王贵人已经被杀了，王氏后族的势力非常弱。在这种情况下，宦官集团选择刘协就少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另一方面，刘协是庶出，按照传统的继承方式，轮不上他当皇帝。如果蹇硕等人拥立他为皇帝，那就有拥立之功。这样就有利于蹇硕等人得到新皇帝的宠信。对于宦官集团而言，皇帝的宠信无疑是最大的政治资本。

　　但是要立刘协为帝，必须除掉何进等何氏后族。否则，很容易导致手握重兵的何氏起兵反抗。在这种情况下，何氏起兵反抗也很理直气壮。刘辩是嫡长子，理应继承皇位。遗诏大家都没见着，也没有有威望的老臣作见证，谁知真假？何氏如果举兵反抗，宦官集团自己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蹇硕打算趁何进进宫的时候，把他干掉。

　　玩阴的是宦官们的强项。皇帝死了，何进肯定得进宫奔丧，而且肯定也不能带兵。宫中军队都是宦官集团的人，何进一进宫来，那还不有去无回？在这个时候，以蹇硕为首的宦官集团的胜面是很大的。但是，蹇硕没有料到的是，自己身边出了奸细。

　　蹇硕手下有一个司马名叫潘隐，和何进关系不错。看见何进从宫外进来了，就向何进使了个眼色。何进估计在进不进宫这个问题上也是心里直打鼓的，见到这个明确的信号，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掉头就跑，直接躲到自己的军营里去，“称疾不入”。这等于就是告诉蹇硕等宦官，你们要是敢立刘协，老子就跟你们动家伙。

　　蹇硕等人没有办法，传下遗诏来，刘辩继位。刘辩一当上皇帝，何皇后就变成了何太后，掌握了朝政大权。于是，让何进和袁隗（袁绍的叔叔）辅政。这个安排意味着后族集团与士人集团的结盟。而事实上，何进也确实与袁家走得很近，对袁绍、袁术兄弟都是“厚待之”。此外，何进还大量网罗士人作为智囊，比如逄纪、何颙、荀攸、郑太等人。

　　在与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后族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已经占据了上风。

　　蹇硕发现，事态在向着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坐不住了。他写信给另外几个宦官头目中常侍赵忠、张让、郭胜等人，建议发动政变将何进杀掉。

　　可是，对于是否发动政变，宦官集团内部意见并不统一。以郭胜为代表的一派不同意发动政变，而且提出来以除掉蹇硕为筹码换取何进的信任。最终，赵忠等宦官集团的首领决定牺牲蹇硕以自保。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呢？

于神马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任何集团（尤其是政治集团）都不是铁板一块。不是说宦官一定就帮宦官，士人就一定帮士人。作为个体，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其他宦官居然会选择牺牲自己的同伴。

　　其次，我们必须看到当时的政治力量对比是后族强而宦官弱。

　　宦官集团在与后族集团的对抗中是曾经发动过政变的。窦武不就是被曹节等宦官给干掉的吗？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年窦武虽然与何进一样都是大将军，名义上是全军统帅。但是，窦武从来没有带兵打过仗，他对军权的掌控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军队的这些将领不见得就真替他卖命。而何进不一样，黄巾大起义的时候，何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镇京师”，而他的弟弟何苗也作镇压黄巾军的主力之一，“攻破群贼，平定而还”。这个势力非窦武可比。此其一。

　　其二，窦武和皇帝没有血缘关系。汉灵帝刘宏不是窦太后和汉桓帝的儿子，而是他们的堂侄。所以，当宦官们声称窦武谋反的时候，皇帝和军队是有可能相信的。事实是当宦官们这样宣传的时候，窦武的军队一哄而散。而现在的皇帝汉少帝刘辩是何太后的亲生儿子。何进是皇帝的亲舅舅。宦官再说他们谋反，有谁会信呢？

　　其三，现在站在后族一边的士人集团不但有文官，而且由于镇压黄巾军，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手握兵权，比如在京城的袁绍、袁术等人手下都有兵。这与当时的情况完全不同。

　　所以说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宦官集团的这些头目们作出了弃车保帅的决定。牺牲掉已经和何进势同水火的蹇硕，以期缓和与何氏后族的矛盾。其中有些人比如郭盛，由于原来就和何氏关系不错，甚至可能希望傍上何氏这个“大款”。

　　就这样，蹇硕被抓起来杀掉了。何进同时也接管了蹇硕的军队。

　　蹇硕一死，其他宦官都没有兵权，只能依靠何太后。宦官集团其实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势力了。这个时候，政权已经落入到了后族手里。看上去，新的一轮宦官后族轮流掌权的循环又要开始。但是情况却有所不同。

　　什么不同呢？作为后族核心人物的大将军何进误判了当时的形势，他高估了敌人而低估了自己。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他本人的政治水平不高。《后汉书》在评价他的时候就有“智不足而权有余”的论断。大家注意，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与从事政治活动相关的知识普通人基本上接触不到，从而具备较高政治水平是很难的。当时和现在不同，普通百姓（包括像何氏这样的大财主）没有读书学习的权利，也根本无法得到政治类的书籍。刘备在给刘禅的遗诏里这样说：“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像刘备父子这样的帝王要读“申、韩、管子、六韬”这类的政治学名著还要请诸葛亮抄写，可见当时这些书籍是多么稀有。再加上当时并没有出现像后来《三国演义》之类的通俗历史小说也没有相应的戏曲、评书（这些艺术作品很多时候都被当作政治、军事教材来读），所以像何进这样的非士人、非贵族出身的人政治水平不高（尤其不懂宫庭政治）就很正常了。

　　第二个原因其实《后汉书-何进传》里面说得很清楚：“中官在省闼者或数十年，封侯贵宠，胶固内外。进新当重任，素敬惮之，虽外收大名而内不能断，故事久不决。”说白了，何进就好比一个暴发户，而那些宦官就好比老贵族。暴发户在这些老贵族们面前总觉得自己低一等，心理上自卑。这种自卑就导致他老想寻求外部势力的帮助。

　　由于何进自身能力不足，又想得到外界的帮助，于是就拼命拉拢老牌官僚袁氏家族。然后又正是因为他本人政治水平不高，没有分辨政治策略优劣的能力，所以他就选择彻底相信袁绍。这下就踏上不归路了。

　　袁绍这人我们以后还要讲，他的政治水平也是有限的。他给何进出的主意基本上是馊主意。他先是要把宦官尽数废黜，说是“中官亲近至尊，出入号令，今不悉废，后必为患”。这个改革，动作太大，何太后不同意。何太后是整个后族的首领，是何氏后族的政治靠山。她不同意，何进就没办法。

　　接着，袁绍就出主意让何进“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后向京城，以胁太后”。用易中天先生的话说：“这实在是馊主意。连老百姓都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何况是董卓这样的凶神？只怕是引狼入室。更何况根本就没有必要。”

　　其实早在当时就有好多人看出来这办法是要惹大乱子的。曹操就是其中之一，他一听到袁绍的这个主意就笑道：“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如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这话大概只是私下说说。不知什么原因，曹操并没有去劝何进不要这么做。

　　曹操不劝，有人劝。何进手下的谋士陈琳就劝何进说：“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此犹鼓洪炉燎毛发耳。夫违经合道，天人所顺，而反委释利器，更征外助。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秖为乱阶。”陈琳说了两层意思。一是你何进对付几个宦官就像用大火炉烧毛发一样是很容易的事情。二是你请外面的军队到京城来，你控制不住，到时候谁兵力大谁就能称雄。何进不听。

　　除了陈琳，郑太也站出来反对召董卓等进京。他说：“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猒。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将恣凶欲，必危朝庭。明公以亲德之重，据阿衡之权，秉意独断，诛除有罪，诚不宜假卓以为资援也。且事留生变，殷鉴不远。”这里，郑太特别提醒何进小心夜长梦多。何进还是不听。大概是因为袁绍毕竟是名门之后，所以更能得到何进的认可。

　　何进最终命令董卓、王匡、丁原、桥瑁、鲍信等地方势力打着诛杀宦官的旗号威逼京城。这个举动有两个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宦官们发现自己左右是一死，无奈之下发动了政变，杀死了何进。宦官集团在蹇硕死后其实就已经没有什么势力了，当时整个洛阳的军政大权就在何进等人的手中。所以，这次政变宦官集团只是困兽之斗，结果也只是拉了何进垫背。在一场混战之后，后族集团和宦官集团同归于尽。

　　第二个后果是，中央政府的权威大打折扣，地方势力发现中央控制不住自己了。可以说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地方政府转变成了地方军阀。东汉政权解体了。

　　当然，这个时候解体才刚刚开始，还没有到覆水难收的地步。中央政府依然占有极大优势。如果控制中央政府的人策略得当，那么局面是可以扭转过来的。但是，实际情况是在动乱结束之后，并没有一支势力控制住了中央政府。政权落入到了以董卓、丁原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和以袁绍、曹操为代表的世家大族手里。而这些人并没有和平相处，很快又一场激烈地争斗又开始了。

　　正如最初陈琳所言：“大兵聚会，强者为雄”，这个时候谁军队力量强，谁就是老大。这个道理，董卓明白。所以，他一进京就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虚张声势。刚入京的时候，董卓手下也不过三千人马，要对付袁绍等人统率的中央近卫军，并不占优势。怎么办？董卓想了个办法，他让自己的手下在天黑以后偷偷地溜出城去，然后第二天再大张旗鼓地进城。连着几天下来，把城里的人都给唬住了，“谓卓兵不可胜数”。

　　第二件，接收散兵游勇。哪儿来的散兵游勇呢？大家别忘了，何进兄弟被杀，他们手下的部队（有中央军也有他们的私人部队）现在是群龙无首啊。董卓一进洛阳，就立即把这些军队给接收了过来。

　　第三件，吞并丁原。丁原是并州刺史、武猛都尉，后来就兼任执金吾（也就是京城警备司令），也是何进招来的“外援”之一，可以算作是董卓的竞争对手。董卓趁着丁原刚入京城，立足未稳，暗中拉拢了丁原手下的心腹吕布，发动兵变。结果一举杀了丁原，吞并了丁原的部队。

　　董卓这三件事做得非常漂亮。那么有能力与他争夺中央政府控制权的其他实力派人物在做什么呢？一言以蔽之，什么都没做。

　　我们先看曹操。他当时是西园八校尉之一，而且早在袁绍出主意招来董卓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事态会变得很糟糕。但是，在整个董卓获得朝中大权的过程中，没有见到任何关于曹操的历史记载。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在董卓大权在握之后，拉拢曹操，推举他为骁骑校尉，“欲于计事”。但曹操没有答应，反而改名换姓，逃了。

　　曹操不是一般人，是既有才能又有胆略的英雄或者奸雄，而且据易中天先生分析，他当时“决心在这个国家危难、民族危亡的时候，以区区一己之躯，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且不说这话对不对，至少我们都知道曹操不是个明哲保身的人）。为什么居然没有任何动作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的那个“校尉”只是个虚衔，手上没兵。有证据吗？有一点旁证。大家注意，在何进被杀后，洛阳城大乱。带兵的主要是何苗、袁绍、袁术、吴匡、张璋五个人。而这五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与何进关系密切。何苗是何进的亲弟弟；袁氏兄弟素来为何进所敬重，史称“厚待之”；吴匡、张璋是何进的部曲（也就是私人部队）的将领。

　　那么这五个人应该就是何进死后，掌握着中央军的实权人物。与曹操不同，他们是有实力与董卓抗衡的。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何苗不用提了，由于他和宦官的关系比较好，结果在混战中被吴匡等人杀死了。

　　与曹操同为西园八校尉之一的袁绍，手握重兵。在何进被杀后，立即“引兵屯朱雀阙下，捕得赵忠等，斩之”。接着，又领着兵在洛阳城里到处追杀太监，凡是见到没长胡子的男子，也不多问，刀剑就砍上去了。结果弄得一些年轻人“自发露形体而后得免”。谁要是裤子脱得稍慢，恐怕脑袋就要不保。袁绍这一路杀下来，总共杀了两千多人，逼得张让等人带着皇帝逃出京城。

　　但是当袁绍面对董卓的时候，他就没有这么猖狂了。不但不敢猖狂，而且是一动也不敢动。当时，骑都尉鲍信给袁绍出主意说：“董卓拥制强兵，将有异志，今不早图，必为所制。及其新至疲劳，袭之可禽也。”说这话的时候，董卓手上也就三千人马，而且刚进京城，立足未稳。当时如果袁绍发难，董卓恐怕很难抵挡得住。可是，袁绍没有那胆量，被董卓那每天进一趟城的三千人马给唬住了。《后汉书》用了六个字：“绍畏卓，不敢发”。

　　袁术从他在混战中的表现来看，只参与了进攻南宫九龙门的战斗，兵力应该不多。董卓来以后，也没有什么表现。

　　另外两个吴匡和张璋倒是有所表现，那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董卓进京后做的第二件事。他们归顺董卓了。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们个人能力和威望都还不足以掌控何进留下来的军队，必须依附一个有威望的领袖。而早在吴匡在攻杀何苗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与董卓的弟弟董旻合兵一处了。后来成为董家军的一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

　　董卓自己表现出色，加上对手表现不佳，结果董卓很轻松地就取得了对京城的控制权。

于神马

　　拿到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以后，接下来就是稳定政权，控制整个天下的问题了。董卓做了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呢？做了，而且是软硬兼施。

　　《三国演义》这一类的艺术作品让我们总有一种印象，觉得董卓就是一个大魔头。比如易中天先生就说：“董卓一伙，在当时的士大夫们看来简直就不是人。董卓是虎，吕布是狼，他们的部下则是野狗。”其实我们如果仔细读一读史书上对董卓的记载，我们就能发现董卓这个人也能算是一个豪杰。《三国志》上说他从小就浪迹于甘肃、青海这些羌人聚居的地区，与羌人首领结交。羌人首领到他家做客，他把家里的耕牛都杀了招待客人。后来他因战功而升官，他把得到的赏赐9000匹高档布料“缣”，“悉分与吏士”。对待朋友、手下真是好。从这一点，就给人感觉董卓有一股子豪气，是个性情中人。后来在与袁绍等人争夺京城的控制权时，也展现了董卓的能力。但是，当董卓控制了京城以后，他发现自己在政坛上发展有两个重大的缺陷。

　　一个是他本人没有政治活动的经验。我们如果看看董卓的履历，我们就能发现，董卓并非名门之后，是以军功从军司马、郎中一类的底层军官一步步爬起来的，而且一直担任武职。即使到后来当上并州刺史、并州牧这样的省级领导，主要工作仍然是打仗。并州本来就是胡汉杂居地区，和中原地区不同，这里的地方长官主要任务就是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据《三国志》裴松之注转引《英雄记》的记载说他在并州期间，“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既没有在地方上治理百姓的经验，又没有在中央政府任职的经历，政坛的资历近乎于零。

　　董卓从政的另一个巨大的缺陷就是他本人没有良好的人缘，朝中高官原先就没有一个和他关系好的。一方面，他不比袁绍、曹操等官宦子弟，有上辈留下来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常年少数民族地区，也很难有机会接触到中央高官，有一些机会还没有抓住。比如，边章、韩遂起兵造反的时候，中央政府派司空、车骑将军张温作为统帅前去镇压。董卓归张温指挥，但董卓没有借此机会与张温搞好关系，不但不听指挥，而且还恶语相向。再比如董卓和皇甫嵩共事的时候，也和皇甫嵩闹别扭。

　　由于有这两个缺陷，董卓虽然手握重兵，但是没有人真的服他，他也知道自己没有威信。既然没有威信，那就得立威。

　　怎么立？杀人。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在古代，新上台的官员为了立威而杀人也是很普遍的事。一贯仁义无双的孔老夫子，不是上台刚七天就杀了少正卯吗？只不过董卓有的时候杀人杀得莫名其妙。比如，有一个名叫扰龙宗的侍御史，因为和董卓谈事情的时候没有把腰里的佩剑解下来，就被董卓认为是对他不敬，当场打死。这件事震动很大，也就成为后来董卓被妖魔化为喜欢“随机地从宴席中拉出一位官员当场打死”的一个根源。其实董卓不是精神病，他不会没来由地杀人。他杀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他的反对派。杀反对派是他立威的主要手段。比如大名鼎鼎的卢植就因为和董卓意见不一致而差点掉了脑袋。

　　除了硬的这一手以外，董卓也用软的一手。董卓首先是给党人平反，把恢复陈蕃、窦武等人的名誉、官爵。这只是一纸诏书的事，很容易办。然后，就是以高官厚禄笼络士人和实力派人物。《后汉书-董卓传》记载：“卓素闻天下同疾阉官诛杀忠良，及其在事，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

　　董卓还真请到了一些当时的名士出来做官。比如蔡邕，是东汉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当时的名士。在董卓进京之前，他是个什么状态呢？按《资治通鉴》的说法是：“亡命江海”。
由于当时朝中实在太乱，蔡邕自己不愿意出来做官。但是，董卓说了：“我能族人！”这话一说出来，蔡邕就不能不去。不去，全家人的命都没了。结果一去，蔡邕就被任命为祭酒（相当于现在中央党校的常务副校长），而且很受尊重。接着，三天之内就“周历三台”，在中央三个关键部门任职，最后被任命为侍中，成为董卓的高级顾问。

　　再比如荀爽。他是荀氏八龙之一，很有才华。后来曹操的首席谋士荀彧就是他的侄儿。董卓任命他当平原相，还没到任又晋升为部长级的高官光禄勋，刚到任三天，就被拜为司空。从平民到三公，总共历时九十三天。

　　对于这些文人，董卓希望能用高官厚禄来笼络他们；对于当时政坛的实力派人物，董卓也是尽力拉拢的。比如曹操，董卓就推荐他当骁骑校尉。再比如袁术，董卓推荐他为后将军。

　　但是，董卓没有料到的是，不到一年就天下皆反，他自己成为万夫所指的恶魔。就在董卓进京的第二年，公元190年，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渤海太守袁绍等董卓亲封的高官同时起兵，组成联军，讨伐董卓。

　　为什么董卓的软硬兼施没有取得成效？为什么以袁术、袁绍等人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开始公开对抗中央了呢？原因是董卓在施政方面有重大失误。

　　董卓虽然任用了一些士人，但是在施政方面却施行的是不折不扣的暴政。董卓和他的军队，在整个洛阳地区大肆掠夺。抢什么人呢？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普通百姓，无一幸免。当时，作为东汉帝国的首都，洛阳城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是富豪云集的地区。董卓的手下都是大西北穷地方来的，都是穷人，而前面提到了，董卓对待手下又特别豪爽。于是“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还有一次，董卓的军队路过阳城，正好遇上当地百姓聚会。董卓一时性起，下令把男人都杀了，女人和财物全抢走，分发给手下士兵。不光普通百姓被抢，连皇帝都逃不出被抢劫的命运。不但皇宫里的宝贝早就被董卓霸占了，而且就连皇帝的大小老婆、女儿们也都成为董卓他们掌上的玩物。甚至，皇陵里的宝贝都被挖了出来。这种暴政又怎么能不大失民心？作为地方军阀入主中央的董卓，政治根基本来就不牢固，这不就是给其他地方实力派反抗中央的口实吗？

　　董卓的错误还不止如此，他在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上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什么问题呢？皇帝问题。

于神马

第二章皇帝问题
　　在帝国时代，皇帝不仅是国家的元首，国家机器的最高领导人，而且是国家的所有者和政府一切权力的根源。所以说，在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直到末代皇帝溥仪退位，谁当皇帝和怎么对待现任皇帝一直是中国政治最核心的问题。
　　到东汉末年的时候，这个问题难倒了无数英雄好汉。各路诸侯是怎么对待皇帝的呢？
　　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你承不承认现任皇帝是国家的最高领袖。两种选择，一是承认，二是不承认。我们先看那些不承认现任皇帝是国家最高领袖的诸侯是怎么做的。
　　有哪些诸侯不承认现任皇帝是最高领袖呢？最典型的有两个半。两个是董卓和袁术，半个是袁绍。之所以说袁绍是半个，因为他由于外部条件的约束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汉献帝的统治地位了。
　　易中天先生很精辟地总结了这三位诸侯的策略，董卓废立，袁绍另立，袁术自立。
　　我们先谈“董卓废立”。
　　在董卓之前也有人想废掉皇帝，只不过他想废掉的是刘辩的老爸汉灵帝。这个人就是冀州刺史王芬。他在汉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的时候，准备趁灵帝北巡时，以防黑山贼为由发动兵变，废掉汉灵帝，而改立合肥侯的皇帝。
　　在王芬准备发动政变的时候，王芬曾经找过曹操，希望他能够加入进来。曹操没有答应，他说：“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讬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势，昌邑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臣，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大家注意曹操对这件事的态度。他反对换皇帝，但反对的原因不是现在的皇帝好或者说他认为换皇帝是不忠的行为，而是换皇帝这件事很难成功。在曹操看来，王芬等人没有伊尹、霍光这样的地位和权威，换皇帝肯定失败。
　　事实正如曹操所料的那样，汉灵帝不知道是因为听到了风声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没有去北巡，而且欶令王芬罢兵，并召他入朝。王芬估计阴谋已经败露，畏罪自杀。
　　王芬只是一个不成气候的小人物，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胆量来干这件事，据说是因为听了术士之言，说什么“天文不利宦者”，其实也就是被人忽悠了。
　　再次提出换皇帝的董卓可非王芬所能比，他的大军已经牢牢控制了京城洛阳。就在进京后的第四天，董卓就废掉了原来的皇帝汉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为皇帝。
　　董卓为什么要这样做？四点理由。
　　第一，刘协比刘辩聪明。宦官杀了何进以后，洛阳城大乱。张让等宦官趁着夜色，挟持年仅十四岁的皇帝刘辩和他九岁的弟弟陈留王刘协，逃出洛阳城，逃到了小平津。这时，被卢植和闵贡追上。张让等投河自尽，皇帝和陈留王兄弟俩又跟着卢植和闵贡往京城走。走到半路上，遇上带着大队人马前来迎接他们的董卓。当时刘协吓坏了，也不知道眼前这人到底是不是好人，想把自己怎么样，哆里哆嗦说不出话来，哭得稀里花拉。史书上记载是：“恐怖涕泣”，“不能辞对”。董卓问皇帝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但和陈留王刘协说了会儿话，发现刘协这孩子比他哥哥强多了，语言流利，事情经过说得一清二楚，“卓以王为贤”。所以，三天之后，董卓就在朝堂上公开提出来，“皇帝暗弱，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要立陈留王刘协为帝。
　　第二，董卓认为刘协和他比较亲近。这话得从汉灵帝的老婆何皇后说起。何皇后是个相当强悍的醋坛子，史称“性忌强，后宫莫不震慑”。她不允许皇宫其他女人跟皇帝生孩子。可没料到有位王美人，就把刘协给生了出来。这还得了？刚生完孩子，何皇后就派人把她给毒死了。刘协没了母亲，就从小由奶奶董太后抚养。董太后，除了姓董，和董卓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她是河间人，董卓是陇西人，最多也就是五百年前是一家。可是，董卓他自己认这亲戚。甚至有记载说，一见面就把刘协抱在了怀中。
　　第三，树立威望。用易中天先生的话来讲：“董卓的想法很简单：你们不是都怕皇帝，都听皇帝的吗？如果我连皇帝都能换，还怕你们不听我的？”也许当时董卓的想法并不这么简单，但是换皇帝可以树立董卓的权威却是肯定的。当董卓提出来要换皇帝的时候，满朝文武都惊呆了，只有一个人敢公开提出异议。这个人就是卢植。他说，当年被伊尹废掉的太甲和被霍光废掉的昌邑王那都是昏君，“今上富于春秋，行无失德，非前事之比也。”不就是被吓着了，不能回答你的问题吗？怎么能说废就废呢？董卓当即下令要杀卢植。好在有其他人求情，卢植这才免了一死，只是被罢官。这么一闹，还有谁敢反对董卓？董卓的权威当然也就树起来了。
　　第四，防止何氏后族卷土重来。如果不废掉少帝刘辩，何太后就依然会是政府的头号人物。何太后的存在，对于董卓是个巨大的威胁。我们现在不知道何氏家族里面，除了何进、何苗兄弟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人。即使没有，董卓本人也很难长期控制何太后。而控制不了何太后，就不能控制政府。相反，只要废掉刘辩改立刘协为皇帝，那么何太后就是死路一条。大家别忘了，皇帝的生母王美人就是这位何太后毒死的。而且，何太后干的坏事还不只这一件。把刘协拉扯大的董老太后也是她给害死的。有这两件血案，不死都难。
　　所以说，董卓的这个做法从他的角度来看，是很高明的。他也确实得到了他想达到的目的。自从换了皇帝，董卓就牢牢地将中央政府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了。他的反对派，无论是袁绍、袁术还是曹操，都无力和他争夺中央政府的控制权。
　　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他这么一做，把自己变成了“天下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的全民公敌。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没有理由。董卓废皇帝的理由是：“皇帝暗弱”。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他能有多英明神武？这哪里算得上理由？所以，董卓一提出要废皇帝来，卢植就站起来反对。他说了：“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过千余，故有废立之事。今上富于春秋，行无失德，非前事之比也。”意思很简明：皇帝又没过错，你废他干嘛？董卓根本不听，差点还就把卢植杀了。
　　第二，没人支持。俗话说得好：一个好汉三个帮。废立皇帝这么大的事，哪能由你董卓一个人说了算？你至少得有几个得力的支持者吧。董卓也不是不想找，只是找不到。他事前跟袁绍商量过，但袁绍不干，理由和卢植后来说的基本一样。董卓想以武力相威胁，袁绍不吃这一套，把刀一横，撂下句狠话：“天下健者，岂惟董公！”
　　第三，没有资格。董卓说得很清楚，“欲依伊尹、霍光故事”。但他没想想，伊尹和霍光可是你董卓能比的？伊尹是商朝的开国重臣，相当于西汉的萧何、张良。到太甲继位的时候，伊尹已经主掌朝政几十年了。再说霍光。霍光是汉武帝、汉昭帝两朝重臣，又通过政治斗争在昭帝中后期独掌朝纲，从中央到地方无处没有霍光的势力。你董卓不过就是一个进了京城的地方军阀头子，怎么能和这两个位政坛巨头相比？
　　董卓没有理由，没人支持，也没有资格，但由于他手里有军队，他就把这事办成了。问题在于，军队不是只有你董卓一个人有，各州的长官谁没有三五千军队？原先之所以不敢怎么样，就是因为头顶上有个皇帝，大家从名义上讲都是皇帝的部下。皇帝只要下了命令，不管这命令是不是皇帝本人的意思，谁也不敢公然反对。但自从董卓把皇帝给废掉以后，各地方政府的长官就可以完全抛开董卓立的那个皇帝不管，也就完全不必理会中央政府的号令。
　　这是董卓没有想到的。
　　当他通过废立皇帝完全掌握了中央政府之后，他发现，他的所谓中央政府其实已经变成了控制着西北到洛阳一带的地方政府，变成了群雄中的一支。
　　东汉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关东各州郡都以讨伐董卓为名起兵，并公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参加关东义军的有自号车骑将军的袁绍、河内太守王匡、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后将军袁术，以及当时还是通缉犯的曹操。
　　这些人起兵，大多数不是为了匡扶汉室，也不是为了要打跑董卓，只不过是借此机会正式宣布与中央政府脱离关系。
　　董卓废立的最终结果是失去了对天下的控制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错误。

于神马

　　接下来我们来看“袁绍另立”。
　　所谓“另立”，就是不承认现任皇帝，另外立一个皇帝。立谁呢？袁绍选择的候选人是幽州牧刘虞。袁绍认为：“朝廷幼冲，逼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也就是说，皇帝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即使还活着，由于受到董卓的逼迫又远隔千里，也不可能统治天下。而刘虞是“宗室长者”，人品好，名声好，不如让他来当皇帝。
　　袁绍想得很好。如果能够另立一人当皇帝，他就有拥立之功，肯定就能位极人臣，以天子的名义号令天下群雄，比盟主要管用得多。
　　关于这个设想，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
       在史书上指名道姓提到的支持拥立刘虞的，有冀州牧韩馥。韩馥是没什么头脑也没什么担当的人。起先各路诸侯相互联系起兵的时候，东郡太守桥瑁假借京师三公的名义写信给他说：“企望义兵，解国忧患”。韩馥看完信后，拿不定主意，居然问手下说：我们是应该帮袁绍还是帮董卓呀？除了他以外，支持拥立刘虞的再就是“关东诸将”，没名没姓，也不知道是谁。
        反对拥立刘虞的有三个重量级人物。一个是曹操，曹操说了：“吾等所以举兵而远近莫不响应者，以义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非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第二个是袁术，他也是理直气壮：“圣主聪睿，有周成之质。贼卓因危乱之际，威服百寮，此乃汉家小厄之会，乃云今上‘无血脉之属’，岂不诬乎！又曰‘室家见戮，可复北面’，此卓所为，岂国家哉！慺慺赤心，志在灭卓，不识其他！”第三个是刘虞本人，他回答道：“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戮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污邪！”
　　三个人都是义正辞严，但出发点却不同。
　　曹操是和袁绍等人一起讨论的时候站出来反对的，从他的用词我们能够感觉到当时他是少数派。他说：“诸君北面，我自西向”，大有“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的意思。他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而又被袁绍等人忽视的问题：如果这么做了，天下怎么安定得下来？
　　大家要知道，当时刘氏宗室非常多，据《汉书•平帝纪》记载，“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王之后，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在西汉末年就已经有十几万人了，到东汉末年，可想而知那得有多少？连编过草鞋的刘备都自称汉景帝的儿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刘虞虽然是宗室，但也不过是这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姓刘的之中的一个，和皇帝早就已经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如果把他立为皇帝，难保别人不抬出其他宗室来当皇帝。像刘备这样的不说，益州的刘焉和荆州的刘表这两位也是“宗室长者”，难保没人支持。所以曹操就指出：唯有汉献帝刘协是正儿八经的帝室血脉，不拥护他是说不通的，是不义的，是没有政治号召力的。
　　就从这一点上，曹操就确实比袁绍等人有政治头脑。
　　袁术也反对拥立刘虞。史书上说他是因为有了不臣之心了，所以才不同意的。实际上恐怕也就是如此。他在写给袁绍的信中写道：“慺慺赤心，志在灭卓，不识其他！”可谓是义正辞严，但实际做起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自从董卓挟持皇帝躲到关中以后，袁绍就一门心思发展自己的势力，哪有“灭卓”的打算？
　　刘虞自己不干是出于什么原因呢？第一种可能是刘虞不敢。易中天先生认为：“刘虞是何等精明的人，他很清楚，如果贸然答应了这事，自己立马就会变成一个靶子，非万箭穿心不可。”这倒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成为别人的靶子恐怕绝对不是最可怕的事。刘虞的根据地在幽州，要当皇帝可不能呆在幽州这种边疆地区，你得到中原去。既然是袁绍等人拥立你，你就得到袁绍那儿去。这不就等于羊入虎口吗？是当一个傀儡皇帝还是当一个手握重兵的边关大员，刘虞怎么会选错？
　　除此之外，还有第二种可能：刘虞真的忠于汉室，没有这个野心。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从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开始，东汉政府一直鼓励宗室读儒家经典，成为儒士。儒家强调“君君臣臣”。自幼学儒家经典的刘虞，会不会这种观念当作信仰他的信仰呢？我们不能随便否定这种可能。毕竟，刘虞是在东汉末年一位难得的好官，道德高尚，“为政仁爱”，有很多善政。他死后，史载幽州百姓“莫不痛惜”。而且后来董卓死后，汉献帝想回洛阳，派刘虞的儿子刘和去向刘虞求救。刘虞二话不说就派数千骑前往奉迎天子，可惜被袁术挡住了，没有去成。
　　不管什么原因，反正这三位都不同意。尤其是刘虞不同意，那袁绍就没办法。此事只好作罢。

于神马

　　我们再来看“袁术自立”。
　　袁术是名门之后。大家都知道，袁家四世三公，也就是连续四代都有人位列三公。袁安是章帝时的司徒，这是第一世；比袁安矮一辈的袁敞当过司空，这是第二世；再下一辈，有袁汤历任司空、司徒和太尉；第四世也就是袁绍和袁术的父亲这一辈，袁逢是司空，袁隗是太傅。
　　袁术是袁逢与其正妻生的儿子。你说袁术的出身好不好？
　　袁术出身如此之好，于是就有点目空一切了。正赶上当时刘氏政权崩溃，他就起了当皇帝的心。其实在建安之前，各路诸侯，无论实力强弱，有心当皇帝的，恐怕就只有袁术一人。就说董卓。董卓那么狂，那么凶悍，但是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有心取代汉献帝。《三国演义》里面讲董卓死在去受禅台的路上，这是虚构的。事实上，董卓并没有把汉献帝怎么样，他根本就没把皇帝放在眼里。董卓大权在握以后，在距长安260里的地方筑了座城，名叫郿坞，积存了大量的粮草兵器。用董卓的话说：“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从这个事，就可以看出董卓是个典型的山大王，既没有匡扶天下的志向也没有取代汉献帝自己称帝的野心，是一个没有政治理想的人。
　　那么袁术怎么就起了当皇帝的心呢？
　　两个原因。其一，袁术看到一种谶书，上面说“代汉者，当涂高也”。谶书就是预言书，类似于现在挺流行的《推背图》一类的。所谓“当涂高”，也就是“当途高”，意思是正当大路又高大的。袁术认为自己的字“公路”就是这个“当途高”。其二是袁氏出自陈，陈是舜的后人，五行属土，颜色是黄。汉代是火德，颜色是红色。在袁术看来以土代火，以黄代赤，是合乎五德终始学说的。
　　真是封建迷信害死人，由于心里有了这两个想法，袁术就起了自己当皇帝的心了。
　　为了当皇帝，袁术也不是一点儿准备都没做。首先，他通过挟持孙坚的妻子，从孙坚那里把传国玉玺给要了过来。这个没有什么难度，孙坚本来就是他的部下，况且传国玉玺在当时也没有多少实际用途。孙坚拿着它也没多大用处。
　　接着，袁术就开始做舆论上、人事上的准备。但是，出乎袁术的意料，这个事不怎么顺利。袁术先后把自立为皇帝的打算透露给不少人，可是得到的几乎都是反对意见。
　　最先袁术给自己儿时的哥儿们时任沛国相的陈珪写信说：“昔秦失其政，天下群雄争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归。今世事纷扰，复有瓦解之势矣，诚英乂有为之时也。与足下旧交岂肯左右乎？若集大事，子实为吾心膂。”陈珪回答得很硬气，他说：“以为足下当戮力同心，匡翼汉室，而阴谋不轨，以身试祸，岂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备旧知，故陈至情，虽逆于耳，骨肉之惠也。欲吾营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就是死，也不跟着你袁术干这事。
　　后来袁术又和手下人商量，他说：“今刘氏微弱，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意如何？”一句话把手下都给说傻了，谁也没料到他有这心思。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答，“莫敢对”。这时主簿阎象站出来了，说：“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积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明公虽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汉室虽微，未若殷纣之暴也。”
　　袁术还不死心，又去问张范。张范称病不出，由弟弟张承代答。张承说：“在德不在众。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虽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无度，干时而动，众之所弃，谁能兴之！”能不能当皇帝，既和你姓啥叫啥没关系，也和你出身高低没关系。
　　甚至袁术手下最得力的战将孙策也写信来劝他：“使君五世相承，为汉宰辅，荣宠之盛，莫与为比，宜效忠守节，以报王室。时人多惑图纬之言，妄牵非类之文，苟以悦主为美，不顾成败之计，古今所慎，可不孰虑！”谶书上面写的东西哪能相信？还是忠于汉室吧！
　　可是袁术不管这些，在建安二年（公元197年），“置公卿，祠南北郊”，正式称帝。
　　称帝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孙策带着他的军队公开宣布与袁术决裂。接着，吕布拒绝了袁术的提亲，而且将袁术的使者抓起来送到汉献帝那里，以实际行动反对袁术称帝。袁术派兵讨伐，又大败而归。之后又被曹操讨伐，结果“兵弱，大将死，众情离叛”。
　　袁术的自立，除了自己过了一回当皇帝的瘾以外，什么好处也没捞着。为什么会这样呢？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袁术误判了形势。袁术多次提到“秦失其政”，显然是将当时的情况与秦末相提并论。但正如当时很多人指出的那样，当时和秦末有很大的区别。
　　区别一：皇帝非暴君。大家都知道，无论是秦始皇还是他的儿子秦二世胡亥都可以算作不惜民力的暴君。相反，即使是被刘备、诸葛亮等人“叹息痛恨”的桓、灵二帝也算不上暴君，更别说汉少帝和汉献帝了。所以陈珪就在回复袁术的信中写道：“今虽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乱也。”孙策也说：“今主上非有恶于天下，徒以幼小胁于强臣”，“天下虽未被其恩，咸归心焉”。
　　区别二：宗室力量强。后人在总结秦帝国二世而亡的教训的时候常常归因于未实行分封制。比如贾谊就说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应当“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而司马迁也支持他的说法。在这里我们不去管这种观点对不对，但是这个观点起码反映了秦帝国宗室的力量很弱的现实。而汉朝则不同，宗室力量非常强大，最初甚至弄出了一个七国之乱。即便是后来不断弱化诸侯国的势力之后，刘氏宗室的力量仍然很强。在汉献帝初期，至少有四个实力很强的刘氏宗室，益州的刘焉，荆州的刘表，幽州的刘虞和扬州的刘繇。除了这四位，还有一个刘备后来居上。这些宗室势力的存在，巩固了汉帝国的基础。
　　区别三：汉未失“鹿”。在《史记-淮阴侯列传》里引述了蒯通的一段话，话中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之语。于是就有了“秦失其鹿”、“逐鹿中原”这样的成语。这个“鹿”是什么意思呢？上百度一查，很多人解释为“帝位”。这个说法是不对的。“鹿”是指统治权，而统治权来源于被人们认可的暴力。光有暴力，不行；还得人们认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得民心者得天下”。“秦失其鹿”，事实上是失去了人们对其暴力的认可。而这种情况在东汉末年是不存在的，汉献帝为首的汉朝政府依然是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合法的暴力机器。一大批士人依然忠于汉室。比如曹操的首席谋士荀彧，他就是个拥汉派。当他发现曹操想要取汉献帝而代之的时候，就站出来反对，最终不明不白地死了。
　　由于这三个区别，所以当时任何人都不能像反秦那样公然反对以汉献帝为代表的汉朝政府，因此也就不可能自立为皇帝。袁术的选择是一条死路。
　　最后在周围所有割据势力的围追堵截之下，袁术的皇帝当不下去了。怎么办呢？想想袁绍好歹也是袁家人，于是就准备把帝号让给袁绍。他写信给袁绍说：“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卒强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民户百尤，以强则无与比大，论德则无与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已灭乎？”从这段话里，我们还是能看出来这位袁家公子对形势的判断仍然有误，而且固执地认为袁家应该受命为王。真是悲剧啊！
　　袁术脑子不太清楚，袁绍的想法是怎么样呢？当他最初另立皇帝的计划破产之后，他是怎么做的呢？袁绍毕竟比袁术脑子清醒一点，当他看到袁术的惨状以后，绝对不会步袁术的后尘。所以史书上的记载是“阴然之”，心里认同但嘴上不说。
　　对于现任皇帝的统治地位，只有承认和不承认两种选择。袁绍既然不愿步袁术的后尘，成为众矢之的，又不能找出另一个刘氏宗亲来当皇帝，那么他所能做的就只有承认现任皇帝汉献帝的统治。

于神马

回复 19 # 钟离长青 的帖子

正在发。麻烦把http://www.tquyi.com/thread-17052-1-1.html删了吧。有劳了。

于神马

回复 16 # 于神马 的帖子

我的错，那就在这里看吧。

于神马

回复 20 # jyzh1 的帖子

非常感谢！

于神马

　　不承认皇帝的统治，有废立、另立、自立三种选择；承认皇帝的统治，也不是只有一种选择。至少有两种：一是迎奉天子，“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奉天子以令不臣”，其实差不多；二是不迎奉天子，对皇帝敬而远之。
　　做出第一种选择的代表人物是曹操。对于曹操的这个选择很多人是大加赞赏的。比如易中天先生就说：“曹操的做法显然高明得多。他既不废立，也不另立，更不自立，而是把现任皇帝迎接到自己的根据地，客客气气地供奉起来。然后利用现任皇帝的旗号，以国家的名义号令天下，征讨四方。”
　　但是，如果以为只有曹操一个人迎奉了天子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曹操之前，即便抛开董卓不算，掌控汉献帝的大臣至少也有四五个。
　　汉献帝最早是被董卓拥立为皇帝的，因此一上台就是在董卓的控制之下。董卓受到关东义军的逼迫，觉得洛阳不安全，于是向西撤退，挟持汉献帝到了长安。汉献帝住在未央宫，身边没有任何忠于自己而又有实力的人物。一切都由董卓说了算。
　　如果汉献帝就一直这么被董卓控制着，恐怕生活还比较安定。可是，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夏四月，也就是到长安的第三年的夏天，司徒王允联合董卓的卫队长吕布发动了政变，把董卓干掉了。这件事情在《三国演义》里面大加渲染，虚构了一个后来被列为四大美人之一的貂蝉，说是王允施的计策。其实没那么回事。不过吕布与董卓的女人有一腿恐怕是事实，董卓因为一些小事大发雷霆，抓起兵器打吕布也是事实。所以，当王允找到吕布让他杀董卓的时候，吕布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
　　吕布在董卓上朝的路上，发动袭击，杀掉了董卓。这件事一传开，可谓大快人心，长安城里上上下下都相互道喜，“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董卓一死，朝中大权自然也就落在了王允的手里。我们完全可以说，此时王允奉天子以令诸侯。
　　王允和董卓不同，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小时候就被人称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十九岁进入政府工作，成为扫除本地恶霸的急先锋。后来又被三公同时征召，进入中央工作。黄巾军起义后，王允被选派为豫州刺史，镇压黄巾起义。何进掌权以后，又回京任职。在董卓手下，官至司徒，总揽内政。
　　从王允的从政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既当过地方掌官，又在中央高层任过实职，久经官场、政治经验十分丰富的人。该硬的时候，他非常强硬，完全将生死置之度外。比如，灵帝时，王允发现宦官头子张让与黄巾军有联系，立即加以弹劾，结果没有告倒张让，反被张让打击报复，差点没命。该软的时候，他又非常有策略。董卓掌权以后，他“矫情屈意，每相承附”，最后拉拢吕布将董卓除掉。
　　就是这样一位很有政治经验的人却没有能够稳定住局面，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混乱。董卓死后不到两个月，董卓的部下李傕、郭汜率兵攻陷长安，王允等人被杀，吕布逃走。汉献帝刚出了董卓的虎口，又落入狼群之中。
　　王允为什么这么快就失败呢？易中天先生认为：“胜利之后的王允也犯了和袁绍相同的错误，那就是大开杀戒”，“打击一大片”，“这就逼得董卓的旧部铤而走险，杀回长安。”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事实上，王允没有杀多少人，王允也不可能大开杀戒。因为他自己本人就是董卓的亲信，董卓对他是推心置腹，“不生乖疑”，“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在外人看来，王允可以说就是董卓集团的二把手。大家想想看，王允他凭什么对其他依附于董卓的人大开杀戒？所以，董卓死后，王允杀的主要是董卓的家人，除此之外史书上有记载的也就是杀了一个蔡邕。
　　蔡邕之死，绝对是个冤案。据说，蔡邕之所以会被杀，是因为听说董卓死了，没有欢呼鹊跃，反而“有叹惜之音”。王允当时也在场，一下子就火了，说：“卓，国之大贼，杀主残臣，天地所不佑，人神所同疾。君为王臣，世受汉恩，国主危难，曾不倒戈，卓受天诛，而更嗟痛乎？”马上叫人把蔡邕抓了起来。当时很多人替蔡邕求情，可王允就是不答应，还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并受谤议。”最后把蔡邕给杀掉了。
　　蔡邕是不是叹惜了，是不确定的。裴松之就认为这不可能是事实。他指出：“蔡邕虽为卓所亲任，情必不党。宁不知卓之奸凶，为天下所毒，闻其死亡，理无叹惜。纵复令然，不应反言于王允之坐。”蔡邕在王允面前对董卓的死表示惋惜，这的确不合逻辑。那么，王允为什么要杀蔡邕呢？柏杨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思路。
　　柏杨先生说：“王允坚持非杀蔡邕不可，他说的那些理由，至堪玩味。如果因为蔡邕侍奉过董卓，王允也侍奉过董卓。如果因为蔡邕受到董卓亲信倚重，王允也同样受到董卓亲信倚重。如果因为蔡邕是董卓所征召，王允也是董卓所擢升。仅只因一声惊叹，罪何至死？只有两种解释是合理的，一是王允妒忌蔡邕史学上的成就，另一是王允本属于董卓的摇尾系统，他如果不把董卓的马屁拍得舒舒服服，董卓焉能把中央大权全部托付，其中一些丑态毕露的行为，蔡邕可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王允不得不预防蔡邕泄露他的底细。他抨击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谤书’，充分显示出他恐惧什么——恐惧蔡邕的‘谤书’。”
　　到底王允为什么坚持杀掉蔡邕，真相恐怕已不可考证。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王允在对待董卓的手下时，并没有像易中天先生所说的那样举起屠刀，“逼得董卓的旧部铤而走险”。相反，当吕布提出“尽杀董卓部曲”时，王允的回答是：“此辈无罪，不可。”
　　那么，王允为什么会失败呢？
　　在我看来，王允失败的根源在于他瞧不起军人。如果我们再追问一句王允为什么会轻视这些军人呢？我想，这与王允的出身有很大关系。王允出身于山西太原望族王氏，是士族人物。在他的身上已经体现出士族重视门第，不把寒门放在眼里的特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举个例子。比如吕布，勇冠三军，被当时人称为“飞将”。用陈寿的话说，虽然此人“无英奇之略”，但是“有虓虎之勇”。因此，他的几位领导都十分器重他。在丁原那里，吕布“大见亲待”，“见信于原”；在董卓那里，董卓“以布为骑督尉，甚爱信之，誓为父子”。到了王允这儿，待遇大不相同了。王允“素轻布”，没把他当成多了不起的人物，“以剑客遇之”。结果，吕布“既失意望，渐不相平”，心里老大个不乐意。对吕布这种在诛董卓的过程中立下大功的猛将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对于其他将领王允是个什么态度。
　　对军人的轻视就导致王允没有把如何安抚董卓的部下当作最重要的事情来做，他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然也就不会想着去了解这些人会怎么想、怎么做。于是，就一错再错，进而三错，最终身死人手。
　　他犯了哪几个错误呢？
　　第一个错误，不发赦令。
　　诛杀了董卓之后，包括吕布在内的很多人就提出来要发赦令赦免董卓的手下。王允想来想去，没同意。他说：“此辈无罪，从其主耳。今若名为恶逆而特赦之，适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这话就是说，这些人本来就没罪，我为什么要赦免他们？如果我赦免他们，那就意味着认定他们有罪，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这个说法从法理上讲是站得住脚的。所谓赦免，是免除刑罚，不是宣判无罪。既然无罪，就不必赦免。而且根据现代法理精神，在没有被法院宣判有罪之前，都是无罪的。王允恐怕也有类似的思想。在他看来，政府没有说你们有罪，你们就无罪。
　　可是王允忽略了一条，以李傕、郭汜等人为首的这帮凉州兵不是法律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不懂什么叫有罪，什么叫无罪，他们也不在乎有罪没罪，他们在乎的是会不会受到刑罚。而只要你一天不明确表示不处罚他们，他们就一天放不下心来。
　　如果光是不发赦令，也还罢了。只要一切如故，时间一长，李傕等人也就放松下来了。可是，没等他们悬着的心落下来，王允又犯了第二个错误：解散他们的军队。
　　王允是太不了解军阀了，他或许以为解除这些将领的兵权，不过就是调动一下职务，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哪里知道，军队是军阀们的命根子，解散军队对于军阀而言几乎就等于要他们的命。我们不必找太远的例子，就说董卓。前面提到了董卓在和皇甫嵩共事的时候曾经闹过别扭，其中一件最激烈的争斗就是围绕着军权而展开的。当时，汉灵帝下诏让董卓把军队交给皇甫嵩，董卓居然不理会皇帝的圣旨和指责，就是不交兵权。李傕他们本来心里有总担心政府要杀自己，现在下令解除他们的兵权，他们能不一下子跳起来吗？
　　王允身边也不是一个了解军阀的人都没有，当时就有人指出：“今若一旦解兵，则必人人自危。”建议王允以皇甫嵩为将军，把董卓留下的这支军队给管起来，暂时驻扎在陕县（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当时李傕等人就驻扎于此），等以后再慢慢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正确的意见没有得到王允的同意。这倒不是因为王允担心皇甫嵩不忠心或者没有能力安抚这支军队，而是因为王允认定安抚这支军队是个小问题。他说：“今若距险屯陕，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甚不可也。”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在王允看来，这支董卓留下来的军队不如关东诸侯重要。
　　由于王允既不发布赦令，又要解除这些人的兵权，结果董卓原先手下的其他军队将领，也人人自危。在他们看来，“今日解兵，明日当复为鱼肉矣”，于是“皆拥兵自守”。最终，李傕和郭汜统率的这支被王允所忽视的军队，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况下，悍然发动了叛乱，直扑长安而来。
　　面对扑面而来的叛军，王允犯了第三个错误：激化矛盾。
　　当李傕和郭汜的叛军向长安扑来的时候，王允是可以用和平的手段化解这场危机的。因为李傕等人不过是为了保命而作困兽之斗，根本就不是真的想控制朝庭。如果不是贾诩劝阻，他们很可能就放弃军队逃回老家了。贾诩是个能人，陈寿说他“算无遗策，经达权变”，可以与张良、陈平相媲美。他指出：现在解散部队回老家去，只要一个小小的亭长就能把我们抓了、杀了，倒不如打到长安去。打赢了，“奉国家以征天下”，成为虎视天下的霸主；打输了，再逃也不晚。事后贾诩自己也承认这只是“救命之计”。如果王允认识到这一点，也许只要一纸赦令，就能平息这次叛乱。
　　即使不下赦令，你派人去好好安抚一下，把误会解释清楚也行啊。大家听听王允是怎么跟派去的人说的。王允知道胡文才、杨整修两位是凉州德高望重的人物，于是派他们去解释一下。这个人选没问题，可是对这两位王允也没给好脸色（他一贯看不起他们），而且说：“关东鼠子，欲何为邪？卿往呼之！”这个态度怎么能化解矛盾？胡文才、杨整修估计在王允这儿闹了一肚子火，不但不做解释工作，而且还鼓励李傕造反，甚至可能还做了一些动员工作。结果，李傕、郭汜从最初一支几千人的小部队，一下子就聚集成了十万人的大军。
　　最后王允自食恶果，全族被杀。皇帝落入了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人的手里。
　　由于李傕、郭汜以及后来加入进来的樊稠、张济等人本来是为了自己活命而发动叛乱的，一旦攻入长安，他们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把王允等人杀掉以后，就开始胡作非为。原来这些人都是董卓的部下，董卓在的时候，董卓是老大，一切董卓说了算。现在董卓死了，内部没有公认的领袖；共同的敌人王允被杀了，关东义军也散了摊子，外部没有共同的敌人。这个集团自然也就分裂了。
　　第二年，李傕刺杀了樊稠，这就让郭汜等人更紧张了。终于，双方演出了一场“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的闹剧。
　　怎么回事呢？李傕杀了樊稠以后，其他将领都紧张起来了，害怕自己成为第二个樊稠。尤其紧张的是郭汜。这其中还有个故事。原先郭汜和李傕两人关系不错，李傕经常请郭汜到家里吃饭，有的时候，酒喝多了就留宿在李傕家。郭汜的老婆对此很不满，于是就跟做了个局，诬陷李傕对郭汜下毒，而且对郭汜说：“一栖不二雄，我固疑将军之信李公也。”从中挑拨离间。最终这两位凉州军的统帅带着自己的部队在长安打起来了。
　　郭汜想请皇帝到他那儿去，作为自己的后盾。李傕发现了之后，抢先一步，派人直接把皇宫一围，把皇帝和大臣们全弄他的军营中去了。皇帝到了李傕那儿以后，就派太尉杨彪与司空张喜等一班大臣前往郭汜营中，让郭汜别闹了，与李傕和平相处。郭汜不干，反而把杨彪、张喜等人给扣了起来。结果一边挟持着皇帝，一边绑架着大臣，双方就这么打了几个月的仗。
　　怎么回事呢？李傕杀了樊稠以后，其他将领都紧张起来了，害怕自己成为第二个樊稠。尤其紧张的是郭汜。这其中还有个故事。原先郭汜和李傕两人关系不错，李傕经常请郭汜到家里吃饭，有的时候，酒喝多了就留宿在李傕家。郭汜的老婆对此很不满，于是就跟做了个局，诬陷李傕对郭汜下毒，而且对郭汜说：“一栖不二雄，我固疑将军之信李公也。”从中挑拨离间。最终这两位凉州军的统帅带着自己的部队在长安打起来了。
　　郭汜想请皇帝到他那儿去，作为自己的后盾。李傕发现了之后，抢先一步，派人直接把皇宫一围，把皇帝和大臣们全弄他的军营中去了。皇帝到了李傕那儿以后，就派太尉杨彪与司空张喜等一班大臣前往郭汜营中，让郭汜别闹了，与李傕和平相处。郭汜不干，反而把杨彪、张喜等人给扣了起来。结果一边挟持着皇帝，一边绑架着大臣，双方就这么打了几个月的仗。
　　不过无论是李傕还是郭汜，都是土匪头子一类的人物，没有政治头脑，也没有多大野心。他们把皇帝抓到手上不过是一时兴起，所以在张济的调解下讲和以后，也都没真把皇帝当回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答应了汉献帝的请求，让他带着百官回洛阳。
　　皇帝和百官还没到洛阳，李傕和郭汜两位又后悔了，带着兵从后面追了上来。这个时候，皇帝身边有董承、杨奉等几位，也是凉州军团的将领，只是没有李傕和郭汜势力大。他们既然把皇帝抓到手里，当然也就不愿意再还给李傕和郭汜。一通混战之后，杨奉和董承等人带着皇帝、皇后等少数人逃过了黄河，百官宫女都被李傕、郭汜给俘虏了。后来还是托人找关系、走后门，李傕、郭汜才把百官和部分宫女给放了，还归还了一些器物。
　　长安由于李傕、郭汜的混战，已经成为一片废墟，而洛阳可能还不如长安。当初董卓在离开洛阳的时候，实行了焦土政策。所以，到了洛阳以后，皇帝和百官过得真叫苦，几乎和丐帮有一比。当时由于“宫室烧尽”，所以汉献帝先是住在老太监赵忠的宅子里，后来又搬到临时修复的南宫杨安殿，而“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司局级以下的官员全得自己出去挖野菜吃，饿死或者被乱兵杀死的也不是一个两个。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前来“奉天子”了。

于神马

　　当然，要把天子弄到自己手里也还是要花些功夫的。李傕和郭汜不是想抢都没抢着吗？曹操没有硬抢，而是成功地忽悠了皇帝身边的军阀头子杨奉。曹操写信给杨奉说洛阳没有粮食了，天子要暂时到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住一段时间。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得把当时的地理情况交待一下。当时皇帝在北边的洛阳。曹操的根据地在南边的许县（今河南许昌）。杨奉的军队驻扎在梁县（今河南省汝州市），正好挡在曹操和皇帝之间，而鲁阳则在梁县的南边一点点的地方。于是，让皇帝到鲁阳就能够越过杨奉的驻地，但又因为距离杨奉所在的梁县很近，不会引起杨奉警觉。
　　结果，汉献帝一过了杨奉的防区，就直接奔了曹操的许县。等杨奉发现，再追，已经晚了。就这样，曹操把皇帝弄到了手。而且这弄到手，就再也没让他离开自己的控制范围。虽然后来袁绍曾经借口许县低湿、洛阳残破，要求曹操把皇帝迁到离自己较近鄄城（今山东省鄄城县）；孙策也曾经有过趁曹操不备偷袭许县，劫夺天子的打算。但是，最终都没能变成现实。而曹操也由于有了皇帝这张王牌，“收河南地，关中皆附”。当诸葛亮在为刘备策划大业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此诚不可与争锋”。
　　当时皇帝只有一个，是不是迎奉天子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呢？不然。也有选择第二条路，对皇帝敬而远之，而且做这样选择的不乏成就显著之人。
　　比如刘焉。
　　刘焉是刘氏宗室，历任雒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在汉灵帝时已是朝中重臣。他看到灵帝时朝政的混乱，对于中央政权已经失去了信心，而且担心留在中央会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到时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住。
　　于是，他就向汉灵帝建议选一些有能力、有名望的重臣到地方上去任各州的州牧，而自己就请求到交阯去任职。交阯就是现在越南北部一带，在当时算是鸟不拉屎的地方，刘焉居然主动要求到那儿去。可见他离开京城的愿望有多强烈。之所以选择一个这么远的地方，显然是觉得中原也不安全，能躲多远躲多远。
　　不过，刘焉最终并没有到交阯去，他改主意了。有一个叫董扶的人对刘焉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刘焉于是就转而要求到益州去当州牧。益州包括现在的四川、重庆、陕西汉中、贵州、云南这一带。当时的益州刺史郤俭横征暴敛民怨很大，中央对他也有意见。于是也就同意了刘焉的建议，派刘焉就到益州担任益州牧，同时让他把郤俭治罪。
　　刘焉带着皇帝的诏书出发了，但是还没等他到益州，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益州暴发了农民起义。马相、赵祗等人在绵竹“合聚疲役之民”，拉起了一支数千人的起义军，也号称是黄巾军。起义一发动，就杀掉了绵竹的地方长官绵竹令李升。攻陷了绵竹城之后，起义军接着又攻陷了雒县，把郤俭给杀了。然后，又接连攻陷了蜀郡和犍为郡，“旬月之间，破坏三郡”。
　　马相、赵祗等人领导的这次农民起义虽然来势很猛，但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不久就被当地的地主武装给镇压下去了。这时，刘焉才得到进入益州。
　　刘焉到了益州以后，对于益州内部的事务，刘焉是软硬兼施，完全掌控了局势。在对于中央政府这方面，刘焉玩了一个小花招。他让张鲁在汉中建立政权，然后“断绝谷阁，杀害汉使”。张鲁是五斗米教的领袖，对外是一个独立的政权。所以，刘焉自己并不算犯上作乱，他向中央上书说：“米贼断道，不得复通。”将一切责任全推到了张鲁身上。这样一来，他就成了益州的土皇帝，至于中央是汉灵帝、汉少帝还是汉献帝，掌权的是何进、董卓还是曹操，跟他都没关系。所以，当天下群雄借董卓擅自废立皇帝而兴起义兵的时候，刘焉也没有参与，“不与天下讨董卓，保州自守”而已。
　　一直到刘备入蜀，益州一直在刘焉和他儿子刘璋的控制之下，割据的时间也算是比较长的。
　　再比如公孙度。
　　公孙度在三国里面不能算作知名人士，远不如和他同姓的公孙瓒名气大。但是，事实上公孙度比公孙瓒混得好。
　　公孙度出生于辽东，家里也没有出过什么高官，是一个普通干部子女。不过很巧的是，他与玄菟（今沈阳、抚顺一带）太守公孙琙早夭的儿子同名同姓而且一样大。公孙琙见了他之后，觉得这简直就是我儿子，把一腔父爱都给了公孙度，认了他当干儿子，出钱供他读书，为他娶妻。
　　身份一变，仕途的大门也就打开了。不久之后，公孙度就当上了尚书郎，接着又成为冀州刺史。这些都发生在黄巾起义之前，这时的刺史和后来权倾一时的刺史不是一回事，只是一个普通的监察官，并不握有实权。
　　冀州刺史没当多久，公孙度就因为一些风言风语被免官了。一直到董卓掌权，公孙度才再次迎来政治上的春天。他的同乡好友徐荣在董卓手下当中郎将。经徐荣的推荐，公孙度当上了辽东太守。从此就成了辽东的土皇帝。在辽东只要敢和他作对的，全部屠杀得干干净净。
　　比如，当时有一个叫李敏的，当过河内太守，是辽东的知名人士。他对公孙度的所作所为非常反感，公孙度当然不会放过他。他走投无路之下，举家逃往海外。就是这样，公孙度也没放过他们家。挖了他们家的祖坟，“剖棺焚尸”，而且把没来得及逃走的李家宗族都给杀了。
　　对于中央政府，公孙度虽然没有公开反对皇帝，但仗着天高皇帝远，也没把皇帝放在眼里。他对手下人说：“汉朝就快完蛋了。我现在就是为你们当王当侯。”于是就自立为辽东侯。后来，曹操表公孙度为武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可公孙度根本不领情，说：“老子早就是辽东王了，永宁乡侯算什么东西？”
　　公孙度死后，传位给儿子公孙康。公孙康死后传位于弟弟公孙恭，公孙恭后来又传位给公孙康的儿子公孙渊。直到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这个割据政权才被消灭，前后历时整整五十年。
　　那么刘焉、公孙度他们为什么不去逐鹿中原呢？不去抢皇帝呢？有两个原因。
　　第一，没有野心。刘焉到益州为官的目的是什么？首先是避祸，其次是割据一方。如果他真想要在中原有所作为的话，他最初就不会想着去交阯。如果他没有割据一方的想法，他不会要求设立州牧这个职位，而且让自己来担任州牧。可见，他的想法就是当一个割据一方的山大王，而且他最后也当成了。你不能说这种想法就是错的。
　　第二，没有实力。最初没有野心的人多了，除了袁术，最早还真没几个想当皇帝的。曹操在《述志令》里面不也说自己最初也就想当个好地方官、好将军吗？刘焉入蜀的时候即使不是一个兵都没有，至少手下没有多少军队。后来在将南阳、关中一带逃难到益州的老百姓编为“东州军”之后才算是有了一点资本。但是，由于刘焉与益州本地人士有利益冲突，结果益州内部始终不稳定。刘焉始终将精力放在内耗上，放在怎么把益州牢牢地统治住上，东州兵还得用来防益州本地人。所以，刘焉集团的实力是很弱的，不可能对外扩张。公孙度就更不用说了，说破天也就控制着一个郡，拿什么争天下？
　　心和力缺一个都不行。当时和刘焉、公孙度做同样选择的人很多，比如刘繇、刘虞、刘表、陶谦、公孙瓒、刘备、孙策等等。建安元年之前，他们在心和力这两方面，至少缺上一样，所以只能选择敬天子而远之。
　　但也有既有野心又有实力但却没有迎奉天子的人。此人就是袁绍。
　　关于他和曹操的话题，我们下一章再讲。